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个名字，意味着解放思想，针砭时弊，傲视权贵，无所顾忌。
　　
　　前些时日，以精简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为由头，又引起一场如何评价鲁迅的论争。其实，不管怎样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对鲁迅的“发难”从未歇息过。窃以为，这种论争永远不会停息，就像“孔子的兴衰”一样，“千秋功罪，谁人评说”？还将争论下去。一个人能让人不忘，正体现他思想的价值。
　　鲁迅这个名字，意味着解放思想，针砭时弊，傲视权贵，无所顾忌。
　　作家邵燕祥先生曾这样论述：“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是青少年，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了解，不容易进入鲁迅的世界。普及鲁迅的工作比普及钱钟书要迫切得多，可行性也更大一些。鲁迅的悲哀就是他没有速朽，他抨击的时弊，今天十倍百倍地膨胀，甚至恶化，所以鲁迅的文章还继续富有生命力。”
　　学者钱理群教授认为：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分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坚持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惯用补台的方法。胡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的，而鲁迅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凡是压抑人的，不管来自哪一方面，鲁迅都要反抗。“鲁迅批判立场的彻底性，正在于他的批判首先是指向自己的：他不仅不能容忍对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时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
　　当鲁迅“被加入了左联”，他依然如同过去一样地反对专制主义。“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就是因为周扬他们那一套作风是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在鲁迅的笔端，周扬是“深居简出的元帅”、“文坛皇帝”、“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反革命”、“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会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的“奴隶总管”。尽管如此，鲁迅先生还是平心静气地寄予希望，“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
　　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那篇文字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要杀人，尤其不是一个批评家拿起笔来就判处一个诗人死刑的。”简言之，其实就是一句话：“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这样的简单道理，时下的一些“左派革命家”也还不明白，轻则封杀言论，重则请君入狱。以势压人，难让众人心服。
　　鲁迅与对手战斗，仅局限于思想“斗争”和对人格的判断，都是精神层面的，给对方戴的帽子也不过是“洋场恶少”、“丧了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形象符号。而对手给鲁迅的“冠名”，诸如“反对基本政策”、“拿卢布”，甚至要求“实际解决”，对这样一些仰仗体制内杀人权势的恐吓，“由无理到无能，再到无赖，甚至于无耻”，先生只能用“白眼球”蔑视看他们，嗤之以鼻。
　　据悉，毛主席在生命最后的岁月，还在用放大镜阅读大字本的《鲁迅全集》。他曾经对高级干部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第一圣人，中国第一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圣人者，思想可治国兴邦之谓也。
　　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一篇《纪念刘和珍君》留给后人，“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将把屠夫们的“业绩”永远印在“历史的杀人犯”的名录中。“为官帮忙，为商帮闲，如果主子作恶，也就是帮凶”。
　　“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朱学勤教授答曰，“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楷模，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当然，“在灵魂的深和思想的深上，鲁迅是一座高峰”！孙郁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