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转变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转变增长方式的根本是转变生产方式。在工业危机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已经兴起的今天，转变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推进传统工业化向新工业化转变。所以，转变增长方式归根结底必须明确提出和实施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实施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不能割断新工业化与工业化的联系，必须切实弄清如何从工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新工业化转变的过程，这包括弄清从工业化向新工业化转变的任务、原则和方式。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转变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转变增长方式的根本是转变生产方式。在工业危机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已经兴起的今天，转变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推进传统工业化向新工业化转变。所以，转变增长方式归根结底必须明确提出和实施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但是，实施中国新工业化发展战略不能割断新工业化与工业化的联系，必须切实弄清如何从工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新工业化转变的过程，这包括弄清从工业化向新工业化转变的任务、原则和方式。
其他文献
“道”是道家道教理论最高、最中心的范畴，几乎每一个道家道教学者都不能不对此有所论述，形成自己的道论。故道论在道家道教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衡量道家道教学者思想特色的重要标尺。葛洪作为东晋著名学者、道教理论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其生卒年、家世的考证以及其思想特征的研究，都卓有成果。在这些成果中，关于葛洪道论的研究也异彩纷呈，但细究起来，由于缺乏与其他诸家道论的比较，不仅看不出葛洪道论的继承发展，甚至看不清其自身相关概念的理论差别，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薄弱环节。
王永祥同志是“文革”前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读研究生，后来辗转去了河北社会科学院。他一直从事辩证法史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矛盾理论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他已出版有《中国古代同一思想史》和《西方同一思想史》两本专著，这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矛盾问题新探》，收入的则是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研究此问题的系列论文和论著的有关章节。这可以说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矛盾问题的结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类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日益加重。面对20世纪人类的文化危机，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其中蒂利希的文化神学可谓独树一帜。
我们党历来重视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并善于将民族宗教问题放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认识和政治策略。但是在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面对的挑战和任务要求我们与时俱进，进一步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升我们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全面研究宗教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进一步在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对外开放、增强综合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
比尔·盖茨曾在《致电脑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1976年）中斥责那些拷贝Basic（微软的起家软件）编译器的人为窃贼。为此，他创造出将软件专有化的渠道，即对源代码牢牢控制并严格保密，使得外界程序员难以了解软件的真实面貌。那些未经授权的用户被称作小偷，其行为后被称成“盗版”（Pirate）。微软的游戏规则于是就这样定下来，并统治了PC业整个发展史，而逐渐强大的微软也成为其他公司的楷模。软件从此步入了版权时代。然而随着现代商业软件的发展，
2006年8月1日至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天津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来自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以及政治哲学领域的学者一百余人，就“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在《庄子》哲学中，道作为第一原理，不仅构成了存在的根据，而且体现为存在之序，所谓“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庄子·天道》），便表明了这一点。从哲学的内在逻辑看，《庄子》重齐物，“齐”既以统一性为指向，又与“杂”相对而包含着条理性和有序性之意；在“齐”这一层面，道同时展开为统一性原理与秩序原理。存在的秩序本身又有多重的呈现形态，以天地之序为形式，它既展示了形而上的意义，又表现了审美的维度；在社会之治中，它与人的实践方式或“在”世方式相联系，其中伴随着自然与自发的互融与互动；通过“游心乎德之和”及“守其一
关于什么是政治的问题，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主要形成了三种基本理解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希腊罗马时期围绕国家而展开，文艺复兴时期围绕权力而展开，20世纪50年代开始围绕价值而展开。本文将探讨，当国家、权力以及价值与政治的关系均被人们充分认识，并处于福柯所说的“共时性”的连续性的情况下时，它们之间可能构成的内在联系。概括地说，当国家、权力与价值的关系处于“共时性”的连续性时，它们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递进性层级架构，即国家→权力→价值。充分认识上述三种政治理解之间的层级架构，不仅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政治的本质，而且
宗教是人类最早创造的文化形式之一。这种文化形式在中世纪与哲学的形而上学相结合而成为最高的意识形态，统治着这一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文艺复兴的理性从宗教的批判中发展起来，却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保留了宗教，使其成为科学理性的一个补充要素而存在，于是，宗教与科学就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互补要素而发展。由于科学与宗教的互补存在，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理性与信仰是由不同的文化形式来表达的，科学表达理性，而宗教只是表达信仰。20世纪以来的文化哲学直接挑战了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