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诗人出身的小说家，姚鄂梅坚持认为小说与诗歌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写作者思维方式的不同，而两者在艺术本源上其实并无二致。她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对源于理想的诗意的追求，小说就会黯然无光，或者说，小说的内在品质仍然是诗意的，是对现实的超越、反抗，是对理想的坚持、申诉。”①在这个意义上说，《索道》显然传达了作家对于理想诗意的不懈追求。不过与常见的诗化小说有所不同，这部作品并未在语言和结构的诗化层面大费周章，而是借助一个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步步为营地讲述出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其间穿插的民俗风情与浪漫传说，皆体现了作家念兹在兹的诗意情怀。然而更需强调的是，在这段于今难觅的爱情传奇中，同样也暗含着作家对于女性人物生存状况的真实还原。
　　与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雷同，作品悬念起始于母亲令人费解的行动。从她踏上危险重重人迹罕至的斜坡开始，作家就为读者设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阅读悬念。而老艄公讲古和蛮子对母亲诡秘行迹的追踪，则渐次揭晓了已经尘封多年的一段爱情传奇。原来那些有关家族恩怨、儿女情仇的神秘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在母亲和昌福这两个人身上，竟然隐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由于双方家庭的阻挠，母亲无奈之下选择了蛮子的父亲，不过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保持着对于爱情和道德的双重忠贞：一方面，“这个招赘的漂亮女人在婚后规规矩矩，沿江一带那些泡沫样飞溅起来的闲话从来都跟她不沾边。”即便得知丈夫的婚外情以后，她也对他不离不弃，甚至含辛茹苦地将丈夫的私生女抚养成人；而另一方面，她却从未放弃对珍贵爱情的守护，即便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走过陡峭的山崖，去看望自己魂牵梦萦的恋人昌福。在他们之间，爱情似乎已经超越了世俗社会的种种规范，转而演化成了双方终其一生的守望相助。为了给蛮子的母亲开一条山间小路，昌福被雷管炸掉了手掌，而母亲则一直戴着昌福所送的银簪子，即便在“连天地都要变了”的移民时刻，她也选择留在故乡，不愿舍弃对于爱情的执着守望。小说的诗意内涵正蕴藉于此，不论别人如何去猜忌、误解与怀疑，她与他都用自己的完美品格和坚强毅力，超越了世俗的傲慢与偏见，并最终成就了一段空谷足音式的爱情传奇。与这段爱情故事相比，蛮子对于母亲的孝心同样令人感动。为了达成母亲的心愿，他费尽心血，终于在陡峭的山坡上开出了一条长长的索道。小说篇名也因此具有了特殊含义，在作品中，“索道”既是维系母亲與昌福诗意爱情的通道，也同时表达了作家对于爱情之“道”的深刻探询。其中有关爱情诗意内涵的鼎力颂扬，实则传达了作家对女性生存状况的真实考量。
　　在一次访谈中，姚鄂梅声称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或者说我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②在我看来，这番言论其实表达了她对于当下女性文学的某种“忧虑”。尽管女性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就蔚为大观，但由于女性作家对欲望叙事的高度迷恋，从而令女性文学日益走向创作歧途。她们误以为，似乎只有女性身体和欲望本能才是反抗男权社会的唯一武器，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在大部分女性主义者笔下，都充斥着浮泛躁动的叛逆激情和顾影自怜的病态心理。至于女性的美好情操与心灵世界，则在大多时候付之阙如。与当代女性主义者的欲望狂欢相比，姚鄂梅的小说创作虽以女性题材为主，但却鲜见欲望叙事的解放冲动。在大部分作品中，姚鄂梅都对女性人物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爱，《女儿结》中的农村妈妈、《索道》中的蛮子母亲，皆呈现出有别于当下女性文学的人物形象。它实际上表达了被女性写作所遮蔽的另一种真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姚鄂梅还原了本来就存在于女性身上的美好人性。正如作家自己所言：“人性是隐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它可以是美好的，也可以是丑恶的，但不管美与丑，它都是真实存在的。发现它、挖掘它，在作品中呈现出来，才能引起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③《索道》给予读者的感动，其实正来源于作家对人性真实的写照。除此之外，小说中大量方言土语的存在亦令作品洗尽铅华，那种充满浓郁鄂西风情的叙事情境，处处显现出一种纳须弥于芥子的大气。在这个意义上说，《索道》完全贯彻了作家对“内涵深邃而质朴”这一小说理想的追求。
　　①②③瞿淑华、姚鄂梅：《我是一个不自觉的“女性主义”作家——姚鄂梅访谈录》，《文艺新观察》2007年第4期。
　　
　　叶立文，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