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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创建若干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什么样的大学制度更有利于杰出人才培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呼吁出台“学校法”
今日中国：公开征求意见的“新教改方案”再次提出加大教育投入，2012年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你如何解释这个数字?
程方平：4％是一个集合的数字。我们一直在借鉴国外，其他国家的教育经费在4％左右，但它的经济发展是平稳的，有时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教育经费也很平稳。我们的经济则是在起飞。GDP上升的同时，4％的金额也在上升。经费不稳定，使用上就会有很多问题。一个国家教育经费的预算应该从“根”上算起，应该通过专家论证，把每一笔账算好后用制度和法律规定下来。我们现在是教育经费不够，政策又不够完善，所以出现乱收费，乱花钱的情况。如果按照社会议定的标准来算，可能是8％，也可能是7％。关键是如何定这个基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基准。
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学校法”，这很让人费解。学校究竟怎么办，到底该如何花钱，国外都有这部法。日本的学校法《教育六法全书》像字典一样，规定得特别细，所以那里没有教师和学校乱收费的情况。我们的改革首先要有法可依，有标准可以防止很多问题。比如在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美国、日本，学校领导不用为钱着急，一切经费都会有保障。我们现在是教师工资、学生人头虽然有一些标准，但是全国各地不一样。地方上，你有一个好的教学质量大家都给你钱，这个钱在其他国家是不允许收的，这样下去好的学校会越来越好，农村基层一些学校就会越来越差，这不利于教育公平。
在国外，欠债的校长会被弹劾
今日中国：欠债问题一直困扰着高校，有的二级学院甚至开始卖地，一些公立大学虽然负债累累，但是还没有退出机制，这些债务应该如何消化?
程方平：高校负债少的二三亿，多的几十亿，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国外，校长会被弹劾。而我们的负债人想的是，我负债政绩却可以保证，债务可以让后面人去还。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都不是我们这样用钱砸出来的，认为堆出几十个亿就能造出一所好大学，它们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有很多急功近利的东西，比如一所名牌学校，批它的时候，占地500亩，投资几千万，我们又没有给投资者一些政策上的优惠，那么谁会来投?要投的人一定是想把这笔钱赚回来，所以整个逻辑就有问题。
哈佛大学是360多年形成了现在的学校，我们想30年就赶上它，这绝对不可能。哈佛大学在360年中的磨合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科学都在逐渐进步，与它吻合。我们现在是经济高度发达，但是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所以就会有很多隐患。
教育部给大学的钱多数是项目经费，而不是常规经费，只占高校费用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少。这些大学要生存，就要拼命招生或者拉社会的钱。我们国家一直在追求高校的正规化，一些学校便有了空子可钻，比如那些卖地的二级学院。
改变的途径还是要靠立法，大学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应该提前考虑到它的风险，比如利率的变化，招生人数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应该有一定的预测。判断不准确，法人和他的团队就应该负责。谁违规就该处理谁，民办的制度设计不好，该垮台就垮台，公办的设计不好，也应该允许垮台。
今日中国；在普及大学教育方面，西方是一个什么路子?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程方平：其他国家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多是做短期大学，两年制，日本美国都是这个路子。美国叫作社区学院，等于是高教系统中一种基础性的学校，中低阶层的人可以在本地上学，既便宜，又可以跟本地结合，各方面利益都有。这些学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老百姓也出一点，有的地方企业也出钱，所以很容易在地方上办，甚至办到了县一级。大学办在县一级和城乡结合部有很多优势，首先占地便宜，学生上学费用低，学费只有名牌公立大学的五分之一，私利大学的十分之一，还可以开一些跟地方相关的专业，很容易得到地方支持。两年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到社会上工作，还有一部分到正规大学读三年级。名牌大学宽进严出，也在淘汰，它淘汰下来的位置，那些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可以补充进去。
在如何鼓励民办大学这一块，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它也是教育生态的一部分，生态就是不光有羊，没有狼，而是一个互补的机制。民办大学是一个资源，国家应该加以引导，比如原子弹这个项目，美国就是交给哈佛大学来做的，我们民办大学也可以有这样的考虑，比如汽车是吉林大学的强项，一些汽车项目可以交给它。
我倒是希望看到新东方这样有一定经济实力又相对独立的机构来办大学，如果它的设计和理念比较好，可能会办出特色，因为它更加独立。办一所中小学做出成绩要10年，办一所大学要20—30年。哈佛当年办学的时候没想到要办成世界名校，第一年才召到20多个学生。第二年就被勒令停办。换了一任校长，慢慢才发展起来。一所私立大学如何能称之为“国家大学”?对于私立大学消失了数十年，才刚刚开始恢复的中国，这似乎是一件很费解的事。在许多国人的意识中，私立学校似乎还是游离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类”，与国有大学是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和竞争对手。对于一个以“科教兴国”为立国之本，而且兴办教育的国力还不十分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思想意识极为有害。哈佛是私立学校，但是美国人一直把哈佛当作国家大学的象征，我们的发展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开放。
政府的事可以交给法律来管
今日中国：近年来，中国高校一直被扩招后遗症、教育质量滑坡、行政化倾向、就业困境等问题困扰，会诊的人很多，结论千差万别，这些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程方平：高校的问题不像义务教育，主要问题集中在学生和教师这一环节上，所以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任何一个改革都会引起动荡，比如北京大学人事方面的改革，不允许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这其实是好事，避免近亲繁殖，但在中国，就变得复杂。一个制度落实下来，僵化了，积极的东西就会减少。一个学校究竟该不该留自己的学生，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决策权应该是学校领导、学校学术组织的领导、甚至学生家长、毕业生等对学校负责的一个团体来做。在中国，这方面的改革还远远不到位。改革受到行政和体制方面的制约，有人说只要教授治校就行了，那么教授凭什么治校?还有人提倡校长治校，我认为这些都有缺陷，应该是一个和该校发展有关联的机构比如校务委员会来做这些事情。国外的一些大学比如哈佛、斯坦福、剑桥等，都是由很多机构一起协商的，就像立法一 样。哈佛大学的自身管理，与其他美国私立大学形式上大体相同。其校务领导机构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和校务监督委员会。前者负责大学的财务和校务管理，董事会成员包括一名正校长、五名副校长、一名附属学院的院长、一名会计和一名秘书。后者由30名成员组成，其成员多选自毕业的校友，主要负责定期举行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大学的重要活动。在两者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和其相互促进的支持下，哈佛的运行机制是正常和良性的，而不是靠对校长的人品押宝。从特定的角度说，这种形式的管理是最适合现代大学管理理念的，也是哈佛发展历久弥新的重要保证之一。
我们国家的立法过去行政的力量太大，现在社会立法是大家一起来协商，与大家的责权利匹配，使大家都接受，这个法就会落实下来，执行起来也方便。大学其实也是这样，大学的利益群体——教师、学生、管理者，包括它的毕业生都会为这个学校的利好出谋划策，同时又代表各方面的利益，我们的制度如果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发展目标，有制度保障，又有监督的体系，会比现在好得多。
今日中国：随着“新教改方案”的出台，“去行政化”成了高校改革的第一话题，在现有的体制下，已经形成的行政化倾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
程方平：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过于行政化对于高校是一个很大的制约，教育本身有它的规律。教育部应该给高校松一松绑，让它们像企业一样，可以做一些探讨，来应对风险，如果政府管得太多，高校的决策者就会把很多问题甩给政府。
法律的确定对所有人来说是公平的，只要法律制定适当，只要评估和监督跟上，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氛围。一个法律就像我们体育运动一样，把法规定好后，你在你的跑道里可以跑得最快，因为不受别人的影响，有人过来就会违法，法律在那儿，谁违法就制裁谁。在我们国家，真正提到依法治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十多年健全法律的时间还太短，但是下一步，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应该建立起秩序。这个秩序是有严肃的科学法律来规范的，让大家发展，而不是束缚。政府的一些事可以交给法律来管，鼓励大家去探索，政府可以支持，不用直接参与。比如民办学校，政府的愿望是每一个人受教育，那么民办教育起码要有人头费的支持，政府的一些职业培训也可以放到民间，风险不在政府这里，而在市场和企业这块儿。政府可以加以引导，想发展什么，政府有一些导向，这样的社会生态就比较好，也更适合教育发展。
今日中国：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关于《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债务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扩招，你怎么看?
程方平：在花钱上，高校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扩招，还有贪污腐化的问题，铺张的问题。一个大屋檐花掉好几千万，只要一个效果；一个场地弄一些罗马柱花出5000万，世界上有品位的大学不这么干。北京大学最有影响的是有两个狮子、毛主席题写校名的小西门，很简单但是经久耐看，也很有影响。清华的校门比现在很多大学的校门简陋多了，但是大家也都印象深刻。日本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都是类似北大这样的门，我们现在是学问没搞上去，但是虚浮的东西却造了出来。
日本如果要给学校配备计算机，预算下来，如果有些学校得不到，那么这个政策就不会下推。我们一直说教育均衡发展，如果做不到这样，不能算均衡发展。
我们总是追求正规化，一正规化就会鼓励公立大学，这个风险就回到了政府这里。权力拉过来，缺少监督，那么风险也会跟过来，如果我们更放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政府的风险会减少。
中国大学有自己的传统
今日中国：同国外的高校比，我们的教学和管理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程方平：中国的大学三大功能——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最基本的教学功能都在弱化，所以培养出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中国大学现在有三个倾向，一是上名牌大学为了出国，二是，上名牌大学为了考研。三是，高校教育目前有一个去职业化的倾向，学生大学毕业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分别来讲，第一个为了出国，一所大学为了别人的大学做准备，那么这所大学没有自我。第二个为了考研，等于是为更高级的学业作应试的准备，所以本科这四年也没有自我。我们把高学历看成是评价人才的标准，博士或博士后意味着会对国家做更多贡献，但是能力如何，没有过多评价。第三个“去职业化”，在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而我们非常严重。大家都对职业没有感觉，现在为了一个公务员可以几百甚至上千人争，当初我们毕业时不是这样，说明行政的权力比过去大了。国外的学生上大学后基本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就业，小学六年级开始，他们就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我们却是几百万大学生都等着国家安排就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说明大学本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本体受到扭曲。这是一个大问题。这跟舆论的导向，跟我们对人才需求的导向都有关系。
我们看到了国外高校的优势，但是中国的高校有哪些优势?起码我们在研究本国问题上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其实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宋代出现的书院。中国的书院影响政治、学术、思想和科学的走向，在宋元明清几乎人口稠密的地方都有。这个传统是我们不同于西方的。如果按照哈佛去学，我们永远赶不上哈佛，因为我们100年，人家360年。不仅是学术赶不上，政治、法律、文化、社会舆论这种协调程度上也赶不上。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大学传统吸收过来，嫁接在我们的“赶超”上面，我们可能会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有一个跟他们不同的传统。一些地方，比如湖南长沙、孔子的家乡等已经开始在做了。发展中国的大学不能只学西方传统，我们也应该注重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其他国家没有，而在我们国家有着很深的社会和学术基础。
呼吁出台“学校法”
今日中国：公开征求意见的“新教改方案”再次提出加大教育投入，2012年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你如何解释这个数字?
程方平：4％是一个集合的数字。我们一直在借鉴国外，其他国家的教育经费在4％左右，但它的经济发展是平稳的，有时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教育经费也很平稳。我们的经济则是在起飞。GDP上升的同时，4％的金额也在上升。经费不稳定，使用上就会有很多问题。一个国家教育经费的预算应该从“根”上算起，应该通过专家论证，把每一笔账算好后用制度和法律规定下来。我们现在是教育经费不够，政策又不够完善，所以出现乱收费，乱花钱的情况。如果按照社会议定的标准来算，可能是8％，也可能是7％。关键是如何定这个基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基准。
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学校法”，这很让人费解。学校究竟怎么办，到底该如何花钱，国外都有这部法。日本的学校法《教育六法全书》像字典一样，规定得特别细，所以那里没有教师和学校乱收费的情况。我们的改革首先要有法可依，有标准可以防止很多问题。比如在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美国、日本，学校领导不用为钱着急，一切经费都会有保障。我们现在是教师工资、学生人头虽然有一些标准，但是全国各地不一样。地方上，你有一个好的教学质量大家都给你钱，这个钱在其他国家是不允许收的，这样下去好的学校会越来越好，农村基层一些学校就会越来越差，这不利于教育公平。
在国外，欠债的校长会被弹劾
今日中国：欠债问题一直困扰着高校，有的二级学院甚至开始卖地，一些公立大学虽然负债累累，但是还没有退出机制，这些债务应该如何消化?
程方平：高校负债少的二三亿，多的几十亿，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国外，校长会被弹劾。而我们的负债人想的是，我负债政绩却可以保证，债务可以让后面人去还。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都不是我们这样用钱砸出来的，认为堆出几十个亿就能造出一所好大学，它们都是慢慢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有很多急功近利的东西，比如一所名牌学校，批它的时候，占地500亩，投资几千万，我们又没有给投资者一些政策上的优惠，那么谁会来投?要投的人一定是想把这笔钱赚回来，所以整个逻辑就有问题。
哈佛大学是360多年形成了现在的学校，我们想30年就赶上它，这绝对不可能。哈佛大学在360年中的磨合是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科学都在逐渐进步，与它吻合。我们现在是经济高度发达，但是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所以就会有很多隐患。
教育部给大学的钱多数是项目经费，而不是常规经费，只占高校费用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少。这些大学要生存，就要拼命招生或者拉社会的钱。我们国家一直在追求高校的正规化，一些学校便有了空子可钻，比如那些卖地的二级学院。
改变的途径还是要靠立法，大学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应该提前考虑到它的风险，比如利率的变化，招生人数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应该有一定的预测。判断不准确，法人和他的团队就应该负责。谁违规就该处理谁，民办的制度设计不好，该垮台就垮台，公办的设计不好，也应该允许垮台。
今日中国；在普及大学教育方面，西方是一个什么路子?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程方平：其他国家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候，多是做短期大学，两年制，日本美国都是这个路子。美国叫作社区学院，等于是高教系统中一种基础性的学校，中低阶层的人可以在本地上学，既便宜，又可以跟本地结合，各方面利益都有。这些学院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老百姓也出一点，有的地方企业也出钱，所以很容易在地方上办，甚至办到了县一级。大学办在县一级和城乡结合部有很多优势，首先占地便宜，学生上学费用低，学费只有名牌公立大学的五分之一，私利大学的十分之一，还可以开一些跟地方相关的专业，很容易得到地方支持。两年毕业后，一部分学生到社会上工作，还有一部分到正规大学读三年级。名牌大学宽进严出，也在淘汰，它淘汰下来的位置，那些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可以补充进去。
在如何鼓励民办大学这一块，国家应该进一步放开，它也是教育生态的一部分，生态就是不光有羊，没有狼，而是一个互补的机制。民办大学是一个资源，国家应该加以引导，比如原子弹这个项目，美国就是交给哈佛大学来做的，我们民办大学也可以有这样的考虑，比如汽车是吉林大学的强项，一些汽车项目可以交给它。
我倒是希望看到新东方这样有一定经济实力又相对独立的机构来办大学，如果它的设计和理念比较好，可能会办出特色，因为它更加独立。办一所中小学做出成绩要10年，办一所大学要20—30年。哈佛当年办学的时候没想到要办成世界名校，第一年才召到20多个学生。第二年就被勒令停办。换了一任校长，慢慢才发展起来。一所私立大学如何能称之为“国家大学”?对于私立大学消失了数十年，才刚刚开始恢复的中国，这似乎是一件很费解的事。在许多国人的意识中，私立学校似乎还是游离于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类”，与国有大学是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和竞争对手。对于一个以“科教兴国”为立国之本，而且兴办教育的国力还不十分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思想意识极为有害。哈佛是私立学校，但是美国人一直把哈佛当作国家大学的象征，我们的发展思路还有待进一步开放。
政府的事可以交给法律来管
今日中国：近年来，中国高校一直被扩招后遗症、教育质量滑坡、行政化倾向、就业困境等问题困扰，会诊的人很多，结论千差万别，这些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程方平：高校的问题不像义务教育，主要问题集中在学生和教师这一环节上，所以比较多也比较复杂。
任何一个改革都会引起动荡，比如北京大学人事方面的改革，不允许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这其实是好事，避免近亲繁殖，但在中国，就变得复杂。一个制度落实下来，僵化了，积极的东西就会减少。一个学校究竟该不该留自己的学生，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决策权应该是学校领导、学校学术组织的领导、甚至学生家长、毕业生等对学校负责的一个团体来做。在中国，这方面的改革还远远不到位。改革受到行政和体制方面的制约，有人说只要教授治校就行了，那么教授凭什么治校?还有人提倡校长治校，我认为这些都有缺陷，应该是一个和该校发展有关联的机构比如校务委员会来做这些事情。国外的一些大学比如哈佛、斯坦福、剑桥等，都是由很多机构一起协商的，就像立法一 样。哈佛大学的自身管理，与其他美国私立大学形式上大体相同。其校务领导机构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和校务监督委员会。前者负责大学的财务和校务管理，董事会成员包括一名正校长、五名副校长、一名附属学院的院长、一名会计和一名秘书。后者由30名成员组成，其成员多选自毕业的校友，主要负责定期举行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大学的重要活动。在两者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和其相互促进的支持下，哈佛的运行机制是正常和良性的，而不是靠对校长的人品押宝。从特定的角度说，这种形式的管理是最适合现代大学管理理念的，也是哈佛发展历久弥新的重要保证之一。
我们国家的立法过去行政的力量太大，现在社会立法是大家一起来协商，与大家的责权利匹配，使大家都接受，这个法就会落实下来，执行起来也方便。大学其实也是这样，大学的利益群体——教师、学生、管理者，包括它的毕业生都会为这个学校的利好出谋划策，同时又代表各方面的利益，我们的制度如果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发展目标，有制度保障，又有监督的体系，会比现在好得多。
今日中国：随着“新教改方案”的出台，“去行政化”成了高校改革的第一话题，在现有的体制下，已经形成的行政化倾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改变?
程方平：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过于行政化对于高校是一个很大的制约，教育本身有它的规律。教育部应该给高校松一松绑，让它们像企业一样，可以做一些探讨，来应对风险，如果政府管得太多，高校的决策者就会把很多问题甩给政府。
法律的确定对所有人来说是公平的，只要法律制定适当，只要评估和监督跟上，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氛围。一个法律就像我们体育运动一样，把法规定好后，你在你的跑道里可以跑得最快，因为不受别人的影响，有人过来就会违法，法律在那儿，谁违法就制裁谁。在我们国家，真正提到依法治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十多年健全法律的时间还太短，但是下一步，在未来十年的时间里，应该建立起秩序。这个秩序是有严肃的科学法律来规范的，让大家发展，而不是束缚。政府的一些事可以交给法律来管，鼓励大家去探索，政府可以支持，不用直接参与。比如民办学校，政府的愿望是每一个人受教育，那么民办教育起码要有人头费的支持，政府的一些职业培训也可以放到民间，风险不在政府这里，而在市场和企业这块儿。政府可以加以引导，想发展什么，政府有一些导向，这样的社会生态就比较好，也更适合教育发展。
今日中国：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关于《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债务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扩招，你怎么看?
程方平：在花钱上，高校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扩招，还有贪污腐化的问题，铺张的问题。一个大屋檐花掉好几千万，只要一个效果；一个场地弄一些罗马柱花出5000万，世界上有品位的大学不这么干。北京大学最有影响的是有两个狮子、毛主席题写校名的小西门，很简单但是经久耐看，也很有影响。清华的校门比现在很多大学的校门简陋多了，但是大家也都印象深刻。日本的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都是类似北大这样的门，我们现在是学问没搞上去，但是虚浮的东西却造了出来。
日本如果要给学校配备计算机，预算下来，如果有些学校得不到，那么这个政策就不会下推。我们一直说教育均衡发展，如果做不到这样，不能算均衡发展。
我们总是追求正规化，一正规化就会鼓励公立大学，这个风险就回到了政府这里。权力拉过来，缺少监督，那么风险也会跟过来，如果我们更放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政府的风险会减少。
中国大学有自己的传统
今日中国：同国外的高校比，我们的教学和管理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程方平：中国的大学三大功能——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这些最基本的教学功能都在弱化，所以培养出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中国大学现在有三个倾向，一是上名牌大学为了出国，二是，上名牌大学为了考研。三是，高校教育目前有一个去职业化的倾向，学生大学毕业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分别来讲，第一个为了出国，一所大学为了别人的大学做准备，那么这所大学没有自我。第二个为了考研，等于是为更高级的学业作应试的准备，所以本科这四年也没有自我。我们把高学历看成是评价人才的标准，博士或博士后意味着会对国家做更多贡献，但是能力如何，没有过多评价。第三个“去职业化”，在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而我们非常严重。大家都对职业没有感觉，现在为了一个公务员可以几百甚至上千人争，当初我们毕业时不是这样，说明行政的权力比过去大了。国外的学生上大学后基本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就业，小学六年级开始，他们就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我们却是几百万大学生都等着国家安排就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说明大学本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本体受到扭曲。这是一个大问题。这跟舆论的导向，跟我们对人才需求的导向都有关系。
我们看到了国外高校的优势，但是中国的高校有哪些优势?起码我们在研究本国问题上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其实我们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宋代出现的书院。中国的书院影响政治、学术、思想和科学的走向，在宋元明清几乎人口稠密的地方都有。这个传统是我们不同于西方的。如果按照哈佛去学，我们永远赶不上哈佛，因为我们100年，人家360年。不仅是学术赶不上，政治、法律、文化、社会舆论这种协调程度上也赶不上。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大学传统吸收过来，嫁接在我们的“赶超”上面，我们可能会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有一个跟他们不同的传统。一些地方，比如湖南长沙、孔子的家乡等已经开始在做了。发展中国的大学不能只学西方传统，我们也应该注重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其他国家没有，而在我们国家有着很深的社会和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