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国家海洋战略的出台，成为84岁的张海峰余生的最大心愿。近两年，他召集了一些人，准备申请一个研究海洋战略的项目。这位国家海洋局前政治部主任说，这个事不能再等了，“越等越被动”。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国已经错过了一些机会。国家海洋局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许森安说，如果当年在永济礁修建了机场，或者在西沙海战和赤瓜礁海战后能恢复更多的岛礁，“目前在南沙的格局就会大不相同。”
　　在过去的几十年，在外国所占据的南沙岛礁上，逐渐完成了从占领到占有再到经营的转变，而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依然鲜见民事的踪影。在2009年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热潮中，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陆续提出了7个划界案，个个都挑战中国在南沙的主权。
　　虽然中国多年来实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然而，争议搁置之时，周边国家却未停止开发的脚步。如今，在南沙密密匝匝的油井中，没有一口是中国的。
　　中国的海洋法律，近些年虽成果不菲，但多为部门立法，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也缺少更高阶位的法律。《宪法》里至今没有“海洋”的字眼，《海洋基本法》也迟迟难以出台。这让中国的海洋法律体系，缺少统领全局的顶级食物链。而法律的出台，又遭遇管理体制的藩篱。
　　中国对海洋的开发，一方面综合开发力度不够，开发的盲点很多，产业之间比例失调；另一方面，局部海域又开采过度，海水养殖遍地开花，近海的生态遭到破坏。海洋的开发缺少一个全局的考量。
　　以上问题，每个追问下去，都能追到海洋战略上。许森安说，中国的海洋缺少一个战略层面的考量，它应该有几个层面的内容组成：首先，你得知道海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是非常重要，还是可有可无？如果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是因为它的产值占GDP的10%，还是它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张海峰有个判断，他认为再过50年，中国的经济就要以海洋为核心。“看这个问题，要往后看很多年。”
　　弄清楚海洋的地位，接下来是下一个层次：端正对海洋的态度。一是要保护好海洋，另一个是要开发好海洋。前者的含义是“不能让海洋受到侵犯与破坏”，后者则是“我从海洋中要什么”。
　　接下来要进入制度层面：怎么保护海洋，怎么开发海洋。要把这些内容都写进法规中。比如维权怎么做，由谁来做，谁来配合，海岸带怎么开发，远海怎么开发，国际海底区域怎么开发，要有一个怎样的体制，这些都要用一个有体系的法律加以保障。这一系列法律包涵的内容，一是宪法，二要有海洋基本法，三要有海域法和部门立法，四要有相应的法律配套。总之，一要让法律有权威，二要让法律落地。在立法尚不成熟的领域，可以先用政策替代，但一定要明确。
　　而接下来，就是执法的问题。法律需明了，执法则“执法必严”。
　　这样，从上到下，海洋问题就融汇贯通。而其中的关键环节，是中央能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有决心和力度。这是个“顶层设计”问题。
　　近些年，至少从中央的重要文件上，可以看到海洋的地位正在提升：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实施海洋开发”；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应重视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要“促进海洋经济发展”；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用了整整一段专门介绍海洋，不仅提出要“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还提出了“陆海统筹”的概念。
　　许森安说，“海洋发展战略”与“海洋战略”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前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后者则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全局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