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话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误读并用偏狭的理解来指导中学作文教学，以至作文题目过多过滥地指向“当下”的“生活”，包括“我”的“生活”，其结果会如何呢？曾宣伟的新著《人字作文法》（2012年7月，文心出版社出版）就列举出种种负面的事实。究其原因，正如曾老师所说，作文内容过多地指向当下的“生活世界”，“其必然忽视了学生阅读中获得的经验，限制了学生的联想和想象，限制了学生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而想象和创造正是写作最主要的特征。”作文过滥地指向“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题目学生无话可说。把没有感觉的东西写成有感觉，这又怎么可能不假不空，这又怎么可能有真情实感呢？”曾老师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关于写作的内容问题，孙绍振教授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作文教学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阅读“主体论”与写作“机械反映论”的哲学冲突。它造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指导思想的混乱，从而使作文教学陷入困境。孙教授认为那种“贴近生活说”会产生负面影响，会因偏狭的理解而导致主体感觉的钝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贴近自己说”。他认为，光讲“贴近生活”，就可能产生一种误解：以为生活是客观的，跟人的心灵有无关系是无所谓的，作文就是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去贴近它。这样做的结果，就算没有歪曲生活，大家写出来的都是一样的，而这恰恰是作文的大忌。作文是精神独创的结晶，没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独特的体验，就没有生命。当然也可以说，要真正贴近生活，必须贴近自我，贴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作文中，却是没有必要的，只有自己私有的、独享的、他人所没有的东西，才是值得你去写一写，去挖一挖。[2]
那么，孙教授的“贴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指的又是什么呢？语文教学界的老前辈叶圣陶先生实际上早就指出：“写作材料都是诸位生活里原有的，不是从生活以外去勉强找来的。换句话说，这些写作材料都是自己的经验。我们平时说话，从极简单的日常用语到极繁复的对于一些事情的推断和评论，都无非根据自己的经验。因为根据经验，说起来就头头是道，没有废话，没有瞎七搭八的无聊话。……作文原是说话的延续……顺着这个方向走去，是一条写作的平坦大路。”这就清楚地道出了写作内容与学生“经验”的关系。其实，对于“经验”，杜威也有明确的解释。他认为经验既不是纯客观的事物，也不是纯主观的东西，而是“有机体和环境的交互”。毫无疑问，学生的写作内容应源于他们的“经验”（当然，写作时根据表达的需要和目的，对主、客观可以有所侧重）。我们在设计学生的写作任务时，必须考虑学生与写作内容相关的经验，或者能使学生生成写作内容的背景经验。如果学生没有这些经验，强要学生写，那无论是考试还是平时的写作，都会失去意义。
由此可见，曾老师提出的问题的确切中时弊。他主张，“我们都是生活中的人，对于写作来说，缺少的并不是生活，而是你对生活的敏感度。没有敏感的心灵，即使置身于惊天动地的生活之中你也不会发现什么。”他的“敏感的心灵”指的就是作为写作内容的经验，既包括个体亲身经历的、感受的直接经验，也包括经由包括阅读等“工具”所获得的间接经验。我们的语文教师能不能从曾老师的“敏感心灵说”中悟出一点写作教学的灵感呢？
二
曾宣伟做过中学语文教师，也当过教研员，既了解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作文教学的“点”，也了解一个地区作文教学的“面”。因此，他能洞察当今作文教学片面强调“写生活世界”的弊端并有深切的体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他在《人字作文法》中借用“人”字鲜明、形象地表达了个人的作文理念：“人”字的一撇指向人的存在、性情、思维，这是潜在的、内隐的，这是教育的终极指向，当然也是作文教学的终极指向。“人”字的一捺指向作文本身的主题、样式、表達，这是以文本的形式显性存在的，是写作的能力表征。只有两者相互融合的作文教学才是完整的作文教学，否则，至少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仅意味着他的生命，而且还意味着他的生活的全部……。在存在论意义上，是因为精神的存在，把人的生存变成了“有意义”的“生活”，同时对“有意义”的“生活”进行文化认同、心灵归属与情感寄托，使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寻求、确认、归属的大千世界中。这一作文理念值得借鉴。
当下，写作的话题内容处在学生经验之外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主题先行，背离学生真实经验的写作不仅在我们写作教学中屡见不鲜，而且在大规模考试作文中也大行其道。例如，某年一省会城市中考作文题目是：“科技以人为本”“管理以人为本”“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仅在人们言谈中使用频率极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越来越受关注。请以“以人为本”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写出自己的关注与思考。这样的题目提供的话题偏大、偏空，看似理念先进，但与初中生的实际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有很大距离，在限定的时间内考生很难落笔。再如，2006年，全国某著名大学自主招生的作文题目是：模仿贪官污吏写600-700字检讨，要体现出其中的华而不实、雕琢堆砌、避重就轻和企图敷衍了事（注：该语文卷满分100分，作文占40分）。此题更加离谱。虽说想象力是智力的重要表现，但高中生刚刚过成人节，他们既没有当官（包括贪官）的经历，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阅读反贪作品和贪官材料。要说平时写检查，也无非是事关违反课堂纪律什么的。因此，不要说写，就是光看，这带有“四个要求”的贪官的检讨又有多少渠道能让学生见识？这是典型的假大空。
谁都知道，在日常的写作生活中，没有老师喜欢学生说假话，也没有学生愿意说假话；但学生事实上在说假话，教师事实上在鼓励学生说假话。这说明原本正常的写作生活、写作活动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为解决中小学写作教学中的种种问题，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包括新课标在内的连续的几个语文课程文件都大力倡导写“真情实感”。写真情实感固然值得提倡，但学生写不出真情实感的问题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目前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说明我们中小学作文教学“病”得不轻。导致这种作文病积重难返的原因，考试作文固然难辞其咎，但我们的一些语文老师是否也能从我们的教育宗旨出发认真总结一下教训。像曾老师那样，通过加强学生的精神力量，把人的生存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同时对“有意义”的“生活”进行文化认同、心灵归属与情感寄托，使学生在“意义”的寻求、体认中回归生活世界。 三
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一方面缺乏固定的、必学的知识内容，没有人人必须达到的、统一的听说读写的技能指标，而另一方面又要学生通过“个性化阅读”、“创造性解读”、有“创意” 的写作，乃至进行各种“创作”，弘扬“人文”，这就使得包括作文在内的语文课堂教学难以操作。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时代精神”的口号下，重“人文思想”的灌输，轻语文基本功的培养，已使部分教师实际上迷失了语文教学的根本。而曾老师坚信：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宗旨就是培养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也即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语文工具。只有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教育、人文熏陶等才能在语文课中真正落到实处。因此，他的《人字作文法》所提供的问题解决之道不仅仅是理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其中，“赋、比、兴”的写作技法和“引用、重组、建构”的语言教学值得尝试。
“赋、比、兴”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内涵。曾老师之所以强调“赋、比、兴”在写作教学中的运用，主要是要学习传统文化中的表現手法，尤其是汲取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的营养。“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在写作教学中，“赋”，既可以成为篇章的样式，也可以是章节的结构形式，主要突出文章表现形式上的一种“铺排”。“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卷》）曾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主要处理为表现手法，而不是具体的结构样式。“托物言志”、“以物喻情”、“以物喻人”、“以人喻物”、“以人喻人”等都是作文中“比”的常见表现方式。关于兴，宋代李仲蒙认为：“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朱熹认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曾老师在写作教学实践中，往往用来指“借景抒情”、“以景烘托”、“以景开篇和作结”、“以景作为线索”等。
“引用、重组、建构”是曾老师从学生的语言建构层面说的。“引用”主要是指充分运用阅读积累，根据主题的需要选择阅读积累中的材料丰富自己原有的语言积累。“重组”主要是指“引用”过程中的再创造，是根据主题的需要和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对现有语言的重新把握。它既打破了自己原有的语言定势，又不照搬所引用的语言材料。“建构”主要是指作者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能恰当运用自己的语言，使之充满个性色彩。当然“引用”和“重组”与“建构”并非壁垒分明，而是不断融合、逐步提升的。从教学实践层面看，“引用、重组、建构”侧重在写作策略维度。如果说强调学生“经验”主要是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那么“引用、重组、建构”则从语言层面力图解决“怎么写”（结构和形式）的问题。实践证明，曾老师的尝试是成功的，因为这符合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模仿——消化——吸收——创造。
曾老师的《人字作文法》不仅展示了他在作文教学中的改革与创新，也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尤其是对于作文观的启示。我们平日说的话和写的文章，包含话语形式（怎么说、怎么写）和话语内容（说什么、写什么）两个方面。所以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就是话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定的话语内容生成于一定的话语形式，一定的话语形式实现一定的话语内容。人们不是先有一个无形式的内容，然后在这内容之外去寻找一种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而是一定的形式才能使一定的内容成为现实存在。因此“说什么”生成于“怎么说”之中，“写什么” 生成于 “怎么写”之中。以往我们把着眼点放在 “说什么”“写什么”上，显然混淆语文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只有把立足点移到“怎么说”“怎么写”的话语形式，即思考语言文字是如何把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在作品中得以实现，才有可能学思同步。因为只有想清楚了（话语形式），才能说清楚、写清楚（话语内容）。当学生不能用话语形式恰当地表达他的话语内容时，这话语内容一定是外在于他的心灵的。或者说，当学生所写的内容外在于他的心灵时，他是无法找到恰当的形式加以表达的。以往我们要求学生写作时叙述要清楚，描写要形象，语言要生动等，强调的事实上都是 “正确的废话”。谁不想生动、形象、清楚？但怎么写才能做到叙述清楚，描写形象，语言生动，我们却缺乏具体指导，这是需要认真矫正的。
注：本文所引曾宣伟的文字，均摘自《人字作文法》。
参考文献
[1]潘新和，郑秉成.孙绍振语文教育观管窥[J].中学语文教学，2009（11）：73-76.
[2]叶圣陶.怎样写作[M].北京：中华书局，2007：46.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话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误读并用偏狭的理解来指导中学作文教学，以至作文题目过多过滥地指向“当下”的“生活”，包括“我”的“生活”，其结果会如何呢？曾宣伟的新著《人字作文法》（2012年7月，文心出版社出版）就列举出种种负面的事实。究其原因，正如曾老师所说，作文内容过多地指向当下的“生活世界”，“其必然忽视了学生阅读中获得的经验，限制了学生的联想和想象，限制了学生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而想象和创造正是写作最主要的特征。”作文过滥地指向“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题目学生无话可说。把没有感觉的东西写成有感觉，这又怎么可能不假不空，这又怎么可能有真情实感呢？”曾老师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关于写作的内容问题，孙绍振教授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作文教学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阅读“主体论”与写作“机械反映论”的哲学冲突。它造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指导思想的混乱，从而使作文教学陷入困境。孙教授认为那种“贴近生活说”会产生负面影响，会因偏狭的理解而导致主体感觉的钝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贴近自己说”。他认为，光讲“贴近生活”，就可能产生一种误解：以为生活是客观的，跟人的心灵有无关系是无所谓的，作文就是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去贴近它。这样做的结果，就算没有歪曲生活，大家写出来的都是一样的，而这恰恰是作文的大忌。作文是精神独创的结晶，没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任何人的、独特的体验，就没有生命。当然也可以说，要真正贴近生活，必须贴近自我，贴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作文中，却是没有必要的，只有自己私有的、独享的、他人所没有的东西，才是值得你去写一写，去挖一挖。[2]
那么，孙教授的“贴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指的又是什么呢？语文教学界的老前辈叶圣陶先生实际上早就指出：“写作材料都是诸位生活里原有的，不是从生活以外去勉强找来的。换句话说，这些写作材料都是自己的经验。我们平时说话，从极简单的日常用语到极繁复的对于一些事情的推断和评论，都无非根据自己的经验。因为根据经验，说起来就头头是道，没有废话，没有瞎七搭八的无聊话。……作文原是说话的延续……顺着这个方向走去，是一条写作的平坦大路。”这就清楚地道出了写作内容与学生“经验”的关系。其实，对于“经验”，杜威也有明确的解释。他认为经验既不是纯客观的事物，也不是纯主观的东西，而是“有机体和环境的交互”。毫无疑问，学生的写作内容应源于他们的“经验”（当然，写作时根据表达的需要和目的，对主、客观可以有所侧重）。我们在设计学生的写作任务时，必须考虑学生与写作内容相关的经验，或者能使学生生成写作内容的背景经验。如果学生没有这些经验，强要学生写，那无论是考试还是平时的写作，都会失去意义。
由此可见，曾老师提出的问题的确切中时弊。他主张，“我们都是生活中的人，对于写作来说，缺少的并不是生活，而是你对生活的敏感度。没有敏感的心灵，即使置身于惊天动地的生活之中你也不会发现什么。”他的“敏感的心灵”指的就是作为写作内容的经验，既包括个体亲身经历的、感受的直接经验，也包括经由包括阅读等“工具”所获得的间接经验。我们的语文教师能不能从曾老师的“敏感心灵说”中悟出一点写作教学的灵感呢？
二
曾宣伟做过中学语文教师，也当过教研员，既了解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作文教学的“点”，也了解一个地区作文教学的“面”。因此，他能洞察当今作文教学片面强调“写生活世界”的弊端并有深切的体认，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他在《人字作文法》中借用“人”字鲜明、形象地表达了个人的作文理念：“人”字的一撇指向人的存在、性情、思维，这是潜在的、内隐的，这是教育的终极指向，当然也是作文教学的终极指向。“人”字的一捺指向作文本身的主题、样式、表達，这是以文本的形式显性存在的，是写作的能力表征。只有两者相互融合的作文教学才是完整的作文教学，否则，至少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仅意味着他的生命，而且还意味着他的生活的全部……。在存在论意义上，是因为精神的存在，把人的生存变成了“有意义”的“生活”，同时对“有意义”的“生活”进行文化认同、心灵归属与情感寄托，使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寻求、确认、归属的大千世界中。这一作文理念值得借鉴。
当下，写作的话题内容处在学生经验之外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主题先行，背离学生真实经验的写作不仅在我们写作教学中屡见不鲜，而且在大规模考试作文中也大行其道。例如，某年一省会城市中考作文题目是：“科技以人为本”“管理以人为本”“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仅在人们言谈中使用频率极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越来越受关注。请以“以人为本”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写出自己的关注与思考。这样的题目提供的话题偏大、偏空，看似理念先进，但与初中生的实际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有很大距离，在限定的时间内考生很难落笔。再如，2006年，全国某著名大学自主招生的作文题目是：模仿贪官污吏写600-700字检讨，要体现出其中的华而不实、雕琢堆砌、避重就轻和企图敷衍了事（注：该语文卷满分100分，作文占40分）。此题更加离谱。虽说想象力是智力的重要表现，但高中生刚刚过成人节，他们既没有当官（包括贪官）的经历，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阅读反贪作品和贪官材料。要说平时写检查，也无非是事关违反课堂纪律什么的。因此，不要说写，就是光看，这带有“四个要求”的贪官的检讨又有多少渠道能让学生见识？这是典型的假大空。
谁都知道，在日常的写作生活中，没有老师喜欢学生说假话，也没有学生愿意说假话；但学生事实上在说假话，教师事实上在鼓励学生说假话。这说明原本正常的写作生活、写作活动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为解决中小学写作教学中的种种问题，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包括新课标在内的连续的几个语文课程文件都大力倡导写“真情实感”。写真情实感固然值得提倡，但学生写不出真情实感的问题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目前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这说明我们中小学作文教学“病”得不轻。导致这种作文病积重难返的原因，考试作文固然难辞其咎，但我们的一些语文老师是否也能从我们的教育宗旨出发认真总结一下教训。像曾老师那样，通过加强学生的精神力量，把人的生存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同时对“有意义”的“生活”进行文化认同、心灵归属与情感寄托，使学生在“意义”的寻求、体认中回归生活世界。 三
我们当下的语文教学一方面缺乏固定的、必学的知识内容，没有人人必须达到的、统一的听说读写的技能指标，而另一方面又要学生通过“个性化阅读”、“创造性解读”、有“创意” 的写作，乃至进行各种“创作”，弘扬“人文”，这就使得包括作文在内的语文课堂教学难以操作。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时代精神”的口号下，重“人文思想”的灌输，轻语文基本功的培养，已使部分教师实际上迷失了语文教学的根本。而曾老师坚信：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宗旨就是培养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也即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语文工具。只有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教育、人文熏陶等才能在语文课中真正落到实处。因此，他的《人字作文法》所提供的问题解决之道不仅仅是理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其中，“赋、比、兴”的写作技法和“引用、重组、建构”的语言教学值得尝试。
“赋、比、兴”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内涵。曾老师之所以强调“赋、比、兴”在写作教学中的运用，主要是要学习传统文化中的表現手法，尤其是汲取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的营养。“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在写作教学中，“赋”，既可以成为篇章的样式，也可以是章节的结构形式，主要突出文章表现形式上的一种“铺排”。“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卷》）曾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主要处理为表现手法，而不是具体的结构样式。“托物言志”、“以物喻情”、“以物喻人”、“以人喻物”、“以人喻人”等都是作文中“比”的常见表现方式。关于兴，宋代李仲蒙认为：“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朱熹认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曾老师在写作教学实践中，往往用来指“借景抒情”、“以景烘托”、“以景开篇和作结”、“以景作为线索”等。
“引用、重组、建构”是曾老师从学生的语言建构层面说的。“引用”主要是指充分运用阅读积累，根据主题的需要选择阅读积累中的材料丰富自己原有的语言积累。“重组”主要是指“引用”过程中的再创造，是根据主题的需要和自己的语言表达习惯对现有语言的重新把握。它既打破了自己原有的语言定势，又不照搬所引用的语言材料。“建构”主要是指作者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能恰当运用自己的语言，使之充满个性色彩。当然“引用”和“重组”与“建构”并非壁垒分明，而是不断融合、逐步提升的。从教学实践层面看，“引用、重组、建构”侧重在写作策略维度。如果说强调学生“经验”主要是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那么“引用、重组、建构”则从语言层面力图解决“怎么写”（结构和形式）的问题。实践证明，曾老师的尝试是成功的，因为这符合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模仿——消化——吸收——创造。
曾老师的《人字作文法》不仅展示了他在作文教学中的改革与创新，也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尤其是对于作文观的启示。我们平日说的话和写的文章，包含话语形式（怎么说、怎么写）和话语内容（说什么、写什么）两个方面。所以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就是话语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定的话语内容生成于一定的话语形式，一定的话语形式实现一定的话语内容。人们不是先有一个无形式的内容，然后在这内容之外去寻找一种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而是一定的形式才能使一定的内容成为现实存在。因此“说什么”生成于“怎么说”之中，“写什么” 生成于 “怎么写”之中。以往我们把着眼点放在 “说什么”“写什么”上，显然混淆语文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只有把立足点移到“怎么说”“怎么写”的话语形式，即思考语言文字是如何把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在作品中得以实现，才有可能学思同步。因为只有想清楚了（话语形式），才能说清楚、写清楚（话语内容）。当学生不能用话语形式恰当地表达他的话语内容时，这话语内容一定是外在于他的心灵的。或者说，当学生所写的内容外在于他的心灵时，他是无法找到恰当的形式加以表达的。以往我们要求学生写作时叙述要清楚，描写要形象，语言要生动等，强调的事实上都是 “正确的废话”。谁不想生动、形象、清楚？但怎么写才能做到叙述清楚，描写形象，语言生动，我们却缺乏具体指导，这是需要认真矫正的。
注：本文所引曾宣伟的文字，均摘自《人字作文法》。
参考文献
[1]潘新和，郑秉成.孙绍振语文教育观管窥[J].中学语文教学，2009（11）：73-76.
[2]叶圣陶.怎样写作[M].北京：中华书局，200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