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那一年,北京大学1966年毕业生陈一谘已经在河南下乡十年。陈一谘比他身边的知青都要年长一些,政治上也更成熟,出众的组织能力使他把众多年轻人联系到了一起。到1978年时,他同样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伟大的转折,他也到了该回北京的时候。次年,他重返北京。
　　1978年前后,大批知识青年从边塞乡村回到城市,高考的恢复更是让北京聚集起了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精英们。他们带着下乡多年所经受的历练,也带着这些年对国家、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开始投入人生的新阶段。
　　
　　入世情怀
　　周其仁下乡十年,有八年是在完达山的深山里狩猎。那里方圆几十里内除了他和师父再没有人烟。周其仁与师父住着自己盖的窝棚,吃着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日夜与野兽周旋。就在那远离工业文明的环境里,周其仁在油灯下读完了家里寄来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他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猎手。这个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年轻人,从《资本论》中看到了一道曙光,他后来回忆时形容:这种阅读为他“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丝门缝,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那是个很荒唐的年代,却又有很多浪漫的东西。”罗小朋回忆说。罗小朋是1969年的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本来按照当时的政策,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他可以不用下乡,由国家分配工作。但是他坚持要去农村。
　　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毛泽东改写了20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他用一种超乎人们想像的方式夺取了政权,接下来,用同样超乎所有人想像的方式全面改造中国。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首先把目光瞄准了乡村社会,摧毁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土地私有制度,建立人民公社,试图带领农民直接奔向“共产主义”。这些试验导致了巨大灾难,中共党内务实派予以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将在农村改革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杜润生。
　　这样的反对让毛对自己建立的政权体系大为恼火,这也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让当时的年轻人欣喜异常。不管出身干部家庭,还是平民家庭,这些年轻人普遍崇拜毛,多少继承了他的那种浪漫气质。毛的楷模让他们无不具有宏大抱负: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情怀,哪怕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时光消磨,今天在他们身上依然可以清晰看到。
　　在厌倦了学校中的“派仗”后,罗小朋和他的好友听说,“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有一群干部子弟正准备到河南插队,就找上门去,要求同往。当时,一位领头的女生很不屑地看着他们说:“准备好了吗,小黄毛?一时冲动。”但罗小朋并不气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0年去成了河南农村。
　　张木生的经历就更特别。他下乡几乎比所有的知青都要早,“文革”开始的前一年,1965年就去了。那时他刚刚从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和他的同学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道,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开动双脚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自己跑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奔赴内蒙插队。
　　到了1968年,知青下乡变成政府旨在解决就业问题的一项政策。在这之后,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到了河南,王岐山到了陕北,翁永曦、白南生到内蒙古,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到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去了山西。
　　当时大多数知青下乡带有强迫、半强迫性质。然而,上面列举的这些人大多数是满腔热血地自愿奔赴农村的,因为他们有宏大的抱负:改造农村,改造世界。
　　
　　幻灭
　　也因此,跟普通知青不同,他们下乡之后,像真正的农民一样干活。实际上比农民干得更加卖力。用张木生的话形容,“吃三睡五干十四”,一天除吃三顿饭,只睡五个钟头,苦干14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200斤的泥担子压得膀子全破了,一顿饭能吃四大碗面条。
　　然而,乡村的现实是残酷的。辛苦一年的结果,是他所在的大队第二年的工分值更低了。因为一年下来,产量没提高,反而由于新来的人要参与分配,拉低了大家的平均收入。
　　知青们在留下口粮后,把自己一年挣的钱粮都捐给了贫困户,但贫困户们仍无法维持温饱。张木生回忆说,自己别说是无力补天,就连补个小队也补不好。而知青们自己的生活还得靠家里贴补。
　　这样的现实令张木生苦闷。更让他震惊的是,农民们对自己生计的热情比他还要黯淡:“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知青们迷惑了:这样的农民有什么资格教育自己?翁永曦是1968年下的乡。他回忆说,“走之前,我们受的教育是,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能教育我们吗?在我们看来,他们满脑子都是小农思想。”
　　他们慢慢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农村政策、农村制度存在根本问题。翁永曦回忆说:“开始时我还想,是不是只有我在的村子是这样,只是看到了局部现象,没有看到整体?但每年回北京,和各地农村回来的朋友们一聊,都一样,在哪里都吃不饱肚子。”
　　张木生开始想到,中国农业生产上不去的原因并非“四清”和“文革”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有问题。
　　1971年“9·13”林彪出逃事件,让年轻人的心灵经受了一次更大冲击。当年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的知青贺延光,是在实行一级战备已经一个多月之后,在一个戒备森严的营房里听到传达的。他回忆说:“那天,我们百十多人,都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团长进来,披着军大衣,毫无表情地开始念文件,说到‘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哪有这种思想准备?一愣神,我们坐着的通铺不知怎么就塌了。要是平常,大家得笑闹成一堆了吧,那天,谁都不敢喘气,坐在满是尘土的地上还在那听。”
　　这是一场政治地震。经历这一震动之后的翁永曦说,“中国整个的政治方向出了问题。林彪是毛泽东推出来的,连他都叛党叛国……特别是公布了那个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私下里我们觉得,那个基本上讲的是真话……”。
　　
　　在乡村思考
　　乡村贫困的现实与这个政治事件的猛烈冲击,让很多原来有理想抱负的知识青年产生了幻灭感。农村的贫困、沉闷、闭塞,也让他们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很多人因此自暴自弃,但有一群人拒绝沉沦。
　　为在迷茫与苦闷中寻找答案,张木生一头扎进书中。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也读“禁书”。“那些后来看来特时髦、很新鲜的书,存在主义、未来主义、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等,在中国都已被翻译出来,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还包括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对斯大林的批判等等,我都读过。”张木生说。作为干部子弟的张木生,有搞到这些书的方便条件——这些书通常在家里“大人不读小孩读”,后来,它们很快在张木生的知青伙伴们手中流传,被如饥似渴地传阅。
　　阅读、思考之后是写作。下乡三年后,张木生写了篇3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文章批判了斯大林体制和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它在民间不胫而走,知青中出现了很多手抄本,张本人还为此遭受了一场牢狱之灾。
　　思考者必然同声相求,同一个地方的知青们结成了“思想村落”。陈一谘由此显示出组织才干。后来,罗小朋、邓英淘也来到他所在的河南驻马店,再加上附近的王小强。陈一谘经常组织他们进行小规模的讨论,学理论,议政治。
　　这个青年思想文化沙龙的吸引力很快超出河南,知青们是有串联传统的。与之长期保持通信的一位青年,是身在贵州的孙方明。
　　孙方明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都匀的一家工厂当厂医。但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国家的政治前途,他加入一个青年“思想部落”,其灵魂人物是日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限于条件,他们读不到那些“黄皮书”“灰皮书”,读的是马列的书,鲁迅的书和收集到的各种资料。
　　孙方明后来通过姐姐的朋友,结识了当时在河南插队的罗小朋,彼此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孙方明说,197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一口气就聊了38小时。罗小朋回江西后,孙方明又与陈一谘联络上,开始通信,“大概两三个月通一次信,信会写得很长,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长的信大约上万字。”孙方明说,从卫校毕业后他与朋友们保持通信联系,每月几十封,“我的工资都花在两件事上,一个是火车票,一个是邮票。”
　　1975年,孙方明想同钱理群一道去河南参观陈一谘办的“农民大学”。但是那一年正赶上河南大水灾,没能实现。第二年年初,他又千里迢迢从贵州坐火车到河南去见陈一谘,“我在河南看到了他们的学校,每天与另外一帮朋友聊天,见了好多人,前后待了十几天。”
　　年轻人的思想就在这些僻远的乡村发育、传播,等待“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应当如何变革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构想,惟一需要的是寻找一个突破口。而在乡村进行思考的经历,很自然地引导着他们对乡村的未来进行思考。(待续)
　　本刊记者臧博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