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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主持：王荣生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
【评议论文】何永生《语文教科书频动及争议背后的制度与课程观透视》，原载《中学语文》2005年第12期。
【原文提要】本文是一篇试图从理论层面揭示语文试验教材选文变化现象的分析文章。它从教科书制度和课程理念两方面分析选文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教科书制度方面，作者认为我国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甚至部分辅以“自由制”的变化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一。课程理念方面，作者认为从“圈养式”课程到“传记式”课程的转变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二。
语文教材选文历来是教科书中最牵动人神经的部分。任何时候，一套新教材推出，最能引起争议的一定是选文。从语文教育从业人员到相关学科人士再到普通读者，人人都可以就选文评说一番。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新课程改革以后，从小学到高中，语文教材都实现了更新。新旧教材对比，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新教材选编了大量的新课文。新课文不仅仅出现在必修教材里，更出现在各级各类语文课外读本中。这种变化通过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全民的讨论。从《狼牙山五壮士》、《背影》、《猎户》、《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文章的退出教材，到刘翔、周润发、《天龙八部》、甜蜜的爱情等相关人物和文章的选入教材，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语文教材选文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全民争论的背后有没有深层次原因？这些需要从理论层面作出解释。
作者认为“语文教科书事件”引起的争论，“无外乎什么书籍可以列入必读书的范畴、什么文章能入选、什么文章不能入选”，这都很“感性和表象”。在这些表象背后，牵涉到“教科书制度、课程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深层次问题”。
对此，作者从教科书制度和课程理念两方面分析原因。在教科书制度方面，作者认为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甚至部分辅以“自由制”的变化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一。1986年前，我国实行“国定制”教材制度，全国使用统一的教材选文，各地没有区别，争论自然就少。1986年后，教材实行“审定制”甚至部分带有“自由制”特点，各地为了突出各自特色，选编了许多新的选文，在教材选文上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本是教科书制度变化引起的正常现象，但长期“习惯了‘一纲一本’教科书模式的社会大众、家长、甚至语文教师，面对语文教科书多样化的局面多少出现了‘少见多怪’的情况”。一方面渴望教材丰富多彩，另一方面面对真正出现的多样化选文，大众又有诸多责难，这是一种“叶公好龙”的表现。
课程理念方面。作者认为从“圈养式”课程到“传记式”课程的转变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二。新课改以来，过去以“学生为饲养对象，将教师看作饲养员，把学校当作‘养圈’，把知识变成‘饲料’为特点的“圈养式”课程观，已转变为以“强调通过学生的想象力来超越日常生活中被视为真理的知识”“反对预设和期待，强调课程的价值即在学生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主动追求的过程之中”为特点的“传记式”课程观。承载着新课程观念的教科书，要求“在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历史、宗教、种族等背景下，充分关注学生主体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来建构和实施”，这导致“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从编辑体例到设计风格”都“以新自命”。也就必然导致各家出版社推出的教材选文的不同。这种不同之所以引起全民讨论，是因为参与讨论者大都没有意识到支配选文的课程理念发生了变化。
从教科书制度与课程理念角度分析全民讨论选文变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作者在理论上作出的努力。其中的观点可能不能令所有人信服，甚至可能会引起质疑，但文章选取的思考角度值得关注。在当前诸多关于选文的讨论大都流于表面，大都属于个人随感式抒发的情况下，作者透过表面追寻背后掩藏的深层次原因，从教科书制度和课程理念的理论角度思考问题，对于引导议论者离开一篇一文的讨论，更多从制度、观念等层面思考有一定启发意义。
（二）
【评议论文】徐江《论语文教育改革的哲学盲点》，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2006年第6期。
【原文提要】本文对语文教育界在教材编制、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实际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叠加性”操作问题进行了批判。当前，我国的语文教育尤其是语文教材中“叠加性”操作现象的泛滥，导致语文教学高耗低能。对此，有必要以课程目标为原则构建语文课程内容阶梯性结构系统：先用用科学的原则性的话语将语文课的课程目标描述出来，然后确定相应的课程内容，并把它们按照难易轻重作梯次排列，最后找到相应篇目，形成教科书。
教材研究有三个角度：一追问教材是什么，即教材的性质研究。二研究教材的编制，即教材的内容及其呈现方式。三研究教材的使用，即在教学中如何如使用教材。本文属于第二个角度，从目前的教材现状分析入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构语文教材编制的框架。
这里，我们集中评议这篇文章的两个方面，一是语文教材的“叠加性操作”，一是教材的“阶梯性结构系统”。
所谓“叠加性操作”在作者看来即“总是在一个方向上重复搞一些相同或者性质相同的行为”。作者对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教参的“叠加性操作”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认为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教参“叠加性操作”现象严重，“教材从时间纵向延伸看，没有明显的层级差异，没有学期段的变化。每一本语文书只是一篇一篇文章组合成一个所谓的单元，若干篇文章组合成若干单元，合辑在一起就是语文教材。至于每册书为什么要选这些文章，这些文章每一篇有哪些信息点，这些信息点有什么关系，全部信息点合在一起又是什么”，那些选辑教材的人“胸中无数”、“思考也是错误的思考”，只是单纯的把一篇篇文章像石头那样胡乱的堆积在一起。语文教参“整体内容说明”、“结构与内容”、“写作特点”等步骤每课雷同，对文章的审美性解读或分析，“几乎是在有限的几个‘标签’之下。”这种“叠加性操作”现象严重弱化了语文教育。从此，他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中“误人程度最深、影响范围最大的‘叠加性操作’”。
针对语文教材中的“叠加性操作”现象，徐江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以课程目标为原则建构语文课程内容阶梯性结构系统，最终形成语文教材：先用科学的原则性的话描述语文课程目标相应的课程内容，并把它们按难易轻重作梯次排列，最后找到相应篇目，形成语文教科书。作者对于语文教材“叠加性操作”的批判振聋发聩，从作者的行文中我们甚至可以体会到一种激愤的情绪，一种对当前语文教材编制现状极度不满的情绪。这种批判把我们对语文教育教学质量低下解决方法的思考转移到教材本身问题上来。一直以来，对语文教育教学质量低下，造成学生语文素质不高的批评就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说语文教育“误尽天下苍生”。但绝大多数人都把语文教育教学质量不高的原因归结到语文教学上来。有人认为语文教师素质不高，总是在教一些死的僵化的东西，局限在固定的模式教学中走不出来。有的认为语文教育搞填鸭式教学，不尊重学生的兴趣。有人认为语文教育太封闭，没有走大语文道路。等等。但无论怎样批评，极少有人怀疑语文教材本身存在问题。广大语文教师把忠实传授语文教材内容作为理所当然的事，也以圆满完成教材教学为荣。在他们看来，语文教材是科学的，经过专家严格论证的，是不会有问题的，它提供什么，语文课堂就教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可怀疑的。因此，很多人提出的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方案都是从如何改进教师教学质量角度提出的。徐江老师这篇文章却通过对高中六册语文教科书和教参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语文教材本身存在的巨大问题。这促使我们关注教材问题，关注语文教材中“叠加性操作”问题，关注如何从教材编制角度改进语文教学。也提醒我们的教材编制者：教材编制不单单是一篇篇选文的增删、排列、组合、剪辑问题，选文受制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是体现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材料，必须符合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要求，不能单凭编辑喜好或者感觉来选择和编辑。选文也不能毫无层次、条理混乱地堆积到一起，必须符合一定的结构，一篇选文都应有一个基本的选择点。若干文章组合成一本教科书，就承载了相应分期阶段的课程内容。
徐江老师提出以课程目标为原则建构语文课程内容阶梯性结构系统，最终形成语文教材的方案，来解决语文教材的“叠加性操作”问题。理论上来讲没有问题，但真正实施起来，在目前我国语文课程目标笼统，课程内容大部分缺失的情况下进行教材“阶梯性结构系统”的建构，徐江老师实在是给自己也给语文教材编制者提出了一个过于艰难的课题。
首先，按照他的观点，编辑教材先要确立清晰的语文课程目标。事实上偏偏我们的语文课程没有一个清晰的课程目标。各个时期，各个学段的语文课程大纲、标准对课程目标的表述都过于笼统。这一点，徐江老师在本文中也指出：《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笼统地说什么“‘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明·创新’”，这不是“课程目标”，这些虚浮的提法不具有“目标”所指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一个笼统、虚浮的课程目标显然是不能有力的指导教材编制的。从目前我国语文课程目标的相关研究进展来看，短期内提供一个确定、明晰的课程目标显然是很困难的。
其次，是根据课程目标，选定合适的课程能内容。课程目标的笼统性，决定课程内容开发难度的加大。从我国目前语文教育实际可以清楚地看到，语文课程内容开发现状也不令人满意。因此，在笼统地课程目标，模糊的课程内容现状下，要求语文教材选文有难易轻重的层次，不出现叠加性操作，很难。
再次，就算是语文课程有了清晰的课程目标和具体的课程内容，也选出了相应的文章，教材编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通过选文具体呈现课程内容的问题。因为，选文本身是圆满自足的，不会明白显示课程内容的，只有经过编者处理，才能为实现课程内容服务。因此，教材编辑在选文确定的情况下，还要探讨教材的呈现问题。
尽管艰难，目前还是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由上海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编写已接近尾声，即将出版。这套教材的编者就是在国家笼统课程目标指引下，一边开发课程内容，一边选编具体课文，并力求尽量具体明确的呈现教材。这套教材，也许和徐江老师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某些相似之处。
（三）
【评议论文】顾云虎《语文教材定篇、例文、样本与用件的划分》，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原文提要】倪文锦、王荣生将选文分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意义重大，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深化我们对语文教材编制和使用的认识与分析，为语文教材的编写，为语文教师更科学的使用教材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撑。
正如本文所讲，语文教材选文类型研究向来广受重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文教育研究者对选文作出了不同的分类。从陈启天的“模范文”、“问题文”、“自修文”到程其保对言语与文学，黎锦熙对文言与白话，朱自清、叶圣陶对“经典”与“写作范文”的划分，再到当代对文学与文章，自读文与讲读文，课内文与课外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划分，都是研究者对选文分类所作的探索。
当代学者倪文锦、王荣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从选文进入教材的方式入手，按照选文功能将选文分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在正确区分“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内容”、“语文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阐释四种选文类型的鉴别过程、依据及相应的教材编撰策略。这一系列文章包括：《“样本”类教材的两种编撰策略》（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1）、《“用件”类型选文教学——兼评语文教改的几个课例》（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4．1）、《语文教材中“例文”及其编撰策略》（阴山学刊2003．5）、《论语文教材中的“定篇”类选文》（全球教育展望2002．1与倪文锦合写）、《评我国近百年来对语文教材问题的思考路向》（教育研究2002．3）、《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第八章、《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7）第三章。
选文四分法相关文章发表后，引起语文教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不少人撰文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赞成的，喝彩的，也有不太同意的，甚至批评的。例如刘大为、潘新和就对选文不按照同一个标准划分提出批评。还有人对“例文”与“样本”的分别提出质疑。当然，赞成、喝彩的占绝大多数，这从许多语文教师已经很自觉用选文四分法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就可以看出。
本文就是一篇对选文四分法喝彩、赞成的理论文章，文章先介绍了倪、王两位教授对“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内容”、“语文教学内容”的区分，接着具体介绍两位教授四类选文内涵、功能发挥方式及相应教材编撰策略的思想。作者高度评价了选文的四种分类，认为意义重大：“这一选文类型的分类区别于惯常的文体辨析，也迥异于既往的选文形式和内容的表面区分。它最具特色之处，是以教材编制与使用为视角，辨识语文学科不同层面内容的存在特征，揭示选文进入教材的不同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功能发挥方式，把语文教材选文类型研究引向语文课程教学一体化视域，为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的理论研究拓展了一个崭新领域，其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很值得语文教育界同仁关注。”“创新之处就是提出教材编制和使用一个新的概念体系，为语文教材选文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选文四分法”成果对语文教育特别是文选式语文教材编制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科学，广大教师可以在阅读相关文章后作相应的思考，本文的评价可以作相关的参考。在笔者看来，本文作者对“选文四分法”的评价基本属实，这种评价的效果会在日后语文教育实践中日益显现出来。
[作者通联：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一）
【评议论文】何永生《语文教科书频动及争议背后的制度与课程观透视》，原载《中学语文》2005年第12期。
【原文提要】本文是一篇试图从理论层面揭示语文试验教材选文变化现象的分析文章。它从教科书制度和课程理念两方面分析选文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教科书制度方面，作者认为我国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甚至部分辅以“自由制”的变化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一。课程理念方面，作者认为从“圈养式”课程到“传记式”课程的转变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二。
语文教材选文历来是教科书中最牵动人神经的部分。任何时候，一套新教材推出，最能引起争议的一定是选文。从语文教育从业人员到相关学科人士再到普通读者，人人都可以就选文评说一番。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新课程改革以后，从小学到高中，语文教材都实现了更新。新旧教材对比，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新教材选编了大量的新课文。新课文不仅仅出现在必修教材里，更出现在各级各类语文课外读本中。这种变化通过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全民的讨论。从《狼牙山五壮士》、《背影》、《猎户》、《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文章的退出教材，到刘翔、周润发、《天龙八部》、甜蜜的爱情等相关人物和文章的选入教材，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语文教材选文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全民争论的背后有没有深层次原因？这些需要从理论层面作出解释。
作者认为“语文教科书事件”引起的争论，“无外乎什么书籍可以列入必读书的范畴、什么文章能入选、什么文章不能入选”，这都很“感性和表象”。在这些表象背后，牵涉到“教科书制度、课程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深层次问题”。
对此，作者从教科书制度和课程理念两方面分析原因。在教科书制度方面，作者认为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改为“审定制”甚至部分辅以“自由制”的变化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一。1986年前，我国实行“国定制”教材制度，全国使用统一的教材选文，各地没有区别，争论自然就少。1986年后，教材实行“审定制”甚至部分带有“自由制”特点，各地为了突出各自特色，选编了许多新的选文，在教材选文上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这本是教科书制度变化引起的正常现象，但长期“习惯了‘一纲一本’教科书模式的社会大众、家长、甚至语文教师，面对语文教科书多样化的局面多少出现了‘少见多怪’的情况”。一方面渴望教材丰富多彩，另一方面面对真正出现的多样化选文，大众又有诸多责难，这是一种“叶公好龙”的表现。
课程理念方面。作者认为从“圈养式”课程到“传记式”课程的转变是导致教材选文引起全民争议的原因之二。新课改以来，过去以“学生为饲养对象，将教师看作饲养员，把学校当作‘养圈’，把知识变成‘饲料’为特点的“圈养式”课程观，已转变为以“强调通过学生的想象力来超越日常生活中被视为真理的知识”“反对预设和期待，强调课程的价值即在学生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主动追求的过程之中”为特点的“传记式”课程观。承载着新课程观念的教科书，要求“在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历史、宗教、种族等背景下，充分关注学生主体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来建构和实施”，这导致“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从编辑体例到设计风格”都“以新自命”。也就必然导致各家出版社推出的教材选文的不同。这种不同之所以引起全民讨论，是因为参与讨论者大都没有意识到支配选文的课程理念发生了变化。
从教科书制度与课程理念角度分析全民讨论选文变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作者在理论上作出的努力。其中的观点可能不能令所有人信服，甚至可能会引起质疑，但文章选取的思考角度值得关注。在当前诸多关于选文的讨论大都流于表面，大都属于个人随感式抒发的情况下，作者透过表面追寻背后掩藏的深层次原因，从教科书制度和课程理念的理论角度思考问题，对于引导议论者离开一篇一文的讨论，更多从制度、观念等层面思考有一定启发意义。
（二）
【评议论文】徐江《论语文教育改革的哲学盲点》，原载《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2006年第6期。
【原文提要】本文对语文教育界在教材编制、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实际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叠加性”操作问题进行了批判。当前，我国的语文教育尤其是语文教材中“叠加性”操作现象的泛滥，导致语文教学高耗低能。对此，有必要以课程目标为原则构建语文课程内容阶梯性结构系统：先用用科学的原则性的话语将语文课的课程目标描述出来，然后确定相应的课程内容，并把它们按照难易轻重作梯次排列，最后找到相应篇目，形成教科书。
教材研究有三个角度：一追问教材是什么，即教材的性质研究。二研究教材的编制，即教材的内容及其呈现方式。三研究教材的使用，即在教学中如何如使用教材。本文属于第二个角度，从目前的教材现状分析入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建构语文教材编制的框架。
这里，我们集中评议这篇文章的两个方面，一是语文教材的“叠加性操作”，一是教材的“阶梯性结构系统”。
所谓“叠加性操作”在作者看来即“总是在一个方向上重复搞一些相同或者性质相同的行为”。作者对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教参的“叠加性操作”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认为语文教科书和语文教参“叠加性操作”现象严重，“教材从时间纵向延伸看，没有明显的层级差异，没有学期段的变化。每一本语文书只是一篇一篇文章组合成一个所谓的单元，若干篇文章组合成若干单元，合辑在一起就是语文教材。至于每册书为什么要选这些文章，这些文章每一篇有哪些信息点，这些信息点有什么关系，全部信息点合在一起又是什么”，那些选辑教材的人“胸中无数”、“思考也是错误的思考”，只是单纯的把一篇篇文章像石头那样胡乱的堆积在一起。语文教参“整体内容说明”、“结构与内容”、“写作特点”等步骤每课雷同，对文章的审美性解读或分析，“几乎是在有限的几个‘标签’之下。”这种“叠加性操作”现象严重弱化了语文教育。从此，他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中“误人程度最深、影响范围最大的‘叠加性操作’”。
针对语文教材中的“叠加性操作”现象，徐江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就是以课程目标为原则建构语文课程内容阶梯性结构系统，最终形成语文教材：先用科学的原则性的话描述语文课程目标相应的课程内容，并把它们按难易轻重作梯次排列，最后找到相应篇目，形成语文教科书。作者对于语文教材“叠加性操作”的批判振聋发聩，从作者的行文中我们甚至可以体会到一种激愤的情绪，一种对当前语文教材编制现状极度不满的情绪。这种批判把我们对语文教育教学质量低下解决方法的思考转移到教材本身问题上来。一直以来，对语文教育教学质量低下，造成学生语文素质不高的批评就不绝于耳，甚至有人说语文教育“误尽天下苍生”。但绝大多数人都把语文教育教学质量不高的原因归结到语文教学上来。有人认为语文教师素质不高，总是在教一些死的僵化的东西，局限在固定的模式教学中走不出来。有的认为语文教育搞填鸭式教学，不尊重学生的兴趣。有人认为语文教育太封闭，没有走大语文道路。等等。但无论怎样批评，极少有人怀疑语文教材本身存在问题。广大语文教师把忠实传授语文教材内容作为理所当然的事，也以圆满完成教材教学为荣。在他们看来，语文教材是科学的，经过专家严格论证的，是不会有问题的，它提供什么，语文课堂就教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可怀疑的。因此，很多人提出的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方案都是从如何改进教师教学质量角度提出的。徐江老师这篇文章却通过对高中六册语文教科书和教参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语文教材本身存在的巨大问题。这促使我们关注教材问题，关注语文教材中“叠加性操作”问题，关注如何从教材编制角度改进语文教学。也提醒我们的教材编制者：教材编制不单单是一篇篇选文的增删、排列、组合、剪辑问题，选文受制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是体现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材料，必须符合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的要求，不能单凭编辑喜好或者感觉来选择和编辑。选文也不能毫无层次、条理混乱地堆积到一起，必须符合一定的结构，一篇选文都应有一个基本的选择点。若干文章组合成一本教科书，就承载了相应分期阶段的课程内容。
徐江老师提出以课程目标为原则建构语文课程内容阶梯性结构系统，最终形成语文教材的方案，来解决语文教材的“叠加性操作”问题。理论上来讲没有问题，但真正实施起来，在目前我国语文课程目标笼统，课程内容大部分缺失的情况下进行教材“阶梯性结构系统”的建构，徐江老师实在是给自己也给语文教材编制者提出了一个过于艰难的课题。
首先，按照他的观点，编辑教材先要确立清晰的语文课程目标。事实上偏偏我们的语文课程没有一个清晰的课程目标。各个时期，各个学段的语文课程大纲、标准对课程目标的表述都过于笼统。这一点，徐江老师在本文中也指出：《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笼统地说什么“‘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明·创新’”，这不是“课程目标”，这些虚浮的提法不具有“目标”所指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一个笼统、虚浮的课程目标显然是不能有力的指导教材编制的。从目前我国语文课程目标的相关研究进展来看，短期内提供一个确定、明晰的课程目标显然是很困难的。
其次，是根据课程目标，选定合适的课程能内容。课程目标的笼统性，决定课程内容开发难度的加大。从我国目前语文教育实际可以清楚地看到，语文课程内容开发现状也不令人满意。因此，在笼统地课程目标，模糊的课程内容现状下，要求语文教材选文有难易轻重的层次，不出现叠加性操作，很难。
再次，就算是语文课程有了清晰的课程目标和具体的课程内容，也选出了相应的文章，教材编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通过选文具体呈现课程内容的问题。因为，选文本身是圆满自足的，不会明白显示课程内容的，只有经过编者处理，才能为实现课程内容服务。因此，教材编辑在选文确定的情况下，还要探讨教材的呈现问题。
尽管艰难，目前还是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由上海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编写已接近尾声，即将出版。这套教材的编者就是在国家笼统课程目标指引下，一边开发课程内容，一边选编具体课文，并力求尽量具体明确的呈现教材。这套教材，也许和徐江老师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某些相似之处。
（三）
【评议论文】顾云虎《语文教材定篇、例文、样本与用件的划分》，原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原文提要】倪文锦、王荣生将选文分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意义重大，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深化我们对语文教材编制和使用的认识与分析，为语文教材的编写，为语文教师更科学的使用教材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撑。
正如本文所讲，语文教材选文类型研究向来广受重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文教育研究者对选文作出了不同的分类。从陈启天的“模范文”、“问题文”、“自修文”到程其保对言语与文学，黎锦熙对文言与白话，朱自清、叶圣陶对“经典”与“写作范文”的划分，再到当代对文学与文章，自读文与讲读文，课内文与课外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划分，都是研究者对选文分类所作的探索。
当代学者倪文锦、王荣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从选文进入教材的方式入手，按照选文功能将选文分为“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四种类型。在正确区分“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内容”、“语文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阐释四种选文类型的鉴别过程、依据及相应的教材编撰策略。这一系列文章包括：《“样本”类教材的两种编撰策略》（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1）、《“用件”类型选文教学——兼评语文教改的几个课例》（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4．1）、《语文教材中“例文”及其编撰策略》（阴山学刊2003．5）、《论语文教材中的“定篇”类选文》（全球教育展望2002．1与倪文锦合写）、《评我国近百年来对语文教材问题的思考路向》（教育研究2002．3）、《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第八章、《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7）第三章。
选文四分法相关文章发表后，引起语文教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不少人撰文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赞成的，喝彩的，也有不太同意的，甚至批评的。例如刘大为、潘新和就对选文不按照同一个标准划分提出批评。还有人对“例文”与“样本”的分别提出质疑。当然，赞成、喝彩的占绝大多数，这从许多语文教师已经很自觉用选文四分法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就可以看出。
本文就是一篇对选文四分法喝彩、赞成的理论文章，文章先介绍了倪、王两位教授对“语文课程内容”、“语文教材内容”、“语文教学内容”的区分，接着具体介绍两位教授四类选文内涵、功能发挥方式及相应教材编撰策略的思想。作者高度评价了选文的四种分类，认为意义重大：“这一选文类型的分类区别于惯常的文体辨析，也迥异于既往的选文形式和内容的表面区分。它最具特色之处，是以教材编制与使用为视角，辨识语文学科不同层面内容的存在特征，揭示选文进入教材的不同途径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功能发挥方式，把语文教材选文类型研究引向语文课程教学一体化视域，为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的理论研究拓展了一个崭新领域，其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很值得语文教育界同仁关注。”“创新之处就是提出教材编制和使用一个新的概念体系，为语文教材选文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选文四分法”成果对语文教育特别是文选式语文教材编制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科学，广大教师可以在阅读相关文章后作相应的思考，本文的评价可以作相关的参考。在笔者看来，本文作者对“选文四分法”的评价基本属实，这种评价的效果会在日后语文教育实践中日益显现出来。
[作者通联：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