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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正月初一（2月2日），是中国金融史上的重要日子：中国通商银行与美德伦（A. W. Maitland）签约，中国第一家银行首份聘任洋人为大班的合同诞生。在汇丰银行工作了20多年的美德伦获聘为大班，负责处理一切银行事务。三个多月后，“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而参酌之” 的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开业。
首个洋大班的聘任及首家中资银行最初几年的运转，凸显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艰难。
获聘与权责
从1896年11月向朝廷呈奏“条陈自强大计折”，到1897年春节敲定洋大班人选，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三个月来一直在为成立银行之事奔波。
盛宣怀在自强大计折中说：“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为此，盛宣怀与李鸿章、翁同龢、王文韶、张之洞等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函电交驰，排除种种困难、争取各方支持，力争办一家全新的银行。
12月7日，光绪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兴办银行。盛宣怀决心新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银行章程学汇丰，管理层也按上海汇丰银行一样设大班和买办。物色洋大班人选时，在汇丰充当总账房及天津分行经理多年的美德伦进入了他的视线。
美德伦接到盛宣怀抛来的绣球后，于1897年l月8日致函盛宣怀，开出四项条件：担任上海总行大班，以10年为期；照汇丰办法授权，管理行内各事；行内洋人雇用及其去留，由他决定；从1897年正月初一起，按月付薪1200两。
美德伦同时将一个多星期前上海汇丰银行大班贾德纳、仁记洋行大班麦克鲁写的推荐信，一并寄给盛宣怀。贾德纳称美德伦在汇丰任职时经理各种押款、银钱交涉毫无贻误，担任新职“深为相宜”；麦克鲁的推荐信则强调美德伦在天津任职时，与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打交道，阅历甚深，胜任新职。
一番讨价还价后，盛宣怀锁定了美德伦为洋大班人选。1月26日，经总董（即董事）讨论后汇订的银行“大略章程”明确：银行系奉特旨开设，商股商办、官为护持，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以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待美德伦吸纳汇丰章程后，新章程正式由董事会签押并刊布。
一星期后的大年初一，在律师柏拉脱见证下，聘用合同在春节喜庆氛围中，由董事严信厚、刘学询、朱佩珍与美德伦在上海签定。美德伦的聘期五年，年薪规银9000两，按月给付。自开办之日起，两年后如办事让总董满意，且银行收足股本能派息八厘，年薪可增至1.2万两。合同规定，总、分行所用洋人由美德伦举荐，但须总董允准。美德伦有权办理一切银行事宜。
新银行按“西国银行办法，总董主事，由大班而用买办”。因此，通商银行与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经理陈淦（笙郊）签定合同，聘陈淦为买办。
不过，2月20日制定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从20多天前的“大略章程”中收缩了洋大班权限：由“所用西人虽归总董稽察，不可掣肘”，改为“遇有要事，应由总董会议签押，然后照行”。
同时，陈淦由买办兼任华大班，一切事宜美德伦须与华大班妥商办理，华、洋大班“互相钳制”（盛宣怀语）。
通商银行采取了董事会负责的公司制度。不过，10名总董有一半在盛宣怀控制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华盛纺织厂任职。而且，通商银行并没有设立“董事长”一职，十个总董一般齐，由盛宣怀指派而非股东选举产生。股份最多的盛宣怀，是通商银行真正的决策者。
银行浮与沉
合同签订五天后（2月7日），美德伦为银行拟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招股条款。同时，盛宣怀将经美德伦及总董们商定的银行章程，报中央相关部门审批。
5月27日，通商银行开门营业。这时，距英国丽如银行在中国设点营业已过去半个世纪，距此时为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汇丰银行在上海开业也已32年。 北京作为首都，分行必须尽快开业。5月24日，美德伦致信盛宣怀，推荐以前的汇丰同事胡士敦（又译厚士敦）为分行洋大班。第二年，美德伦又保荐了在香港阿加剌银行任职的英国人拉打就任香港分行洋大班。
1898年，通商银行发行货币。像汇丰发钞一样，通商银行的钞票正面为英文，由美德伦签名流通。
头两年间，通商银行先后在汉口、北京、福州、天津、广州、镇江、烟台、香港、重庆、汕头等地开设了分行。存款从1897年底的262万两升至1899年底的397万两，放款由395万两升至582万两；外汇买卖也赚得不少利润。银行旺盛的发展势头，用盛宣怀的话说，是“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美德伦年薪如期由规银9000两增至12000两。不过，美德伦对通商银行的运行时常感到别扭。诚如张之洞所说，通商银行“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借着“亦官”特权，通商银行由户部拨存100万两“生息官款”，以及获得津海关道、镇海关道等官款的收存汇解；借着“亦西”的特性，通商银行成立后，与其发生借贷关系的外国洋行达到30家以上。
然而，好景不长。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通商银行京津分行遭焚烧抢劫，损失惨重。“亦官”特权的弊端开始显现：由候补道员或豪绅官僚担任分行领导，陋习日深，呆账日增，京、津和镇江等分行亏损累累。通商银行只得陆续撤销分支行，到1905年仅剩下北京、汉口分行和烟台支行。
严重亏损之际，法国和奥地利的有关人士提出合办通商银行的要求，也曾出现通商银行与户部合办之议，盛宣怀曾一度打算放弃对通商银行的经营。
“亦西”特性的局限也开始明显：外商银行、洋行与通商银行往来业务量有限，银行经营并不成功，设置洋大班的目的没有达到。同时，美德伦等洋人的高薪，引起总董及员工不满，并给银行带来繁重开支压力。
为节省经费和加强管理，盛宣怀及新任总董着手降低美德伦的权力及削减其庞大开支。同时，大量裁撤洋员。
高薪与边缘化
美德伦月薪规银1000两，与买办兼华大班陈淦的薪水形成鲜明对比。陈淦每月规元100两，交通费及一切应酬自理；副买办月薪75两，其余跑楼、司账、伙友、看门佣人等薪水按月酌给，陈淦等所有华员薪水每月以300两为包额。然而，美德伦对自己的薪酬并不满意。1904年春，美德伦申请加薪，盛宣怀以银行账目尚未清厘、生意又无起色予以否决。董事反映：美德伦除年薪12000两之外，每月另支银500两；家眷不仅在行中借住，且借租昂贵洋房而未付房租……
1905年，通商银行总董和买办实现大换班。王存善、李钟钰和盛宣怀的外甥顾润章成为银行具体管事的总董；买办兼华大班陈淦病逝，上海钱业董事、承裕钱庄经理谢纶辉接任。盛宣怀及新的总董和华大班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美德伦的薪水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从1905年7月到10月，李钟钰、王存善和顾润章多次致函盛宣怀，反映美德伦的薪酬问题及解决办法。10月10日，在总董会议召开后，李钟钰等三人再次为裁减洋大班费用及裁撤洋账房之事致函盛宣怀。
他们指出美德伦在三个方面违背了合同：上年美德伦在1.2万两年薪之外，每月擅自支银500两；美德伦的家眷不仅借住银行房屋，且借住隔壁洋房不付房租；美德伦从前所做押款尚有三项未收回，将近一年仍未清结，且有违银行章程的做法。
他们强调，洋账房之设，不过为与洋行往来，而通商银行与洋行往来生意甚少。美德伦所做之事，一为在钞票上签字，二为遇有交涉控案为银行出面，三为对所做押款核对洋栈单。除此之外均无关紧要。而每年因洋账房之设，以致大写、小写、帮写等雇员及私加薪水、借住房屋，糜费达3.5万余两。
董事会议定：自十月起，所有洋账一律裁撤；美德伦每月支银1000两，一切用费均包含在内，专办钞票签字、交涉出面、核对洋栈单三事；其房屋须立即让出另租。
除了对美德伦的权力限制和裁撤洋账房之外，1905年9月，通商银行发布减息布告，陈述京、津、镇江等分行发生亏空情况，宣布将暂减官息二厘 。
经过“新政”后，通商银行的亏损势头得到了遏制，资金总额、存款、放款、发钞额均有大幅增加，并逐渐扭亏为盈。而洋大班美德伦虽然继续留在行中，但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地位日渐边缘化。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首个洋大班的聘任及首家中资银行最初几年的运转，凸显中国向现代转型的艰难。
获聘与权责
从1896年11月向朝廷呈奏“条陈自强大计折”，到1897年春节敲定洋大班人选，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三个月来一直在为成立银行之事奔波。
盛宣怀在自强大计折中说：“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为此，盛宣怀与李鸿章、翁同龢、王文韶、张之洞等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函电交驰，排除种种困难、争取各方支持，力争办一家全新的银行。
12月7日，光绪帝正式批准盛宣怀招商集股、兴办银行。盛宣怀决心新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银行章程学汇丰，管理层也按上海汇丰银行一样设大班和买办。物色洋大班人选时，在汇丰充当总账房及天津分行经理多年的美德伦进入了他的视线。
美德伦接到盛宣怀抛来的绣球后，于1897年l月8日致函盛宣怀，开出四项条件：担任上海总行大班，以10年为期；照汇丰办法授权，管理行内各事；行内洋人雇用及其去留，由他决定；从1897年正月初一起，按月付薪1200两。
美德伦同时将一个多星期前上海汇丰银行大班贾德纳、仁记洋行大班麦克鲁写的推荐信，一并寄给盛宣怀。贾德纳称美德伦在汇丰任职时经理各种押款、银钱交涉毫无贻误，担任新职“深为相宜”；麦克鲁的推荐信则强调美德伦在天津任职时，与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打交道，阅历甚深，胜任新职。
一番讨价还价后，盛宣怀锁定了美德伦为洋大班人选。1月26日，经总董（即董事）讨论后汇订的银行“大略章程”明确：银行系奉特旨开设，商股商办、官为护持，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尽除官场习气，俱遵商务规矩，以期权归总董、利归股商；京城及通商大口岸均用西人为大班，生意、出入银钱均归大班主政，买办辅之。待美德伦吸纳汇丰章程后，新章程正式由董事会签押并刊布。
一星期后的大年初一，在律师柏拉脱见证下，聘用合同在春节喜庆氛围中，由董事严信厚、刘学询、朱佩珍与美德伦在上海签定。美德伦的聘期五年，年薪规银9000两，按月给付。自开办之日起，两年后如办事让总董满意，且银行收足股本能派息八厘，年薪可增至1.2万两。合同规定，总、分行所用洋人由美德伦举荐，但须总董允准。美德伦有权办理一切银行事宜。
新银行按“西国银行办法，总董主事，由大班而用买办”。因此，通商银行与上海钱业董事、咸康钱庄经理陈淦（笙郊）签定合同，聘陈淦为买办。
不过，2月20日制定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从20多天前的“大略章程”中收缩了洋大班权限：由“所用西人虽归总董稽察，不可掣肘”，改为“遇有要事，应由总董会议签押，然后照行”。
同时，陈淦由买办兼任华大班，一切事宜美德伦须与华大班妥商办理，华、洋大班“互相钳制”（盛宣怀语）。
通商银行采取了董事会负责的公司制度。不过，10名总董有一半在盛宣怀控制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华盛纺织厂任职。而且，通商银行并没有设立“董事长”一职，十个总董一般齐，由盛宣怀指派而非股东选举产生。股份最多的盛宣怀，是通商银行真正的决策者。
银行浮与沉
合同签订五天后（2月7日），美德伦为银行拟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招股条款。同时，盛宣怀将经美德伦及总董们商定的银行章程，报中央相关部门审批。
5月27日，通商银行开门营业。这时，距英国丽如银行在中国设点营业已过去半个世纪，距此时为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汇丰银行在上海开业也已32年。 北京作为首都，分行必须尽快开业。5月24日，美德伦致信盛宣怀，推荐以前的汇丰同事胡士敦（又译厚士敦）为分行洋大班。第二年，美德伦又保荐了在香港阿加剌银行任职的英国人拉打就任香港分行洋大班。
1898年，通商银行发行货币。像汇丰发钞一样，通商银行的钞票正面为英文，由美德伦签名流通。
头两年间，通商银行先后在汉口、北京、福州、天津、广州、镇江、烟台、香港、重庆、汕头等地开设了分行。存款从1897年底的262万两升至1899年底的397万两，放款由395万两升至582万两；外汇买卖也赚得不少利润。银行旺盛的发展势头，用盛宣怀的话说，是“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美德伦年薪如期由规银9000两增至12000两。不过，美德伦对通商银行的运行时常感到别扭。诚如张之洞所说，通商银行“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借着“亦官”特权，通商银行由户部拨存100万两“生息官款”，以及获得津海关道、镇海关道等官款的收存汇解；借着“亦西”的特性，通商银行成立后，与其发生借贷关系的外国洋行达到30家以上。
然而，好景不长。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通商银行京津分行遭焚烧抢劫，损失惨重。“亦官”特权的弊端开始显现：由候补道员或豪绅官僚担任分行领导，陋习日深，呆账日增，京、津和镇江等分行亏损累累。通商银行只得陆续撤销分支行，到1905年仅剩下北京、汉口分行和烟台支行。
严重亏损之际，法国和奥地利的有关人士提出合办通商银行的要求，也曾出现通商银行与户部合办之议，盛宣怀曾一度打算放弃对通商银行的经营。
“亦西”特性的局限也开始明显：外商银行、洋行与通商银行往来业务量有限，银行经营并不成功，设置洋大班的目的没有达到。同时，美德伦等洋人的高薪，引起总董及员工不满，并给银行带来繁重开支压力。
为节省经费和加强管理，盛宣怀及新任总董着手降低美德伦的权力及削减其庞大开支。同时，大量裁撤洋员。
高薪与边缘化
美德伦月薪规银1000两，与买办兼华大班陈淦的薪水形成鲜明对比。陈淦每月规元100两，交通费及一切应酬自理；副买办月薪75两，其余跑楼、司账、伙友、看门佣人等薪水按月酌给，陈淦等所有华员薪水每月以300两为包额。然而，美德伦对自己的薪酬并不满意。1904年春，美德伦申请加薪，盛宣怀以银行账目尚未清厘、生意又无起色予以否决。董事反映：美德伦除年薪12000两之外，每月另支银500两；家眷不仅在行中借住，且借租昂贵洋房而未付房租……
1905年，通商银行总董和买办实现大换班。王存善、李钟钰和盛宣怀的外甥顾润章成为银行具体管事的总董；买办兼华大班陈淦病逝，上海钱业董事、承裕钱庄经理谢纶辉接任。盛宣怀及新的总董和华大班开始实行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美德伦的薪水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从1905年7月到10月，李钟钰、王存善和顾润章多次致函盛宣怀，反映美德伦的薪酬问题及解决办法。10月10日，在总董会议召开后，李钟钰等三人再次为裁减洋大班费用及裁撤洋账房之事致函盛宣怀。
他们指出美德伦在三个方面违背了合同：上年美德伦在1.2万两年薪之外，每月擅自支银500两；美德伦的家眷不仅借住银行房屋，且借住隔壁洋房不付房租；美德伦从前所做押款尚有三项未收回，将近一年仍未清结，且有违银行章程的做法。
他们强调，洋账房之设，不过为与洋行往来，而通商银行与洋行往来生意甚少。美德伦所做之事，一为在钞票上签字，二为遇有交涉控案为银行出面，三为对所做押款核对洋栈单。除此之外均无关紧要。而每年因洋账房之设，以致大写、小写、帮写等雇员及私加薪水、借住房屋，糜费达3.5万余两。
董事会议定：自十月起，所有洋账一律裁撤；美德伦每月支银1000两，一切用费均包含在内，专办钞票签字、交涉出面、核对洋栈单三事；其房屋须立即让出另租。
除了对美德伦的权力限制和裁撤洋账房之外，1905年9月，通商银行发布减息布告，陈述京、津、镇江等分行发生亏空情况，宣布将暂减官息二厘 。
经过“新政”后，通商银行的亏损势头得到了遏制，资金总额、存款、放款、发钞额均有大幅增加，并逐渐扭亏为盈。而洋大班美德伦虽然继续留在行中，但重要性已大大降低，地位日渐边缘化。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