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瑞士第三大城卢塞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只野鸭在城中的五谷广场花坛边做了个窝，孵了一只小野鸭，7天后死了。
　　小野鸭死后，一个民间鸟类保护组织向市长发难：市长为了树形象、拉选票去探视小野鸭，使它受到惊吓，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动物的生存权。为了平息事态，市长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并对小野鸭的死表示愧疚，同时向市民道歉。
　　就在市长道歉的第二天，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发难。他们认为，野鸭从湖里跑到市政广场来，可能是卢塞恩湖的水受到污染。这样，居民的饮用水就有问题。于是，市民到广场游行。环境监测部门立即对湖水水质进行鉴定，发现湖水污染度上升了0.1%。市议会马上开会研究，拨出2000万法郎用于减污。市长引咎辞职。
　　市长辞职后第45天，瑞士为发展旅游业，就加入《申根协定》进行全民投票。由于受那只小野鸭的影响，卢塞恩人害怕开放边境后，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涌向卢塞恩湖，居民的饮水将会更加糟糕，因而有93%的人投了反对票，加入《申根协定》没有通过。
　　死了一只小野鸭，竟闹出一场政治风波，实属“小题大做”。有人说好，也有人不以为然。在瑞士，它可能是一件平常事；在我们国家，恐怕就是天方夜谭了，甭说死了一只小野鸭，就是死了一头大象，也没人把账算到市长头上去。
　　瑞士人认为，“小事情”往往是“大问题”的先兆。小中见大，见微知著，乃是一种智慧。据说，他们的民主制度，就是靠“小题大做”一点点建立和完善的；公民的民主意识，也是在一次次“小题大做”中培养和提高的。野鸭风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小野鸭一死，两个民间组织首先发难，穷追不舍。政府所属的环保监测部门闻风而动，议会也立即开会研究，拨款治污，接受市长辞职。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在很短时间内，就把民众提出的所有问题解决好，没有一个部门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扯皮、踢球或拖延、敷衍，更没有一个人出来为市长说情、打招呼，市长也没有找任何借口为自己辩解。
　　我们的一些“聪明”官员不仅“小题”不去“大做”，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题”也不愿“小做”，相比之下，国人也许会觉得瑞士人有点怪，甚至有点迂腐，常常做出一些有悖情理的傻事。殊不知，民主法治建设，往往是由这样一些“傻事”累积起来的。
　　
　　前议员当清洁女工：“这没什么”
　　
　　今年58岁的弗里德里希女士，从1998年到2004年曾为德国联邦议员。2005年初退出政坛后，家庭生活日渐拮据。按照德国法律规定，当议员7年可领7个月的过渡期津贴，每个月7000欧元。之后，要等年满65岁，才有资格领取每月1600欧元的退休金。
　　为了维持生计，弗里德里希花了近半年时间去各大公司求职，但用人单位以她年龄太大、太出色、太自信为由予以拒绝。无奈之下，弗里德里希放下身段，卷起袖管开始当清洁女工。
　　一个当了七八年联邦议员的“大官”，退出政坛后竟找不到工作，卷起袖管去当女清洁工？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其实，从政这么多年，在社会上不可能没有一些关系，她自己也确认有两家保险公司曾请她做代表，但她认为有些人看重的并不是她的人，而是她的关系网。如果用“关系网”寻租，虽能解决暂时的困难，却会因此而损害公众利益和自己的人格。所以，她宁愿当清洁工，也不依赖“关系网”，并断言“这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弗里德里希的这种选择，从表面看似乎迂腐固执，实则充满自信与自尊，反映出一种高尚人格和淡泊名利的涵养。
　　据有关资料反映，弗里德里希式的徳国官员并不鲜见。法兰克福50岁的国会议员皮斯特“下岗”后，担任起一家酒店的门童；48岁的下萨克森州部长因一时找不到工作，当了保姆；而竞选失败的吉夫霍恩市长更放下“身段”，重操旧业做泥瓦工……很多德国官员表示“这没什么”，生存最重要，工作不分好坏。
　　“没什么”，是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心态，是在科学机制下长期锤炼而成的一份修养、一种“习惯”。德国人重生存，轻名分，讲实惠，淡虚名。在他们的规则里，只有民主、公平和竞争，遵法规，守诚信，没有“官本位”，也不靠“关系网”，更不兴“走后门”。这恐怕就是令人敬佩的“德意志精神”。
　　我曾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官员对升迁去留，特别对离开政坛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有了“没什么”的感觉，那绝对是值得庆贺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