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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宋皖江词人群体奉理学为共同的学术追求，在看待和创作词的态度上，皖江词人将理学的精神注入词作之中。 其主要表现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理入词，带着理学精神和意趣去填词；二是以词释理，即主动将词作为阐释理学观念的工具。
关键词：皖江词人 理学 词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南宋皖江词人群体研究”（2012SQRW140ZD）；淮南师范学院校级科研课题（2010wk039）
皖江词人是笔者曾经构建的一个词人群体，成员包括周紫芝、程大昌、吴儆、汪莘、程珌、方岳、吴潜等南宋皖江流域的25位词人，关于该作家的群体特征详见拙文《南宋皖江词人群体概观》（《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本文拟就该群体的创作特征和南宋理学的关系作一个肤浅的分析，权作引玉之论。
一
表面上看，词学和理学是两个领域的概念。一个是文学样式，一个是哲学思想，主情的文学和主理的哲学二者在文与道、情与理上存在天然的分歧。“理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形态的哲学，通过将伦理道德的善上升为大理的本体存在，以解决人的存在问题。而文学以抒发人的思想感情为主要目的，美应是其要研讨的中心”。①这种分歧和矛盾在词学领域被进一步放大。
词本是隋唐之际兴起的一种配合乐曲演唱的文学体式，早期主要流行于民间，内容上多是儿女私情，相思闺怨，文风俚俗。即使在文人参与创作之后，仍没有改变属于“艳科”的本质，适应着士大夫娱乐的需要，成为娱宾遣兴的工具，呈现士大夫私生活享乐主义的一面。因此，正统文人不屑为之，即使写词，也往往“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②五代的和凝，有“曲子相公”之称，青年时创作的词“流于汴洛”，等到要被拜相时后悔不已，“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③类似情形在早期的词作者那里经常发生。这一方面可能与词作格调不高有关，另一方面，词不登大雅之堂乃至作词有损声誉的观念也客观存在。
理学家的目标在于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通过教人“养性”以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这种重道轻文的观念下，程颐认为“作文害道”，“作诗用功甚妨事”④朱熹也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⑤。言外之意追求文词而舍弃义理是舍本逐末的行为。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尚且遭到否定，表现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词所流露的“人欲”更是触动了理学家的敏感神经，遭到理学家的排斥和蔑视。程颐斥责秦观的词句“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上侮苍穹”的行为。《童蒙训》卷下记载，程颐的弟子日赴歌会，先生大为恼火，认为这样的行为“绝人理，去禽兽无几”，足见其对歌舞场面的深恶痛绝。
与词配合演唱的燕乐是继雅乐、清乐音乐与文学的第三次结合，这种音乐自西域传入，它以曲项琵琶、五弦箜篌等为演奏乐器，其声“铿锵镗鞳，洪音骇耳”，“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蹻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⑥从这段近乎夸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想见，这是一种能满足观众感官欲求的音乐：有“铿锵镗鞳”富于动感的节奏，有“洪音骇耳”响亮的音色，能让欣赏者“奢淫躁竞、举止轻飙”。这在理学家看来，恰恰是对声色之娱的纵容，程颐曾说“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⑦，在他看来，因为这样的音乐已经脱离了乐教的色彩。既然燕乐“不成于乐”，那么“词”也自然不具备诗教的功能。
然而，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词的面貌也随着创作群体的扩大而逐渐雅化，尤其是苏轼对词所进行的一系列诸如“以气入词”、“以诗为词”的改革，词的表现空间和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思想内容上像诗一样地抒情言志，风格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⑧，功能上从狭窄的儿女私情里“指出向上一路”⑨使词在宋代文坛的地位大大提高。理学家也不可能完全回避它的存在和影响。尤其是南渡之后，一批有志之士将山河破碎之痛和复国之志付之词作，受到理学家的认同。朱熹、魏了翁、周必大就高度赞赏这类爱国词作。朱熹认为张祁、张孝祥父子的爱国词作“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寇，扫清中原之意。”⑩并刻置于南康军之武观，以示文武吏士。理学家魏了翁也说张于湖有英姿奇气，对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尤为推崇。
對爱国词人作品题材内容的推崇，使得理学家进而在艺术特色方面也认同这类词作。理学家反对词表现享乐和私欲，但却并不反对那种所谓词义“出于正”的作品，无论是评价作品还是自己的创作，都突出地体现“性情之正”的标准和规范。词之所以能为上流社会接受，获得合法生存的权利，除了词的影响日渐扩大，词本身也发生了“异化”，变成了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高雅的艺术形式。
在经过对词作内容的选择和音乐形式的重新认识后，理学家逐渐接受了词。南宋的理学家普遍参与词的创作，作品数量蔚为大观。崔海正、许总等学者甚至提出了“理学词派”的概念。？輥？輯？訛南宋皖江词人作品的理学色彩可以看作这一趋势下的产物。
二
皖江词作的理学精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理入词”，一是“以词释理”。
理学是关于天地万物之源和道德性命之本的哲学。在学术上深受理学影响的皖江词人在以词抒情言志时自然也无法摆脱这种哲学观念的影响。换言之，词人带着对理学思想、情感和观念的认同去创作，作品中难免会包含理学的精神。这是宏观意义上的“以理入词”，表现为整个群体共同的价值标准和“集体无意识”。许总先生说，“理学家涉足词的创作，无论具体地出于何种动机，实际上都悬垂着‘性情之正’的标准和规范”，？輥？輰？訛这可以理解为宏观上的“以理入词”。
从具体的作品来看，“以理入词”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一）是以理学的语汇为词
皖江词人精通理学，谙熟儒家经典和理学术语，往往将诸如“性命”、“心法”、“元气”一类词汇融入作品。皖江词人中以理学语汇入词当推程大昌。如“羲黄缘得此，齐元气”（《感皇恩·措大做生朝》）、“易卦占新，八八周轮又再轮”（《减字木兰花·内子生日》）、“富寿康宁，要三般齐足，方是有福”（《万年欢·硕人生日》）等。最具代表性的是这首《万年欢·丙午生日》： 老钝迂疏，尽世间乐事，不忺不觑。痴向韦编，根究卦爻来处。浑沌包中天地。谢东家、从头指示。便和那、八八机关，并将匙钥分付。 行年数、六十四。把一年一卦，恰好相拟。妙道生生，既济还存未济。身原河图比似。每演九后，重从一始。待人间、甲子何其，剩书亥字为戏。
这位老先生痴迷《易经》，该词通篇皆是“机关、浑沌、妙道”等术语。将卦象和人事相推，认为六十四卦象中包含天地和人生哲理，正好一卦对应一岁，用卦象表达人生境遇的反思和达人安命的情怀。另一位词人汪莘的68首作品中也颇多“格物、存心、仰观俯察”之语。
（二）是以理学的思维入词
在词作中体现为作者不是以文人的情感和态度审美，而是以理学家的眼光观物述理，表达理性的思考。如汪莘的《水调歌头》（听说古时月）作于嘉定元年中秋无月之夜。词前有百字之序，先考据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源于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而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又源自抱朴子的“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最后认为抱朴子之言有其道理。其词则讨论道理所在：
听说古时月，皎洁胜今时。今人但见今月，也道似琉璃。君看少年眸子，那比婴儿神采，投老又堪悲。明月不再盛，玉斧亦何为。 约东坡，招太白，试寻思。凭谁研却，里面桂影数千枝。忆在无怀天上，仍向有虞宫殿，看月到陈隋。别有一轮月，万古没成亏。
以文人之目光，赏月重在写景抒怀，中秋之夜无月可赏也就无景可记，无论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还是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无不借皎洁的月色表达情思。而作者却一反文人的审美情感，列举古人咏月诗词数首加以考证，并由物及人表达哲理性思考。词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明月也有它的幼年、少年和老年时期，正如人的眼珠一样，各个时期其神采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葛洪说“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有道理的。而作者心中“别有一轮月，万古没成亏”。这首词借月发论，富有哲理趣味，构思方式与传统文人迥异。
方岳的《哨遍·问月》一词从语言到说理绝类汪莘的《水调歌头》，词人先是对着天上的一轮明月发出屈原式的“天问”：“吾问汝，开辟自何时。”接着推算月亮的年龄“吾今断自唐虞起。翳帝曰放勋，甲辰践祚，数至今、宋嘉熙。凡三千五百二十年馀。”词人推断，在漫长的岁月里，月亮应该和人一样，月亦会老，月亦有悲。然而，“恐古时月与今时异。恨则恨今人不千岁”。词人在自问自答中表达古今之叹，从天上到人间，议论中寄寓对人间不平事的思索。
（三）是以理学态度入词
有时理学家并非有意去发表哲理性的思考，然而作品内容却体现着理学家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如吴儆的《蓦山溪·效樵歌体》：
清晨早起，小阁遥山翠。颒面整冠巾，问寝罢、安排菽水。随家丰俭，不羡五侯鲭，软煮肉，熟炊粳，适意为甘旨。 中庭散步，一盏云涛细。迤逦竹洲中，坐息与、行歌随意。逡巡酒熟，呼唤社中人，花下石，水边亭，醉便颓然睡。
词中描述了“早起”、“颒面整冠巾”、“问寝”、“安排菽水”等生活内容和“适意为甘”的人生态度，吻合了理学家所倡导的修身养性、安贫乐道以及忠孝观念。或者说作者在词作中描述了符合理学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也可以看作是“以理入词”的一种。
“以词释理”是借助词这种文学样式来阐说义理，表达理性的思索。如果说“以理入词”是理学思想的无意流露，那么“以词释理”就是有意以词见理。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但皖江词人中不乏这样的尝试，再举汪莘的《水调歌头》（欲觅存心法）为例：
欲觅存心法，当自尽心求。此心尽处，豁地知性与天体。行尽武陵溪路，忽见桃源洞口，渔子舍渔舟。输与逃秦侣， 绝境几春秋。举全体，既尽得，要敛收。勿忘勿助之际，玄扎一丝头。君看天高地下，中有鸯飞鱼跃，妙用正周流。可与知者道，莫语俗人休。
该词直奔主题，要旨就在于阐述理学的“存心”之法，词人认为“存心”当尽心求取，如武陵人入桃花源后的豁然开朗。其中，“鸯飞鱼跃”一词源自《诗经·大雅》，原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缩语，在理学家那里的含义还赋予“道无所不在、随所在而乐、天机自完” 等意。？輥？輱？訛与新安理学家程大昌所阐述的“以至诚之心体道”如出一辙，如同以词的面目出现的理想观念。
三
以上粗略论述了皖江词作的理想精神。当然，理学家的词作受理学的影响并非那么绝对和必然。我们一方面承认理学家视词为“载道”的工具、带着理学的观念和话语写词，同时也应看到理学家并不十分重视这个工具，与诗文相比，词作阐述理学观点的功能实在有限。以朱子为例，尽管其词贯穿着理学家“真”的意趣，但其主要特征仍不出文人词的范畴。如《念奴娇·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词韵》：
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邀与尘缘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 应笑俗李粗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箱月。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这首词如一般的宋人咏梅，借梅花幽洁高雅之精神，表露自己高洁的心志。王柏评论说，“昔南轩先生與先大夫石笋翁在长沙赏梅分韵有曰‘平生佳绝处，心事付寒梅’，今又获拜观文公先生怀南轩之句曰‘和羹心事，履霜时节’。由是知二先生心事与梅花一也”。以梅咏志，？輥？輲？訛与陆游《卜算子》并无二致。从词风的渊源上看，朱熹词更多地受到苏辛的影响，如《水调歌头》：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渔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此词所抒写的激越豪迈之怀抱，从内容到风格都似乎可见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的影子。苏轼通过改革词体而形成的豪放词风在朱熹词作中显示出明显的影响。词中对自己内心志趣的表达，不难看出受与其同时兼为文友的辛弃疾词风的影响。 从以上两首词作中，我们还看见被理学排斥的道家的影子。《水调歌头》中的“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化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念奴娇》中用来比喻梅花超凡脱俗品格的“姑射仙人”来自《庄子·逍遥游》。甚至，我们还能从朱熹的词作中看到厌弃尘世、追寻隐逸的避世思想。除了这里的“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还有“青鸟外，白鸥前。几生香火旧因缘”（《鹧鸪天·江槛》）、“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是非”（《鹧鸪天·脱却儒冠著羽衣》）、“有酒径须醉，无事莫关情”（《水调歌头·次袁仲机韵》）……朱熹以词抒写真性情，与其他文人并无二致。他的两首回文词《菩萨蛮》更带有文字游戏的特征。朱熹的词为什么和诗文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说明理学家主要还是以文人的身份和心态参与词的创作。文人词是其词作的主体。
四、结语
在南宋词日益雅化的大背景下，南宋的理学家逐渐抛弃了对词的偏见，积极参与到词的创作队伍，一时间蔚然成风。不过，崔海正、许总等学者提出的“理学词派”概念遭到了西北大学张文利的反对。张文利以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关于流派的条件为依据，论述了“宋代并不存在所谓‘理学词派’”的观点。她认为“宋代理学家有词作传世者很少，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南宋理学家中，朱熹的周围，惟朱松、刘子翚、张栻、王彭年等涉笔词作”。笔者以为，以群体作家数量而论，程先、汪莘、汪晫是朱熹的弟子。罗愿、程大昌、吴儆是其学术酬唱之友，汪宗臣、张孝祥也和朱熹交往密切。张文显然忽视了这个群体的存在，更何况这个群体的创作中体现了丰富的理学精神。如果说“理学词派”尚不具备成立条件只能说“以理入词”是理学家参与词作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作品并非主流，理学家也没有刻意将词改造成传道的工具。
注释
① 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
② 胡寅.酒边集序[A]//唐宋词序跋汇编[C].金启华，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17.
③ 李冰若.栩庄漫记[A]//历代词话补编[C].张璋，等，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867.
④ 二程遗书（卷十八）[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二）[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二程遺书（卷十八）[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胡寅.酒边集序[A]//唐宋词序跋汇编[C].金启华，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年版， 1990：117.
⑨ 朱熹.书张伯和诗词后[A]//晦庵集（卷八十四）[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崔海正.宋词与宋代理学[J].文学遗产，1994（3）：61；
关键词：皖江词人 理学 词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南宋皖江词人群体研究”（2012SQRW140ZD）；淮南师范学院校级科研课题（2010wk039）
皖江词人是笔者曾经构建的一个词人群体，成员包括周紫芝、程大昌、吴儆、汪莘、程珌、方岳、吴潜等南宋皖江流域的25位词人，关于该作家的群体特征详见拙文《南宋皖江词人群体概观》（《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本文拟就该群体的创作特征和南宋理学的关系作一个肤浅的分析，权作引玉之论。
一
表面上看，词学和理学是两个领域的概念。一个是文学样式，一个是哲学思想，主情的文学和主理的哲学二者在文与道、情与理上存在天然的分歧。“理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形态的哲学，通过将伦理道德的善上升为大理的本体存在，以解决人的存在问题。而文学以抒发人的思想感情为主要目的，美应是其要研讨的中心”。①这种分歧和矛盾在词学领域被进一步放大。
词本是隋唐之际兴起的一种配合乐曲演唱的文学体式，早期主要流行于民间，内容上多是儿女私情，相思闺怨，文风俚俗。即使在文人参与创作之后，仍没有改变属于“艳科”的本质，适应着士大夫娱乐的需要，成为娱宾遣兴的工具，呈现士大夫私生活享乐主义的一面。因此，正统文人不屑为之，即使写词，也往往“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②五代的和凝，有“曲子相公”之称，青年时创作的词“流于汴洛”，等到要被拜相时后悔不已，“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③类似情形在早期的词作者那里经常发生。这一方面可能与词作格调不高有关，另一方面，词不登大雅之堂乃至作词有损声誉的观念也客观存在。
理学家的目标在于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合理性，通过教人“养性”以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在这种重道轻文的观念下，程颐认为“作文害道”，“作诗用功甚妨事”④朱熹也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⑤。言外之意追求文词而舍弃义理是舍本逐末的行为。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尚且遭到否定，表现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词所流露的“人欲”更是触动了理学家的敏感神经，遭到理学家的排斥和蔑视。程颐斥责秦观的词句“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上侮苍穹”的行为。《童蒙训》卷下记载，程颐的弟子日赴歌会，先生大为恼火，认为这样的行为“绝人理，去禽兽无几”，足见其对歌舞场面的深恶痛绝。
与词配合演唱的燕乐是继雅乐、清乐音乐与文学的第三次结合，这种音乐自西域传入，它以曲项琵琶、五弦箜篌等为演奏乐器，其声“铿锵镗鞳，洪音骇耳”，“感其声者，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蹻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⑥从这段近乎夸张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想见，这是一种能满足观众感官欲求的音乐：有“铿锵镗鞳”富于动感的节奏，有“洪音骇耳”响亮的音色，能让欣赏者“奢淫躁竞、举止轻飙”。这在理学家看来，恰恰是对声色之娱的纵容，程颐曾说“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⑦，在他看来，因为这样的音乐已经脱离了乐教的色彩。既然燕乐“不成于乐”，那么“词”也自然不具备诗教的功能。
然而，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词的面貌也随着创作群体的扩大而逐渐雅化，尤其是苏轼对词所进行的一系列诸如“以气入词”、“以诗为词”的改革，词的表现空间和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思想内容上像诗一样地抒情言志，风格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⑧，功能上从狭窄的儿女私情里“指出向上一路”⑨使词在宋代文坛的地位大大提高。理学家也不可能完全回避它的存在和影响。尤其是南渡之后，一批有志之士将山河破碎之痛和复国之志付之词作，受到理学家的认同。朱熹、魏了翁、周必大就高度赞赏这类爱国词作。朱熹认为张祁、张孝祥父子的爱国词作“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寇，扫清中原之意。”⑩并刻置于南康军之武观，以示文武吏士。理学家魏了翁也说张于湖有英姿奇气，对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尤为推崇。
對爱国词人作品题材内容的推崇，使得理学家进而在艺术特色方面也认同这类词作。理学家反对词表现享乐和私欲，但却并不反对那种所谓词义“出于正”的作品，无论是评价作品还是自己的创作，都突出地体现“性情之正”的标准和规范。词之所以能为上流社会接受，获得合法生存的权利，除了词的影响日渐扩大，词本身也发生了“异化”，变成了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高雅的艺术形式。
在经过对词作内容的选择和音乐形式的重新认识后，理学家逐渐接受了词。南宋的理学家普遍参与词的创作，作品数量蔚为大观。崔海正、许总等学者甚至提出了“理学词派”的概念。？輥？輯？訛南宋皖江词人作品的理学色彩可以看作这一趋势下的产物。
二
皖江词作的理学精神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理入词”，一是“以词释理”。
理学是关于天地万物之源和道德性命之本的哲学。在学术上深受理学影响的皖江词人在以词抒情言志时自然也无法摆脱这种哲学观念的影响。换言之，词人带着对理学思想、情感和观念的认同去创作，作品中难免会包含理学的精神。这是宏观意义上的“以理入词”，表现为整个群体共同的价值标准和“集体无意识”。许总先生说，“理学家涉足词的创作，无论具体地出于何种动机，实际上都悬垂着‘性情之正’的标准和规范”，？輥？輰？訛这可以理解为宏观上的“以理入词”。
从具体的作品来看，“以理入词”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一）是以理学的语汇为词
皖江词人精通理学，谙熟儒家经典和理学术语，往往将诸如“性命”、“心法”、“元气”一类词汇融入作品。皖江词人中以理学语汇入词当推程大昌。如“羲黄缘得此，齐元气”（《感皇恩·措大做生朝》）、“易卦占新，八八周轮又再轮”（《减字木兰花·内子生日》）、“富寿康宁，要三般齐足，方是有福”（《万年欢·硕人生日》）等。最具代表性的是这首《万年欢·丙午生日》： 老钝迂疏，尽世间乐事，不忺不觑。痴向韦编，根究卦爻来处。浑沌包中天地。谢东家、从头指示。便和那、八八机关，并将匙钥分付。 行年数、六十四。把一年一卦，恰好相拟。妙道生生，既济还存未济。身原河图比似。每演九后，重从一始。待人间、甲子何其，剩书亥字为戏。
这位老先生痴迷《易经》，该词通篇皆是“机关、浑沌、妙道”等术语。将卦象和人事相推，认为六十四卦象中包含天地和人生哲理，正好一卦对应一岁，用卦象表达人生境遇的反思和达人安命的情怀。另一位词人汪莘的68首作品中也颇多“格物、存心、仰观俯察”之语。
（二）是以理学的思维入词
在词作中体现为作者不是以文人的情感和态度审美，而是以理学家的眼光观物述理，表达理性的思考。如汪莘的《水调歌头》（听说古时月）作于嘉定元年中秋无月之夜。词前有百字之序，先考据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源于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而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又源自抱朴子的“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最后认为抱朴子之言有其道理。其词则讨论道理所在：
听说古时月，皎洁胜今时。今人但见今月，也道似琉璃。君看少年眸子，那比婴儿神采，投老又堪悲。明月不再盛，玉斧亦何为。 约东坡，招太白，试寻思。凭谁研却，里面桂影数千枝。忆在无怀天上，仍向有虞宫殿，看月到陈隋。别有一轮月，万古没成亏。
以文人之目光，赏月重在写景抒怀，中秋之夜无月可赏也就无景可记，无论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水调歌头》还是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无不借皎洁的月色表达情思。而作者却一反文人的审美情感，列举古人咏月诗词数首加以考证，并由物及人表达哲理性思考。词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的，明月也有它的幼年、少年和老年时期，正如人的眼珠一样，各个时期其神采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葛洪说“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是有道理的。而作者心中“别有一轮月，万古没成亏”。这首词借月发论，富有哲理趣味，构思方式与传统文人迥异。
方岳的《哨遍·问月》一词从语言到说理绝类汪莘的《水调歌头》，词人先是对着天上的一轮明月发出屈原式的“天问”：“吾问汝，开辟自何时。”接着推算月亮的年龄“吾今断自唐虞起。翳帝曰放勋，甲辰践祚，数至今、宋嘉熙。凡三千五百二十年馀。”词人推断，在漫长的岁月里，月亮应该和人一样，月亦会老，月亦有悲。然而，“恐古时月与今时异。恨则恨今人不千岁”。词人在自问自答中表达古今之叹，从天上到人间，议论中寄寓对人间不平事的思索。
（三）是以理学态度入词
有时理学家并非有意去发表哲理性的思考，然而作品内容却体现着理学家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如吴儆的《蓦山溪·效樵歌体》：
清晨早起，小阁遥山翠。颒面整冠巾，问寝罢、安排菽水。随家丰俭，不羡五侯鲭，软煮肉，熟炊粳，适意为甘旨。 中庭散步，一盏云涛细。迤逦竹洲中，坐息与、行歌随意。逡巡酒熟，呼唤社中人，花下石，水边亭，醉便颓然睡。
词中描述了“早起”、“颒面整冠巾”、“问寝”、“安排菽水”等生活内容和“适意为甘”的人生态度，吻合了理学家所倡导的修身养性、安贫乐道以及忠孝观念。或者说作者在词作中描述了符合理学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也可以看作是“以理入词”的一种。
“以词释理”是借助词这种文学样式来阐说义理，表达理性的思索。如果说“以理入词”是理学思想的无意流露，那么“以词释理”就是有意以词见理。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但皖江词人中不乏这样的尝试，再举汪莘的《水调歌头》（欲觅存心法）为例：
欲觅存心法，当自尽心求。此心尽处，豁地知性与天体。行尽武陵溪路，忽见桃源洞口，渔子舍渔舟。输与逃秦侣， 绝境几春秋。举全体，既尽得，要敛收。勿忘勿助之际，玄扎一丝头。君看天高地下，中有鸯飞鱼跃，妙用正周流。可与知者道，莫语俗人休。
该词直奔主题，要旨就在于阐述理学的“存心”之法，词人认为“存心”当尽心求取，如武陵人入桃花源后的豁然开朗。其中，“鸯飞鱼跃”一词源自《诗经·大雅》，原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缩语，在理学家那里的含义还赋予“道无所不在、随所在而乐、天机自完” 等意。？輥？輱？訛与新安理学家程大昌所阐述的“以至诚之心体道”如出一辙，如同以词的面目出现的理想观念。
三
以上粗略论述了皖江词作的理想精神。当然，理学家的词作受理学的影响并非那么绝对和必然。我们一方面承认理学家视词为“载道”的工具、带着理学的观念和话语写词，同时也应看到理学家并不十分重视这个工具，与诗文相比，词作阐述理学观点的功能实在有限。以朱子为例，尽管其词贯穿着理学家“真”的意趣，但其主要特征仍不出文人词的范畴。如《念奴娇·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词韵》：
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邀与尘缘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 应笑俗李粗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箱月。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这首词如一般的宋人咏梅，借梅花幽洁高雅之精神，表露自己高洁的心志。王柏评论说，“昔南轩先生與先大夫石笋翁在长沙赏梅分韵有曰‘平生佳绝处，心事付寒梅’，今又获拜观文公先生怀南轩之句曰‘和羹心事，履霜时节’。由是知二先生心事与梅花一也”。以梅咏志，？輥？輲？訛与陆游《卜算子》并无二致。从词风的渊源上看，朱熹词更多地受到苏辛的影响，如《水调歌头》：
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渔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此词所抒写的激越豪迈之怀抱，从内容到风格都似乎可见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作的影子。苏轼通过改革词体而形成的豪放词风在朱熹词作中显示出明显的影响。词中对自己内心志趣的表达，不难看出受与其同时兼为文友的辛弃疾词风的影响。 从以上两首词作中，我们还看见被理学排斥的道家的影子。《水调歌头》中的“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化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念奴娇》中用来比喻梅花超凡脱俗品格的“姑射仙人”来自《庄子·逍遥游》。甚至，我们还能从朱熹的词作中看到厌弃尘世、追寻隐逸的避世思想。除了这里的“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还有“青鸟外，白鸥前。几生香火旧因缘”（《鹧鸪天·江槛》）、“看成鼎内真龙虎，管甚人间闲是非”（《鹧鸪天·脱却儒冠著羽衣》）、“有酒径须醉，无事莫关情”（《水调歌头·次袁仲机韵》）……朱熹以词抒写真性情，与其他文人并无二致。他的两首回文词《菩萨蛮》更带有文字游戏的特征。朱熹的词为什么和诗文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说明理学家主要还是以文人的身份和心态参与词的创作。文人词是其词作的主体。
四、结语
在南宋词日益雅化的大背景下，南宋的理学家逐渐抛弃了对词的偏见，积极参与到词的创作队伍，一时间蔚然成风。不过，崔海正、许总等学者提出的“理学词派”概念遭到了西北大学张文利的反对。张文利以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关于流派的条件为依据，论述了“宋代并不存在所谓‘理学词派’”的观点。她认为“宋代理学家有词作传世者很少，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南宋理学家中，朱熹的周围，惟朱松、刘子翚、张栻、王彭年等涉笔词作”。笔者以为，以群体作家数量而论，程先、汪莘、汪晫是朱熹的弟子。罗愿、程大昌、吴儆是其学术酬唱之友，汪宗臣、张孝祥也和朱熹交往密切。张文显然忽视了这个群体的存在，更何况这个群体的创作中体现了丰富的理学精神。如果说“理学词派”尚不具备成立条件只能说“以理入词”是理学家参与词作的一种现象，这样的作品并非主流，理学家也没有刻意将词改造成传道的工具。
注释
① 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
② 胡寅.酒边集序[A]//唐宋词序跋汇编[C].金启华，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117.
③ 李冰若.栩庄漫记[A]//历代词话补编[C].张璋，等，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867.
④ 二程遗书（卷十八）[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二）[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二程遺书（卷十八）[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胡寅.酒边集序[A]//唐宋词序跋汇编[C].金启华，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年版， 1990：117.
⑨ 朱熹.书张伯和诗词后[A]//晦庵集（卷八十四）[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崔海正.宋词与宋代理学[J].文学遗产，199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