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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月28日下午5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在官网公布了此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和国际泳联（FINA）一案的仲裁结果。该份简报透露了最终裁决：
1.孙杨因违反兴奋剂检测规定禁赛8年;
2.没有任何證据显示此次拒检事件前后运动员有服用禁药的行为，因此自从2018年9月4日直到本裁决作出之日的所有比赛（包括2019年7月韩国光州的世锦赛）成绩有效;
3.仲裁裁决书全文将在几天后公布，除非当事各方一致同意保密。
禁赛八年的处罚不是针对孙杨是否服用兴奋剂，而是针对他是否构成妨碍和拒绝接受检测及应否受处罚的焦点问题作出。该简报用一整段的篇幅强调了“本仲裁庭注意到：运动员所强调的检测人员缺乏有效授权和资格的问题;与其提供了血样……之后又销毁样本容器（这导致使得之后的任何再次检测都不可能了）的行为，是不同的两码事。”
因此，“仲裁庭一致认为运动员违反了FINA《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15版）》第2.5条，即’干扰兴奋剂检测程序’（Tampering）”。并进一步写到“运动员没有能够举证证明其毁坏样本瓶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正当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仲裁庭认为该事件发生前后，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因此特别强调了孙杨已经取得的成绩仍然有效。只是在法律的逻辑里，孙杨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说明其不配合检测和破坏样本的行为是正当的。
在早先的公开听证过程中，仲裁庭曾多次询问孙杨接受过多少次类似检测，为何在这一次提出质疑检测人员授权资格的问题——孙杨回答他并不熟悉WADA请来的检测机构IDTM执行的检测程序。
WADA找来当时主检官以及相关证人出庭作证：1.IDTM早已与FINA合作进行过上万次检测，且授权文件与本次一样。2.孙杨接受过一百八十多次兴奋剂检测，其中六十多次是IDTM通过出具和本案无异的授权文件执行，但孙杨却仅在这一次，对该格式授权文件提出质疑。
孙杨以不熟悉检测程序和检测过程中高度依赖队医指导意见的抗辩理由并没有说服仲裁庭。
孙杨第一时间回应称“震惊、愤怒、不能理解……已经委托律师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中国泳协发表声明称，对这一结果“深表遗憾”。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CAS裁决的情形相当有限，仅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即只有在仲裁庭的组成不当、管辖权有严重瑕疵、超越仲裁范围作出裁决、未体现平等原则，或是违背公序良俗（public policy）的情形下，CAS的裁决才可能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
根据2012年JurisNet LLC出版的《瑞士国际体育仲裁报告》显示，自CAS成立以来因程序违法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的案例共6件，比例约为7%。在听证会上，孙杨、FINA以及WADA都表示对于仲裁程序无异议，因此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裁决的可能性不大。
本次仲裁孙杨申请公开听证，这是CAS继1999年爱尔兰游泳运动员Michelle Smith De Bruin兴奋剂听证之后的第二例公开听证。不同的是，上一例公开听证，FINA作出了处罚运动员的决定而运动员上诉至CAS，而这次是WADA不满FINA作出的决定，因此FINA与孙杨都坐到了被申请人的席位上。
关于什么是“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CAS仲裁庭作出了说明：“兴奋剂检查和兴奋剂控制规则的逻辑要求并期望，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方面允许，即使运动员反对，也应该提供样本。如果不这样做，运动员将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样本，使检查无法进行。”
这个标准意味着“令人信服的理由”应当是客观的，不是基于对运动员行为是否出于善意来判断。也就是说，除非有客观阻却事由，否则任何出于运动员个人的主观判断都不能构成正当理由。
有一个先例说明了什么是“客观阻却事由”：在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 诉 Jonathan Page案中，运动员漏检，原因是当时运动员在比赛中摔倒造成脑震荡，在场的兴奋剂检查人员也没有通知运动员他的名字在赛后检查名单上，这些情况使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听证专家组做出有利于运动员的裁决。
法律事实的认定遵循清晰的逻辑推理，如果不能摆事实、讲道理，阐释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而以委屈的姿态诉苦是不可能赢得有利判决的。这一点上，孙杨并非无可指摘。
尽管他提出检测人员缺乏资质、高度依赖队医的指导意见以及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等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都回答不了仲裁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历过数十上百次相似检测，为何在这一次做出如此激烈的行为？甚至本案中与孙杨同在被申请人席上的FINA也认为其“将整个运动生涯押注在自己对于规则和当时复杂情况的理解……愚蠢之极”。
我们当然都愿意相信孙杨没有服用禁药，仲裁庭也并未否认。但这个很可能是终局性的裁决却相当沉重地提醒我们——违规就是违规，不能在违规之后以此为由申辩不受处罚。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期间并不停止裁决的执行，这不仅意味着孙杨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运动生涯的终结。
1.孙杨因违反兴奋剂检测规定禁赛8年;
2.没有任何證据显示此次拒检事件前后运动员有服用禁药的行为，因此自从2018年9月4日直到本裁决作出之日的所有比赛（包括2019年7月韩国光州的世锦赛）成绩有效;
3.仲裁裁决书全文将在几天后公布，除非当事各方一致同意保密。
禁赛八年的处罚不是针对孙杨是否服用兴奋剂，而是针对他是否构成妨碍和拒绝接受检测及应否受处罚的焦点问题作出。该简报用一整段的篇幅强调了“本仲裁庭注意到：运动员所强调的检测人员缺乏有效授权和资格的问题;与其提供了血样……之后又销毁样本容器（这导致使得之后的任何再次检测都不可能了）的行为，是不同的两码事。”
因此，“仲裁庭一致认为运动员违反了FINA《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15版）》第2.5条，即’干扰兴奋剂检测程序’（Tampering）”。并进一步写到“运动员没有能够举证证明其毁坏样本瓶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正当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
仲裁庭认为该事件发生前后，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运动员服用违禁药品，因此特别强调了孙杨已经取得的成绩仍然有效。只是在法律的逻辑里，孙杨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说明其不配合检测和破坏样本的行为是正当的。
在早先的公开听证过程中，仲裁庭曾多次询问孙杨接受过多少次类似检测，为何在这一次提出质疑检测人员授权资格的问题——孙杨回答他并不熟悉WADA请来的检测机构IDTM执行的检测程序。
WADA找来当时主检官以及相关证人出庭作证：1.IDTM早已与FINA合作进行过上万次检测，且授权文件与本次一样。2.孙杨接受过一百八十多次兴奋剂检测，其中六十多次是IDTM通过出具和本案无异的授权文件执行，但孙杨却仅在这一次，对该格式授权文件提出质疑。
孙杨以不熟悉检测程序和检测过程中高度依赖队医指导意见的抗辩理由并没有说服仲裁庭。
孙杨第一时间回应称“震惊、愤怒、不能理解……已经委托律师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中国泳协发表声明称，对这一结果“深表遗憾”。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CAS裁决的情形相当有限，仅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即只有在仲裁庭的组成不当、管辖权有严重瑕疵、超越仲裁范围作出裁决、未体现平等原则，或是违背公序良俗（public policy）的情形下，CAS的裁决才可能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
根据2012年JurisNet LLC出版的《瑞士国际体育仲裁报告》显示，自CAS成立以来因程序违法被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撤销的案例共6件，比例约为7%。在听证会上，孙杨、FINA以及WADA都表示对于仲裁程序无异议，因此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裁决的可能性不大。
本次仲裁孙杨申请公开听证，这是CAS继1999年爱尔兰游泳运动员Michelle Smith De Bruin兴奋剂听证之后的第二例公开听证。不同的是，上一例公开听证，FINA作出了处罚运动员的决定而运动员上诉至CAS，而这次是WADA不满FINA作出的决定，因此FINA与孙杨都坐到了被申请人的席位上。
关于什么是“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CAS仲裁庭作出了说明：“兴奋剂检查和兴奋剂控制规则的逻辑要求并期望，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方面允许，即使运动员反对，也应该提供样本。如果不这样做，运动员将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样本，使检查无法进行。”
这个标准意味着“令人信服的理由”应当是客观的，不是基于对运动员行为是否出于善意来判断。也就是说，除非有客观阻却事由，否则任何出于运动员个人的主观判断都不能构成正当理由。
有一个先例说明了什么是“客观阻却事由”：在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 诉 Jonathan Page案中，运动员漏检，原因是当时运动员在比赛中摔倒造成脑震荡，在场的兴奋剂检查人员也没有通知运动员他的名字在赛后检查名单上，这些情况使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听证专家组做出有利于运动员的裁决。
法律事实的认定遵循清晰的逻辑推理，如果不能摆事实、讲道理，阐释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而以委屈的姿态诉苦是不可能赢得有利判决的。这一点上，孙杨并非无可指摘。
尽管他提出检测人员缺乏资质、高度依赖队医的指导意见以及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等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都回答不了仲裁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历过数十上百次相似检测，为何在这一次做出如此激烈的行为？甚至本案中与孙杨同在被申请人席上的FINA也认为其“将整个运动生涯押注在自己对于规则和当时复杂情况的理解……愚蠢之极”。
我们当然都愿意相信孙杨没有服用禁药，仲裁庭也并未否认。但这个很可能是终局性的裁决却相当沉重地提醒我们——违规就是违规，不能在违规之后以此为由申辩不受处罚。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期间并不停止裁决的执行，这不仅意味着孙杨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其运动生涯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