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7日，距离大年除夕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是夜，寒冷的风中，五位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作家迎来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在那个大战即将拉响，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他们是为国为家牺牲生命的无数青年人的缩影。
　　怀着与五位进步青年作家共同的理想，鲁迅先生在两年后的同一天，写了一篇纪念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赞美他们伟大的精神与崇高的品质。文章虽是对烈士的追忆，同时也表达了一份坚定的信念和对未来美好的期许。

　　90年后，一场同名的当代艺术展览开幕。这是艺术家戴莹于2020年7月5日在今日美术馆推出的国内首次个展。
　　这场展览同样是基于“一场回忆”，是艺术家对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逝去父亲的追忆，也记录了她本人在那段时间经历的各种社会事件。
　　然而，这只不过是展览的起点，其中裹挟的是所有人可以分享的共同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城市化进程改革，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也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今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爆发，更让我们的未来变得捉摸不透。
　　“如何忘记过去沉痛的记忆，并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也许是艺术家戴莹希望通过她的展览及作品傳达的。正如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表达的那一份对于未来的美好想象。而这也许便是我们人类无论是古是今，是中是西，都共同拥有的一份“乌托邦”的理想。

　　“为了忘却的纪念”在纪念什么？
　　戴莹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国内首次个展，是基于一次记忆。这个记忆既包含了私人记忆——父亲的去世，使她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情感动荡;也包含了公共的记忆——由于北京城市更新，带来了她的工作室拆迁。在北京城市周边的很多地区也都经历了相似的事情。
　　在此次展览戴莹的创作中，她将这两者的记忆进行了连接。通过多件大型装置，表达了一种复杂、矛盾的情感。
　　展览中，出现了大量的“建筑”以及建筑材料相关的元素，这与戴莹父亲从事建筑相关行业有关。是出于她对父亲的怀念。
　　在一片安静、沉重又充满希望的氛围中，展览对观众展开。

　　在展览的入口处，一件高7.9米的大型装置“建筑”作品《出勤记录》，从屋顶垂落。作品选择三色塑料彩条布作为材料，这一材料具有耐晒和良好的防水性能，所以通常在建筑队工地上使用比较多，不仅可以抵挡灰尘，还可以遮阳防雨。同时，它也常被成制成三色布编织袋供需要迁徙的劳动者使用。
　　艺术家选择这种“临时性”的材料，并且在其上面书写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留下的富有哲理的句子。而书写的人是她邀请的一些建筑工人。让作品具有多重寓意。
　　邀请工人参与到创作中，是因为戴莹父亲最早也是建筑工人出身，之后慢慢地成为了一位建筑行业的管理者。这让戴莹天然地对这些在工地上劳动的群体带有一种亲近与敬畏之情。
　　戴莹发现，在人类的历史中，总是会反复出现一些被人们认同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始终具有一种“临时感”。每到时代变化时，虽然我们记得这些看似很有建设性的话语，但总是有一些人的生命依然处于“临时”和“动荡”的状态。这些话语就像不断累积的意识形态的建筑，但它们的根基其实是虚的。
　　通过戴莹入口处的第一件作品，奠定了此次戴莹个展的基调，也带领观众进入到她的思考中。

　　进入展厅，左手边单独的空间里呈现了另一件大型装置《绵延》：一位女性俯首跪地，在她身体下面铺满了白色的金刚砂，这也是常用的一种建筑材料。这位女性似乎在忏悔，又像在祈祷。这是戴莹经历个人情感动荡之后，在其生活中反复操练的一个动作。
　　雕像背对着一件铜钢板制成的圆形雕塑，作品表面看起来像是生锈的状态，这寓意着反复被人们提到的“乌托邦”的美好愿望，同时又给予每一位还活着的人希望。
　　而女性雕塑背对着这一个象征“希望”的圆，又赋予作品一种矛盾的寓意。正如德国的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说：“我们都是背对着未来，朝向历史来迎接未来的。” 　　文字是此次展览中又一重要元素。

　　在一层展厅最里面的一整面墙上，是一件中英文书写的作品《A Man’s A Man For A’That》（人总是人，不管那一切）。这些文字来自苏格兰著名的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年）的一首诗歌，这位传奇的诗人写下了传唱至今著名的诗歌《友谊地久天长》。他生于苏格兰民族面临被异族征服的时代，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激进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在他的文字里，强调了生命的尊严与平等，鼓励着人们不断地通过行动改变命运。

　　与之对应的是另一件大型装置《神庙》，这件作品同样与建筑工地有关，外形对应了工地上的建筑。这座“神庙”由许多空白纸张覆盖，这些空白纸张是即将要承载文字的，等待着被印刷，传播各种思想。

　　《看着我》是展厅二层展出的唯一一件大型的装置作品。作品更加饱含了艺术家戴莹对于建筑相关材料的转换。
　　在这件作品中，戴莹使用激光切割机机床作为材料，这些机床本身带有非常尖锐的凸起，是为了承载钢板及金属板，以方便对它们进行切割。然而，当钢板在这些机床上完成切割之后，它们就变成了没有使用价值的废弃物。
　　展厅里，戴莹将这些被激光切割后，到处都是“伤痕”的激光切割机机床制作成了高低不一，由五根“柱子”构成的“纪念碑群”的场景，下面铺满了建筑工地常见的砾石。其中有四根是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还有一根是戴莹对于建筑工地上使用的电梯的联想。一盏白炽灯在封闭的柱子里上下运转。其运行的轨道呈现出螺旋形，就像我们对DNA结构的认知，其上下运动也代表着生命起伏的变化。
　　危险、宁静、安静……混杂在这一件作品中。
　　在作品空间的安排上，《看着我》刚好对应了楼下同一空间内跪拜的雕塑，上下之间白色与黑色的石子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
　　作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展览希望强调的。

　　与《看着我》使用相似创作手法的装置作品《国际歌》，二者在对材料的使用上就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艺术家使用了生活中被废弃的塑料袋作为材料，并将一个音乐盒掩盖在这些材料中，里面微弱的声音播放着《生日快乐》歌。这个音乐盒是艺术家偶然间在被拆迁的建筑工地上捡到的，“祝你生日快乐”仍在回响，而过生日的人已经“被迫”搬迁至别的地方。
　　观看戴莹的创作，许多人会有一种强烈的矛盾感。一面是具有非常大能量，以及强烈当代批判精神的大型装置，另一面则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安静的“书写”。
　　究竟，这是一位具有现代突破精神的当代的艺术家，还是一位具有传统的精神的东方艺术家？

　　事实上，戴莹从艺之路的源头是从书法开始的。她是一位沿袭20多年的书法实践者。
　　她既钟情于书法、毛笔、宣纸之间的关系，也对这些传统材料了然于心。
　　进入展厅，最早出现在观众眼前的绘画是两件黑白的“书写”作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艺术家似乎在传递一种克制的能量。作品首先充分体现了戴莹对于书写材料的熟悉度，以及她在绘画过程中对身体的控制力。艺术家在反复重复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状态，在克制的状态中，又有一种变化，在变化中，一种能量从中释放。
　　“能量”是戴莹绘画作品中非常重要的特质。在其早期的作品中，这种能量是通过一种“单体同心圆”的形状传递的。
　　這种封闭的圆形既具有宇宙、星球的形状，又仿若身体的器官。封闭的“圆”寓意着世界的起始，又象征着生命的孕育，无始无终。让人在观看作品时为之着迷。
　　随着年龄与生活阅历的增长，艺术家画面中的单体圆变成了多个同心圆，并且彼此之前形成了不同的关系。

　　展覽现场一幅长达10米的绘画
　　在此次展览中，一件10米长的大型绘画，由无数个这样的“同心圆”构成，这件巨幅的作品是戴莹在形式上与实践上的一次巨大突破。画面中五颜六色的“圆形”释放着无限能量，充满了生命的强度，也让人们看到了戴莹在艺术创作上的无限可能。

　　另一件2018年的绘画，作品来自两块石头的轮廓，一块来自中国，一块来自古希腊帕特农神庙。艺术家将两块石头的轮廓勾勒下来，形成了一种现代绘画形式主义的结构。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能看到艺术家这类受两种不同文明的牵引，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中浸淫的结晶。
　　虽然戴莹一直使用毛笔、宣纸这些材料绘画，但并不能简单将她归类到“东方性”的艺术家中。在她作品中，更多地是迸发出有关自我，有关生命能量的释放。这不仅是对艺术家自我的认识，更牵引出每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

　　展览中，唯一一件带有社会信息的架上作品，是由三色布编织袋拼贴而成的，上面覆盖了塑料袋，劳动中使用的手套等等，与展厅里其他的装置作品形成对应关系。在这件作品的上面书写了佛教中的六字真言，与之相对的是诗人彭斯的诗歌。两者的文字，一个强调的内省，一个号召行动，这两种精神世界始终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中，一个是自救，一个是救人。
　　戴莹的展览“为了忘却的纪念”，也许揭示出了“为什么我们人类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的原因”。正如人类自始至终对于“乌托邦”怀抱一种伟大的理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