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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问世22年，在中国至今尚未电影化。2015年，由河正宇导演，改编自《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许三观》上映。《许三观卖血记》从小说到电影，一路走来可谓艰难。本文试图对韩国版电影《许三观》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将其与余华原版小说进行对比，找出韩国版电影的特色和它对小说原著精神的缺失。
关键词：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 河正宇 《许三观》 对比分析
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创作于1995年，小说叙事时间从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这部小说温情而又残忍地描绘了人的一生，以生动的故事表达了绝境面前人的求生欲望。
1994年张艺谋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拍成了电影《活着》，虽在中国大陆至今仍为禁片，但相较于《许三观卖血记》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已属“幸运”，因为从1995年至今，《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都尚未电影化。早在2000年，韩国映画世界株式会老板安东圭就买下了《许三观卖血记》的电影拍摄版权。在当时也有一位意大利导演想买下该小说的电影拍摄版权，但余华经过权衡，把电影拍摄版权卖给了跟中国文化更接近的韩国。但安东圭并未能及时筹措开拍，后安东圭和余华都属意姜文导演该部作品，但由于剧本在中国大陆一直未能过审，安东圭遂决定在韩国拍摄。2015年1月14日，由河正宇执导，河正宇、河智苑主演的电影《许三观》在韩国上映。
《许三观卖血记》从小说到电影，一路走来可谓艰难。本文试图对韩国版电影《许三观》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将其与余华原版小说进行对比，找出韩国版电影的特色和它对小说原著精神的缺失。
一、另一种文化下的叙事尝试
《许三观卖血记》小说从新中国成立，写到改革开放，描写了许三观20岁到60岁的生活史，在这四十年中，他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大跃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可以说，小说的描写和叙事很符合中国当时的语境。在叙事手法上，《许三观卖血记》的黑色幽默和重复叙事已是研究者们的共识。
韩国在战后经济一片萧条，百废待兴。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腾飞前，韩国一直是东亚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不如朝鲜。韩版电影《许三观》，叙事时间段也与《许三观卖血记》相仿，只不过电影版只截取了两个时间段：1953年和1964年。与电视剧不同，电影受時长影响，根本不可能完全表现小说所有内容，《许三观》时长为124分钟，在当今电影市场上，超过120分钟的电影已属不易。但《许三观》仍在努力做着既不太背离原著又能符合本土化的叙事尝试。
首先，韩版电影将原著中的中国元素替换为韩国元素。如在人物设定方面，原著中许三观是丝厂职工，在电影版中则变为工地搬运工，在娶到许玉兰之后继承了岳父制作爆米花的手艺，改卖爆米花。原著中许玉兰是“油条西施”，电影版则将她改为卖爆米花的“爆米花西施”，因为韩国没有油条，爆米花则是韩国全民都爱吃的食物。林芬芳在原著中也是丝厂职工，在电影版中则将她设定为卖大麦茶的。在民族文化特色表现方面，原著中许三观卖血后要点“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补血，在电影版中则改为“一盘血肠，一瓶米酒”。原著中许一乐可能是何小勇的儿子，许三观被人讽为“做乌龟的”，也就是“戴绿帽”之意，在韩国则无此意，于是许三观在电影版中被称为“做云雀的”，因云雀在韩国文化中也有“戴绿帽子”之意。在原著中，许三观带孩子们去吃面条，在电影版中则改为吃包子。诸如此类改动，还有一些，因文章篇幅略去不表。
其次，韩版电影保留了原著中的黑色幽默与重复叙事。原著中许三观卖血钱喝水喝到撑，在电影中许三观一路喝水，来到医院对着水龙头又继续喝，直到喝不下了才夹着腿一巅一巅去卖血。原著中许三观请许玉兰吃包子、话梅、糖果，然后就要许玉兰嫁给他；在电影版中，许三观拿着卖血的钱为许玉兰摆阔，赢得了许玉兰的好感后要求许玉兰嫁给他，理由是为她花了钱。此外，原著中，许三观在家里揭不开锅时，为家人“炒菜”，说得绘声绘色，正正经经，仿佛真的在做红烧肉；电影版中，则改为许三观为家人“做包子”，虽然做的不是同样的食物，但是都是一样的无奈，一样的苦涩。电影版延续了原著中的黑色幽默，令观众感受到许三观面对生活的苦难时候的幽默和坚强。在重复叙事方面，原著中许三观一次次地去卖血，电影版也是一次次地去卖血。与原著许三观卖血为一乐治病一样，电影版的最后，卖血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在生活的压迫和打击下，许三观已经记不清自己跑过多少医院，卖过多少次血了。
最后，韩版电影凸显了人物间的亲情。原著写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感厚重，也不无针砭时弊的写作意图。但韩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后，就开始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大步前进，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开始腾飞，因而原著中的历史事件在电影版中无法呈现。导演河正宇的处理方式是，选择1953年朝鲜战争后的一些时段和11年后的1964年后的一些时段，这两段时间，韩国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也和中国农民与城市底层一样的贫穷落后，从这个方面表现他们的生活，共通之处很多，基本上能够概括当时中国与韩国的普遍性。需要提出的是，原著中，自始至终许三观都不知道一乐是否真的是何小勇的儿子，给读者以一个开放的想象空间。在电影版中，许三观通过血型检查，判定许一乐果真是何小勇的儿子，使得后面的冲突变得合情合理。在原著中，林芬芳的男人来到许三观家，并告知围观的所有人许三观强奸了她的妻子；电影版中，林芬芳的男人来了，但却被刻画为一个带着酒气的暴脾气男子指控许三观强奸了林芬芳，妙就妙在，此时一乐站出来说了话，帮助了许三观，让林芬芳的男人灰溜溜地走了。电影版的用意，就在于让许三观体会到虽然不是亲生儿子的一乐，关键时候总会像亲生儿子一给予自己帮助，这种父子间的亲情此时彰显无遗。虽然电影版中的许三观还没有完全认可这个儿子，但这一场景的刻画，为后来父子消除隔阂埋下了伏笔。电影版中，何小勇脑溢血出车祸，巫师出主意让一乐去喊魂，一乐抗拒无用，只得在许玉兰的陪伴下去何小勇家，在何小勇家的一乐痛苦、无奈，不停地喊“爸爸带我走”，这时在窗外的许三观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情绪，冲进来抱走一乐，父子重修于好。这段亲情的体现让观众为之落泪。但亲情的生发高潮还不在此，一乐重病，许三观不顾身体，奔走卖血，直到自己支撑不住昏倒。在首尔找不到许玉兰和一乐时的悲痛、落寞，父子亲情令人潸然泪下。在原著中，上海医院里，许玉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而电影版中，找到一乐的许三观看到许玉兰为了筹钱给一乐治病，卖掉了一个肾脏，母子情深凸显，电影中的许玉兰有一种特别动人的美丽色彩。但也有评论认为，电影版中过于强调和凸显父子情、母子情，几乎成了亲情片，淡化了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主旨发生了质变。但笔者认为，韩国的电影版取名《许三观》，本身就似乎昭示人们电影的主题不在于“卖血”，而是通过韩国的一个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勾勒出那个年代的底层韩国社会现状，在没有物质的情况下，唯有亲情才能让人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二、复制抑或改编：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中韩两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是不同的。1999年《许三观卖血记》一被翻译到韩国便迅速登上了韩国畅销书排行榜，2000年被韩国《中央日报》评为百部必读书之一，可以说，《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民间的传播是较为广泛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三观卖血记》被读者认为是最适合韩国翻拍成电影的中国当代小说。在河正宇将《许三观卖血记》搬上银幕后，也是毁誉参半。毁的认为河正宇抛开原著的历史语境，拿掉了精髓，拍成了一部很普通的亲情片，“卖血”在电影中好像也没有原著中那么重要。如韩国电影研究专家范小青认为：“《许三观》与余华先生的原著小说情趣迥异，它褪去了历史的重量，只玩味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轻’。将一个原本人文情怀浓厚、历史语境深沉的作品浅化并过于商业化了。于是韩国的许三观是温吞水般的，不够炙热也不够cool。”而赞誉的则认为电影很好地处理了原著与韩国本土社会、文化、历史的关系，既保留了原著的一些风貌，又凸显了韩国特色，虽然过于凸显亲情，但描写韩国底层民众的生活也不失真实性。
导演河正宇也说过：“我担任导演后才知道这十几年间为什么这部作品兜兜转转没能拍成电影。我也曾想过很多次，要不要删掉原著里的‘文化大革命’，而以韩国1980年的光州事件为背景，采取开放式结局呢？”然而在电影问世后，我们发现河正宇并没有给《许三观》增加这段最凸显韩国历史元素的桥段，也许河正宇自己也无法拿捏一个标准——到底是复制，还是改编？
笔者看来，《许三观》这部电影是想尊重原著，但又想达到一个高度，电影中许三观、许玉兰、何小勇、林芬芳、一乐、二乐、三乐甚至根龙、阿方的名字都没有改变，在五十年代的韩国，这样的名字是很少见的。但中韩两国的社会背景不同，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这就决定了《许三观》即便是复制，也无法达到原著的高度。所以导演河正宇选择了改编，但这种改编没有大刀阔斧。原著中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如何改成韩国同期的历史文化语境？原著跨度40年，电影只能截取两个年代片段。河正宇将原著1到24章浓缩处理，25到28章放在后面集中处理，原著“文化大革命”历史背景自然除去，29章也删除了。原著结尾刻画了许三观的老年形象，许三观卖血失败，内心崩溃，文末经典的“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这句话也使作品达到了一个高度。电影版则采取了一乐病愈，全家下馆子的团圆结局，也许导演觉得在没有一个能够突破局限的结局时，团圆结局是最保险、最稳妥的结局——当然这是对普通观众来说的——没有哪一个普通观众会抗拒大团圆结局。
法国戏剧理论家帕特里斯·帕维斯认为，传统上人们以三条标准将喜剧与悲剧区分开来：人物来自社会普通阶层，大团圆结尾，目的在于引发观众的笑声。以此来看，《许三观》完全符合上述标准。也许河正宇一开始就想把《许三观》拍成带有喜剧色彩的电影，作为实力派演员，他也有足够资本让这部电影口碑不至于太差。但这又回到了原点：既然经典无法复制，不如大刀阔斧地改编，但改编又想保留原著的特色，结果反而不伦不类。幸而河正宇及时定下了一个基调，很好地处理了《许三观卖血记》和电影改编的难题，把它拍成凸显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经历和亲情的温情轻喜剧。这时，原著中一乐被怀疑为何小勇亲儿子就必须成为现实，于是电影版把一乐真真实实地变为了何小勇的亲儿子。顺着这样的线索，我们能够看到一乐为了挽回与许三观的父子情而帮他解围，我们能够看到许三观冲进何小勇家抱出一乐，我们能够看到许三观为一乐治病不断卖血，我们能够看到许玉兰为了一乐治病而卖肾，河正宇对于原著的改编，是下足了功夫的。
我们不能认为河正宇对《许三观卖血记》的改编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河正宇对《许三观卖血记》的改编是失败的。他找到了一个在当前语境下能做到的最好的平衡点。
河正宇努力地在他的《许三观》中描绘了“现实”，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努力表达“平等”，如把何小勇刻画成一个倒卖美军物资的奸商，生活富裕无忧，但却正值壮年死于脑溢血，这与原著中刻画的何小勇是不一样的；再如许三观为一乐治病卖血，而许玉兰为一乐治病卖肾，许玉兰和许三观是平等的，在大爱面前，他们都没有丝毫退怯。
三、市场与口碑：导演、演员和观众的博弈
《许三观》在韩国上映后，票房成绩一般，总观影人数不到100万。在韩国本土最大的搜索门户网站Naver上，影片打分在7分左右，也就是说，韩国观众把这部作品评定为中等偏上。对于老牌实力演员河正宇来说，中等偏上似乎意味着刚及格。但对于作为导演的河正宇来说，《许三观》是他作为导演的第二部作品，能够拿到中等偏上的评定，尤其是对这么有名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进行改编，已经实属不易。《许三观》拍摄于2014年，距河正宇执导的第一部电影《Roller Coaster》仅过去两年不到，值得指出的是，这部电影河正宇同时担当编剧。作为科班出身的演员，这种能编能导能演的素质在韩国电影界都不多见。
河正宇2002年出道以来参演的商业电影从未亏损，这在电影产业连年结算亏本的韩国来说不多见。对普通观众来说，电影是如何改编自小说，又是如何本土化，这都不重要，观众只关心好不好看、演員是否大牌、演技如何。在《许三观》中，河正宇扮演许三观，河智苑扮演许玉兰，此外还有尹恩惠客串扮演林芬芳。河正宇作为韩国实力派男演员，票房号召力很强；河智苑曾多次获得韩国国内的演技大奖；尹恩惠的加盟客串也为电影造了一把火。在《许三观》中，河正宇活灵活现地将看似小气、平庸但是父爱如山的小人物许三观每次靠卖血渡过难关表现了出来；河智苑则出色地表现了许玉兰是如何在危难关头坚持母爱的性格。饰演许一乐的南多凛出生于2002年，参演过不少作品。参演《许三观》时他刚好12岁，与剧中11岁的一乐年龄恰当，表演经验丰富的他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孩子在艰难处境中是如何表现得乐观、智慧的。
河正宇应该没有料到《许三观》上映后票房平平。或许是河正宇对于自己导演和演员阵容过于自信，或许是电影宣传造势不到位，或许是韩国观众对描绘底层市民形象的电影不太感兴趣，又或许是电影改编自另一个国家的小说从而产生水土不服现象，河正宇自己知道，中国的原作小说改编成韩国电影，本身就不容易，更何况《许三观卖血记》是第一部改编为韩国电影的中国当代小说，其自身压力何其大。就算将剧本仔细打磨、精雕细琢，照着拍出来的电影也未必能成功。
总而言之，在这场导演、演员与观众的博弈中，《许三观》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它终归给中韩电影合作探索出了一个新模式。值得深思的是，《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拍摄权被韩方买走后，怎么拍、如何演，跟作者余华都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就给了中韩电影合作方式一个命题：中国的小说拍成韩国电影，这样一种合作，《许三观》是里程碑还是终结点？
参考文献
[1]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254.
[2] 帕特里斯-帕维斯.戏剧艺术辞典[M].宫宝荣，傅秋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 版社，2014：51.
[3] 张引.许三观的银幕“回归”——韩版《许三观》改编的突破与局限[J].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5（10）：87-90.
[4] 申永镐.管窥韩国电影《许三观》的叙事特征[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5，（12）：93-98.
关键词：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 河正宇 《许三观》 对比分析
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创作于1995年，小说叙事时间从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这部小说温情而又残忍地描绘了人的一生，以生动的故事表达了绝境面前人的求生欲望。
1994年张艺谋根据余华小说《活着》拍成了电影《活着》，虽在中国大陆至今仍为禁片，但相较于《许三观卖血记》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已属“幸运”，因为从1995年至今，《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都尚未电影化。早在2000年，韩国映画世界株式会老板安东圭就买下了《许三观卖血记》的电影拍摄版权。在当时也有一位意大利导演想买下该小说的电影拍摄版权，但余华经过权衡，把电影拍摄版权卖给了跟中国文化更接近的韩国。但安东圭并未能及时筹措开拍，后安东圭和余华都属意姜文导演该部作品，但由于剧本在中国大陆一直未能过审，安东圭遂决定在韩国拍摄。2015年1月14日，由河正宇执导，河正宇、河智苑主演的电影《许三观》在韩国上映。
《许三观卖血记》从小说到电影，一路走来可谓艰难。本文试图对韩国版电影《许三观》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将其与余华原版小说进行对比，找出韩国版电影的特色和它对小说原著精神的缺失。
一、另一种文化下的叙事尝试
《许三观卖血记》小说从新中国成立，写到改革开放，描写了许三观20岁到60岁的生活史，在这四十年中，他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大跃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可以说，小说的描写和叙事很符合中国当时的语境。在叙事手法上，《许三观卖血记》的黑色幽默和重复叙事已是研究者们的共识。
韩国在战后经济一片萧条，百废待兴。在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腾飞前，韩国一直是东亚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不如朝鲜。韩版电影《许三观》，叙事时间段也与《许三观卖血记》相仿，只不过电影版只截取了两个时间段：1953年和1964年。与电视剧不同，电影受時长影响，根本不可能完全表现小说所有内容，《许三观》时长为124分钟，在当今电影市场上，超过120分钟的电影已属不易。但《许三观》仍在努力做着既不太背离原著又能符合本土化的叙事尝试。
首先，韩版电影将原著中的中国元素替换为韩国元素。如在人物设定方面，原著中许三观是丝厂职工，在电影版中则变为工地搬运工，在娶到许玉兰之后继承了岳父制作爆米花的手艺，改卖爆米花。原著中许玉兰是“油条西施”，电影版则将她改为卖爆米花的“爆米花西施”，因为韩国没有油条，爆米花则是韩国全民都爱吃的食物。林芬芳在原著中也是丝厂职工，在电影版中则将她设定为卖大麦茶的。在民族文化特色表现方面，原著中许三观卖血后要点“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补血，在电影版中则改为“一盘血肠，一瓶米酒”。原著中许一乐可能是何小勇的儿子，许三观被人讽为“做乌龟的”，也就是“戴绿帽”之意，在韩国则无此意，于是许三观在电影版中被称为“做云雀的”，因云雀在韩国文化中也有“戴绿帽子”之意。在原著中，许三观带孩子们去吃面条，在电影版中则改为吃包子。诸如此类改动，还有一些，因文章篇幅略去不表。
其次，韩版电影保留了原著中的黑色幽默与重复叙事。原著中许三观卖血钱喝水喝到撑，在电影中许三观一路喝水，来到医院对着水龙头又继续喝，直到喝不下了才夹着腿一巅一巅去卖血。原著中许三观请许玉兰吃包子、话梅、糖果，然后就要许玉兰嫁给他；在电影版中，许三观拿着卖血的钱为许玉兰摆阔，赢得了许玉兰的好感后要求许玉兰嫁给他，理由是为她花了钱。此外，原著中，许三观在家里揭不开锅时，为家人“炒菜”，说得绘声绘色，正正经经，仿佛真的在做红烧肉；电影版中，则改为许三观为家人“做包子”，虽然做的不是同样的食物，但是都是一样的无奈，一样的苦涩。电影版延续了原著中的黑色幽默，令观众感受到许三观面对生活的苦难时候的幽默和坚强。在重复叙事方面，原著中许三观一次次地去卖血，电影版也是一次次地去卖血。与原著许三观卖血为一乐治病一样，电影版的最后，卖血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在生活的压迫和打击下，许三观已经记不清自己跑过多少医院，卖过多少次血了。
最后，韩版电影凸显了人物间的亲情。原著写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感厚重，也不无针砭时弊的写作意图。但韩国经历了朝鲜战争后，就开始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大步前进，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开始腾飞，因而原著中的历史事件在电影版中无法呈现。导演河正宇的处理方式是，选择1953年朝鲜战争后的一些时段和11年后的1964年后的一些时段，这两段时间，韩国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也和中国农民与城市底层一样的贫穷落后，从这个方面表现他们的生活，共通之处很多，基本上能够概括当时中国与韩国的普遍性。需要提出的是，原著中，自始至终许三观都不知道一乐是否真的是何小勇的儿子，给读者以一个开放的想象空间。在电影版中，许三观通过血型检查，判定许一乐果真是何小勇的儿子，使得后面的冲突变得合情合理。在原著中，林芬芳的男人来到许三观家，并告知围观的所有人许三观强奸了她的妻子；电影版中，林芬芳的男人来了，但却被刻画为一个带着酒气的暴脾气男子指控许三观强奸了林芬芳，妙就妙在，此时一乐站出来说了话，帮助了许三观，让林芬芳的男人灰溜溜地走了。电影版的用意，就在于让许三观体会到虽然不是亲生儿子的一乐，关键时候总会像亲生儿子一给予自己帮助，这种父子间的亲情此时彰显无遗。虽然电影版中的许三观还没有完全认可这个儿子，但这一场景的刻画，为后来父子消除隔阂埋下了伏笔。电影版中，何小勇脑溢血出车祸，巫师出主意让一乐去喊魂，一乐抗拒无用，只得在许玉兰的陪伴下去何小勇家，在何小勇家的一乐痛苦、无奈，不停地喊“爸爸带我走”，这时在窗外的许三观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情绪，冲进来抱走一乐，父子重修于好。这段亲情的体现让观众为之落泪。但亲情的生发高潮还不在此，一乐重病，许三观不顾身体，奔走卖血，直到自己支撑不住昏倒。在首尔找不到许玉兰和一乐时的悲痛、落寞，父子亲情令人潸然泪下。在原著中，上海医院里，许玉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而电影版中，找到一乐的许三观看到许玉兰为了筹钱给一乐治病，卖掉了一个肾脏，母子情深凸显，电影中的许玉兰有一种特别动人的美丽色彩。但也有评论认为，电影版中过于强调和凸显父子情、母子情，几乎成了亲情片，淡化了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主旨发生了质变。但笔者认为，韩国的电影版取名《许三观》，本身就似乎昭示人们电影的主题不在于“卖血”，而是通过韩国的一个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勾勒出那个年代的底层韩国社会现状，在没有物质的情况下，唯有亲情才能让人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二、复制抑或改编：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中韩两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是不同的。1999年《许三观卖血记》一被翻译到韩国便迅速登上了韩国畅销书排行榜，2000年被韩国《中央日报》评为百部必读书之一，可以说，《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民间的传播是较为广泛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三观卖血记》被读者认为是最适合韩国翻拍成电影的中国当代小说。在河正宇将《许三观卖血记》搬上银幕后，也是毁誉参半。毁的认为河正宇抛开原著的历史语境，拿掉了精髓，拍成了一部很普通的亲情片，“卖血”在电影中好像也没有原著中那么重要。如韩国电影研究专家范小青认为：“《许三观》与余华先生的原著小说情趣迥异，它褪去了历史的重量，只玩味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轻’。将一个原本人文情怀浓厚、历史语境深沉的作品浅化并过于商业化了。于是韩国的许三观是温吞水般的，不够炙热也不够cool。”而赞誉的则认为电影很好地处理了原著与韩国本土社会、文化、历史的关系，既保留了原著的一些风貌，又凸显了韩国特色，虽然过于凸显亲情，但描写韩国底层民众的生活也不失真实性。
导演河正宇也说过：“我担任导演后才知道这十几年间为什么这部作品兜兜转转没能拍成电影。我也曾想过很多次，要不要删掉原著里的‘文化大革命’，而以韩国1980年的光州事件为背景，采取开放式结局呢？”然而在电影问世后，我们发现河正宇并没有给《许三观》增加这段最凸显韩国历史元素的桥段，也许河正宇自己也无法拿捏一个标准——到底是复制，还是改编？
笔者看来，《许三观》这部电影是想尊重原著，但又想达到一个高度，电影中许三观、许玉兰、何小勇、林芬芳、一乐、二乐、三乐甚至根龙、阿方的名字都没有改变，在五十年代的韩国，这样的名字是很少见的。但中韩两国的社会背景不同，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这就决定了《许三观》即便是复制，也无法达到原著的高度。所以导演河正宇选择了改编，但这种改编没有大刀阔斧。原著中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如何改成韩国同期的历史文化语境？原著跨度40年，电影只能截取两个年代片段。河正宇将原著1到24章浓缩处理，25到28章放在后面集中处理，原著“文化大革命”历史背景自然除去，29章也删除了。原著结尾刻画了许三观的老年形象，许三观卖血失败，内心崩溃，文末经典的“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这句话也使作品达到了一个高度。电影版则采取了一乐病愈，全家下馆子的团圆结局，也许导演觉得在没有一个能够突破局限的结局时，团圆结局是最保险、最稳妥的结局——当然这是对普通观众来说的——没有哪一个普通观众会抗拒大团圆结局。
法国戏剧理论家帕特里斯·帕维斯认为，传统上人们以三条标准将喜剧与悲剧区分开来：人物来自社会普通阶层，大团圆结尾，目的在于引发观众的笑声。以此来看，《许三观》完全符合上述标准。也许河正宇一开始就想把《许三观》拍成带有喜剧色彩的电影，作为实力派演员，他也有足够资本让这部电影口碑不至于太差。但这又回到了原点：既然经典无法复制，不如大刀阔斧地改编，但改编又想保留原著的特色，结果反而不伦不类。幸而河正宇及时定下了一个基调，很好地处理了《许三观卖血记》和电影改编的难题，把它拍成凸显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经历和亲情的温情轻喜剧。这时，原著中一乐被怀疑为何小勇亲儿子就必须成为现实，于是电影版把一乐真真实实地变为了何小勇的亲儿子。顺着这样的线索，我们能够看到一乐为了挽回与许三观的父子情而帮他解围，我们能够看到许三观冲进何小勇家抱出一乐，我们能够看到许三观为一乐治病不断卖血，我们能够看到许玉兰为了一乐治病而卖肾，河正宇对于原著的改编，是下足了功夫的。
我们不能认为河正宇对《许三观卖血记》的改编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河正宇对《许三观卖血记》的改编是失败的。他找到了一个在当前语境下能做到的最好的平衡点。
河正宇努力地在他的《许三观》中描绘了“现实”，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努力表达“平等”，如把何小勇刻画成一个倒卖美军物资的奸商，生活富裕无忧，但却正值壮年死于脑溢血，这与原著中刻画的何小勇是不一样的；再如许三观为一乐治病卖血，而许玉兰为一乐治病卖肾，许玉兰和许三观是平等的，在大爱面前，他们都没有丝毫退怯。
三、市场与口碑：导演、演员和观众的博弈
《许三观》在韩国上映后，票房成绩一般，总观影人数不到100万。在韩国本土最大的搜索门户网站Naver上，影片打分在7分左右，也就是说，韩国观众把这部作品评定为中等偏上。对于老牌实力演员河正宇来说，中等偏上似乎意味着刚及格。但对于作为导演的河正宇来说，《许三观》是他作为导演的第二部作品，能够拿到中等偏上的评定，尤其是对这么有名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进行改编，已经实属不易。《许三观》拍摄于2014年，距河正宇执导的第一部电影《Roller Coaster》仅过去两年不到，值得指出的是，这部电影河正宇同时担当编剧。作为科班出身的演员，这种能编能导能演的素质在韩国电影界都不多见。
河正宇2002年出道以来参演的商业电影从未亏损，这在电影产业连年结算亏本的韩国来说不多见。对普通观众来说，电影是如何改编自小说，又是如何本土化，这都不重要，观众只关心好不好看、演員是否大牌、演技如何。在《许三观》中，河正宇扮演许三观，河智苑扮演许玉兰，此外还有尹恩惠客串扮演林芬芳。河正宇作为韩国实力派男演员，票房号召力很强；河智苑曾多次获得韩国国内的演技大奖；尹恩惠的加盟客串也为电影造了一把火。在《许三观》中，河正宇活灵活现地将看似小气、平庸但是父爱如山的小人物许三观每次靠卖血渡过难关表现了出来；河智苑则出色地表现了许玉兰是如何在危难关头坚持母爱的性格。饰演许一乐的南多凛出生于2002年，参演过不少作品。参演《许三观》时他刚好12岁，与剧中11岁的一乐年龄恰当，表演经验丰富的他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孩子在艰难处境中是如何表现得乐观、智慧的。
河正宇应该没有料到《许三观》上映后票房平平。或许是河正宇对于自己导演和演员阵容过于自信，或许是电影宣传造势不到位，或许是韩国观众对描绘底层市民形象的电影不太感兴趣，又或许是电影改编自另一个国家的小说从而产生水土不服现象，河正宇自己知道，中国的原作小说改编成韩国电影，本身就不容易，更何况《许三观卖血记》是第一部改编为韩国电影的中国当代小说，其自身压力何其大。就算将剧本仔细打磨、精雕细琢，照着拍出来的电影也未必能成功。
总而言之，在这场导演、演员与观众的博弈中，《许三观》基本上是失败的。但是，它终归给中韩电影合作探索出了一个新模式。值得深思的是，《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拍摄权被韩方买走后，怎么拍、如何演，跟作者余华都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就给了中韩电影合作方式一个命题：中国的小说拍成韩国电影，这样一种合作，《许三观》是里程碑还是终结点？
参考文献
[1]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254.
[2] 帕特里斯-帕维斯.戏剧艺术辞典[M].宫宝荣，傅秋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 版社，2014：51.
[3] 张引.许三观的银幕“回归”——韩版《许三观》改编的突破与局限[J].江苏开放大学学报，2015（10）：87-90.
[4] 申永镐.管窥韩国电影《许三观》的叙事特征[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5，（12）：9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