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我们到塞北大山里插队时，乡村的文化生活基本上是空白。“文革”前的小剧社、说评书、演皮影、闹花会都当“四旧”给扫了；才出来的样板戏，县剧团在县城演选场都一票难求，更不要说到乡下演给社员看。社员一年到头就是修理地球跟天斗跟地斗，越斗口粮越少；“跟人斗”，村里就那么几个破地主，还是“省吃俭用”型的，斗斗也就没啥大劲了。
　　山外运动烟熏火燎，大山深处时有寂寞。别看社员有文化的极少，那也怀念早先瞎子说书皮影声声的时候，动不动说：这也没个啥可“误乐”的，把“娱”念成“误”。你说念错了，大伙还那么念，成心的，就往错里念，也算娱乐一把。
　　我下乡时带去两套书：箱子上面是毛选“四卷”，箱底压着一套两本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竖版，带地图和人物像。看“三国”只能夜里看，看得烂熟，熟到说起哪个人物、哪段事甚至哪句话，一想就能想到那些文字在书中的具体位置。有一天干活歇息，人少，有人求一个念过书的“子弟”（当时对地富子女的统称）讲段“三国”，他说了没几句，就关公战秦琼讲不下去。我接过来，讲得流畅，众人听得入迷，说：没想到你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学生，还会讲“三国”，往后干活咱几个多在一起。
　　这话里有话：一个生产队好几十劳力，全坐那儿听你讲“三国”，那就坏了，绝对抓你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只能是三五个人，还得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干活，其中还不能有运动积极分子。巧的是生产队副队长爱听书，隔一阵由他派活时，就有意创造机会。到地方抓紧干，看四下无人，招呼歇会儿，抽着烟，说：来一段。来哪段？来热闹的，来哥仨战谁来着？“三英战吕布”。对，就他娘的这段，这段过瘾。
　　这时我就能摆摆谱———拣高处往当中一坐，问谁的旱烟好抽，给我也卷一根，点着。有水吗？我得润润嗓子。众人赶紧伺候，哪一点伺候不到，副队长就骂：聋啦？快拿水！这滋味，爽！
　　开讲：话说刘关张在帐内立于公孙瓒身后，听外边鼓声轰轰、杀声阵阵……我得先从“温酒斩华雄”说起，添枝加叶，倒叙嗑叉，不能一下就让他们四人杀起来。杀完了，吕布败归城里，我也就一邊待着去了，还想有人伺候？美死你！
　　自1966年运动起，我因家庭出身不能积极，就属“游鱼”（不参加运动者专用词）一族。直到下乡前，只要是书，我就想方设法弄来看。到这会儿用上了，我给社员讲过“三国”“水浒”“说唐”等等。当然不是成篇大套，那我也讲不了，只能是讲一段段的故事。就这样，我和社员的关系很快拉近了，我也就不觉得孤单。收工了烧火，柴湿烧不着，正发愁，有听过我“说书”的社员的孩子挎小筐来，里面有几个刚出锅的红薯面饼子。转天又有人打发孩子送来一碗“懒豆腐”（不去渣的豆腐），这在当时算是好吃的了，可香坏了我。这都是偷摸着送，后来形势变了，社员就敢公开把我叫到他们家吃上一顿。
　　到了1972年以后，知青中开始讲《一双绣花鞋》之类的故事，我又看了《福尔摩斯侦探集》和希区柯克的电影简介，加工丰富后，就改讲这类内容了，社员也挺爱听。渐渐地就传出去，有时去县里，在大街上就让“大院”（革委会）宣传报道组等一些“老五届”大学生拉走，管吃管住，就让你给讲半宿。后来有一天在招待所碰见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他说：听说你挺能讲故事，要注意呀，别再乱讲了。
　　他的话吓我一大跳。当时我正努力要上大学，要是因为讲故事弄出点什么政治问题，那可就麻烦了。打那以后我就不讲了。不过，日后我写小说编故事的能力很强，肯定与那时“说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