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1+6”政策中提到的“1”，是指搭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包含哪些内容？如何驱动中关村的跨越式发展？
　　王德禄：这个平台的关键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的先行先试，聚集核心技术研发、产业组织者、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高端创新创业要素，把中关村科教智力资源优势完完全全地发挥出来，和中关村的创业激情充分碰撞，让创新创业更加活跃，促进中关村原创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并起到对全国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这个平台重点要做这么几件事：第一是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中央部门有关司局，中央企业，部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形成联合小组，研究审定项目的确定、资金支持、选址和产业布局等重大问题；第二是科技金融的大力推动，大力开展针对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推动股权投资聚集和发展；第三是吸引和聚集高端领军人才，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团队和科研机构来中关村；最后就是政策的先行先试，要加快推进股权激励试点、间接经费列支、场外市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政策的落实。
　　另外，我认为这个平台应该搭得再高点，要成为国家级的创新平台，应该由国务院牵头，有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进这个班子，把它当成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来抓。
　　
　　《中关村》：如何解读这6条新政的创新点与作用？
　　王德禄：总的说来，“1+6”系列新政策试点对于进一步优化中关村创新创业环境将起到积极作用，应该说是中关村发展新的重大里程碑。但我认为试点政策整体还不够给力，创新性还需加大。我重点说以下几条：
　　第一，关于科技成果处置权改革试点。这是很大的进步和突破，将大大改善产、学、研合作的环境。但我觉得还不够，比照美国《拜杜法案》和《国家技术转移与促进法》，我们还差得很远，他们对科技成果拥有完全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第二，关于高企认定新办法。2008年新出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明显提高，更加注重引导企业的研发行为，更加鼓励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但我觉得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独占许可的标准太高（5年以上），评价指标体系中，专家主观评分占比高达40%，难以客观反映企业创新能力。
　　第三，关于股权激励试点。这是中关村示范区要示范的核心，最终的目标是要达到“创业者有其股”，而且激励的重点应该是那些把企业从小做到大的那部分创业者。目前，中央单位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已经开始，但还缺乏审批实施细则，审批主体不够明确，审批责任不清。此外，审批程序复杂，周期过长。
　　第四，关于科研经费分配管理体制改革。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企业牵头联合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的数量不多，科研经费向企业倾斜不足，不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主要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加大对产业化项目的支持上，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探索分阶段拨付和后补助等新的支持方式。
　　我觉得还差一条最关键的政策，就是有关天使投资的。中关村每年诞生3000多家企业，其创新创业活跃程度并不逊色于硅谷，但中关村的天使投资无论是从质量还是广度上都大大逊色于硅谷。因此，我认为要加紧研究制定针对天使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补全天使投资这块中关村自主创新的最后一张拼图。
　　
　　《中关村》：媒体关注的是到2020年，中关村的总收入达到10万亿元，这个目标的制定是否合理？如何实现？
　　 王德禄：10万亿元，不过是中关村发展愿景的具体体现。我认为这个目标的制定要着眼于国家战略发展诉求，其实现的关键在于破解制约我国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局限，创新产业组织模式。
　　当前，中关村集聚了全球最为密集、丰富的科教智力资源，以及高端的人才、资本、技术等产业发展要素。更重要的是示范区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此跨越式的发展目标是必须和可以实现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关村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形成“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涌现一大批怀有 “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和原创性的新兴产业，那10万亿不仅不在话下，反而显得过于保守。反过来说，如果持续出现大幅度“国进民退”的现象，压制创业，民营经济陷入危机的话，中关村2020年总收入5万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王德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著名战略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