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传播贵州省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晚晴》与贵州省博物馆联合打造“档案”专栏，传承文化之美，共享文化之乐。
近些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了很多土司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工作，遵义高坪播州杨氏土司遗址成果不断推出。这项工作最早于1953年开始考古发掘，近些年的土司研究对早年的相关成果做了一些梳理，以下跟大家分享的便是1953年至1954年入馆的一批器物。
墓葬概况
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播州杨氏共传27代30世，对播州世袭统治达725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播州杨氏土司专地入葬，分葬于皇坟嘴、新蒲、高坪、赵家坝、雷水堰等5处杨氏土司墓地。
此次主要讲高坪杨氏土司墓地。在高坪地瓜堡墓地，1953年发现了一座出土丰富金银器的五室墓，位于杨文墓（15世）与杨纲墓（24世）间。1953年，高坪镇在修建粮食仓库时，取杨氏墓葬石料作粮仓基石，在毁墓过程中，出土了一批金银随葬品，这批器物先暂存于遵义市图书馆，后移交给正在筹备中的贵州省博物馆。1954年7月，贵州省博物馆对被毁坏墓葬进行调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2018年，对五室墓进行了清理，厘清了墓室格局。这座五室墓，其中1、2、3号墓是一次构建，有共同的排水沟，4号和5号为后面修建。
出土遗物
1953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哪些随葬品呢？我们对馆藏文物进行了梳理，当年五室墓出土器物计有28件（套）。按质地可分为金、银、铜、玉四类，其实还有铁的。按功能不同可分装饰品、日用品和丧葬品等。
装饰品就是墓主人头上身上穿戴的一些东西。这座墓里出土有5支簪，其中4支是牡丹花头鎏金银簪，另外1支是仰覆莲花头银胎包金簪（外面包的金，里面胎是银的）。出土有2对耳环，其中1件是金镶水晶葫芦耳环，还有1件金镶宝蝶赶花耳环。出土有戒指3只，分别是金镶紫宝戒指、金圆箍小花戒指和素面金圆箍戒指。出土有金镶宝蝶赶花纽扣，是富人衣服上的扣子，镶嵌宝石。出土有金鱼坠领一组，实际上是5条，当时出土的时候位于墓主人胸部，但处于残损的状态，而且它是挂的，上面应该还有东西，但具体是什么，由于保存情况不好，也不知道了。出土有手镯4只，分别是镂花衬地双龙抢宝金手镯1对、龙头联珠纹金手镯和金镶宝龙头纹手镯各1只。出土有带板2套，1套是桃形方形海潮纹玉带板，1套是半圆柱半桃形水晶带板，还算比较完整。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有一堆带茎三瓣金花和鎏金银镶绿玉宝石的东西，原定名叫“烛台”，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应该叫“芙蕖”，当时是个人猜测，因为东西太碎，不易分辨。出土有一些日用品，金杯，鱼藻纹银盂，里面有很漂亮的花纹，宽沿银盆2件。
这座墓里还出土有一些丧葬用品。1件下颌托，明代的，玉的，这种东西出土比较少。还有1件金镶玉透雕牡丹团花挂链。这个挂链按照结构的话，另一边也有与之对称的另一段。个人认为这件应该是与下颌托组合使用，它实际上是位于墓主挂在头顶的挂链。这座墓里还出土了4件铁棺钉和银錾刻卷云纹棺饰。
墓主及墓葬年代
高坪五室墓，虽然说是一座墓，但并不是一次构建的，然而其关系又很紧密。1、2、3号墓室是一次构建，紧挨着又修建了4、5号墓室，5个墓室中，只有很小的4号墓室有腰坑。
按照布局，分不出墓室的尊卑主次。按照居中为尊的说法，当为第3座。如果根据土司制度来推测，4号墓室是最主要的，因为它恰好有腰坑，但我们不能以有无腰坑来说明墓主身份的高低。
高坪五室墓共出土两批器物。第一批器物因偶然发现并发生哄抢，现在保留的系第二批文物。据考古发现，1号墓朱棺，可能是女墓;2號墓可能是空墓;3号墓朱棺，可能是女墓;4号墓朱棺，可能是男墓;5号墓无随葬品，是否是空墓，现在尚不清楚。
从墓葬的整体性看：五室墓规模是有大小之别，而且构建时间并不相同。1、2、3号墓有共同的排水设施，应为一次性修建。4号墓和5号墓距离很近，应为一次性修建，但两墓的规格却有差别。无论墓室大小还是墓壁石材的厚度，4号墓均明显小于5号墓，可能存在身份上的差别，这在出土器物上亦得到了印证。
这五室墓的墓主是谁？根据器物的时代，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墓主可能是土司的夫人。其中出土了一件银盆，上有铭文：“辛卯年十一月吉日任巳至造寿盆一口，重叁拾叁两正，提调雁天朋，匠人匡向藩。”除此之外，五室墓4号墓室的腰坑内残留一枚弘治通宝钱币，其最早的使用年代是弘治十六年（1503年），因此，这五个墓室可能均修建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之后。
五室墓所出土的“寿盆”铭文盆与另一件宽边素面银盆相同，底部均有半周修复补配痕迹，应都是生前使用过的器物，并非专为下葬所做明器。出土的银盆上铭刻有“辛卯”纪年铭文，再结合弘治十六年（1503年）的构筑上限，可以推测出银盆的打制时间，应为明代三个“辛卯”纪年即永乐九年（1411年）、成化七年（1471年）和嘉靖十年（1531年）之一。再经过一系列的考证，银盆之“辛卯”纪年，极有可能指的是成化七年（1471年）。若以上推测成立，则为墓主身份的推断带来了可能。
播州杨氏土司夫人均祔夫而葬，妾夫人则葬法不同。三室合葬墓是妾夫人祔夫而葬的一种形式。例如，杨爱、杨斌墓均为四室墓，有两位妾夫人与之合葬。
按播州杨氏土司祔祖而葬的规矩，晚辈土司一般不得葬于先辈土司之后。五室墓之前的墓室系杨纲墓，则晚于杨纲的土司及夫人，皆不是五室墓主。在杨纲之前袭任的土司，杨炯早夭，杨升墓为三室墓，均可排除。因此该墓主，可能性最大的即为杨纲妾夫人。
杨纲墓为双室墓，与正室夫人俞氏合葬。只是妾夫人晚逝或其他缘故，故未于杨纲墓修建时预制“寿堂”，而是换一种方式与夫“祔葬”。这一推测，与银盆铭文纪年的时间也是吻合的。从五室墓的时间和位置关系看，如4号墓墓主为5号墓墓主仕女的推测正确的话，杨纲至少有4位妾室。按播州杨氏土司祔祖而葬的位次关系，在杨纲墓之后，祔葬其妾夫人，亦是最为合理的。
近些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做了很多土司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工作，遵义高坪播州杨氏土司遗址成果不断推出。这项工作最早于1953年开始考古发掘，近些年的土司研究对早年的相关成果做了一些梳理，以下跟大家分享的便是1953年至1954年入馆的一批器物。
墓葬概况
从杨端入播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播州杨氏共传27代30世，对播州世袭统治达725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播州杨氏土司专地入葬，分葬于皇坟嘴、新蒲、高坪、赵家坝、雷水堰等5处杨氏土司墓地。
此次主要讲高坪杨氏土司墓地。在高坪地瓜堡墓地，1953年发现了一座出土丰富金银器的五室墓，位于杨文墓（15世）与杨纲墓（24世）间。1953年，高坪镇在修建粮食仓库时，取杨氏墓葬石料作粮仓基石，在毁墓过程中，出土了一批金银随葬品，这批器物先暂存于遵义市图书馆，后移交给正在筹备中的贵州省博物馆。1954年7月，贵州省博物馆对被毁坏墓葬进行调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2018年，对五室墓进行了清理，厘清了墓室格局。这座五室墓，其中1、2、3号墓是一次构建，有共同的排水沟，4号和5号为后面修建。
出土遗物
1953年考古发掘出土了哪些随葬品呢？我们对馆藏文物进行了梳理，当年五室墓出土器物计有28件（套）。按质地可分为金、银、铜、玉四类，其实还有铁的。按功能不同可分装饰品、日用品和丧葬品等。
装饰品就是墓主人头上身上穿戴的一些东西。这座墓里出土有5支簪，其中4支是牡丹花头鎏金银簪，另外1支是仰覆莲花头银胎包金簪（外面包的金，里面胎是银的）。出土有2对耳环，其中1件是金镶水晶葫芦耳环，还有1件金镶宝蝶赶花耳环。出土有戒指3只，分别是金镶紫宝戒指、金圆箍小花戒指和素面金圆箍戒指。出土有金镶宝蝶赶花纽扣，是富人衣服上的扣子，镶嵌宝石。出土有金鱼坠领一组，实际上是5条，当时出土的时候位于墓主人胸部，但处于残损的状态，而且它是挂的，上面应该还有东西，但具体是什么，由于保存情况不好，也不知道了。出土有手镯4只，分别是镂花衬地双龙抢宝金手镯1对、龙头联珠纹金手镯和金镶宝龙头纹手镯各1只。出土有带板2套，1套是桃形方形海潮纹玉带板，1套是半圆柱半桃形水晶带板，还算比较完整。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有一堆带茎三瓣金花和鎏金银镶绿玉宝石的东西，原定名叫“烛台”，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应该叫“芙蕖”，当时是个人猜测，因为东西太碎，不易分辨。出土有一些日用品，金杯，鱼藻纹银盂，里面有很漂亮的花纹，宽沿银盆2件。
这座墓里还出土有一些丧葬用品。1件下颌托，明代的，玉的，这种东西出土比较少。还有1件金镶玉透雕牡丹团花挂链。这个挂链按照结构的话，另一边也有与之对称的另一段。个人认为这件应该是与下颌托组合使用，它实际上是位于墓主挂在头顶的挂链。这座墓里还出土了4件铁棺钉和银錾刻卷云纹棺饰。
墓主及墓葬年代
高坪五室墓，虽然说是一座墓，但并不是一次构建的，然而其关系又很紧密。1、2、3号墓室是一次构建，紧挨着又修建了4、5号墓室，5个墓室中，只有很小的4号墓室有腰坑。
按照布局，分不出墓室的尊卑主次。按照居中为尊的说法，当为第3座。如果根据土司制度来推测，4号墓室是最主要的，因为它恰好有腰坑，但我们不能以有无腰坑来说明墓主身份的高低。
高坪五室墓共出土两批器物。第一批器物因偶然发现并发生哄抢，现在保留的系第二批文物。据考古发现，1号墓朱棺，可能是女墓;2號墓可能是空墓;3号墓朱棺，可能是女墓;4号墓朱棺，可能是男墓;5号墓无随葬品，是否是空墓，现在尚不清楚。
从墓葬的整体性看：五室墓规模是有大小之别，而且构建时间并不相同。1、2、3号墓有共同的排水设施，应为一次性修建。4号墓和5号墓距离很近，应为一次性修建，但两墓的规格却有差别。无论墓室大小还是墓壁石材的厚度，4号墓均明显小于5号墓，可能存在身份上的差别，这在出土器物上亦得到了印证。
这五室墓的墓主是谁？根据器物的时代，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墓主可能是土司的夫人。其中出土了一件银盆，上有铭文：“辛卯年十一月吉日任巳至造寿盆一口，重叁拾叁两正，提调雁天朋，匠人匡向藩。”除此之外，五室墓4号墓室的腰坑内残留一枚弘治通宝钱币，其最早的使用年代是弘治十六年（1503年），因此，这五个墓室可能均修建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之后。
五室墓所出土的“寿盆”铭文盆与另一件宽边素面银盆相同，底部均有半周修复补配痕迹，应都是生前使用过的器物，并非专为下葬所做明器。出土的银盆上铭刻有“辛卯”纪年铭文，再结合弘治十六年（1503年）的构筑上限，可以推测出银盆的打制时间，应为明代三个“辛卯”纪年即永乐九年（1411年）、成化七年（1471年）和嘉靖十年（1531年）之一。再经过一系列的考证，银盆之“辛卯”纪年，极有可能指的是成化七年（1471年）。若以上推测成立，则为墓主身份的推断带来了可能。
播州杨氏土司夫人均祔夫而葬，妾夫人则葬法不同。三室合葬墓是妾夫人祔夫而葬的一种形式。例如，杨爱、杨斌墓均为四室墓，有两位妾夫人与之合葬。
按播州杨氏土司祔祖而葬的规矩，晚辈土司一般不得葬于先辈土司之后。五室墓之前的墓室系杨纲墓，则晚于杨纲的土司及夫人，皆不是五室墓主。在杨纲之前袭任的土司，杨炯早夭，杨升墓为三室墓，均可排除。因此该墓主，可能性最大的即为杨纲妾夫人。
杨纲墓为双室墓，与正室夫人俞氏合葬。只是妾夫人晚逝或其他缘故，故未于杨纲墓修建时预制“寿堂”，而是换一种方式与夫“祔葬”。这一推测，与银盆铭文纪年的时间也是吻合的。从五室墓的时间和位置关系看，如4号墓墓主为5号墓墓主仕女的推测正确的话，杨纲至少有4位妾室。按播州杨氏土司祔祖而葬的位次关系，在杨纲墓之后，祔葬其妾夫人，亦是最为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