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先生鼎鼎大名,为中国科学界著名的“三钱”之一。但对于他的科学贡献,一般人并不很了解。钱老去世后,有人问: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钱伟长是什么之父?
　　确实,钱伟长不是某某之父。1958年后,当钱三强搞原子弹,钱学森搞导弹时,钱伟长则作为科学界、教育界的大右派遭到批判,失去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机会。否则,以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自动化研究所筹备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等身份,无疑会成为“两弹一星”的重要将帅。
　　钱伟长出生于无锡书香门第,叔父是国学大师钱穆。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由于“二战”突起、船运中断而改派加拿大,1940年进入多伦多大学,师从应用数学家辛格教授。第二年,他与辛格合作的一篇关于板壳的内禀理论的论文,给出了薄板薄壳非线性内禀方程。论文刊载于为应用力学大师冯·卡门60寿辰祝寿的论文集中,钱伟长一举成名。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钱伟长到冯·卡门主持的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46年冬,钱伟长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3月,他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从此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科研和各种社会活动之中。1956年,钱伟长已升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56年中科院力学所成立后,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这一年他参加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与钱学森等一道出谋划策。因此,周恩来把他们和钱三强并称为“三钱”。同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在被打成右派前,钱伟长的本兼各职达28个之多。
　　1957年是钱伟长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一年。
　　年初,钱伟长和他的学生胡海昌、叶开沅“关于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获得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胡海昌还独立获得了三等奖。他们师生获奖,在全国科学教育界传为佳话。
　　因为长期活跃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第一线,钱伟长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中的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他主张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反对当时盲目学习苏联以培养工程师为高等工科教育的目标,他认为,如果专业分得过细,学生将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也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这些现在已经被广为接受并付诸实践的看法,在当时却属于离经叛道。
　　1957年1月23日,清华校刊《新清华》转载了《光明日报》题为《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的采访报道和不利于钱伟长的编者按语,引发清华园内为期三个多月的大讨论。紧接着,钱伟长积极参加了民盟中央关于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研讨。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曾昭抡、华罗庚等五人联名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应减轻科学家行政兼职、保证其科研时间、改善科研条件等意见,这些意见虽然中肯,但发表之日却是毛泽东部署的反右运动箭在弦上之时。“几点意见”很快就被打成“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遭到猛烈批判。昔日许多朋友、学生和同事,此时都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1957年下半年,钱伟长的本兼各职几乎悉数被拿掉,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
　　1957年,钱伟长45岁,正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华。
　　钱伟长躲进了书斋。1964年完成了广义变分原理的重要研究,却被退稿。几年后,日本科学家发表了相似的结果。多年后钱伟长提起此事,痛心疾首。
　　“文革”初,钱伟长生活在最底层。但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也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他开始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后来他当过几年炉前工,研究过电池和环境保护等问题。
　　1979年-1980年,全国绝大多数右派都得以平反,恢复名誉,惟独钱伟长,尽管有中央文件点名改正,清华却要拖到1983年1月才办。他随即辞去清华大学教授之职,赴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开始了晚年的高校教育改革试验。
　　去年钱学森去世后,他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其实,“三钱”中对教育问题最有见解的是钱伟长。上世纪50年代,作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的钱伟长,在教育和科学方面建言不少,反响很大,在蒋南翔校长心中引起的反应是难以言喻的。钱伟长被打成右派与当年的政治形势有关,但也与此不无关系,其右派问题迟迟得不到改正也在于此。
　　钱伟长虽然晚年得享太平,但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最好岁月随“反右”和“文革”而流失了。尽管他对教育有见解、有抱负,但上海的那块试验田太小,与他平生的抱负相比,还是相去太远。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