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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改青阳犹建子，月书周正再逢寅
网友殳且问：钟老师，叨扰了。明人张宇初《丙子初度》诗曰：“平生驹隙复初辰，林壑春生水木邻。岁改青阳犹建子，月书周正再逢寅。九皋鹤韵惭孤阕，五夜龙光惜鲙纶。浪说彭殇俱瞬息，白云苍足天真。”请问“岁改青阳犹建子，月书周正再逢寅”二句如何理解？
钟振振答：殳且网友，这首诗的题目是《丙子初度》，“丙子”即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这一年是丙子年。“初度”即生日。“岁改青阳犹建子，月书周正再逢寅”二句，是说自己的生日在哪一天。
我们今天过生日，多已统一用公历了。如果您是1月1日生人，那么每年的生日都是元旦，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没有必要作特别交代。但古人纪年、纪月、纪日，花样就比较多。纪年，或用皇帝的某个年号加序数，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宋太祖建隆二年、明太祖洪武三年等;或用天干地支，如甲子年、乙丑年、丙寅年等。纪月，或用序数，如正月、二月、三月等;或用地支，如子月、丑月、寅月等。纪日，或用序数，如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等;或用天干地支，如甲子日、乙丑日、丙寅日等。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一些特殊标示法。因此，具体到某人某年的生日，有可能产生某些特别的趣味，故不妨写到诗里来。
张宇初此诗之所以特别交代自己的生日，正是因为他这一年的生日，具备了两个有趣的巧合。
其一，子年子月。所謂“子年”，不用多说，诗题已经交代这是“丙子”年。“子月”，则须费一番口舌。“子月”是十一月。但上古诸朝的历法各不相同，夏历（或曰“夏正”）是以“寅月”，亦即春正月，为一年之首，谓之“建寅”;周历（或曰“周正”）则以“子月”，亦即冬十一月，为一年之首，谓之“建子”。也就是说，夏历的“正月”（一月、寅月）与周历的“正月”（十一月、子月），名同而实不同。张宇初的生日，本在夏历的“正月”，即“建寅”之月。但如果不考虑实际的月份，只考虑名义上的月份，那么按照周历的“正月”来书写，也不妨说“建子”之月。
其二，寅月寅日。“寅月”，即夏历的正月，上文已作交代，不用多说。“寅日”，则须花点功夫来考证。明人涂山《明政统宗》卷五记载：“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以门克新为礼部尚书。”“朔”，指夏历每个月的第一天。“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表明“洪武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一日是庚申日。据此推算，则初二日为辛酉日，初三日为壬戌日，初四日为癸亥日，初五日为甲子日，初六日为乙丑日，初七日为丙寅日，初八日为丁卯日，初九日为戊辰日，初十日为己巳日，十一日为庚午日，十二日为辛未日，十三日为壬申日，十四日为癸酉日，十五日为甲戌日，十六日为乙亥日，十七日为丙子日，十八日为丁丑日，十九日为戊寅日，二十日为己卯日……而张宇初诗曰“再逢寅”，明白告诉我们，他的生日是此月的第二个“寅”日。此月的第一个“寅”日是“丙寅”日，即初七日;第二个“寅”日则是“戊寅”日，即十九日！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意识到，如按正常的思维逻辑和语言顺序来表述，张宇初的这两句诗本该写成“月书周正犹建子，岁改青阳再逢寅”，语意才更显豁，更能让人看得明白。然而这是七律，要调平仄，故只能将“月书周正”与“犹建子”拆开，分在两句。也好，增加一点阅读难度，或许更能刺激读者“解代数难题”的兴趣。反正“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都只是一个孙悟空。
至于“岁改青阳”，是说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到来;冬天过去，新春到来。“青阳”即春季的别称。这属于常识，故点到为止。
【附录】明张宇初其人
[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四《正一部》：“《岘泉集》……无为真人张宇初撰。……其诗中邃而幽远，其文敷腴而典雅，婉丽清新，得天趣自然之妙，可谓兼胜且美矣。”
[明]程通《贞白遗稿》卷二《岘泉集序》：“龙虎嗣汉四十三代天师张真人，神明之胄也。天资超卓，学问渊源。本诸中者，有道德之崇;著于外者，有文章之懿。铨次其平日所作诗文凡若干卷，目《岘泉集》。英华焕发，照耀简编。以言乎诗，则托物写情，优游不迫，得诗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则雄奇汪濊，铺叙有法，得古人述作之体。是以海内文人硕士传诵而称美者比比焉。此非真人学通百氏，道贯三才，体用兼该，精诣独得，安能发而为此耶？”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八《张宇初》：“宇初字子璇，广信人。嗣汉四十二代天师，赐号无为真人，有《岘泉集》。王仲缙云：岘泉诗冲邃幽远，篇章翰墨，各极精妙。《静志居诗话》：古今诗僧，传者不少，黄冠率寥寂无闻。唐惟上官仪、吴筠、曹唐稍能诗，然仪、唐皆不终于黄冠，则不得以黄冠目之矣。惟元时道教特盛，所称丘、刘、谭、马、郝、王、孙七真者，大半有集。迄于至正，如张雨伯雨、马臻志道，是皆轶伦之才。明初仅张宇初、余善二人无戾风雅己尔，余皆卑卑，鲜足当诗人之目。”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集部》二三《别集类》二三：“《岘泉集》四卷，明张宇初撰。宇初字子璇，贵溪人。张道陵四十三世孙。洪武十年，袭掌道教。永乐八年卒。《明史·方技传》附见其父正常传中，称其建文时尝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又称其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讦。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
二、 声偶椒杨合，光还鼎鹤陵
诗友知畏斋问：钟教授您好！清人张穆诗《有强以杨忠愍雁迹属题者为举旧闻告之二首》其二曰：“舟泊焦山尾，寻幽试一登。禅房开锦帙，老笔宛枯藤。声偶椒杨合，光还鼎鹤陵。却观赠狱吏，墨采未飞腾。”我知道“焦山”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长江中。请问，“声偶”是指诗文中字词音节的对偶吗？“光还鼎鹤陵”是什么意思？“飞腾”可不可理解为“高超”？
钟振振答：知畏斋诗友，前些天，我已指出过，张穆此诗题中的“雁迹”，即“赝迹”，指明代忠烈之臣杨继盛手书墨迹的赝品。诗题是说：有人误以杨继盛手书墨迹的赝品为真迹，非要张穆为之题诗不可，张穆便举自己过去的见闻，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是假的！ 为什么要重复这两点？因为，它们是准确解读此诗的前提。此诗所举，正是张穆过去游焦山，得见杨继盛手书真迹的一段经历。
“舟泊焦山尾，寻幽试一登”，是说自己登焦山。
“禅房开锦帙，老笔宛枯藤”，是说在焦山寺的禅房里，当家和尚从锦缎封套里取出一件书法作品，展示给我看;那书法用笔老到，宛如枯藤一般虬曲坚劲。
“声偶椒杨合”，“声偶”不是指诗文中字词音节的对偶。杨继盛《杨忠愍集》卷三有《扬子江望焦山》诗曰：“杨子有心涉扬子，椒山无意合焦山。地灵人杰天然巧，仿佛神游太古间。”焦山寺僧展示的书法作品，当是杨继盛手书此诗。长江自今南京以下直至入海口，别称“扬子江”（镇江焦山，就屹立于扬子江中）;继盛姓杨，按古人称谓习惯，可称“杨子”，正与江名谐音。而其号“椒山”，亦与“焦山”谐音。故此句意为：“焦山”“扬子（江）”，字声偶与“椒山”“杨子”相合。
“光还鼎鹤陵”，“鼎鹤”指焦山的两件古代书法珍品：《周鼎铭》与《瘗鹤铭》。“陵”同“凌”，动词，为“侵凌”“凌犯”之义。“光还鼎鹤陵”，是说：这书法作品的光华更直逼《周鼎铭》与《瘗鹤铭》。当然，由于杨继盛是著名的忠烈之士，这里明显带有“书以人重”的感情色彩。
“却观赠狱吏，墨采未飞腾”，“却观”，即“反观”，回过头来看。“赠狱吏”，题赠狱吏之作，即诗题中之所谓“杨忠愍雁迹”。为什么张穆判定它是赝品？因为它“墨采未飞腾”——笔墨没有飞腾的气势！由于张穆看到过杨继盛手书的真迹“老笔宛枯藤”“光还鼎鹤陵”，有比较，自然能鉴别。“飞腾”，这里用的是它的本义，形象而有动态感。引申而释作“高超”，反而嫌“隔”了。
清人焦山诗词，每將周鼎或其铭与《瘗鹤铭》并提。如陈樽《古衡山房诗集》卷九《重渡扬子江》：“京口空传瘗鹤铭，海云谁铸焦山鼎。”梁章钜《退庵诗存》卷一五《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用坡公韵》：“虫书急寻南仲鼎，鹤铭难问华阳龛。”李赓芸《稻香吟馆集》诗稿卷五《渡江》：“西不见岷峡，东不见沧溟。眼前惟见金与焦，两山终古长青青。……金山之泉有中泠，焦山鼎与瘗鹤铭。”何绍基《东洲草堂诗余》《金缕曲·自题瘗鹤铭全拓本》自注：“戊午春仲乔鹤侪觞我于焦山，周鼎鹤铭，幸俱无恙。”吴昌硕《缶庐诗》卷一《焦山》：“周鼎考无专，鹤铭辨真逸。”陈夔龙《松寿堂诗钞》卷三《癸卯新正五日大兄寄示客腊游焦山诗作妒游篇奉酬仍用坡公韵》：“周鼎鹤铭未剥蚀，留为后人资清谈。”皆是其例，可以参看。
【附记】
（一） 据清人记载，焦山寺确实藏有杨继盛手书真迹。
王士禄《焦山古鼎歌》曰：“山头尚有椒山诗，三尺古碑墨光错。只字重于神禹金，犹向山林辟不若。”其“山头尚有椒山诗”句后自注曰：“山顶有椒山过访唐应德诗刻，所云‘杨子怀人渡扬子’者也。”（见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金器款识》三）钟按：“杨子怀人渡扬子”诗，《杨忠愍集》无之。然焦山既有碑刻，则其手书真迹或即藏于此。
宝廷《偶斋诗草》外集卷三《焦山歌》曰：“高轩藏书标仰止，忠魂绕卷血满纸。”自注曰：“焦山仰止轩，奉杨忠愍主。忠愍墨迹二卷，现存山中。”钟按：“奉杨忠愍主”，即供奉杨继盛的神主牌位。
（二） 焦山摩崖石刻《瘗鹤铭》，知之者众，此不赘言。焦山周鼎，今下落不明，或谓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今仅有鼎铭拓本传世。兹选录清人相关文献如下，供读者参考。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九《焦山鼎诗》：“焦山海云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径一尺五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阔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铭。……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国时，闻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献，因嫁祸焉。鼎遂入严氏。严氏败，鼎复归江南，因置焦山寺中。”钟按：“京口”即镇江之别名。“分宜”，明代大奸臣严嵩，江西分宜人。“枋国”，当政。
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三二《舆地志》：“周鼎，在丹徒县焦山。大逾斗，古色陆离。传是魏氏所藏。明严嵩当国，索之不得，将罪之。嵩败，得免。魏氏遂以鼎送焦山。鼎内有铭篆，古莫能识。国朝王士祯游此，属新安程邃译出，勒诸石。……何洯《周鼎记》：是鼎也，已历二千余年矣。……篆铭凡十行，其六行行九字，有四行者行十字，字共九十有四焉。司勋王西樵、邑宰邹西齐相继译之，知为周宣王以锡南仲者，何其历年之久也！”钟按：“司勋王西樵”即清王士禄，号西樵，曾官吏部司勋员外郎。“锡”，赐予。“南仲”，周宣王时的名将。
袁枚《随园随笔》卷一八《焦山周鼎西湖寿亭侯印灵谷寺景阳钟之讹》：“予过焦山，观周鼎，篆文软弱，绿沁浮黯，信其必非三代物也。相传真鼎被严世蕃取去，而以赝者易之。”钟按：“严世蕃”，严嵩之子。
林侗《来斋金石考略》卷上《焦山鼎铭》：“在镇江府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径一尺五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阔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铭九十三字，皆古文，蚀一字。外为云雷之形。王西樵先生曰：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许，腹有铭。韩吏部如石为予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当分宜枋国时，某公官于朝。分宜闻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献，因嫁祸焉。鼎竟入严氏。严氏之败，鼎复归某公，以祸由鼎作，谓鼎不祥，舍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载山有周鼎一，而不详所自也。……予丁丑初夏至山寺，谓此鼎必加贵重袭藏。问寺僧藏鼎处，乃引入一陋室，尘土黯然，寥落可叹。近丹徒令邹仪周将鼎铭摹石以传，无复古文之朴雅矣。予所得一纸，乃数十年前故家旧藏，可贵也。”钟按：“郡乘、山志”，谓镇江地方志与焦山志。“丹徒令”，丹徒县令。丹徒县是镇江府治所在。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五《焦山鼎篆铭考》：“江南焦山鼎，著称二百余年矣。……予少时尝撰《考》一卷，而未见其真拓也。其后，门人谢蕴山守镇江，属其精拓鼎腹字，益信予所考石本之非真矣。然详审鼎腹拓本，实有讹误。及访诸游焦山者，知其铜质古泽，本非真周时器，始悔昔年作此考徒费词说耳。……周时本有此鼎，其文极古，久不存矣。不知何时何人，不知篆法者，妄摹字形于此，重铸一鼎，欲以冒充古物。”又，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六七《偶为儿子说渔洋诗附书焦山鼎歌后非敢云改定也》：“焦山有古鼎，王朱递考援。此鼎赝作耳，何时置祗园。”钟按：“渔洋”，清王士禛号。“王朱”，谓王士禄、王士禛兄弟及朱彝尊。“祗园”，指佛寺。
阮元《研经室集》四集《诗》卷五《置西汉定陶鼎于焦山媵之以诗》自注：“焦山古鼎，王西樵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某公家物，严分宜夺之。康熙间人竞以为诗歌故实。然自嘉靖以后，明人书集鲜及此说。《天水冰山录》于分宜家物无所不载，古铜器款中，只有古铜鼎二个，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此鼎，一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朱竹垞、翁覃溪二君，深于考古者。其焦山鼎诗中，皆不言此事，为其无据也。”钟按：《天水冰山录》，严嵩家被抄财物的登记册。“朱竹垞”，朱彝尊号竹垞。“翁覃溪”即翁方纲，号覃溪。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九《焦山鼎铭》：“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鲜著之录者。……自国初王西樵士禄，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某公家物，严分宜夺之。严氏败，鼎复归江南某家，以为不祥，舍之焦山寺。康熙间，诗人始竞以此为故实。其实自嘉靖以后，明人诗文集并无此说。《天水冰山录》中备载分宜家物，铜器类只有铜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而今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朱竹垞先生及吾师苏斋老人，皆深于考古者。其咏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则分宜一事，尚当以疑案处之也。”钟按：“苏斋”，清翁方纲号。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网友殳且问：钟老师，叨扰了。明人张宇初《丙子初度》诗曰：“平生驹隙复初辰，林壑春生水木邻。岁改青阳犹建子，月书周正再逢寅。九皋鹤韵惭孤阕，五夜龙光惜鲙纶。浪说彭殇俱瞬息，白云苍足天真。”请问“岁改青阳犹建子，月书周正再逢寅”二句如何理解？
钟振振答：殳且网友，这首诗的题目是《丙子初度》，“丙子”即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这一年是丙子年。“初度”即生日。“岁改青阳犹建子，月书周正再逢寅”二句，是说自己的生日在哪一天。
我们今天过生日，多已统一用公历了。如果您是1月1日生人，那么每年的生日都是元旦，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没有必要作特别交代。但古人纪年、纪月、纪日，花样就比较多。纪年，或用皇帝的某个年号加序数，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宋太祖建隆二年、明太祖洪武三年等;或用天干地支，如甲子年、乙丑年、丙寅年等。纪月，或用序数，如正月、二月、三月等;或用地支，如子月、丑月、寅月等。纪日，或用序数，如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等;或用天干地支，如甲子日、乙丑日、丙寅日等。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一些特殊标示法。因此，具体到某人某年的生日，有可能产生某些特别的趣味，故不妨写到诗里来。
张宇初此诗之所以特别交代自己的生日，正是因为他这一年的生日，具备了两个有趣的巧合。
其一，子年子月。所謂“子年”，不用多说，诗题已经交代这是“丙子”年。“子月”，则须费一番口舌。“子月”是十一月。但上古诸朝的历法各不相同，夏历（或曰“夏正”）是以“寅月”，亦即春正月，为一年之首，谓之“建寅”;周历（或曰“周正”）则以“子月”，亦即冬十一月，为一年之首，谓之“建子”。也就是说，夏历的“正月”（一月、寅月）与周历的“正月”（十一月、子月），名同而实不同。张宇初的生日，本在夏历的“正月”，即“建寅”之月。但如果不考虑实际的月份，只考虑名义上的月份，那么按照周历的“正月”来书写，也不妨说“建子”之月。
其二，寅月寅日。“寅月”，即夏历的正月，上文已作交代，不用多说。“寅日”，则须花点功夫来考证。明人涂山《明政统宗》卷五记载：“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以门克新为礼部尚书。”“朔”，指夏历每个月的第一天。“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表明“洪武二十九年”的正月初一日是庚申日。据此推算，则初二日为辛酉日，初三日为壬戌日，初四日为癸亥日，初五日为甲子日，初六日为乙丑日，初七日为丙寅日，初八日为丁卯日，初九日为戊辰日，初十日为己巳日，十一日为庚午日，十二日为辛未日，十三日为壬申日，十四日为癸酉日，十五日为甲戌日，十六日为乙亥日，十七日为丙子日，十八日为丁丑日，十九日为戊寅日，二十日为己卯日……而张宇初诗曰“再逢寅”，明白告诉我们，他的生日是此月的第二个“寅”日。此月的第一个“寅”日是“丙寅”日，即初七日;第二个“寅”日则是“戊寅”日，即十九日！
说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意识到，如按正常的思维逻辑和语言顺序来表述，张宇初的这两句诗本该写成“月书周正犹建子，岁改青阳再逢寅”，语意才更显豁，更能让人看得明白。然而这是七律，要调平仄，故只能将“月书周正”与“犹建子”拆开，分在两句。也好，增加一点阅读难度，或许更能刺激读者“解代数难题”的兴趣。反正“孙行者”“者行孙”“行者孙”，都只是一个孙悟空。
至于“岁改青阳”，是说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到来;冬天过去，新春到来。“青阳”即春季的别称。这属于常识，故点到为止。
【附录】明张宇初其人
[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卷四《正一部》：“《岘泉集》……无为真人张宇初撰。……其诗中邃而幽远，其文敷腴而典雅，婉丽清新，得天趣自然之妙，可谓兼胜且美矣。”
[明]程通《贞白遗稿》卷二《岘泉集序》：“龙虎嗣汉四十三代天师张真人，神明之胄也。天资超卓，学问渊源。本诸中者，有道德之崇;著于外者，有文章之懿。铨次其平日所作诗文凡若干卷，目《岘泉集》。英华焕发，照耀简编。以言乎诗，则托物写情，优游不迫，得诗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则雄奇汪濊，铺叙有法，得古人述作之体。是以海内文人硕士传诵而称美者比比焉。此非真人学通百氏，道贯三才，体用兼该，精诣独得，安能发而为此耶？”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八八《张宇初》：“宇初字子璇，广信人。嗣汉四十二代天师，赐号无为真人，有《岘泉集》。王仲缙云：岘泉诗冲邃幽远，篇章翰墨，各极精妙。《静志居诗话》：古今诗僧，传者不少，黄冠率寥寂无闻。唐惟上官仪、吴筠、曹唐稍能诗，然仪、唐皆不终于黄冠，则不得以黄冠目之矣。惟元时道教特盛，所称丘、刘、谭、马、郝、王、孙七真者，大半有集。迄于至正，如张雨伯雨、马臻志道，是皆轶伦之才。明初仅张宇初、余善二人无戾风雅己尔，余皆卑卑，鲜足当诗人之目。”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集部》二三《别集类》二三：“《岘泉集》四卷，明张宇初撰。宇初字子璇，贵溪人。张道陵四十三世孙。洪武十年，袭掌道教。永乐八年卒。《明史·方技传》附见其父正常传中，称其建文时尝坐不法夺印诰，成祖即位，复之。又称其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讦。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
二、 声偶椒杨合，光还鼎鹤陵
诗友知畏斋问：钟教授您好！清人张穆诗《有强以杨忠愍雁迹属题者为举旧闻告之二首》其二曰：“舟泊焦山尾，寻幽试一登。禅房开锦帙，老笔宛枯藤。声偶椒杨合，光还鼎鹤陵。却观赠狱吏，墨采未飞腾。”我知道“焦山”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北长江中。请问，“声偶”是指诗文中字词音节的对偶吗？“光还鼎鹤陵”是什么意思？“飞腾”可不可理解为“高超”？
钟振振答：知畏斋诗友，前些天，我已指出过，张穆此诗题中的“雁迹”，即“赝迹”，指明代忠烈之臣杨继盛手书墨迹的赝品。诗题是说：有人误以杨继盛手书墨迹的赝品为真迹，非要张穆为之题诗不可，张穆便举自己过去的见闻，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是假的！ 为什么要重复这两点？因为，它们是准确解读此诗的前提。此诗所举，正是张穆过去游焦山，得见杨继盛手书真迹的一段经历。
“舟泊焦山尾，寻幽试一登”，是说自己登焦山。
“禅房开锦帙，老笔宛枯藤”，是说在焦山寺的禅房里，当家和尚从锦缎封套里取出一件书法作品，展示给我看;那书法用笔老到，宛如枯藤一般虬曲坚劲。
“声偶椒杨合”，“声偶”不是指诗文中字词音节的对偶。杨继盛《杨忠愍集》卷三有《扬子江望焦山》诗曰：“杨子有心涉扬子，椒山无意合焦山。地灵人杰天然巧，仿佛神游太古间。”焦山寺僧展示的书法作品，当是杨继盛手书此诗。长江自今南京以下直至入海口，别称“扬子江”（镇江焦山，就屹立于扬子江中）;继盛姓杨，按古人称谓习惯，可称“杨子”，正与江名谐音。而其号“椒山”，亦与“焦山”谐音。故此句意为：“焦山”“扬子（江）”，字声偶与“椒山”“杨子”相合。
“光还鼎鹤陵”，“鼎鹤”指焦山的两件古代书法珍品：《周鼎铭》与《瘗鹤铭》。“陵”同“凌”，动词，为“侵凌”“凌犯”之义。“光还鼎鹤陵”，是说：这书法作品的光华更直逼《周鼎铭》与《瘗鹤铭》。当然，由于杨继盛是著名的忠烈之士，这里明显带有“书以人重”的感情色彩。
“却观赠狱吏，墨采未飞腾”，“却观”，即“反观”，回过头来看。“赠狱吏”，题赠狱吏之作，即诗题中之所谓“杨忠愍雁迹”。为什么张穆判定它是赝品？因为它“墨采未飞腾”——笔墨没有飞腾的气势！由于张穆看到过杨继盛手书的真迹“老笔宛枯藤”“光还鼎鹤陵”，有比较，自然能鉴别。“飞腾”，这里用的是它的本义，形象而有动态感。引申而释作“高超”，反而嫌“隔”了。
清人焦山诗词，每將周鼎或其铭与《瘗鹤铭》并提。如陈樽《古衡山房诗集》卷九《重渡扬子江》：“京口空传瘗鹤铭，海云谁铸焦山鼎。”梁章钜《退庵诗存》卷一五《自金山放船至焦山用坡公韵》：“虫书急寻南仲鼎，鹤铭难问华阳龛。”李赓芸《稻香吟馆集》诗稿卷五《渡江》：“西不见岷峡，东不见沧溟。眼前惟见金与焦，两山终古长青青。……金山之泉有中泠，焦山鼎与瘗鹤铭。”何绍基《东洲草堂诗余》《金缕曲·自题瘗鹤铭全拓本》自注：“戊午春仲乔鹤侪觞我于焦山，周鼎鹤铭，幸俱无恙。”吴昌硕《缶庐诗》卷一《焦山》：“周鼎考无专，鹤铭辨真逸。”陈夔龙《松寿堂诗钞》卷三《癸卯新正五日大兄寄示客腊游焦山诗作妒游篇奉酬仍用坡公韵》：“周鼎鹤铭未剥蚀，留为后人资清谈。”皆是其例，可以参看。
【附记】
（一） 据清人记载，焦山寺确实藏有杨继盛手书真迹。
王士禄《焦山古鼎歌》曰：“山头尚有椒山诗，三尺古碑墨光错。只字重于神禹金，犹向山林辟不若。”其“山头尚有椒山诗”句后自注曰：“山顶有椒山过访唐应德诗刻，所云‘杨子怀人渡扬子’者也。”（见清人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金器款识》三）钟按：“杨子怀人渡扬子”诗，《杨忠愍集》无之。然焦山既有碑刻，则其手书真迹或即藏于此。
宝廷《偶斋诗草》外集卷三《焦山歌》曰：“高轩藏书标仰止，忠魂绕卷血满纸。”自注曰：“焦山仰止轩，奉杨忠愍主。忠愍墨迹二卷，现存山中。”钟按：“奉杨忠愍主”，即供奉杨继盛的神主牌位。
（二） 焦山摩崖石刻《瘗鹤铭》，知之者众，此不赘言。焦山周鼎，今下落不明，或谓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今仅有鼎铭拓本传世。兹选录清人相关文献如下，供读者参考。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九《焦山鼎诗》：“焦山海云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径一尺五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阔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铭。……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国时，闻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献，因嫁祸焉。鼎遂入严氏。严氏败，鼎复归江南，因置焦山寺中。”钟按：“京口”即镇江之别名。“分宜”，明代大奸臣严嵩，江西分宜人。“枋国”，当政。
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三二《舆地志》：“周鼎，在丹徒县焦山。大逾斗，古色陆离。传是魏氏所藏。明严嵩当国，索之不得，将罪之。嵩败，得免。魏氏遂以鼎送焦山。鼎内有铭篆，古莫能识。国朝王士祯游此，属新安程邃译出，勒诸石。……何洯《周鼎记》：是鼎也，已历二千余年矣。……篆铭凡十行，其六行行九字，有四行者行十字，字共九十有四焉。司勋王西樵、邑宰邹西齐相继译之，知为周宣王以锡南仲者，何其历年之久也！”钟按：“司勋王西樵”即清王士禄，号西樵，曾官吏部司勋员外郎。“锡”，赐予。“南仲”，周宣王时的名将。
袁枚《随园随笔》卷一八《焦山周鼎西湖寿亭侯印灵谷寺景阳钟之讹》：“予过焦山，观周鼎，篆文软弱，绿沁浮黯，信其必非三代物也。相传真鼎被严世蕃取去，而以赝者易之。”钟按：“严世蕃”，严嵩之子。
林侗《来斋金石考略》卷上《焦山鼎铭》：“在镇江府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径一尺五寸八分，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阔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铭九十三字，皆古文，蚀一字。外为云雷之形。王西樵先生曰：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许，腹有铭。韩吏部如石为予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当分宜枋国时，某公官于朝。分宜闻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献，因嫁祸焉。鼎竟入严氏。严氏之败，鼎复归某公，以祸由鼎作，谓鼎不祥，舍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载山有周鼎一，而不详所自也。……予丁丑初夏至山寺，谓此鼎必加贵重袭藏。问寺僧藏鼎处，乃引入一陋室，尘土黯然，寥落可叹。近丹徒令邹仪周将鼎铭摹石以传，无复古文之朴雅矣。予所得一纸，乃数十年前故家旧藏，可贵也。”钟按：“郡乘、山志”，谓镇江地方志与焦山志。“丹徒令”，丹徒县令。丹徒县是镇江府治所在。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五《焦山鼎篆铭考》：“江南焦山鼎，著称二百余年矣。……予少时尝撰《考》一卷，而未见其真拓也。其后，门人谢蕴山守镇江，属其精拓鼎腹字，益信予所考石本之非真矣。然详审鼎腹拓本，实有讹误。及访诸游焦山者，知其铜质古泽，本非真周时器，始悔昔年作此考徒费词说耳。……周时本有此鼎，其文极古，久不存矣。不知何时何人，不知篆法者，妄摹字形于此，重铸一鼎，欲以冒充古物。”又，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六七《偶为儿子说渔洋诗附书焦山鼎歌后非敢云改定也》：“焦山有古鼎，王朱递考援。此鼎赝作耳，何时置祗园。”钟按：“渔洋”，清王士禛号。“王朱”，谓王士禄、王士禛兄弟及朱彝尊。“祗园”，指佛寺。
阮元《研经室集》四集《诗》卷五《置西汉定陶鼎于焦山媵之以诗》自注：“焦山古鼎，王西樵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某公家物，严分宜夺之。康熙间人竞以为诗歌故实。然自嘉靖以后，明人书集鲜及此说。《天水冰山录》于分宜家物无所不载，古铜器款中，只有古铜鼎二个，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此鼎，一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朱竹垞、翁覃溪二君，深于考古者。其焦山鼎诗中，皆不言此事，为其无据也。”钟按：《天水冰山录》，严嵩家被抄财物的登记册。“朱竹垞”，朱彝尊号竹垞。“翁覃溪”即翁方纲，号覃溪。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九《焦山鼎铭》：“焦山此鼎，明以前人鲜著之录者。……自国初王西樵士禄，始据韩吏部如石言为京口某公家物，严分宜夺之。严氏败，鼎复归江南某家，以为不祥，舍之焦山寺。康熙间，诗人始竞以此为故实。其实自嘉靖以后，明人诗文集并无此说。《天水冰山录》中备载分宜家物，铜器类只有铜鼎二件，共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盖，并未言及款字。而今鼎之重已不止百余斤矣。朱竹垞先生及吾师苏斋老人，皆深于考古者。其咏此鼎，皆不言是事。然则分宜一事，尚当以疑案处之也。”钟按：“苏斋”，清翁方纲号。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