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考察1936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间林庚主编的以周作人为核心撰稿人的《世界日报·明珠》副刊。它是以周作人为核心的部分北平文人的重要发表阵地。在外敌压境，全国文化界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的历史语境中，《明珠》作者群反对激进的救亡方式，提倡坚忍精神，继续国民性批判；反对“国防文学”，品味文章作法，沉浸小品尺牍。这影响了部分文学青年，但在当时北平文化界却相对孤立。
　　关键词：周作人；《世界日报·明珠》；小品文；北平
　　1943年，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说：“那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大家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想再来办一个刊物，恰巧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要改编，便接受了下来，由林庚编辑，平伯废名和我帮助写稿，虽然不知道读者觉得如何，在写的人则以为是颇有意义的事。但是报馆感觉不大经济，于二十六年元旦又断行改组，所以林庚主编的《明珠》只办了三个月，共出了九十二号。”{1}林庚编辑的《明珠》出版时间短，每期篇幅不足半版，刊载文章四五篇。尽管如此，它却成了当时周作人及其周边文人作品的重要发表园地。周作人、废名、林庚、李长之、俞平伯、沈启无等人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叶公超、朱自清、朱光潜也有文章刊出。1936年冬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存在于这样一个大时代下的《明珠》副刊，成为我们观察抗战前夕这批著名文人心态的较好角度。
　　一
　　1936年冬，是现代史上不平凡的季节。面对强敌压境，社会各界掀起救亡高潮。但也有部分知识群体跟主流做法不同。《明珠》作者群对鲁迅葬礼、抗战宣传、“国防文学”等当时文化界的大事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都不是文人救国的有效方式，文人应该从事以“思想革命”为主的“新的启蒙运动”。
　　10月19日，鲁迅逝世，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悼念活动，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的危急处境成为追悼鲁迅的焦点话题。在上海，救国会主持了鲁迅丧仪，并将其办成要求抗战的示威活动。在北平，中法大学、清华大学、民国学院、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等高校先后召开鲁迅追悼大会。{2}同时，除几个由旧文人主持的报纸副刊外，北平的《北平晨报》、《益世报》、《华北日报》、《京报》、《北平新报》等报纸的十多个副刊都以整版或连续几期的篇幅刊发悼念文章。但《明珠》没有刊发过一篇正式的悼念文章，却旁敲侧击地表达了他们对鲁迅及追悼鲁迅的不同看法。
　　周作人把他10月29日在北大三院鲁迅追悼会上的演讲以《关于鲁迅》为题发表在《宇宙风》第28-29期上，该文大谈鲁迅在旧文学整理方面的成就，于鲁迅后期的杂文则保持缄默，这跟周作人对左翼文学运动的一贯看法是相符的。看见《宇宙风》上《关于鲁迅》的预告后，有武汉田姓青年给周作人写信，劝其不要谈他不能完全懂得的鲁迅的学问。周作人接到信后即在11月21日的《明珠》上发表《关于鲁迅书后》，表示对于田姓青年的不能“遵命”，不能“遵命”实际上向读者表示他对自己鲁迅观的坚持。针对当时左翼主导的对鲁迅的评价，以《鲁迅批判》为学界关注的李长之另有看法。在刊于《明珠》的一篇文章中，李长之认为中国的许多人物，像孔子、曹操等都是被封条封了的，“现在中国文坛损失了一位大人物——鲁迅。于是我又开始看见各色各样的封条，大概仍是封好了，不许动，完事”{1}。一位参加过在北大三院召开的鲁迅追悼会的青年在《明珠》发表文章说：“照例讲演的人都要对死者赞扬一番，一赞扬就近于谄媚了。我从来没见过有大骂死人的，千篇一律，难道被追悼的人都是天下‘第一完人’吗？”{2}
　　鲁迅逝世后，曹靖华、许寿裳、沈兼士、顾颉刚、朱自清、谢冰心、沈从文、孙席珍、梁实秋等打算发起北平的扩大追悼会，但名单里却没有最应该出现的鲁迅胞弟周作人。③《明珠》版此时刊出的一篇文章针对鲁迅追悼会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他们要开追悼叫我去，我说你们真是懒人；既是革命的前夜，何以还有功夫干这些，哪见有在前敌开追悼会的。他们又要去送殡，说万人空巷，叫我也得去，我说你们真爱热闹，这好比迎神赛会，有什么好去的。他们说我没落，我说他们闲得没事干。”{4}不久之后，《明珠》又刊出一篇文章，继续非议鲁迅丧仪的“不痛快”，该文认为如果照鲁迅遗嘱所说，死了埋掉拉倒，那多痛快，“但必定要用九百块钱的棺材，请一些小孩来送殡，未免不痛快之至了”{5}。
　　由于社会各界追悼鲁迅的核心主题是联合御侮，所以，《明珠》作者群对鲁迅追悼的非议除了由来已久的个人恩怨外，也表现出他们对救国会等团体所提出的救亡主张的不赞成。这种不赞成，他们有明确的表达。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骤加剧，中国共产党和各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号召各党派、各阶层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周作人认为这些救亡方式“充满了轻躁，浮薄和虚假”，⑥林庚则认为当前的问题并非“大家联合起来，马上如何如何”就能解决的。{7}林庚对宣言的批评最为尖锐，他认为宣言是对民众的刺激，“说穿了其实是哄孩子的把戏”。{8}他设置了一个两难推理来证明不需要宣言：如果大众是主动的，你宣传与否，他都会如此，如果大众是被动的，他听了宣传之后，不过是临时起点反应。像国货年、妇女年、儿童年的宣传，“若必待满街皆贴上了刺眼的大字，然后才买一天国货，尊敬两天妇女，教育三天儿童，而刺眼的大字早已成为习惯，什么年也就完了这年。于是外国货依然畅销，妇女依然玩弄，儿童依然失学，此种年月，有何价值？至于一天的什么纪念，早上慷慨激昂的开会，下午满街上贴了宣言，而反应已终，大有等到明年再说之意”{9}。言下之意，你无论怎样宣传，都不会取得积极的效果。林庚和周作人的观点代表了《明珠》作者群对救亡宣传的态度。
　　在北平，积极响应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1936年冬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许多学生团体积极准备示威游行。这些企图“唤醒”民众、推动政府抗战的学生运动在《明珠》作者群的眼中，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署名“李季谷”的作者听说学生团体干部为救亡运动决议罢课，立即写文章告诫学生干部：“罢课只是松懈全体的救国工作！罢课只是自乱救国工作的步骤！”他说自己周围很多同学都不赞成罢课，学生干部“如果轻率议决大众所不愿做的事，这是会损毁学生团体本身的领导权的”！{1}署名“吴竟”的作者则认为学生游行是“闲情逸致”，他“很不明白那些人在那儿作什么，游行游行，示威示威，不过是公子哥儿的排场罢了”。{2}不久就有学生呼应吴竟的说法：“他们要上街贴标语，叫我去，我说标语无用。”他认为有用的事是读书写文章，认识人类珍贵的感情与理性。③ 　　对这些救亡方式的不满并不代表他们不爱国，他们认为：“中国的智识阶级是特别负着领导大众爱国、救国、抗敌、御辱的责任。”{4}但《明珠》作者群的救亡方式跟左翼阵营完全不同。周作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国人应该学习勾践卧薪尝胆的坚忍精神，学习他们的“沉默、不乱嚷、不空宣传”，如果只“图口头笔头讨便宜”，“结果只落得多挨一顿打罢了”。{5}林庚把中国大部分民众看成“病人”，对于“病人”，不是去“刺激”他，而是让他“静养”，变得“强健”起来，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⑥
　　“静养”国民使其变得“强健”，这大概就是周作人所谓的“新的启蒙运动”的一部分，这在《明珠》所刊文章中表现为坚持五四以来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比如对国民自私心理的批判。过年过节放爆竹是中国的传统，周作人却从里面看出了中国人的自私，他认为那些晚上放爆竹的人只顾自己开心，全然不管影响别人。{7}日本路人之间的感情引起了林庚的深深感慨，你如果问路，“别人都会详细的指示给你，甚至陪你走上一程”。但在中国，人家不愚弄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中国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所以日本人有团结的可能，而中国人“偏安之局自然连一条大街都保不住”。{8}又如对于不尊重个体生命的批判。水浒里的英雄好杀人，李逵劫法场就喜欢往人多的地方砍，整部小说里的女人往往死于英雄的刀下。周作人看后不舒服：“这种轻视人命，对于女人小孩‘他虐狂’的态度，是要不得的，与民族的生命有极重大的关系。”{9}在外敌压境的形势下，国人往往希望有烈士为国争光，林庚却“希望世界上不常有烈士出现，起码我不希望我的兄弟或我的儿子是”，烈士对得起国家，但国家对得起烈士吗？对个体的不尊重，足以证明“中国人之头脑不甚健全，胸中半塞半通”。{10}
　　二
　　作为文学副刊，《明珠》的头条文章多半阐述他们的文学观。他们批判韩愈统制思想，矛头指向“国防文学”，并推崇独抒性灵的小品文。
　　闻一多在清华文学会发起的鲁迅追悼会上将鲁迅跟韩愈相比，认为他们两人都是“除了文章之外还要顾及到民族国家的永久前途”。{11}这次讲演的记录者赵俪生是北方左联的活跃者，再联系闻一多这段时期的思想，赵俪生的记录有没有曲解闻一多这个比较的本意值得怀疑。倒是在《明珠》这里，韩愈成了最受攻击的人物。
　　周作人等人将韩愈摆上祭坛，目的是为了在批判中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周作人说，韩愈给后人两种影响，至今未灭，一是道，一是文。所谓“道”，是指韩愈努力于统制思想，这有害于思想的自由发展，为后来在朝在野的法西斯所利用；所谓“文”，周作人举韩愈的《送孟东野序》一文为例，此文一开始就说“大凡物不平则鸣”，周作人认为这与下文对照便说不通，是文字游戏，“如说急口令似的，如唱戏似的，只要声调的好听而不管意思说得如何”。{1}此文虽然12月2日才发表，但无疑算《明珠》批判韩愈的纲领式文献。沈启无认为“中国人不能了解六朝文章，韩愈这个人最有关系”。{2}在韩愈之前，人们写文章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到韩愈手里，“文既拿载道做口号，而道终于不可见，而又不能在日用生活人情物理上实地体验，结果这种文章只好空做题目，变成纸上文章，背后缺少真意”。③韩愈本人的文章就不及六朝人的华丽，甚至不及明朝人的潇洒。{4}废名则认为孔门之后，文章一代不如一代，韩愈是子贡所谓的“‘犬羊之鞟’者乎”？{5}
　　《明珠》批评韩愈统制思想，矛头指向“国防文学”。1936年下半年，各地左联解散后新组建的文学团体，多以“国防文学”相号召，除“国防文学”的提倡外，还有国防音乐、国防戏剧、国防诗歌等的倡导和实践。1936年11月22日，孙席珍、曹靖华等人成立北平作家协会，筹备会代表管舒予在报告中号召作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⑥“国防文学”的口号影响很大，甚至有人在追悼鲁迅的文章中认为鲁迅伟大的原因之一在于提出并领导了“国防文学”运动。{7}因此，《明珠》作者群对“国防文学”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他们对当时主流文学观念的看法。孙培良认为描写农村和“国防文学”“好像是一种为文艺者制定道德律的企图，就是说，它要告诉文艺者在创作时要怎样做才是对的，这也使我不能对此说什么”。{8}而署名“失言”的作者则认为，“国防文学”跟以前国民党提出的“民族文学”没什么区别，之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是因为中国人猴子似的民族性格。{9}程必芬认为，印刷“国防文学”的种种费用都可以买架飞机了，如果要收复失地，“文学不如什么来复枪”，奉劝“国防文学”的拥护者投笔从戎。{10}观点激烈的失言甚至讽刺当时为了抗日救亡而产生的作家联合是因为先前对骂的作家“很寂寞”，“想歇歇手”；提倡者的朋友都不写了，所以要人来“联合”，来投稿；“联合起来吧，这样可以天下无敌”，“失言”最后问了一句：“到底谁是作家？”{11}
　　“到底谁是作家？”《明珠》作者群认为，参政的都不是好作家，作家参政亦无济于事。作家参与民族的救亡，在周作人看来并不可行。《钝吟杂录》卷八里有：“宋人谈性命，真开千古之绝学，（中略），但论人物谈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说话。”周作人认为这句话很有针对性，因此，告诫当时作家：“我们真须自警，在论人物谈政事言文章时候应该注意，不可有宋人议论。”这实际上是说作家应慎谈甚至不谈“政事”。{12}这个意思鹤鸣也表达过，当时报上报道和尚尼姑派代表参加政治活动，鹤鸣认为很可笑，“倘要从事政治，就暂且忘记自己是个和尚”，“自觉出世思想浓厚的，就趁早去修行，不必上政治舞台，弄得非驴非马”。{13}表面谈和尚尼姑，背后批评的是掀起救亡高潮的主流文化界。周作人和鹤鸣多少说得有些晦涩，林庚来得直接，他说：“今日之言救国者写标语做文章，今日之为艺术者曰救国曰国防，请问以什么救以什么防？”如果“只有救国艺术，则文字之国真可以称霸东亚矣，岂不乐哉”。{1}
　　如果不想变得“非驴非马”，那就只有干本行，这本行在《明珠》作者群眼里就是被韩愈压抑下去的小品文。在林庚看来，小品文的存在是因为有正统。在八家之前，文章并无正统，八家之后合文章之正统与思想之正统而变为道统。而与这个抗衡的就是小品文。现在小品文的存在是因为“新文学运动终于变成‘遵命文学’，而读经声浪又见复活”。文坛跟时代的挽救者如果能将“遵命文学”和读经不放在心上，“专心自由写作，此则趁时代之作家也，便无清疲萧瑟气。时代若可挽回当亦在此”。{2}小品文的写作可以挽回时代，这根植于林庚对于国人应该怎样应对时局的看法。他认为不应该对民众进行“刺激”，应该“静养”国民，使其恢复健全。而小品文则是能够“静养”国民的“空气好的地方”。③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以废名为代表的《明珠》作者群对探讨小品文的做法兴致很高。废名喜欢六朝文，尤其喜欢庾信的文章。他对“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一句至为欣赏，“一个是二寸，一个是两竿，两不等于二，二不等于两吗？于是我自己好笑，我想我写文章决不会写这么容易的好句子，总是在意义上那么的掂斤簸两”。周作人说庾信的《行雨山铭》中“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开年寒尽，正月游春。俱除锦帔，并脱红纶”四句里面两个“红”字是乱写，废名感慨道：“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以生香春色人难学也。”{4}在批评中国文艺“多是凝滞的空气”后，又回过头去赞美庾信的“霜随柳白，月逐坟圆”这样的句子真是写得好。{5}除细细品味庾信文章的遣词用句以外，废名对文章构思也有卓见。金圣叹批《水浒》，认为晁盖虽是全书前半部提纲挈领的人物，但直到十三回才出场，这是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的写法，废名说不妨学这一点安闲的态度。至于写文章，他却更喜欢《唐吉诃德》那种涉笔成书的写法。⑥沈启无喜欢东坡文章中尺牍题跋一类小文，觉得很有意思，“中国散文在这些地方还有着生命”，至于大文章则“空虚没有内容”。{7} 　　三
　　除周作人、废名等成名作家的稿件外，《明珠》还刊有大量来自内地、在北平的大学里念书的年轻人的作品。《明珠》上的青年创作塑造了这样的自我形象：不参加救亡运动，喜欢待在“寂寞”的书斋，一方面继承传统的文人情趣，伤春悲秋，脆弱敏感，另一方面对现代都市生活具有丰富的感知，对日常现象展开形而上思考。
　　《明珠》青年创作中塑造的自我形象是都市的边缘人。他们往往口袋里钱不多，每次都会想下顿饭吃什么，洋面太贵，只好吃本地面，偏偏伙计又提高嗓子报他的名字：“坐在旁边的劳动阶级还吃洋面，岂不丢人？”{8}去逛公园，但受不了那一对对有钱的“登徒男女”的讽喻，逛天桥呢，那里的穷人太辛酸，于是只好逛马路。“吃了晚饭，擦擦嘴出去了，背着手，昂着胸，充充老爷；曲着腰，低着头，学学下人；抬头望灯光，低头数车迹，‘呜呜’汽车来了，吸吸车后的飞尘；密斯过了，闻闻身后的遗芳，又逍遥，又写意；烦了，走；闷了，来；不花门票，不生闲气”。但路上的乞丐渐渐多起来，“钱囊太瘦，不够打发我可怜的人”，还是不逛的好。{1}没钱的日子究竟苦闷，但又想不出办法，“做汉奸脸皮太薄，铤而走险，脑袋瓜儿又不稳当”。{2}于是，只好回到大杂院里，“北屋的票友们的胡琴声、青衣声，老旦声，搅得我头昏脑热，东屋的孩子们，为了点小事，就嚎叫不停”。③他不能学习，就找几个朋友来喝茶聊天，谈种种煞风景的事情。{4}
　　这样的青年多愁善感。“时光的痕迹，已经把我无形中划入多愁善感的境地了”。{5}早晨的太阳能够照到每一个角落，“照不到的，却是一颗荒芜在春天里的寂寞的心”，而黄昏的时候，“听寒风中枯枝的吟啸，我伫立窗前，院中一切都罩在昏暗模糊中，眼前一片凄迷，伴着莫名的惆惘”。这样的日子让作者感觉到“水一样的凄白，悠悠无尽的向前流，悒郁、寂寞，这样的过去一天又一天”。⑥这种寂寞之下，有人常常觉得无聊，“我不知现在是什么，我捉不住它，不是超过很远，就是落后很远，我的生命全是在回忆和预期，这样，我陷入无聊中了”。无聊之感普遍地弥漫着，署名“杜仰之”的作者说自己周围大多数朋友都很无聊，“忙也无聊，闲也无聊，病中也无聊，凄清寂寞更无聊了”。{7}白天无聊，晚上就失眠，“我努力的想睡去”，但“思潮是杂乱的，矛盾的，空虚的，搅扰着我的精神，头也就加倍痛起来，变成个苦闷的铅锤”，于是还是睡不着。{8}
　　在寂寞和无聊中，他们怀起旧来。怀旧，也得力于老师辈的俞平伯等人的引导。在11月16日发表的《对对子》一文中，俞平伯深情地回忆起私塾老师曾出“绿珠江上月”的上联，而下联到现在师徒二人都没对出来的往事。{9}该文勾起了青年作者们对旧事的怀念。他们怀念故乡茶馆里悠闲的生活，讲故事的老人，听故事的乐趣。{10}“北地的凄风吹瘦跋涉者的梦，跋涉北地梦也梦不到家边，空眷恋着家乡的风光，夕晖里，门前丝丝垂柳，和春深静静的庭院，满园芳草，一角荼■。”{11}署名“陶曼珠”的作者如此把从古典文学中得来的美丽意象赋予了故乡。但也有青年心里清楚，故乡是变了：“对门那家是不是依然好好种着菜呢？”{12}有人“思家不欲归”，因为几个在省外国外读书的哥哥弟弟一回家结婚，就再也回不来了，他们在家里闷得怕人，闲得怕事。{13}有人却禁不住家的蛊惑，回家知道了普遍的旱灾，自家的老屋也破落不堪，但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同情和思考，反倒是那“愚诚的鲁莽的三婶”让“我”对故乡有了“陌生感”。{14}
　　在寂寞中，他们常常对日常生活进行哲理思考。一位常落头发的青年这样描述自己：“往往同朋友在一起谈话，一大会听不着对方在讲什么，原来是自己呆着两眼想事情。还有好些次，拿着茶杯去倒茶，走过茶炉一大截路了，还低着头走，要不是朋友招呼，准会走到墙的那头去。”{15}这些思考集中在随着工业社会而产生的一些现代性问题上。某位青年的表坏了，但不去修，“没表的日子过得很安闲，用不着提心吊胆，不把时间看成一段一段的去应付，我们反而能做些事”，“孔子‘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因为他没有一个表吧”。{1}有些青年也思考着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办乡村合作社原是给农民一种权利，办得不好就只给农民增加了负担也就是义务，办赈灾公会，本是义务事情，可现在变成少数人特有的权利了。”{2}有些青年在理发的时候，发现理发师的权力是最大的，什么人的头他都敢摸。③死亡也引起这些青年的思考，有人认为人们对活着思考得很多，但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在一个适宜的时间，用一种适宜的方式死去”。{4}
　　除了寂寞敏感、善于怀旧外，他们还模仿着传统文人的闲情逸致。买花赏花是《明珠》中青年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主题。{5}秋天买一束菊花，“人原需要一点生活以外的必须东西，以自娱于美幻的领域里，写到这里，菊成了我感激的泉源；反不知说什么好了”。⑥屋里放着菊花，关心着窗外的白杨，落叶，耳朵听着秋虫的声音，“恍若置身于一个莫名其妙的意境，如梦一般的空幻缥缈”。于是翻开书来，考察历史上有关蟋蟀的故事，以及蟋蟀名称的由来。{7}秋季适合晒太阳，“独自一个人坐在秋阳下低首作遐想或幻想。这是我自小就养成的一点怪脾气。有人大概讨厌这种置国事于不顾的消极的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吧？那我只有让他们鄙视好了，反正是不能遮起太阳来的”。{8}天气好的话，还可以出去买书，老师辈的叶公超也曾把他那《买书》的短文在《明珠》上发表。{9}
　　“启蒙”对于现代中国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如果认为它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比鼓舞民气、同仇敌忾更为重要，未免有些迂腐。《明珠》作者群品味文章作法，沉浸小品尺牍，虽是文人本色，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却显得有些高蹈。他们影响下的青年作者，固然文章写得细腻漂亮，但远离主潮，缺乏生机和活力，就连这些青年自己也感觉到是时代和社会中的“多余人”。林庚主编的《明珠》仅存三个月，“报馆感觉不大经济”，大概其不太合时宜吧。
　　【责任编辑 穆海亮】
　　作者简介：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① 定一：《表》，《世界日报》1936年11月14日。
　　{2} 魏东明：《权利与义务》，《世界日报》1936年11月7日。
　　{3} 王天佑：《理发》，《世界日报》1936年11月30日。
　　{4} 狂云：《“死”的教育》，《世界日报》1936年11月5日。
　　{5} 见鹤西《买花》（《世界日报》1936年10月12日），涓滴《菊》（《世界日报》1936年11月24日），东■《买来了孩子菊》（《世界日报》1936年11月11日），石青《菊》（《世界日报》1936年11月30日）等文。
　　{6} 韩迪：《菊》，《世界日报》1936年11月20日。
　　{7} 见毕尔《落叶》（《世界日报》1936年11月3日），亦明《秋虫》（《世界日报》1936年11月12日），王颖《谈蟋蟀》（《世界日报》1936年11月10日）等文。
　　{8} 怡享：《晒太阳》，《世界日报》1936年11月12日。
　　{9} 叶公超：《买书》，《世界日报》1936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