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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划界是近代中国城市型政区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划界问题的解决，就明确了市政府的施政范围，它也是城市型政区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城市的研究。
关键词 近代，天津，划界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城镇，在行政：管理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统一的区域，当然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单独的、以城镇区域为唯一施政范围的地方行政机构。从20世纪中叶开始，至19世纪30年代初为止，中国的城市行政管理完成了由封建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变，其标志就是形成了独立于其他地方政府的城市地方政府，同时划定了与其他行政区域判然有别的城市型行政区域。所谓城市型政区就是近代出现，以“城乡分治”为本质特征的一种政区类型，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方向。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天津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之一，且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天津城市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地缘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异现象，原有传统单一的地域型政区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天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城市型政区也就应运而生了。而明确的界线是城市型政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划界的前提、依据、基础和过程要素
在这段时期，天津城市型政区划界的前提是城市地方政权的建立以及明确施政地域范围的迫切性；划界的依据是中央或地方自行颁布的法令；划界的基础是根据城市建成区形态而设置的警务管理区。
划分城市行政区界限的前提，首先是城市地方政府的设立。换言之，只有设立了城市单独的地方政权，才具备了划分城市行政区界限的先决条件。城市政权和城市行政区两者互相依存，政权在则辖区存，政权废则辖区亡。
划分城市政区的第二个前提，是城市政府设立以后，迫切需要明确施政的地域范围。
地方或中央的法令，对于市行政区域的确定及其具体界限的划分都有规定，这些规定构成了城市行政区的法律依据。
1930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省市县勘界条例》，对包括建制市在内的全国各类政区的划界作了详尽的规定。1934年7月28日由行政院公布的《拟定市政府组织规划办法大纲》，又将有关市行政区域的条款列为市政府组织规则必须规定的事项之一。还具体指明，如果市行政区域不是依照市组织法第4条的规定专案呈奉核准者，应该在条文内载明“暂定”字样。由于有了上述中央统一公布的，面向全国的法律，就使得市行政区区域的划分走向了更加正规化的道路。
城市型政区界限的划分，不是凭空而定的，而是总要有所凭借或依傍。在当时的中国，覆盖于城市建成区之上的警务管理区域、防卫区域往往成为城市地方政权建立以后，确定城市行政区划界的基础。
城市型政区的划界，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按照《省市县勘界条例》的规定，以下三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实地勘察、协商呈准、划分治权。对于隶属于行政院的市和隶属于省的市，要求也不完全一样。前者由于关系到的各省市政府派专员参加协商和勘察，必要时内政部也要派员参加。拟定的划界方案要连同图说报内政部，呈行政院，再专呈国民政府核定批准；后者则由民政厅委派专员，会同有关各市、县政府共同协商勘察。然后将拟订意见连同图说呈请省政府核准，报内政部审核并呈行政院备案。
二、天津市县划界概说
1928年6月间，天津依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的规定，成为特别市，市政府也很快组织成立，市长为崔廷献。成立天津特别市的市政府，市长崔廷献认为天津市所辖的区域太小，因而大为不满。一面积极拟定与河北省市县划界方案，一面声明在未定案以前，所有津市行政区域暂以旧的东西南北中五个警察署和三个特别区为范围。因为天津为一特别市，直隶于行政院，在行政建制上与河北省是相同级别，因此划界问题主要是河北省与天津市之间的问题。由于暂定的天津市范围只有区区33平方公里，显然满足不了一个大城市各方面用地的需求，于是提出一个划界主张：拟将河北省的天津全县及宁河半县、静海、仓县若干部分，宝坻的一角，即东至塘沽、大沽，南逾岐口，北逾汉沽，西将杨柳青良王庄至陈唐庄的津浦路支线，均划归天津特别市管辖。若按此方案，天津特别市的面积将达到3750平方公里。
此案一经提出即遭到河北省的强烈反对，认为天津市要求的区域过大，不能接受，于是责成河北省民政厅长孙焕仑及李鸿文、温寿泉等组成划界委员会，负责与天津特别市商谈划界事务。1928年11月27日，孙焕仑等划界委员会成员带着河北省方面的甲、乙二个方案赴津。甲案为津市的区域照旧五警察署，三个特别行政区，及原拟创设的谦德市，并与将来收回的租界，为天津特别市的管理范围；乙案为：如果津市坚持必须扩大区域时，河北方面可将西南推展至外堤为界，南以津浦路陈唐庄支线外的围堤为界，东南以张大庄贾家沽道的天然河沟为界，东以万新庄东局子至南淀西边为界，北以赵庄穆家庄永定河故道杨家嘴为界，两以杨家嘴小稍直口至外堤为界。按河北省所提的乙方案，比甲方案约大四倍，较之天津市原公布的城厢地方约扩展125平方公里。但天津特别市对河北省方面的两个方案均不满意，坚持按照津市的主张划界。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
此后，天津市县划界问题急转直下。1930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又改定特别市名称，包括天津在内的几个特别市改为市，隶行政院管辖。1930年11月，天津由院辖市被降为河北省辖市，河北省政府迁来天津。天津市成为河北省辖市，它要服从河北省政府的命令，这导致天津市在市县划界问题上变得非常不利。1932年，省政府密订市县之间的界线，省政府所决定的天津市的区域如下：北半部以警区为界，南半部东自永安里的北宁铁路起，向东南沿铁道到贾家沽道、张大庄的干沟为界。但是此项决定已经把天津市的重要收入所在地划出市外。这个决定虽然关系天津市前途甚大，但市政府却未能参与。
随着市制地位的渐低，天津市在扩大行政区域上的砝码降低，尤其在天津市改隶省辖以后，市与县同等地位，再加上地方政局迭变，国民党政府法制屡变，始以废县，致省市之争，继而扩区，复遭人民反对，遂使枝节横生，波澜迭起。
1933年11月，市政府拟引用第五次拟定办法，只是市区北部加入宜兴埠，南部土城等村则划人天津县界。但是，此项提议因为与河北省政府的定案不符，在11月21日遭省政府委员会否决。天津县的意见(指天津县的关于市的试行区域的意见)被省政府采纳。
省政府定案市县划界，是根据民政厅所拟之天津市县划界办法草案。该项草案系经三九五次省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先后经北平政务委员会及内政部民字第二五零号咨复转奉行政院令核准。前项草案 决定后，民政厅复拟天津市县勘划界域实施办法，又经第四、五、六次省政府委员会通过。有关各文件的要点如下：
市的区域：北半部依暂定区域(指试行区域)，不再扩充，南半部扩至外场为止。其界线即东自永安里之北宁铁路起，向东南沿铁道接贾家沽道、张大庄，以干沟为界。西自王石里之外堤起，复由西向南延长至津浦铁路陈塘庄支线外，以围堤为界。
提出该草案的原因有二：一是根据沪宁成案，他们认为沪宁的市界虽均有扩充，但仅仅限于繁盛街市地方，并不碍及县的存在。上海市划定之后，因辖境辽阔，警察难于有效管理，财政上也产生困难，并且至今市县之间的争议没有完全息止；保留区域也没有被接收。因此，该草案的好处是：乡区地方与城市地方人民生活习惯不同，而国家立法，关于市县的制度、各自治团体之的组织、赋税的征收，均彼此都不一样。市的自治是建立坊，县的自治是建立乡、镇；县有保卫团、捕蝗等政令；市有房捐、广告税的规定，性质各不相同。自应按照勘界条例第二条第二、三两项之原则核实拟定以上的区域，较固有区域(系指市试行区域)约大一倍有余，足以应付市政的发展。如是则全市应该有三百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均有2995人，而伦敦每平方公里才合1300人，纽约每平方公里合2100人，比它们都要稠密。二是近代新都市计划大都以发达产业为特征，天津市的产业发达程度一半，没有必要扩太大的地域。
此新拟界限在南半部系依《省、市、县勘界条例》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地势等天然形势，又大半渐臻繁盛之村庄。北半部则依勘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维持固有界线。省政府原定主张的北半部所取的界线，除永定河故道仅有小部分外，其余缺少天然的地理形势，因此不再采纳此主张。
综上所述，划界的过程复杂。但不管怎样，城市型政区的出现，是新生的事物，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河北省政府于1934年10月发文，要求按照天津市县勘划界域实施办法实行。最后终于确定了天津市的行政区：东至牛栏圈，东南至吴家嘴，南沿津浦铁路支线，西至南营门，西北至黑塔寺，北沿北宁铁路。行政区面积达89平方公里同。市辖区的出现和发展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型政区在天津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三、影响天津市县划界的要素
城市型政区界线的划定，不是一种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河北省、天津市、县各方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各种因素综合运动的结果。统观这个时期的天津市县界线划分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行政建制。1928年，天津为特别市，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建制上与河北省不相隶属，在天津市县划界问题上可以据理以争，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平等的协商争议，如果争议无法协调，则可以上报中央处理。1930年5月，天津改为行政院辖市，直隶于行政院，“市区域之划定或者变更，以左例之规定：隶属于行政院之市，由行政院转请国民政府决定……”可见，天津改为院辖市以后，行政建制与地位是下降了。1930年11月，天津院辖市又被降为河北省辖市，行政级别与县相同，“市区域之划定或者变更，以左例之规定：隶属于行政院之市，由省政府呈请行政院转请国民政府决定……”它要服从河北省政府的命令，这导致：天津市在市县划界问题上变得非常不利。
第二，利益驱动。行政区界线的划分、调整，本身就涉及划界主体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的驱动当然会引起划界主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城市型政区脱胎于地域型政区，而且还往往要将地域型政区中最发达的精华地区全部分割出去，另组建一个行政主体，这必然给地域型政区带来很：大的损失。
天津特别市成立伊始，与河北省商讨划界多次未果，关键问题在于市、省双方对天津特别市行政区域的范围观点截然不同，最初，天津要求建立“大天津”，河北省认为，如一些重要村镇划入天津，省方损失太大，因此竭力反对。省、市两方几经交涉后，天津特别市不再坚持原先的扩市计划，而改为较为实际的辖区意见。
第三，经济调试。在当时情况下，经济收入直接影响着城市型政区界线的划分。天津特别市在放弃了最初的“大天津”计划以后，改以较小的辖区方案与河北省谈判。这个方案拟定的市区范围是：东至东局子，西至稍直口，北至穆家庄，南至黑牛城。对于这个方案，河北省仍然不同意，认为范围过大，侵夺税收过多。结果天津特别市只能暂时以原来的5个警区、4个特别区、4个租界区作为市行政区。在此范围内，全市年收入仅480万元，用于行政开支才105万元，严重影响了天津特别市的发展。后来，河北省利用天津一度改为省辖市的机会，将市区范围密定起来，使天津市的行政区范围长期得不到发展。
第四，观念影响。天津第一任市长南桂馨坚决要求扩大市区，此举遭到了天津绅商的强烈反对，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以至于阎锡山不：得不将自己的亲信南桂馨市长撤掉；第二任市长崔廷献更是提出，扩大市区，废除天津县。此举更是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1929年1月，天津各界代表王赓炎去北平请愿，不但强烈反对废天津县，还进一步要求将天津特别市改为普通市；上层权力的分配结束后，1934年市县划界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勘测市县的界线。但土城、黑牛城一带的28个村村长来联名上书天津县促进市县划界委员会，愿意做天津县的有力后盾，村长们表示，天津市区自顾不暇，岂有余力经营新划入的地方?白天政府安置界桩，村民晚上破坏，以至于河北省、天津市出动警察，还是管理不住。在很长一个时期，天津市县不断因为地界问题打得不可开交。虽然，这里面有经济上的考虑，但当时的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大，这个传统的观念就是害怕失去土地，成为城市里的无根漂泊者，之所以对“农转非”不感兴趣，体现了他们“保土求存”的生命意识。
四、天津城市型政区的特点
划界以后，天津城市型政区正式确立，天津的城市型政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辖区不断拓展。此时期城市型政区的辖界，处于经常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主要的趋势是向外的，即城市型政区范围的拓展。几乎每个城市行政区都存在辖区不断扩大的过程。20世纪初，天津市区面积为16.525平方公里；1930年城区面积又有较大的扩大，达到55.989平方公里；1934年又达到89平方公里；1936年城区面积达到147.83平方公里。
第二，天津市区类型：先为单一形态后为复合型态。一般而言，城市型政区有两种形态：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单一形态是指市政府在其辖区内行使全部管理权，市、县两个行政主体在治权、辖区两方面泾渭分明。
复合形态与单一形态不同，复合形态即实行市县划界后，在法定的市行政区范围内，市政府没有全部接收行政管理之权，以至于市行政区呈复合结构形态。
最初，虽然天津特别市的施政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约定俗成的界限，天津特别市区“暂以五警区、三特别区，以及五国租界为市政范围”，很明显，天津市县的施政范围是很“明显的”，划界以前天津市区属于单一型的。1934年天津市县划界以后，天津市的行政区有所扩大，出现了市、县同城而治、同城办公的局面，因此，管理混乱，各自为政，转型为复合形态。应该指出的是，复合形态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城市型政区的完善，城市型政区还要转型为单一形态。
第三，天津市县治权交割复杂。天津市的治权交割属于市一省一县型。即治权的交割范围扩大，在省、市、县三方之间进行。凡是直属于行政院且又不是首都所在地的市，或虽隶属于省，但是为省会所在地的市都属于这种类型。
天津市直属于行政院，在行政级别上与河北省平行，因此在治权划分问题上，河北省与天津县利益一致，天津市是他们的共同“对手”，再加上其他因素，市县治权交割相当复杂。
明确的辖区界线是行政区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个问题对于此时期的中国城市型政区来说，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合治的政区制度，城市不存在单独的地方政府，也不具有行政意义上的辖区范围。因此。从原来的省、县辖境之中划分出属于城市本身的行政辖区，就成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了。1934年10月，天津市县第一次划界后，城市型政区在天津正式确立，这是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它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地域型政区，是一种崭新的政区类型，它的出现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它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方向，有力地推进了天津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 近代，天津，划界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城镇，在行政：管理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统一的区域，当然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单独的、以城镇区域为唯一施政范围的地方行政机构。从20世纪中叶开始，至19世纪30年代初为止，中国的城市行政管理完成了由封建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变，其标志就是形成了独立于其他地方政府的城市地方政府，同时划定了与其他行政区域判然有别的城市型行政区域。所谓城市型政区就是近代出现，以“城乡分治”为本质特征的一种政区类型，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方向。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天津很快成为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城市之一，且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天津城市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地缘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异现象，原有传统单一的地域型政区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天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城市型政区也就应运而生了。而明确的界线是城市型政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划界的前提、依据、基础和过程要素
在这段时期，天津城市型政区划界的前提是城市地方政权的建立以及明确施政地域范围的迫切性；划界的依据是中央或地方自行颁布的法令；划界的基础是根据城市建成区形态而设置的警务管理区。
划分城市行政区界限的前提，首先是城市地方政府的设立。换言之，只有设立了城市单独的地方政权，才具备了划分城市行政区界限的先决条件。城市政权和城市行政区两者互相依存，政权在则辖区存，政权废则辖区亡。
划分城市政区的第二个前提，是城市政府设立以后，迫切需要明确施政的地域范围。
地方或中央的法令，对于市行政区域的确定及其具体界限的划分都有规定，这些规定构成了城市行政区的法律依据。
1930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省市县勘界条例》，对包括建制市在内的全国各类政区的划界作了详尽的规定。1934年7月28日由行政院公布的《拟定市政府组织规划办法大纲》，又将有关市行政区域的条款列为市政府组织规则必须规定的事项之一。还具体指明，如果市行政区域不是依照市组织法第4条的规定专案呈奉核准者，应该在条文内载明“暂定”字样。由于有了上述中央统一公布的，面向全国的法律，就使得市行政区区域的划分走向了更加正规化的道路。
城市型政区界限的划分，不是凭空而定的，而是总要有所凭借或依傍。在当时的中国，覆盖于城市建成区之上的警务管理区域、防卫区域往往成为城市地方政权建立以后，确定城市行政区划界的基础。
城市型政区的划界，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按照《省市县勘界条例》的规定，以下三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实地勘察、协商呈准、划分治权。对于隶属于行政院的市和隶属于省的市，要求也不完全一样。前者由于关系到的各省市政府派专员参加协商和勘察，必要时内政部也要派员参加。拟定的划界方案要连同图说报内政部，呈行政院，再专呈国民政府核定批准；后者则由民政厅委派专员，会同有关各市、县政府共同协商勘察。然后将拟订意见连同图说呈请省政府核准，报内政部审核并呈行政院备案。
二、天津市县划界概说
1928年6月间，天津依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特别市组织法》的规定，成为特别市，市政府也很快组织成立，市长为崔廷献。成立天津特别市的市政府，市长崔廷献认为天津市所辖的区域太小，因而大为不满。一面积极拟定与河北省市县划界方案，一面声明在未定案以前，所有津市行政区域暂以旧的东西南北中五个警察署和三个特别区为范围。因为天津为一特别市，直隶于行政院，在行政建制上与河北省是相同级别，因此划界问题主要是河北省与天津市之间的问题。由于暂定的天津市范围只有区区33平方公里，显然满足不了一个大城市各方面用地的需求，于是提出一个划界主张：拟将河北省的天津全县及宁河半县、静海、仓县若干部分，宝坻的一角，即东至塘沽、大沽，南逾岐口，北逾汉沽，西将杨柳青良王庄至陈唐庄的津浦路支线，均划归天津特别市管辖。若按此方案，天津特别市的面积将达到3750平方公里。
此案一经提出即遭到河北省的强烈反对，认为天津市要求的区域过大，不能接受，于是责成河北省民政厅长孙焕仑及李鸿文、温寿泉等组成划界委员会，负责与天津特别市商谈划界事务。1928年11月27日，孙焕仑等划界委员会成员带着河北省方面的甲、乙二个方案赴津。甲案为津市的区域照旧五警察署，三个特别行政区，及原拟创设的谦德市，并与将来收回的租界，为天津特别市的管理范围；乙案为：如果津市坚持必须扩大区域时，河北方面可将西南推展至外堤为界，南以津浦路陈唐庄支线外的围堤为界，东南以张大庄贾家沽道的天然河沟为界，东以万新庄东局子至南淀西边为界，北以赵庄穆家庄永定河故道杨家嘴为界，两以杨家嘴小稍直口至外堤为界。按河北省所提的乙方案，比甲方案约大四倍，较之天津市原公布的城厢地方约扩展125平方公里。但天津特别市对河北省方面的两个方案均不满意，坚持按照津市的主张划界。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
此后，天津市县划界问题急转直下。1930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又改定特别市名称，包括天津在内的几个特别市改为市，隶行政院管辖。1930年11月，天津由院辖市被降为河北省辖市，河北省政府迁来天津。天津市成为河北省辖市，它要服从河北省政府的命令，这导致天津市在市县划界问题上变得非常不利。1932年，省政府密订市县之间的界线，省政府所决定的天津市的区域如下：北半部以警区为界，南半部东自永安里的北宁铁路起，向东南沿铁道到贾家沽道、张大庄的干沟为界。但是此项决定已经把天津市的重要收入所在地划出市外。这个决定虽然关系天津市前途甚大，但市政府却未能参与。
随着市制地位的渐低，天津市在扩大行政区域上的砝码降低，尤其在天津市改隶省辖以后，市与县同等地位，再加上地方政局迭变，国民党政府法制屡变，始以废县，致省市之争，继而扩区，复遭人民反对，遂使枝节横生，波澜迭起。
1933年11月，市政府拟引用第五次拟定办法，只是市区北部加入宜兴埠，南部土城等村则划人天津县界。但是，此项提议因为与河北省政府的定案不符，在11月21日遭省政府委员会否决。天津县的意见(指天津县的关于市的试行区域的意见)被省政府采纳。
省政府定案市县划界，是根据民政厅所拟之天津市县划界办法草案。该项草案系经三九五次省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先后经北平政务委员会及内政部民字第二五零号咨复转奉行政院令核准。前项草案 决定后，民政厅复拟天津市县勘划界域实施办法，又经第四、五、六次省政府委员会通过。有关各文件的要点如下：
市的区域：北半部依暂定区域(指试行区域)，不再扩充，南半部扩至外场为止。其界线即东自永安里之北宁铁路起，向东南沿铁道接贾家沽道、张大庄，以干沟为界。西自王石里之外堤起，复由西向南延长至津浦铁路陈塘庄支线外，以围堤为界。
提出该草案的原因有二：一是根据沪宁成案，他们认为沪宁的市界虽均有扩充，但仅仅限于繁盛街市地方，并不碍及县的存在。上海市划定之后，因辖境辽阔，警察难于有效管理，财政上也产生困难，并且至今市县之间的争议没有完全息止；保留区域也没有被接收。因此，该草案的好处是：乡区地方与城市地方人民生活习惯不同，而国家立法，关于市县的制度、各自治团体之的组织、赋税的征收，均彼此都不一样。市的自治是建立坊，县的自治是建立乡、镇；县有保卫团、捕蝗等政令；市有房捐、广告税的规定，性质各不相同。自应按照勘界条例第二条第二、三两项之原则核实拟定以上的区域，较固有区域(系指市试行区域)约大一倍有余，足以应付市政的发展。如是则全市应该有三百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均有2995人，而伦敦每平方公里才合1300人，纽约每平方公里合2100人，比它们都要稠密。二是近代新都市计划大都以发达产业为特征，天津市的产业发达程度一半，没有必要扩太大的地域。
此新拟界限在南半部系依《省、市、县勘界条例》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地势等天然形势，又大半渐臻繁盛之村庄。北半部则依勘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维持固有界线。省政府原定主张的北半部所取的界线，除永定河故道仅有小部分外，其余缺少天然的地理形势，因此不再采纳此主张。
综上所述，划界的过程复杂。但不管怎样，城市型政区的出现，是新生的事物，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河北省政府于1934年10月发文，要求按照天津市县勘划界域实施办法实行。最后终于确定了天津市的行政区：东至牛栏圈，东南至吴家嘴，南沿津浦铁路支线，西至南营门，西北至黑塔寺，北沿北宁铁路。行政区面积达89平方公里同。市辖区的出现和发展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型政区在天津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三、影响天津市县划界的要素
城市型政区界线的划定，不是一种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河北省、天津市、县各方以及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各种因素综合运动的结果。统观这个时期的天津市县界线划分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行政建制。1928年，天津为特别市，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建制上与河北省不相隶属，在天津市县划界问题上可以据理以争，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平等的协商争议，如果争议无法协调，则可以上报中央处理。1930年5月，天津改为行政院辖市，直隶于行政院，“市区域之划定或者变更，以左例之规定：隶属于行政院之市，由行政院转请国民政府决定……”可见，天津改为院辖市以后，行政建制与地位是下降了。1930年11月，天津院辖市又被降为河北省辖市，行政级别与县相同，“市区域之划定或者变更，以左例之规定：隶属于行政院之市，由省政府呈请行政院转请国民政府决定……”它要服从河北省政府的命令，这导致：天津市在市县划界问题上变得非常不利。
第二，利益驱动。行政区界线的划分、调整，本身就涉及划界主体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的驱动当然会引起划界主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城市型政区脱胎于地域型政区，而且还往往要将地域型政区中最发达的精华地区全部分割出去，另组建一个行政主体，这必然给地域型政区带来很：大的损失。
天津特别市成立伊始，与河北省商讨划界多次未果，关键问题在于市、省双方对天津特别市行政区域的范围观点截然不同，最初，天津要求建立“大天津”，河北省认为，如一些重要村镇划入天津，省方损失太大，因此竭力反对。省、市两方几经交涉后，天津特别市不再坚持原先的扩市计划，而改为较为实际的辖区意见。
第三，经济调试。在当时情况下，经济收入直接影响着城市型政区界线的划分。天津特别市在放弃了最初的“大天津”计划以后，改以较小的辖区方案与河北省谈判。这个方案拟定的市区范围是：东至东局子，西至稍直口，北至穆家庄，南至黑牛城。对于这个方案，河北省仍然不同意，认为范围过大，侵夺税收过多。结果天津特别市只能暂时以原来的5个警区、4个特别区、4个租界区作为市行政区。在此范围内，全市年收入仅480万元，用于行政开支才105万元，严重影响了天津特别市的发展。后来，河北省利用天津一度改为省辖市的机会，将市区范围密定起来，使天津市的行政区范围长期得不到发展。
第四，观念影响。天津第一任市长南桂馨坚决要求扩大市区，此举遭到了天津绅商的强烈反对，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以至于阎锡山不：得不将自己的亲信南桂馨市长撤掉；第二任市长崔廷献更是提出，扩大市区，废除天津县。此举更是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1929年1月，天津各界代表王赓炎去北平请愿，不但强烈反对废天津县，还进一步要求将天津特别市改为普通市；上层权力的分配结束后，1934年市县划界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勘测市县的界线。但土城、黑牛城一带的28个村村长来联名上书天津县促进市县划界委员会，愿意做天津县的有力后盾，村长们表示，天津市区自顾不暇，岂有余力经营新划入的地方?白天政府安置界桩，村民晚上破坏，以至于河北省、天津市出动警察，还是管理不住。在很长一个时期，天津市县不断因为地界问题打得不可开交。虽然，这里面有经济上的考虑，但当时的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大，这个传统的观念就是害怕失去土地，成为城市里的无根漂泊者，之所以对“农转非”不感兴趣，体现了他们“保土求存”的生命意识。
四、天津城市型政区的特点
划界以后，天津城市型政区正式确立，天津的城市型政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辖区不断拓展。此时期城市型政区的辖界，处于经常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主要的趋势是向外的，即城市型政区范围的拓展。几乎每个城市行政区都存在辖区不断扩大的过程。20世纪初，天津市区面积为16.525平方公里；1930年城区面积又有较大的扩大，达到55.989平方公里；1934年又达到89平方公里；1936年城区面积达到147.83平方公里。
第二，天津市区类型：先为单一形态后为复合型态。一般而言，城市型政区有两种形态：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单一形态是指市政府在其辖区内行使全部管理权，市、县两个行政主体在治权、辖区两方面泾渭分明。
复合形态与单一形态不同，复合形态即实行市县划界后，在法定的市行政区范围内，市政府没有全部接收行政管理之权，以至于市行政区呈复合结构形态。
最初，虽然天津特别市的施政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约定俗成的界限，天津特别市区“暂以五警区、三特别区，以及五国租界为市政范围”，很明显，天津市县的施政范围是很“明显的”，划界以前天津市区属于单一型的。1934年天津市县划界以后，天津市的行政区有所扩大，出现了市、县同城而治、同城办公的局面，因此，管理混乱，各自为政，转型为复合形态。应该指出的是，复合形态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城市型政区的完善，城市型政区还要转型为单一形态。
第三，天津市县治权交割复杂。天津市的治权交割属于市一省一县型。即治权的交割范围扩大，在省、市、县三方之间进行。凡是直属于行政院且又不是首都所在地的市，或虽隶属于省，但是为省会所在地的市都属于这种类型。
天津市直属于行政院，在行政级别上与河北省平行，因此在治权划分问题上，河北省与天津县利益一致，天津市是他们的共同“对手”，再加上其他因素，市县治权交割相当复杂。
明确的辖区界线是行政区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个问题对于此时期的中国城市型政区来说，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合治的政区制度，城市不存在单独的地方政府，也不具有行政意义上的辖区范围。因此。从原来的省、县辖境之中划分出属于城市本身的行政辖区，就成为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了。1934年10月，天津市县第一次划界后，城市型政区在天津正式确立，这是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它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地域型政区，是一种崭新的政区类型，它的出现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它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方向，有力地推进了天津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