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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两个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尖锐的对照，一个是犹太民族，另一个是英语民族。在今天人类文明的众多民族的群峰之中，犹太民族占据了其中最智慧的一群之中的巅峰，是寄居在西方文明尤其英语文明的众多巨大文明山峰峰群之中的重要的一支。而中华民族无论从人类“文明”的质量上看，还是从数量上看，都与之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或者说中国人与犹太人，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最基本“智慧”的或“文化”的差别呢？直观的“罗列”能够非常尖锐地让人们看到比较之中的差别。例如犹太人迄今只有不到2000万，而中国人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13亿之多。又例如犹太人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散居于全世界，只有约四分之一组成了以色列；中国人则不然，13亿多人居住在自己的版图居世界第三的祖国——中国，即使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口，也远比犹太总人口多得多，达到近6000万之众。又例如犹太人之中的世界名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他们中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医生、工程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仅犹太人之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160多位，占据了全部获奖者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比较而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事实上能够属于今天中国国籍的没有一个，即使算上侨居国外的华裔，也仅仅七八个而已。想想看，今天中国人口是犹太人口的几乎70倍，而犹太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反而是中国人的20多倍。这的确非常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思！
中国人与犹太人的差别，实际上仍然是渊源于对于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自我认识以及最后的回答上的差别，而这其实也就是二者最基本的智慧或文化的差别。
第一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 问题：人类从哪里来
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告诉犹太人，他们的民族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创造了人，而且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必须遵守自己的祖先与上帝签订的契约，即所谓《旧约》之中的“摩西十诫”。正是因此，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遵守“摩西十诫”，包括人人都必须信仰惟一的上帝，而且人人在信仰惟一上帝的意义上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请大家注意，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意识恰恰预示了人类“文明”精神胚胎的诞生，正是这种“人人平等”的人类精神的“文明”胚胎大大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摩西告知的上帝创造人，人人在信仰上帝的面前完全平等，以及摩西代表犹太人（希伯来人）与上帝的签约——“摩西十诫”这三点，实际上启开了全人类真正“文明”历史的“序幕”。因为只有具备了“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追求的人类历史，才有资格被称作人类真正文明的历史。
对于这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中国人有两种最重要的回答，一种是由孔丘所代表的儒家，以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的回答；另一种是由老子所代表的中国人之中的智者的回答。
孔丘的回答是中国人从“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礼乐”而来，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从永远不可知的“天命”、“宿命”而来，而这个能够代表一切中国人的“宿命”的具体可见、可闻、可知的东西，就是周代，尤其是周公的“礼乐”。因此，孔丘对于学生的教育，包括孔丘本人的一生，全都完完全全地遵循“礼乐”而行，包括孔丘所运用的种种“观念”，例如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都是来自“礼乐”对于它们的解释。例如什么是“仁”，“克己复礼为仁”。什么是“义”，“礼之宜”即为“义”，等等，不一而足。通过上面的“回答”，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孔丘及其儒家的“智慧”和“文化”，与人类对于“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的追求没有任何关系。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都是毫无任何“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追求的儒家“文化”。
关于这个问题，老子的回答又是什么呢？老子认为：中国人从“道”而来。什么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很显然，老子的“道”与犹太人先知的“上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犹太人来说，人类从上帝的“创造”而来；对于老子来说，人类从可以称作“天下母”的“道”而来。对于犹太人来说，人人在信仰上帝的意义上完全平等；对于老子来说，在追随“天下母”的“道”这个意义上，人人均都处于“玄同”意义上的完全平等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老子的思想没有在中国人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人类到哪里去
犹太人先知的回答是：回归上帝而去，到上帝所在的自由的天国去。犹太人的终极追求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了关于“上帝”的绝对“自由”的意义。
孔丘的回答是什么呢？回归“礼乐”而去，追随“圣人”当官去。后来儒家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等，均明显地丧失了对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请注意，中国人的终极追求完全只限于经验的具象，尤其现实的利益，而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绝对的精神追求以及“自由”的意义。
老子的回答是什么呢？回归“常道”，到具有“玄同”（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取向的“玄德”的精神境界去。什么是老子的“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才是人类的真正精神境界中绝对自由的精确概定。比之犹太人先知的“天国”还更具有人类智慧自由的品质。
同样令人非常遗憾，孔丘的回答完全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而老子的回答则被中国人抛弃了。
第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人类怎么去
犹太人先知的回答是：虔诚地信仰上帝而去，严格地遵行“摩西十诫”而去，不杀人，不抢劫，不奸淫，不欺弱，不说谎（不做假证），孝敬父母，只信惟一的上帝，不称上帝之名，不拜偶像，恪遵安息日。说到底，即信上帝、尊道德（社会的公德）而去。
孔丘的回答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完全（情感化地）遵行“礼乐”而去，完全遵行以“礼乐”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而去，确遵“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而去，确遵“孝悌忠恕”的家庭“私德”而去，乖乖地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秩序而去。
老子的回答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令而常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下德”，“玄德”等。总之，“尊道贵德”而去，持有“三宝”而去：“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伪）天下先。”（注意，老子在这里所说的“不敢为”，其实应该是“不敢伪”——笔者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才是真正在中国提倡社会公德，也即真道德的伟大的中国人。可是非常令人遗憾，中国人丧失了老子的真正的公道德，却捡起了“亲亲尊尊长长”的私道德、假道德。
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犹太民族
关于犹太人还必须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在维护自己宗教的“人人平等”的精神观念追求的“传统”方面，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继承和维护古希腊人的哲学的“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以及“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传统的历史方面，也同样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西方中世纪的前期，犹太人的学者曾把古希腊人的哲学文献翻译成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到了后来，犹太人在把它们从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又翻译成拉丁文方面，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方，犹太人几乎始终是一个最有文化并且最具有语言天赋的民族，比较而言，由于他们勤奋地阅读《圣经》，使得自身成为了一个文盲率非常低的民族。可以说，在后来长时期的基督教文化地区和阿拉伯文化地区之间，犹太人始终都是处于重要的文化传递者的地位。正是犹太人的语言翻译的天赋，帮助基督徒的西方人保存了古希腊哲学的伟大遗产，让它们没有在巨大的动乱之中完全丧失，而是在东方的阿拉伯人的文献之中获得了保存；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又接着帮助西方人把阿拉伯人保存下来的古希腊人的哲学文献，从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历史事实证明，犹太人不仅是人类之中、文化之间伟大的“信使”，同样也是伟大的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本身。
比较而言，中国人在过去的2000多年之中究竟干了一些什么呢？直到今天，老子伟大的《道德经》，也没有一个中国的儒家文人能够全面地认识到它的真正伟大的价值，他们又怎么可能看得懂真正具有伟大文明价值的《道德经》呢。
犹太人与中国人的最尖锐最突出的差别，几乎完全出自犹太人与中国人在认识自己（个人或民族）的问题上所出现的差别。说得更具体一些，即犹太人和中国人在认识和回答关于自身的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的问题上的差别。
犹太人认为自己从先验的（古希腊人发现的）绝对真理和超验的（古希伯来人发现的）绝对上帝的信仰而来，而最终还将回到由真理和上帝所完全统一的绝对精神的自由境界而去，并且按照真理和上帝的统一性和同一性，遵循着绝对的“道德”（诫律）——“摩西十诫”和相对的通过契约制订的“宪法”、“法律”的道路而去。必须说明的是，无论真理或上帝的信仰，均必须贯穿“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的追求。
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的认识和回答，则绝对没有体现上述所有的一切，因为他们绝对拒绝“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的追求。完全遵循孔儒的教导的中国人，就只能彻底地丧失了人类真正“文明”的价值，并从而彻底地使得自己走向了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历史之路。
同样也非常显然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对于上述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与西方先知和西方哲人的回答完全一致，而且在我看来，老子的认识和回答还更具有较高程度的正确性和全息性。
（本文编辑谢宁）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或者说中国人与犹太人，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最基本“智慧”的或“文化”的差别呢？直观的“罗列”能够非常尖锐地让人们看到比较之中的差别。例如犹太人迄今只有不到2000万，而中国人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13亿之多。又例如犹太人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散居于全世界，只有约四分之一组成了以色列；中国人则不然，13亿多人居住在自己的版图居世界第三的祖国——中国，即使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口，也远比犹太总人口多得多，达到近6000万之众。又例如犹太人之中的世界名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他们中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医生、工程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等，仅犹太人之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160多位，占据了全部获奖者总数的近四分之一。比较而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事实上能够属于今天中国国籍的没有一个，即使算上侨居国外的华裔，也仅仅七八个而已。想想看，今天中国人口是犹太人口的几乎70倍，而犹太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反而是中国人的20多倍。这的确非常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思！
中国人与犹太人的差别，实际上仍然是渊源于对于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自我认识以及最后的回答上的差别，而这其实也就是二者最基本的智慧或文化的差别。
第一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 问题：人类从哪里来
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告诉犹太人，他们的民族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创造了人，而且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必须遵守自己的祖先与上帝签订的契约，即所谓《旧约》之中的“摩西十诫”。正是因此，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遵守“摩西十诫”，包括人人都必须信仰惟一的上帝，而且人人在信仰惟一上帝的意义上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请大家注意，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意识恰恰预示了人类“文明”精神胚胎的诞生，正是这种“人人平等”的人类精神的“文明”胚胎大大促成了人类文明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摩西告知的上帝创造人，人人在信仰上帝的面前完全平等，以及摩西代表犹太人（希伯来人）与上帝的签约——“摩西十诫”这三点，实际上启开了全人类真正“文明”历史的“序幕”。因为只有具备了“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追求的人类历史，才有资格被称作人类真正文明的历史。
对于这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中国人有两种最重要的回答，一种是由孔丘所代表的儒家，以及所有的既得利益者的回答；另一种是由老子所代表的中国人之中的智者的回答。
孔丘的回答是中国人从“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礼乐”而来，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从永远不可知的“天命”、“宿命”而来，而这个能够代表一切中国人的“宿命”的具体可见、可闻、可知的东西，就是周代，尤其是周公的“礼乐”。因此，孔丘对于学生的教育，包括孔丘本人的一生，全都完完全全地遵循“礼乐”而行，包括孔丘所运用的种种“观念”，例如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都是来自“礼乐”对于它们的解释。例如什么是“仁”，“克己复礼为仁”。什么是“义”，“礼之宜”即为“义”，等等，不一而足。通过上面的“回答”，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孔丘及其儒家的“智慧”和“文化”，与人类对于“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的追求没有任何关系。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都是毫无任何“人人平等”的精神意识追求的儒家“文化”。
关于这个问题，老子的回答又是什么呢？老子认为：中国人从“道”而来。什么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很显然，老子的“道”与犹太人先知的“上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犹太人来说，人类从上帝的“创造”而来；对于老子来说，人类从可以称作“天下母”的“道”而来。对于犹太人来说，人人在信仰上帝的意义上完全平等；对于老子来说，在追随“天下母”的“道”这个意义上，人人均都处于“玄同”意义上的完全平等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老子的思想没有在中国人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人类到哪里去
犹太人先知的回答是：回归上帝而去，到上帝所在的自由的天国去。犹太人的终极追求从一开始就已经具有了关于“上帝”的绝对“自由”的意义。
孔丘的回答是什么呢？回归“礼乐”而去，追随“圣人”当官去。后来儒家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等，均明显地丧失了对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请注意，中国人的终极追求完全只限于经验的具象，尤其现实的利益，而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绝对的精神追求以及“自由”的意义。
老子的回答是什么呢？回归“常道”，到具有“玄同”（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取向的“玄德”的精神境界去。什么是老子的“玄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才是人类的真正精神境界中绝对自由的精确概定。比之犹太人先知的“天国”还更具有人类智慧自由的品质。
同样令人非常遗憾，孔丘的回答完全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而老子的回答则被中国人抛弃了。
第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人类怎么去
犹太人先知的回答是：虔诚地信仰上帝而去，严格地遵行“摩西十诫”而去，不杀人，不抢劫，不奸淫，不欺弱，不说谎（不做假证），孝敬父母，只信惟一的上帝，不称上帝之名，不拜偶像，恪遵安息日。说到底，即信上帝、尊道德（社会的公德）而去。
孔丘的回答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完全（情感化地）遵行“礼乐”而去，完全遵行以“礼乐”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而去，确遵“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而去，确遵“孝悌忠恕”的家庭“私德”而去，乖乖地按照“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秩序而去。
老子的回答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令而常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下德”，“玄德”等。总之，“尊道贵德”而去，持有“三宝”而去：“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伪）天下先。”（注意，老子在这里所说的“不敢为”，其实应该是“不敢伪”——笔者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才是真正在中国提倡社会公德，也即真道德的伟大的中国人。可是非常令人遗憾，中国人丧失了老子的真正的公道德，却捡起了“亲亲尊尊长长”的私道德、假道德。
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犹太民族
关于犹太人还必须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在维护自己宗教的“人人平等”的精神观念追求的“传统”方面，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继承和维护古希腊人的哲学的“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以及“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传统的历史方面，也同样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西方中世纪的前期，犹太人的学者曾把古希腊人的哲学文献翻译成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到了后来，犹太人在把它们从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又翻译成拉丁文方面，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方，犹太人几乎始终是一个最有文化并且最具有语言天赋的民族，比较而言，由于他们勤奋地阅读《圣经》，使得自身成为了一个文盲率非常低的民族。可以说，在后来长时期的基督教文化地区和阿拉伯文化地区之间，犹太人始终都是处于重要的文化传递者的地位。正是犹太人的语言翻译的天赋，帮助基督徒的西方人保存了古希腊哲学的伟大遗产，让它们没有在巨大的动乱之中完全丧失，而是在东方的阿拉伯人的文献之中获得了保存；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又接着帮助西方人把阿拉伯人保存下来的古希腊人的哲学文献，从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历史事实证明，犹太人不仅是人类之中、文化之间伟大的“信使”，同样也是伟大的人类文化的“创造者”本身。
比较而言，中国人在过去的2000多年之中究竟干了一些什么呢？直到今天，老子伟大的《道德经》，也没有一个中国的儒家文人能够全面地认识到它的真正伟大的价值，他们又怎么可能看得懂真正具有伟大文明价值的《道德经》呢。
犹太人与中国人的最尖锐最突出的差别，几乎完全出自犹太人与中国人在认识自己（个人或民族）的问题上所出现的差别。说得更具体一些，即犹太人和中国人在认识和回答关于自身的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的问题上的差别。
犹太人认为自己从先验的（古希腊人发现的）绝对真理和超验的（古希伯来人发现的）绝对上帝的信仰而来，而最终还将回到由真理和上帝所完全统一的绝对精神的自由境界而去，并且按照真理和上帝的统一性和同一性，遵循着绝对的“道德”（诫律）——“摩西十诫”和相对的通过契约制订的“宪法”、“法律”的道路而去。必须说明的是，无论真理或上帝的信仰，均必须贯穿“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的追求。
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的认识和回答，则绝对没有体现上述所有的一切，因为他们绝对拒绝“人人平等”的精神价值观的追求。完全遵循孔儒的教导的中国人，就只能彻底地丧失了人类真正“文明”的价值，并从而彻底地使得自己走向了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历史之路。
同样也非常显然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对于上述三个最基本的人生哲学问题的认识和回答，与西方先知和西方哲人的回答完全一致，而且在我看来，老子的认识和回答还更具有较高程度的正确性和全息性。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