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未能有效预防？为什么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迟缓无力？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和霍华德·罗森塔尔指出，关键在于金融泡沫背后的政治泡沫。在《政治泡沫》一书中，他们细致地阐述了政治泡沫催生以房地产业泡沫为起点的金融泡沫，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的机制和过程。
　　政治泡沫是指一系列政策偏差，它们催生、培育并放大了那些导致金融危机的市场行为。政治泡沫是顺周期的，当市场上出现了追求风险的行为倾向时，政治泡沫不但不会反对之、抑制之，反而只会扶植之、教唆之。例如，在房地产泡沫产生、发展时，本应加强监管，但是政治泡沫却放松监管；投资者本应去杠杆化时，政治泡沫却鼓励他们继续举债；货币政策本应收紧时，政治泡沫却促成了更宽松的信贷环境。
　　关于“政治泡沫”如何生成，麦卡蒂、普尔和罗森塔尔提出了一个“三I一体”的分析框架。第一个“I”是指“意识形态”（Ideology）。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思想体系”，它通常与“某个阶层或群体采取的或想要采取的行动有关，因此往往被用来为特定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而且这种“思想体系”是“不问原因毫无保留地被作为一个整体全盘地接受，并且被不顾事实真相、不顾事件的实际发展过程而顽固地坚持”。第二个“I”是指“制度”（Institution）。一方面，制度就是“游戏规则”，决定了对于社会行动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机制，而坏的激励机制会诱导破坏性的行为；另一方面，制度也型构着政治决策过程，例如，政治家支持什么政策，肯定会受到选举制度的影响；联邦政府的结构（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国会内部的委员会制）也可能阻碍政府灵活地做出政策反应。第三个“I”是指“利益”（Interest）——自利和贪婪是政治泡沫的催化剂。
　　机会主义的金融家常与机会主义的政治家及气味相投的意识形态死硬派结盟，利用一切可能的政治机会去谋取利益。而且，政治泡沫甚至比金融泡沫更加顽固。意识形态的死硬派是不会修正自己的世界观的；在出现危机时，他们只会想方设法找替罪羊，从而使得政策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另外，由于意识形态刚性，决策过程也会被拖迟、被扭曲，以至于当政策最终得以通过，原先的逆周期政策可能已变成顺周期了，反而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种子。
　　正如作者们指出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并不是唯一促进政治泡沫发展的意识形态。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正是那些位于政治光谱左翼、秉持以经济平等和种族平等为基石的再分配平等主义信念的政治家们，为加剧房地产泡沫的政策提供了关键支持；而房地产企业和金融企业的高管们则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政治意愿。
　　作者们认为，如果说金融泡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流行症候，政治泡沫就可能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永久性特征。只要不愿意完全放弃资本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这两个特征就都无法彻底清除干净。但是他们也坚信，某些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确实比其他政策更可取。为此，他们的建议是推进“政治改革”，以便建立一些简单的、稳定的、直指问题核心的规则，预防金融危机再次爆发。
　　他们强调，只有37页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通过）就比3000多页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年通过）好得多。这让人想起哈耶克对国会立法权的质疑。哈耶克认为国会应当只规定“游戏规则”，而不能试图通过立法去满足具体的社会目标。当今时代，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显得“低效”，无疑与国会的绝大多数立法活动都涉及再分配有关。
　　金融危机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经济问题。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资深政治学教授，但是他们显然对经济学也非常熟悉。事实上，他们在书中给出的“意识形态模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借鉴经济学模型的结果。本书成功地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阐述，深刻地说明了政治制度对经济的重要性。
　　本书副标题是“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表明作者们对美国当前的民主制度是持批判立场的。但是，与国内常见的谩骂式批评不同，他们这种批评学理强、令人信服。虽然他们强调，其观点只针对美国，但他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尤其是用来分析政治泡沫的“意识形态、制度和利益三位一体”，显然对其他国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尤其是当改进经济效率的空间从表面上看已变得越来越小，而政治风险则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美）诺兰·麦卡蒂等著，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