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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次子毛岸青于2007年3月23日逝世，许多媒体在追忆岸青生平时皆提到一个人：董健吾牧师。
董健吾对毛氏兄弟有收养之恩。这个已经被淡忘的传奇人物，随着毛岸青的逝世，再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董健吾191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数理专业，两年后获神学院结业证书。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曾以国民党员、共产党员、中央特科人员、推拿医生等多种身份出现，而“牧师”却是他多种身份的最终依托。
冯玉祥:“你是个怪牧师”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董健吾投身爱国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领头人。运动中，他结识了当时正求学于沪江大学的李公朴。不久，即由李公朴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即在东南各地部署“清党行动”——董健吾的“国民党员”身份开始“发挥作用”：经李公朴疏通，他被委任为国民党青浦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提议采用鸿门宴之计，邀请高尔松等共产党员赴宴，但他同时暗中告知高尔松等人。结果设宴那天，无一到场。阴谋落空使清党委员会对董健吾产生了怀疑。为防生变，董健吾携家带口回到“老据点”——上海圣彼得教堂。
在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的推荐下，董健吾“投奔”基督将军冯玉祥，做了随军牧师。冯玉祥及其夫人都已皈依基督教，他们很看重学识丰富、豁达豪放的董健吾，常请他辅导孩子们的英语学习。但冯玉祥部此时也开始清党，有风声传出：董健吾被列入清党名单。一次，在与浦化人的交谈中，董健吾发牢骚道：“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就好。
1928年8月，由浦化人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作介绍人，董健吾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底，清党风声愈紧，冯玉祥为了董健吾的安全，建议他及早离豫。饯行宴上，冯玉祥感叹道:“你是个怪牧师。”
返沪后，从1929年开始，董健吾参加了陈赓及其继任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二科(后改为三科)的工作。根据陈赓的指示，董健吾费尽心思将圣彼得教堂进行巧妙改造和布置，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戴着宗教神圣光环的圣彼得教堂竟然成了屹立于恶风逆浪中的一座红色堡垒……
陈云晚年在谈到中央特科的工作时说：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地下组织，汇集了包括董健吾在内的一大批有特殊才能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身是胆，智勇双全地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为保卫党和党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岸青：“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
1929年底，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国互济会负责人王弼等同志去圣彼得教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开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被反革命杀害，他们的子女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四处流浪，生活困苦。开办一所幼稚园，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经费，互济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由董健吾设法解决。为了筹措经费，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募集，一面赶回青浦老家，毅然把祖传的几十亩地全部卖掉，换得500多块大洋。回到上海后，他找到好友肖智吉，用较低的租金，租了肖智吉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又请木匠打了几十张小床小桌椅。最后通过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了一块“大同幼稚园”的匾额——就这样，大同幼稚园终于开办起来了。外人不知内情，看到于右任写的匾额，都以为这个幼稚园的来头不小。
1931年，负责经管大同幼稚园的秘密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上海党组织当机立断，决定解散幼稚园，转移全部革命者子女。有亲可投的，归亲友收养；无亲可投的，由组织另行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党组织指定董健吾负责收养。
当时，董健吾住在上海地下党开设的古玩店“松柏斋”楼上。毛岸英兄弟的生活由妻子郑兰芳及其母照料。几个月后，经与特科的欧阳新商议，董健吾决定将毛岸英兄弟转移到前妻黄慧光家里。因为毛岸英兄弟一口湖南话，不敢送他们去上学，只得尽可能把他们关在家里玩。至于学习，就只能由大孩子来充任小老师了。毛岸英好学，长子董载元和三女儿董惠芳负起了教学的任务。两个小老师颇尽职守，除教语文和英语外，还规定每天写一板大楷。毛岸青尚小，好动好玩，最让人操心。他时常溜出家门听街头艺人说唱《三国》、《水浒》、《西游记》，哥姐们把他从街上拉回家后，他就有声有色地向大家讲述听来的故事。邻居中有一位京剧武生，天天在家练功，毛岸青看得眼热，就找来木棍，学着舞刀弄棒。
白色恐怖威胁，董健吾只能日夜保持高度的警觉。在毛氏兄弟寄居的5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帮助黄慧光数易居所。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开始两年，凭着牧师职务的收人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毛岸英兄弟提供的每月10元生活费，日子还过得去。但后来，为专门从事特科工作，董健吾奉命辞去牧师职务，生活全靠党组织发的津贴。随着斗争形势日渐恶化，党的经费越来越困难。起初是减发对董健吾的生活津贴，停止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补贴。1933年以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数次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董健吾与上级失去联系，全家的生活来源随之中断。无奈之中，除典当财物外，他们千方百计自谋生路。有时为生活所迫，岸英带着岸青到街上去找饭吃。他们拣过烟头，拾过破烂，在白渡桥上帮人推过车，卖过报纸、油条。一天晚上對账，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认定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粉笔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洋人”四个字，不料被巡捕撞见，掴了他一记耳光。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后被赶来的岸英背回去，因未能及时医治，影响了他的一生。
十余年后，毛岸青给他童年时的小伙伴董寿琪（董健吾的儿子）写了一封毛笔信:“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
董健吾：“如果能送这三个孩子赴苏联读书”
1936年，冯雪峰由陕北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当时上海地下党王学文向冯雪峰汇报了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的困苦生活，冯雪峰当即表示，要设法把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去。董健吾得悉，暗将此事放在心上。
第二次西安之行，董健吾再次与张学良接触，很快受到张学良一家的欢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雅好古玩，一次，赵四小姐不慎打破了几件心爱的古玩，非常心痛。见此情景，董健吾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个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来往的古董朋友，看到他珍藏着一套镀釉彩瓷，属明代珍品，遂与之再三情商，始允割爱。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府，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愿出重金买下。董健吾婉言辞谢，坚持要他们作为朋友的礼物收下，以留作纪念。
返沪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见张学良确是出于真情，不觉心中一动，想起了毛岸英兄弟，就把深藏于心的念头说了出来:“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如果能送这三个孩子赴苏联读书，待学成归来也好为国效劳。”见张学良略作沉吟，他不敢抱多大奢望，以为讲过也就算了。
然而，出乎意料，大有古风的张学良一诺千金。董健吾回沪不到两个月，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约好于次日上午在哥伦比亚路一家法国酒吧晤面。张学良告诉董健吾：他的部属李杜将取道法国进入苏联，绕道中苏边境，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趁此机会，可以让李杜将军带三个孩子出国。交代了与李杜联系的办法后，张学良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孩子们的出国经费。
1936年6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名义办妥出国护照，三个孩子以他儿子的身份同行。冯雪峰派上海地下党的杨承芳以李杜秘书名义随同出国，实际任务是护送毛岸英兄弟赴苏联。7月底，李杜和三个孩子及其他工作人员到达法国马赛港，再改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与苏联驻法领事馆接洽。因苏联国内正搞肃反，对入境人员控制极严，苏方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逗留，只好返沪。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进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这一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斯诺：“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1935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遭刺杀，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
宋子文向来与中共无涉，接受这一重大使命后，找到二姐宋庆龄，而董健吾正是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人之一。宋子文与董健吾本来有校友之谊。在中共地下党开设的松柏斋古玩店工作期间，董健吾学得了不少鉴别古董文物的知识，曾为宋子文的古玩藏品当过“高参”。宋母是圣彼得教堂的教徒，曾专门请董健吾主持过祈祷仪式。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是董健吾的学生。这样一个对象，自然是宋氏姐弟都能接受和信任的最佳人选。
经与宋庆龄反复讨论，董健吾决定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再设法从西安赴陕北。宋庆龄还特地给他一张“护身符”：一份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名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委任状。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即可以调查西北经济的理由进入陕北苏区。
到达西安后，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馆，就找到了圣约翰大学的同学钟可托。张学良曾数次在钟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机会与共产党商讨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愿移樽就教，与中共负责人面议国事。从这一信息中，董健吾确认张学良有联共的诚意，遂下决心请钟可托引荐，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谒见张学良。
见面后，寒喧完毕，董健吾单刀直入地对张学良说:“我此来非为别事，是向张将军借飞机到苏区去。”听得此言，张学良霍地站起来，十分吃惊地瞪着董健吾:“你知道这是要枪毙的!”董健吾那布道牧师的辩才此时发挥了作用，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打动了苦于代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而且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
董健吾的西北之行，直接促成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联系。不久，张学良即亲自驾机去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进行了肤施会谈。
回沪不久，宋庆龄又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护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除接头的暗语外，宋庆龄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上两句英语诗，盖上骑缝章后，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寄给斯诺。双方见面后出示名片，拼接无误，顺利接上关系 。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改译为《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一时间风行各国。在这本书里，斯诺对董健吾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几十年后，斯诺数度访问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打听“王牧师”的下落。毛泽东茫然不知“王牧师”为何许人。经周恩来总理过问，终于通过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浦化人查明：“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陈赓：“党内有两个怪人”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终于成立。在这一段时间里，董健吾再次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七七事变后，董健吾失业，为了生计，经赵子柏推荐并征得潘汉年同意，他参加了军统的外围组织“上海行动总队情报处”的工作。后来，赵子柏又推荐董健吾任熊剑东别动军淞沪特遣支队谍报室主任。抗战胜利，董健吾想方设法脱离熊剑东的控制，赋闲在家，清苦度日。
1949年7月，董健吾写信给当时已是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并去市政府求见。潘汉年因故未予接见。董健吾一气之下要回了写给潘汉年的信，从此不再登门。孰料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时突遭逮捕，造成解放后一大冤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董健吾也被株连受审，在上海南市区第一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1957年6月，他被宣布“无罪释放”。为了生存，董健吾向人学了一些推拿技术，从此以私人推拿医术为生。
1961年初，到上海就医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与阔别多年的老战友董健吾会面，两人惊喜交集，几疑梦中，捉手相视良久，互道老矣！陈赓责备道：“你知道我在国防部，为什么不来北京找我？写封信总是可以的嘛！”其时董健吾心中也后悔多年来竟没有动过与在中央工作的领导联系的念头，只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不是我不想找你，而是你官做大了，怕找你你不睬我，觉得高攀不上!”陈赓笑道:“不应该，不应该，你太过虑了!”
董健吾胸中的块垒不觉一扫而空。陈赓笑着对柯庆施说:“过去党内有两个怪人，一個怪人上山当和尚，我们把他找了回来(指许世友)；另一个就是他，进教堂当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现在又摇身一变，改行做医生。这回才把他找到。”这一席风趣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文革”中，董健吾被强加以“叛徒”、“特务”、“逃亡地主”等莫须有罪名，遭到批斗、抄家和隔离审查，大字报贴到了他的病床前，就医也被限制用药，身心遭到了巨大摧残。
1970年，斯诺再度访华，又一次提出要见“王牧师”。但此时的董健吾已因晚期胃癌而卧于病榻，生命垂危。12月22日，邓颖超直接与上海市委联系，告诉斯诺求见“王牧师”一事。然而，对于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董健吾来说，抢救为时已晚……
12月25日，这位昔日的传奇牧师怀着遗憾与世长辞。
董健吾对毛氏兄弟有收养之恩。这个已经被淡忘的传奇人物，随着毛岸青的逝世，再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董健吾191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数理专业，两年后获神学院结业证书。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曾以国民党员、共产党员、中央特科人员、推拿医生等多种身份出现，而“牧师”却是他多种身份的最终依托。
冯玉祥:“你是个怪牧师”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董健吾投身爱国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领头人。运动中，他结识了当时正求学于沪江大学的李公朴。不久，即由李公朴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即在东南各地部署“清党行动”——董健吾的“国民党员”身份开始“发挥作用”：经李公朴疏通，他被委任为国民党青浦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并提议采用鸿门宴之计，邀请高尔松等共产党员赴宴，但他同时暗中告知高尔松等人。结果设宴那天，无一到场。阴谋落空使清党委员会对董健吾产生了怀疑。为防生变，董健吾携家带口回到“老据点”——上海圣彼得教堂。
在中共地下党员浦化人的推荐下，董健吾“投奔”基督将军冯玉祥，做了随军牧师。冯玉祥及其夫人都已皈依基督教，他们很看重学识丰富、豁达豪放的董健吾，常请他辅导孩子们的英语学习。但冯玉祥部此时也开始清党，有风声传出：董健吾被列入清党名单。一次，在与浦化人的交谈中，董健吾发牢骚道：“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就好。
1928年8月，由浦化人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作介绍人，董健吾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底，清党风声愈紧，冯玉祥为了董健吾的安全，建议他及早离豫。饯行宴上，冯玉祥感叹道:“你是个怪牧师。”
返沪后，从1929年开始，董健吾参加了陈赓及其继任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二科(后改为三科)的工作。根据陈赓的指示，董健吾费尽心思将圣彼得教堂进行巧妙改造和布置，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戴着宗教神圣光环的圣彼得教堂竟然成了屹立于恶风逆浪中的一座红色堡垒……
陈云晚年在谈到中央特科的工作时说：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地下组织，汇集了包括董健吾在内的一大批有特殊才能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身是胆，智勇双全地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为保卫党和党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岸青：“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
1929年底，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中国互济会负责人王弼等同志去圣彼得教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开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被反革命杀害，他们的子女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四处流浪，生活困苦。开办一所幼稚园，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经费，互济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由董健吾设法解决。为了筹措经费，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募集，一面赶回青浦老家，毅然把祖传的几十亩地全部卖掉，换得500多块大洋。回到上海后，他找到好友肖智吉，用较低的租金，租了肖智吉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又请木匠打了几十张小床小桌椅。最后通过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了一块“大同幼稚园”的匾额——就这样，大同幼稚园终于开办起来了。外人不知内情，看到于右任写的匾额，都以为这个幼稚园的来头不小。
1931年，负责经管大同幼稚园的秘密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上海党组织当机立断，决定解散幼稚园，转移全部革命者子女。有亲可投的，归亲友收养；无亲可投的，由组织另行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党组织指定董健吾负责收养。
当时，董健吾住在上海地下党开设的古玩店“松柏斋”楼上。毛岸英兄弟的生活由妻子郑兰芳及其母照料。几个月后，经与特科的欧阳新商议，董健吾决定将毛岸英兄弟转移到前妻黄慧光家里。因为毛岸英兄弟一口湖南话，不敢送他们去上学，只得尽可能把他们关在家里玩。至于学习，就只能由大孩子来充任小老师了。毛岸英好学，长子董载元和三女儿董惠芳负起了教学的任务。两个小老师颇尽职守，除教语文和英语外，还规定每天写一板大楷。毛岸青尚小，好动好玩，最让人操心。他时常溜出家门听街头艺人说唱《三国》、《水浒》、《西游记》，哥姐们把他从街上拉回家后，他就有声有色地向大家讲述听来的故事。邻居中有一位京剧武生，天天在家练功，毛岸青看得眼热，就找来木棍，学着舞刀弄棒。
白色恐怖威胁，董健吾只能日夜保持高度的警觉。在毛氏兄弟寄居的5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帮助黄慧光数易居所。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开始两年，凭着牧师职务的收人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毛岸英兄弟提供的每月10元生活费，日子还过得去。但后来，为专门从事特科工作，董健吾奉命辞去牧师职务，生活全靠党组织发的津贴。随着斗争形势日渐恶化，党的经费越来越困难。起初是减发对董健吾的生活津贴，停止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补贴。1933年以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数次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董健吾与上级失去联系，全家的生活来源随之中断。无奈之中，除典当财物外，他们千方百计自谋生路。有时为生活所迫，岸英带着岸青到街上去找饭吃。他们拣过烟头，拾过破烂，在白渡桥上帮人推过车，卖过报纸、油条。一天晚上對账，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认定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粉笔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洋人”四个字，不料被巡捕撞见，掴了他一记耳光。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后被赶来的岸英背回去，因未能及时医治，影响了他的一生。
十余年后，毛岸青给他童年时的小伙伴董寿琪（董健吾的儿子）写了一封毛笔信:“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
董健吾：“如果能送这三个孩子赴苏联读书”
1936年，冯雪峰由陕北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当时上海地下党王学文向冯雪峰汇报了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的困苦生活，冯雪峰当即表示，要设法把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去。董健吾得悉，暗将此事放在心上。
第二次西安之行，董健吾再次与张学良接触，很快受到张学良一家的欢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雅好古玩，一次，赵四小姐不慎打破了几件心爱的古玩，非常心痛。见此情景，董健吾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个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来往的古董朋友，看到他珍藏着一套镀釉彩瓷，属明代珍品，遂与之再三情商，始允割爱。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府，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愿出重金买下。董健吾婉言辞谢，坚持要他们作为朋友的礼物收下，以留作纪念。
返沪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见张学良确是出于真情，不觉心中一动，想起了毛岸英兄弟，就把深藏于心的念头说了出来:“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如果能送这三个孩子赴苏联读书，待学成归来也好为国效劳。”见张学良略作沉吟，他不敢抱多大奢望，以为讲过也就算了。
然而，出乎意料，大有古风的张学良一诺千金。董健吾回沪不到两个月，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约好于次日上午在哥伦比亚路一家法国酒吧晤面。张学良告诉董健吾：他的部属李杜将取道法国进入苏联，绕道中苏边境，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趁此机会，可以让李杜将军带三个孩子出国。交代了与李杜联系的办法后，张学良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孩子们的出国经费。
1936年6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名义办妥出国护照，三个孩子以他儿子的身份同行。冯雪峰派上海地下党的杨承芳以李杜秘书名义随同出国，实际任务是护送毛岸英兄弟赴苏联。7月底，李杜和三个孩子及其他工作人员到达法国马赛港，再改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与苏联驻法领事馆接洽。因苏联国内正搞肃反，对入境人员控制极严，苏方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逗留，只好返沪。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进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这一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斯诺：“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1935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遭刺杀，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
宋子文向来与中共无涉，接受这一重大使命后，找到二姐宋庆龄，而董健吾正是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人之一。宋子文与董健吾本来有校友之谊。在中共地下党开设的松柏斋古玩店工作期间，董健吾学得了不少鉴别古董文物的知识，曾为宋子文的古玩藏品当过“高参”。宋母是圣彼得教堂的教徒，曾专门请董健吾主持过祈祷仪式。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是董健吾的学生。这样一个对象，自然是宋氏姐弟都能接受和信任的最佳人选。
经与宋庆龄反复讨论，董健吾决定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再设法从西安赴陕北。宋庆龄还特地给他一张“护身符”：一份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名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委任状。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即可以调查西北经济的理由进入陕北苏区。
到达西安后，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馆，就找到了圣约翰大学的同学钟可托。张学良曾数次在钟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机会与共产党商讨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愿移樽就教，与中共负责人面议国事。从这一信息中，董健吾确认张学良有联共的诚意，遂下决心请钟可托引荐，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谒见张学良。
见面后，寒喧完毕，董健吾单刀直入地对张学良说:“我此来非为别事，是向张将军借飞机到苏区去。”听得此言，张学良霍地站起来，十分吃惊地瞪着董健吾:“你知道这是要枪毙的!”董健吾那布道牧师的辩才此时发挥了作用，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打动了苦于代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而且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
董健吾的西北之行，直接促成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联系。不久，张学良即亲自驾机去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进行了肤施会谈。
回沪不久，宋庆龄又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护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除接头的暗语外，宋庆龄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上两句英语诗，盖上骑缝章后，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寄给斯诺。双方见面后出示名片，拼接无误，顺利接上关系 。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改译为《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一时间风行各国。在这本书里，斯诺对董健吾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几十年后，斯诺数度访问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打听“王牧师”的下落。毛泽东茫然不知“王牧师”为何许人。经周恩来总理过问，终于通过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浦化人查明：“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陈赓：“党内有两个怪人”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终于成立。在这一段时间里，董健吾再次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七七事变后，董健吾失业，为了生计，经赵子柏推荐并征得潘汉年同意，他参加了军统的外围组织“上海行动总队情报处”的工作。后来，赵子柏又推荐董健吾任熊剑东别动军淞沪特遣支队谍报室主任。抗战胜利，董健吾想方设法脱离熊剑东的控制，赋闲在家，清苦度日。
1949年7月，董健吾写信给当时已是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并去市政府求见。潘汉年因故未予接见。董健吾一气之下要回了写给潘汉年的信，从此不再登门。孰料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时突遭逮捕，造成解放后一大冤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董健吾也被株连受审，在上海南市区第一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1957年6月，他被宣布“无罪释放”。为了生存，董健吾向人学了一些推拿技术，从此以私人推拿医术为生。
1961年初，到上海就医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与阔别多年的老战友董健吾会面，两人惊喜交集，几疑梦中，捉手相视良久，互道老矣！陈赓责备道：“你知道我在国防部，为什么不来北京找我？写封信总是可以的嘛！”其时董健吾心中也后悔多年来竟没有动过与在中央工作的领导联系的念头，只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不是我不想找你，而是你官做大了，怕找你你不睬我，觉得高攀不上!”陈赓笑道:“不应该，不应该，你太过虑了!”
董健吾胸中的块垒不觉一扫而空。陈赓笑着对柯庆施说:“过去党内有两个怪人，一個怪人上山当和尚，我们把他找了回来(指许世友)；另一个就是他，进教堂当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现在又摇身一变，改行做医生。这回才把他找到。”这一席风趣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文革”中，董健吾被强加以“叛徒”、“特务”、“逃亡地主”等莫须有罪名，遭到批斗、抄家和隔离审查，大字报贴到了他的病床前，就医也被限制用药，身心遭到了巨大摧残。
1970年，斯诺再度访华，又一次提出要见“王牧师”。但此时的董健吾已因晚期胃癌而卧于病榻，生命垂危。12月22日，邓颖超直接与上海市委联系，告诉斯诺求见“王牧师”一事。然而，对于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董健吾来说，抢救为时已晚……
12月25日，这位昔日的传奇牧师怀着遗憾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