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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失去关系网后，这个人就不再成其为这个人。
社会，本来就是一张巨大的网络，每个人，都在这网络里成为一个节点，不断地与他人互动。互动的结果，在影响着他人，也在影响着自己。
这样的观点其实和中国古老的东方思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儒家就很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强调，甚至让西方人认为，关系这两个字不能用relationship来翻译，而非得翻译成“guanxi”才行——儒家对“关系”的重视。儒家的核心要义“礼”，指的不是礼貌，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基于你在整个社会上的位置你所应该具备的行为。而位置，来源于社会网络，来源于关系。
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学”这门学科慢慢被建立起来，伴随着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发达，这门学科里的几个名词忽然变得耳熟能详。比如说，弱关系。这是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的发明。相对应的，肯定有所谓“强关系”，在这个概念上，华裔学者边燕杰用力颇深。格兰诺维特其实最重要的著作除了《找工作》这本书以外，还有一本名为《镶嵌》的著作同样极具学术影响力。在这本著作里，格兰诺维特表现出一种“中庸”的立场：他既不认为人完全是靠各种关系来决定的（人有自由选择），也不认为人是可以孤立在社交网络之外的。所谓镶嵌，就是在他眼里真正的人和庞大的社交网络之间的关系本质。
人们对关系的深刻理解正被复制到互联网世界，这也是互联网变成生活本身的重要原因。
几乎所有用过互联网的人都会承认一点：互联网正从一开始的工具，慢慢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最终变成了生活的本身。而互联网对我们改变最大的，就是我们和他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早年的互联网，无论是门户还是搜索，人只是信息接收者或匿名的信息找寻者。虽然大量的行为数据可以记录，但人对这种记录的感知度并不高。这个时候，互联网更像是一种工具，它只是提高生活效率的一种法门，真的忽然没有了，问题并不很严重。
社交网络兴起后，“关系”就直接被推到了人们可以看到的前台。社交网络包括早期的IM工具，后来的SNS，以及移动时代里的所谓两微（微博、微信），等等。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把人们那么近地连接在一起。时间上7×24小时，空间上跨越五湖四海。
各路商家也迅速卷入了进来。对于商业组织来说，哪里人多且出没频繁，哪里就是它们的战场。既然线上社交网络人头攒动，自然不能放过。人与商业组织，就此建立起了关系——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人们所效力的各种组织也卷入了进来，因为这是它们和自己员工最好的沟通手段。在基于社交网络的基础上，职业社交网路、企业社交工具纷纷被发明了出来。
互联网从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就演化成了生活本身。
当原有的形态被连接后，商业组织们开始开动脑筋，如何把原来本无连接的东西，让它们也连接起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互联网究竟连接了什么？
其实是：数据。只有数据才有可能被连接。有数据即连接，没数据创造数据，也要连接。
我的一个好友在做一个和医疗健康有关的创业公司，他有一次和我提到，为什么医疗行业不能按效果付费？比如说：吃了这种药，病好了，就付费。如果不好，就不要付费。我的看法是：其实有些病的未能治愈不一定是药物的问题，很可能是病人自己不改变自己的恶劣生活习惯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
好友的回答很有道理：现在不是有各种智能硬件吗？总有方法能测试到你的生活习惯是否在改变。如果没有，那对不起，我就不承担效果不好这个责任了。比如说你是抽烟一族，由于你不改变这种习惯，总有仪器会侦知你依然在摄入尼古丁，而这点通过传回来的数据，我总可以看得到。
他的回答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借助各种硬件，把所有的一切连接起来，其本质就是：这种硬件的终极任务就是将非数据化的东西（比如习惯）数据化。而连接一切的前提就是数据化。这应该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而互联网的连接，其内涵也就于此。
让一切都数据化起来。
数据是冰冷的。
六度理论说，你和某个人之间的关系只需要五个人介绍就可以建立起来。这话理论上是成立的，比如说我想认识习总书记，我可以通过我的学院院长到校长到教育部长这三位，就能抵达。
但我的院长、校长、部长，他们肯吗？
很显然，六度理论只是一个“量”的计算，它并没有考虑到关系中的“质”的一面：关系有多好？
不要紧，社会网络分析里还有一些算法可以计算关系的质的一面。如齐美尔的计量方法论，大名鼎鼎的Gestalt心理学派，再是历经著名的霍桑实验和扬基城研究，后来米切尔提出了“密度、范围、强度、可达性、持久性、互惠性、频次”一系列计算指标，到了哈里森·怀特手里，则开创了社会学的一次革命。今天，无论是格兰诺维特（镶嵌），还是伯特（结构洞），还是林南（社会资本），都提供了一系列的计算方法。
但人和人的交流，依然存在很多“黑洞”无法数据化。同样的，人和人的关系，如果一切都数据化，会变得极其诡异以及让人不能适应。
一个“越线上，越线下”的趋势出现了。即便有越来越多的工具让人们可以通过CMC（computer media computer）来进行沟通，但人们似乎越来越重视F2F（Face to Face）。CMC工具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新关系建立的机会从而加大了F2F的需求，一方面，它也为F2F约会提供了凑时间、凑地点的方便。而人在网上聊久了，始终会觉得，有些话F2F说起来效果更好。
F2F提供了CMC无法触及到的一个领域：非语言传播，包括肢体动作、面部动作等。传播学中一个富媒体理论（rich media theory）说，CMC会放大负面情绪。因为CMC无法完成人们的表情动作的符号传播，而恰恰这一些是微妙而又极为重要的符号。一部《在云端》的电影再现了这个理论场景，一位专门从事帮助公司裁员的人成天飞来飞去去安抚那些被裁者，后来他的公司为他配备了各种远程沟通工具，看似成本大幅降低，但是效果变得极差。因为CMC很难做到让他去拍拍垂头丧气的被裁者的肩膀以示鼓励，或拿出一张餐巾纸给嚎啕大哭的被裁者以示安慰。 线下的人际交流，是整个数字社会的一个“黑洞”：数据无法产生。不过，随着外部化节奏加快，一些数据同样能够产生。
所谓外部化，就是用数码设备替代原来的一些功能。麦克卢汉的名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大抵就是指人将自身的功能逐步外部化。放在桌上的PC、可移动的笔记本、基本随身携带的手机、就算是睡觉也有可能不拿下来的可穿戴设备、完全进入体内的可植入设备，这些可产生数据可传播数据的玩意儿，即将成为我们躯体的一部分。
当数据得以产生，连接便得以发生。我们将真的进入“连接一切”的时代。
我的几位在某互联网公司从业的朋友，工作都很忙碌，朝九晚五这种事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有一天，他们的上司忽然觉得他们实在太辛苦了，决定放整个部门一天假。
眼瞅着一个上午已经过去，这位上司忽然有一件事要安排。上司在工作群里喊了一声，没人搭理。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搭理。第三次喊，还是没人搭理。上司火了，打开微信，一个一个点过去喊，又打开电话，一个一个拨过去喊：为什么不响应？统统给我进公司！
于是，一天的假期大概只有半天得以是真正的假期。每个人都开始忙碌起来。其中一位朋友还和我说，有次度假去泰国，坐在摩的上都在用微信和公司其他人沟通。
如何处置各种事件的优先级？当然是处理最重要且紧急的事优先，然后紧急不重要，然后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必然是最后一个次序。
但问题来了，什么叫重要且紧急？站在谁的立场上判定重要且紧急？一个人作为个人的立场，是不是和他所效劳的组织的立场完全一致？当一名员工在休假的时候，公司里重要且紧急的事，是不是也是他重要且紧急的事？而他一同外出的亲朋们彼时发生的事，对他来说，是不是重要且紧急？
其实，没有答案。当连接没有产生时，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不知道，自然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但一旦连接产生，事情就变得纠结起来。是的，连接能够让多个点得以沟通，但连接无法解答“谁的立场”这个问题。
从商业上讲，我很看好企业社交软件。但从人的角度上讲，我觉得企业社交软件简直就是一个噩梦：用最有效率、最发达的手段，让所有人都被结构化在一张以利润为最大目标的网络上。
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很有争议的，但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极有盛名。在黑格尔的指引下，马克思强化了“异化”这个词：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一手炮制了一张足以连接一切的网络，但我们都被牢牢地拴在了这张网络之上，片刻不得安宁。
连接，连接了一切，它能连接人成其为人的人性吗？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师
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失去关系网后，这个人就不再成其为这个人。
社会，本来就是一张巨大的网络，每个人，都在这网络里成为一个节点，不断地与他人互动。互动的结果，在影响着他人，也在影响着自己。
这样的观点其实和中国古老的东方思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儒家就很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强调，甚至让西方人认为，关系这两个字不能用relationship来翻译，而非得翻译成“guanxi”才行——儒家对“关系”的重视。儒家的核心要义“礼”，指的不是礼貌，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基于你在整个社会上的位置你所应该具备的行为。而位置，来源于社会网络，来源于关系。
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学”这门学科慢慢被建立起来，伴随着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发达，这门学科里的几个名词忽然变得耳熟能详。比如说，弱关系。这是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的发明。相对应的，肯定有所谓“强关系”，在这个概念上，华裔学者边燕杰用力颇深。格兰诺维特其实最重要的著作除了《找工作》这本书以外，还有一本名为《镶嵌》的著作同样极具学术影响力。在这本著作里，格兰诺维特表现出一种“中庸”的立场：他既不认为人完全是靠各种关系来决定的（人有自由选择），也不认为人是可以孤立在社交网络之外的。所谓镶嵌，就是在他眼里真正的人和庞大的社交网络之间的关系本质。
人们对关系的深刻理解正被复制到互联网世界，这也是互联网变成生活本身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的连接
几乎所有用过互联网的人都会承认一点：互联网正从一开始的工具，慢慢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最终变成了生活的本身。而互联网对我们改变最大的，就是我们和他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早年的互联网，无论是门户还是搜索，人只是信息接收者或匿名的信息找寻者。虽然大量的行为数据可以记录，但人对这种记录的感知度并不高。这个时候，互联网更像是一种工具，它只是提高生活效率的一种法门，真的忽然没有了，问题并不很严重。
社交网络兴起后，“关系”就直接被推到了人们可以看到的前台。社交网络包括早期的IM工具，后来的SNS，以及移动时代里的所谓两微（微博、微信），等等。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把人们那么近地连接在一起。时间上7×24小时，空间上跨越五湖四海。
各路商家也迅速卷入了进来。对于商业组织来说，哪里人多且出没频繁，哪里就是它们的战场。既然线上社交网络人头攒动，自然不能放过。人与商业组织，就此建立起了关系——无论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人们所效力的各种组织也卷入了进来，因为这是它们和自己员工最好的沟通手段。在基于社交网络的基础上，职业社交网路、企业社交工具纷纷被发明了出来。
互联网从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就演化成了生活本身。
当原有的形态被连接后，商业组织们开始开动脑筋，如何把原来本无连接的东西，让它们也连接起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互联网究竟连接了什么？
其实是：数据。只有数据才有可能被连接。有数据即连接，没数据创造数据，也要连接。
我的一个好友在做一个和医疗健康有关的创业公司，他有一次和我提到，为什么医疗行业不能按效果付费？比如说：吃了这种药，病好了，就付费。如果不好，就不要付费。我的看法是：其实有些病的未能治愈不一定是药物的问题，很可能是病人自己不改变自己的恶劣生活习惯造成的。这个时候，怎么办？
好友的回答很有道理：现在不是有各种智能硬件吗？总有方法能测试到你的生活习惯是否在改变。如果没有，那对不起，我就不承担效果不好这个责任了。比如说你是抽烟一族，由于你不改变这种习惯，总有仪器会侦知你依然在摄入尼古丁，而这点通过传回来的数据，我总可以看得到。
他的回答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借助各种硬件，把所有的一切连接起来，其本质就是：这种硬件的终极任务就是将非数据化的东西（比如习惯）数据化。而连接一切的前提就是数据化。这应该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而互联网的连接，其内涵也就于此。
让一切都数据化起来。
越线上，越线下
数据是冰冷的。
六度理论说，你和某个人之间的关系只需要五个人介绍就可以建立起来。这话理论上是成立的，比如说我想认识习总书记，我可以通过我的学院院长到校长到教育部长这三位，就能抵达。
但我的院长、校长、部长，他们肯吗？
很显然，六度理论只是一个“量”的计算，它并没有考虑到关系中的“质”的一面：关系有多好？
不要紧，社会网络分析里还有一些算法可以计算关系的质的一面。如齐美尔的计量方法论，大名鼎鼎的Gestalt心理学派，再是历经著名的霍桑实验和扬基城研究，后来米切尔提出了“密度、范围、强度、可达性、持久性、互惠性、频次”一系列计算指标，到了哈里森·怀特手里，则开创了社会学的一次革命。今天，无论是格兰诺维特（镶嵌），还是伯特（结构洞），还是林南（社会资本），都提供了一系列的计算方法。
但人和人的交流，依然存在很多“黑洞”无法数据化。同样的，人和人的关系，如果一切都数据化，会变得极其诡异以及让人不能适应。
一个“越线上，越线下”的趋势出现了。即便有越来越多的工具让人们可以通过CMC（computer media computer）来进行沟通，但人们似乎越来越重视F2F（Face to Face）。CMC工具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新关系建立的机会从而加大了F2F的需求，一方面，它也为F2F约会提供了凑时间、凑地点的方便。而人在网上聊久了，始终会觉得，有些话F2F说起来效果更好。
F2F提供了CMC无法触及到的一个领域：非语言传播，包括肢体动作、面部动作等。传播学中一个富媒体理论（rich media theory）说，CMC会放大负面情绪。因为CMC无法完成人们的表情动作的符号传播，而恰恰这一些是微妙而又极为重要的符号。一部《在云端》的电影再现了这个理论场景，一位专门从事帮助公司裁员的人成天飞来飞去去安抚那些被裁者，后来他的公司为他配备了各种远程沟通工具，看似成本大幅降低，但是效果变得极差。因为CMC很难做到让他去拍拍垂头丧气的被裁者的肩膀以示鼓励，或拿出一张餐巾纸给嚎啕大哭的被裁者以示安慰。 线下的人际交流，是整个数字社会的一个“黑洞”：数据无法产生。不过，随着外部化节奏加快，一些数据同样能够产生。
所谓外部化，就是用数码设备替代原来的一些功能。麦克卢汉的名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大抵就是指人将自身的功能逐步外部化。放在桌上的PC、可移动的笔记本、基本随身携带的手机、就算是睡觉也有可能不拿下来的可穿戴设备、完全进入体内的可植入设备，这些可产生数据可传播数据的玩意儿，即将成为我们躯体的一部分。
当数据得以产生，连接便得以发生。我们将真的进入“连接一切”的时代。
真的能连接一切？
我的几位在某互联网公司从业的朋友，工作都很忙碌，朝九晚五这种事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有一天，他们的上司忽然觉得他们实在太辛苦了，决定放整个部门一天假。
眼瞅着一个上午已经过去，这位上司忽然有一件事要安排。上司在工作群里喊了一声，没人搭理。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搭理。第三次喊，还是没人搭理。上司火了，打开微信，一个一个点过去喊，又打开电话，一个一个拨过去喊：为什么不响应？统统给我进公司！
于是，一天的假期大概只有半天得以是真正的假期。每个人都开始忙碌起来。其中一位朋友还和我说，有次度假去泰国，坐在摩的上都在用微信和公司其他人沟通。
如何处置各种事件的优先级？当然是处理最重要且紧急的事优先，然后紧急不重要，然后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必然是最后一个次序。
但问题来了，什么叫重要且紧急？站在谁的立场上判定重要且紧急？一个人作为个人的立场，是不是和他所效劳的组织的立场完全一致？当一名员工在休假的时候，公司里重要且紧急的事，是不是也是他重要且紧急的事？而他一同外出的亲朋们彼时发生的事，对他来说，是不是重要且紧急？
其实，没有答案。当连接没有产生时，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不知道，自然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但一旦连接产生，事情就变得纠结起来。是的，连接能够让多个点得以沟通，但连接无法解答“谁的立场”这个问题。
从商业上讲，我很看好企业社交软件。但从人的角度上讲，我觉得企业社交软件简直就是一个噩梦：用最有效率、最发达的手段，让所有人都被结构化在一张以利润为最大目标的网络上。
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很有争议的，但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极有盛名。在黑格尔的指引下，马克思强化了“异化”这个词：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一手炮制了一张足以连接一切的网络，但我们都被牢牢地拴在了这张网络之上，片刻不得安宁。
连接，连接了一切，它能连接人成其为人的人性吗？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