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为了更好地弘扬长征精神，继承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采访了老红军后代，记录了老红军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现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他是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张国彪是他参军后改的名。
他一生5次生命危在旦夕，其中3次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左腿胫骨二等甲级伤残以致拄拐30年，左耳被敌炮震得几近失聪，左臂重伤感染岌岌可危，2次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但都以非凡的意志力，一次次挺了过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6年前，老红军张国彪因病去世，享年94岁。今年正值他百岁寿辰，儿女们怀念父亲，精心搜集、整理了老红军父亲的生平事迹，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拄拐30年坚强不屈、待遇不高而又无怨无悔的老红军形象和他所具有的可贵的精神品质。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16年12月6日，张国彪出生在四川大巴山区一个小山村——营山县永泉乡深沟村。因父亲早逝，他与母亲及兄妹相依为命。家境贫寒的他，10多岁就想着为家分忧，到村里的富人家打短工。那时的工钱往往是一小块做熟的肉，可他怎么也不舍得吃，而是包好了带回家交给母亲。为此，懂事的他深得母亲的疼爱。
1933年9月，16岁的张国彪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的一名战士。小小年纪的他跟着大部队一走就杳无音信。多年后，才托人捎信回家。欣喜万分的母亲逢人就说：“我的二娃还活着。”
1935年，刚满18岁的张国彪跟随部队开始长征，与同行的红军将士一道，翻越崇山峻岭，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与敌人作殊死战斗，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征服了人类的生存极限，于1936年10月，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
倚着从小在私塾里学到的一些知识，张国彪在部队里进步很快。自1933年9月参军到1940年12月，7年多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晋察冀二分区卫生部政委。
好学、好总结是张国彪在战斗中养成的一种习惯。每一次战斗结束后，他都会跟战友们一道总结经验教训，取长补短，研究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熟悉他的首长和战友都夸他“打仗是把好手”。
1936年1月至1937年6月，在红军总部警卫营期间，他多次接受党中央下达的重要警卫任务。 1936年6月21日拂晓，参加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指挥下的瓦窑堡撤退，顺利掩护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全撤退。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被特别指派，参加了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前往西安谈判的警卫任务。每一次高级别的警卫任务，都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增长了张国彪的战斗智慧，更成为他最感自豪的人生经历。
战争年代，随着战事的变化，部队常改编，将士们也随之调转。1937年，以张国彪所在的中央军委特务团为基础，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他也随老首长韩伟、肖文玖到了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二营，在五台、崞县、代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生前，他常对儿女们说：“在战场上，不能怕死，越怕死越危险。要开动脑筋、用谋略，才能克敌制胜。”能征善战的他，一直是军区首长心目中可培养的好苗子。可惜的是，1940年9月，在山西五台山高洪口拔日军据点的战斗中，他的左腿中弹，胫骨被打断，因没能及时治疗而致残，被认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当年的等级）。
由于残腿的困扰，他不得不离开战斗第一线，转到后勤部门工作。从1940年12月到1949年带部队南下这一时期，他先后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冀察热辽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东北西满军区医院、供给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拄着双拐在各个岗位上，磨练自己，不断成长。
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成长历程——“从吃不饱饭到参加革命，从牧童到红军，从前线到后方，从做军事工作到做政治工作，从军队到地方，从企业到机关再到学校。党叫干啥，就干啥。”
任劳任怨，绝不讨官要官
1949年，部队南下，上级原定派他去组建广东省军区，但他提出想回四川建设家乡。组织上尊重他的意愿，任命他为干部大队大队长，带领部分干部从东北南下四川。
没想到，刚到四川，他就得了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住院就是两年。等他出院时，合适的位置都已被安排了。那时，刚解放，地方上各方面工作都不规范，加上又离开了老部队，了解他的人很少，张国彪就被派到了川南威远煤矿，当了军代表。由于内江行署分管专员原是个团职干部，定行政级时，就对他说：“老张，你也按我的标准套13级吧。”
其实，1940年张国彪就已正团职了。南下时，已担任师职多年。但是，一贯相信组织的他，一心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莫大喜悦中，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不知怎的，他的部队编制变成了地方编制，竟然连转业的手续也没有，他也没细究。
由于行政级别起点定得低，此后张国彪的待遇一直没能提升，与南下时同级别的战友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儿女和老战友们都对他的待遇感到不公，认为与他所作的贡献不相符，但他本人却从不抱怨，总是说：“很多战友年纪轻轻就牺牲了，我能活着，有现在的生活，应该知足。”因此，一直不让儿女们找上级反映自己职务待遇偏低的问题。
1955年授衔时，张国彪的战友中，有二三十位都被授予了少将军衔。1970年，到北京治腿时，就有身处高位的首长劝他去找周总理解决待遇问题，他还是没有去。
“父亲那代人有一种牢固的意识，就是觉得向组织伸手要官，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甚至是一种耻辱。”儿女们这样理解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他们回忆说：“在延安时，父亲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为人处世的风范。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以周总理为楷模，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任劳任怨，死而后已。”
1940年，他的腿刚受伤时，组织上就安排他去苏联治疗。当时，部队上经济很紧张，为了不让组织多花钱，他婉拒了，只是在条件很差的分区医院做治疗，所以一直没有彻底治愈，导致了他长达30年的“拄拐生涯”。
“文革”期间，他的那条残腿又被红卫兵打成粉碎性骨折，1970年才到了北京军区总院，截去了坏死的部分，得到较彻底的治疗，穿上了特制的厚跟鞋，才终于甩掉了双拐。那年，他已54岁。
70多岁时，年事渐高的他，拖着残疾的腿，住在面积不大没有电梯的三楼上，爱人体弱多病，多年来一直潜心照顾父母的大女儿张卡里病逝，其他几个儿女都在外当兵、工作，张国彪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不方便。儿女们就想着向组织上反映情况，希望能给父亲解决相应的待遇，让他住到部队干休所，生活条件能好些。但张国彪总是说：“自己克服克服吧，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得已，二女儿张泽里只得提前从部队转业，回到家照顾父母。
在一份档案资料中，张国彪曾这样写道：“个人生活、名誉地位时刻要满足，不要有丝毫的不满和欲求。不跟生活好的人比，要多想想底层人民的疾苦。否则，就会犯错误。但在对待革命事业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理论上，却永远不能满足。”
保持红军本色，绝不以权谋私
战争年代，张国彪就养成了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的工作习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在煤矿当军代表，还是在糖厂当党委书记，他都常常下车间去调查研究。拄着双拐的他，冬天也是一身大汗，夏天更是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但他总是把生产数据、流程了解得一清二楚。到年终开全省大会时，单位主管领导被省长问得说不出年产量等数据时，父亲却了如指掌，应答如流。领导和同志们都夸他“老红军的本色没有变”。
“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是张国彪为自己规定的一条工作原则。在轻工学校做党委书记时，他就主动把办公室让给了年轻教师使用，自己却在办公楼旁让人搭了一个10多平米的茅草房做办公室。冬天湿冷还能升煤炉取暖，可夏天四川的闷热，没有空调，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呆就是3年。他看到学生们没有像样的运动场，就以老红军身份，拄着拐杖多次到教育局找领导，愣是给学校建起了一个操场。但是，对于自己和家人，他却始终自律，坚持原则，绝不以权谋私。
1960年，困难时期，张国彪正担任省轻工厅食品工业局副局长，虽然职务不高，但对于分管的单位还是有一定的权力。儿女们回忆说：“父亲从没给家里带过任何东西。”即使在两个男孩因迁户口，半年没有接上粮食供给，全家老小一顿只能喝一碗稀饭时，他也没带回一点粮食和其它食物。众所周知，肉联厂的边角料一般都能内部处理，作为分管领导，如果想要，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此外，张国彪的爱人也是抗战时期参军的老八路，解放后就跟随他南下，到了四川，也不知怎的就转到了地方，到去世时级别的问题也没能解决。二女儿张泽里在部队时，各方面表现很优秀，连续好几年被推荐上军校，都被人顶替。听说，父亲的老部下正是军区后勤部政委，想请求父亲打个招呼，但是张国彪始终没有开这个口。最后，她还是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
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容
“文革”中，张国彪的残腿被红卫兵打断；爱人被打骂、批斗；小女儿膝盖摔伤后感染，因没有及时治疗，转为骨癌，仅12岁就结束了生命。政治形势严峻，他深知无法保护儿女，就让他们学好游泳，练好身体，经得起危险考验。二女儿回忆说，当时，身为运动健将的大哥张马里带着她和妹妹在汹涌的江水中学游泳。“大哥用长竹竿拴着一根长绳，系在我们的腰上，以保安全，艰苦的练习，使我们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在最艰难的时刻，张国彪总是对儿女们说：“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搞清楚我们的问题。”后来，听说到北京外调的人被自己的老上级开国中将韩伟撵了回来，并质问来人：“他会有什么问题啊？张国彪是个好同志！”他的心里暖暖的，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常告诫儿女“有功不要争，有过可以担”。二儿子张依里清楚地记得，刚当兵时，有一次坏人在营房纵火，他奋不顾身地爬上房顶去灭火源。火灭了，人也随着塌下的房屋从房上摔了下来，跌伤了腿。当时，领导要给他报功，他却轻描淡写地说：“嗨，这不算什么。”坚决不让报功，战友们都不解地说：“你真傻”。
“红军的后代就要为红军增光，关键时刻绝不能掉链子。”儿女们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容”是张国彪一贯的为人之道。“文革”结束后，父母平反了，儿女们心中积了许多的怨恨，血气方刚的儿子总想去找当年迫害父母的人报仇。张国彪得知后，就说：“都是学生娃，就算了”，阻拦着不让孩子们冤冤相报。儿女们感慨地说：“我们的父亲心胸总是那么宽广。”
在儿女的教育上，他也是不偏不倚，以理服人，教育儿女互相关心，相互谦让，不争不抢，营造了良好的家风，令邻里们羡慕不已。儿女们回忆说：“父亲对物质上的要求非常低，从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长期的腿病，使他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下‘残疾金’买书。” 对于腿病带来的不便，他从不愁眉苦脸，总是乐观面对，还自编了体操，坚持锻炼身体。为此，孝顺的儿女们下定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给父亲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让老父亲能够住上比较宽敞、便利的房子，拥有一个满意的书房，安享晚年。为此。张国彪常常欣慰地跟人夸耀：“我是享上儿子的福喽。”从心里溢出一种无比的幸福感。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晚年时，一直陪伴在张国彪身边的三儿子张约里，对父亲身上时时处处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更是感同身受，受益非浅。他感概地说：“父亲一生坚强、乐观，光明磊落。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精神财富。他常对我们说，毛主席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们年轻人一定不能忘本，红军精神一定要传下去，国家才有希望啊！”
在一份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1935年入党时，张国彪就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写道：“入党了，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页。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克服农民的狭隘性和个人主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争取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做一个革命的无名英雄，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从此，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无怨无悔。
他是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随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张国彪是他参军后改的名。
他一生5次生命危在旦夕，其中3次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左腿胫骨二等甲级伤残以致拄拐30年，左耳被敌炮震得几近失聪，左臂重伤感染岌岌可危，2次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但都以非凡的意志力，一次次挺了过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6年前，老红军张国彪因病去世，享年94岁。今年正值他百岁寿辰，儿女们怀念父亲，精心搜集、整理了老红军父亲的生平事迹，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拄拐30年坚强不屈、待遇不高而又无怨无悔的老红军形象和他所具有的可贵的精神品质。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16年12月6日，张国彪出生在四川大巴山区一个小山村——营山县永泉乡深沟村。因父亲早逝，他与母亲及兄妹相依为命。家境贫寒的他，10多岁就想着为家分忧，到村里的富人家打短工。那时的工钱往往是一小块做熟的肉，可他怎么也不舍得吃，而是包好了带回家交给母亲。为此，懂事的他深得母亲的疼爱。
1933年9月，16岁的张国彪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的一名战士。小小年纪的他跟着大部队一走就杳无音信。多年后，才托人捎信回家。欣喜万分的母亲逢人就说：“我的二娃还活着。”
1935年，刚满18岁的张国彪跟随部队开始长征，与同行的红军将士一道，翻越崇山峻岭，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与敌人作殊死战斗，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征服了人类的生存极限，于1936年10月，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
倚着从小在私塾里学到的一些知识，张国彪在部队里进步很快。自1933年9月参军到1940年12月，7年多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晋察冀二分区卫生部政委。
好学、好总结是张国彪在战斗中养成的一种习惯。每一次战斗结束后，他都会跟战友们一道总结经验教训，取长补短，研究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熟悉他的首长和战友都夸他“打仗是把好手”。
1936年1月至1937年6月，在红军总部警卫营期间，他多次接受党中央下达的重要警卫任务。 1936年6月21日拂晓，参加了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指挥下的瓦窑堡撤退，顺利掩护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全撤退。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被特别指派，参加了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前往西安谈判的警卫任务。每一次高级别的警卫任务，都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增长了张国彪的战斗智慧，更成为他最感自豪的人生经历。
战争年代，随着战事的变化，部队常改编，将士们也随之调转。1937年，以张国彪所在的中央军委特务团为基础，成立了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他也随老首长韩伟、肖文玖到了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四团二营，在五台、崞县、代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生前，他常对儿女们说：“在战场上，不能怕死，越怕死越危险。要开动脑筋、用谋略，才能克敌制胜。”能征善战的他，一直是军区首长心目中可培养的好苗子。可惜的是，1940年9月，在山西五台山高洪口拔日军据点的战斗中，他的左腿中弹，胫骨被打断，因没能及时治疗而致残，被认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当年的等级）。
由于残腿的困扰，他不得不离开战斗第一线，转到后勤部门工作。从1940年12月到1949年带部队南下这一时期，他先后在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冀察热辽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东北西满军区医院、供给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拄着双拐在各个岗位上，磨练自己，不断成长。
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成长历程——“从吃不饱饭到参加革命，从牧童到红军，从前线到后方，从做军事工作到做政治工作，从军队到地方，从企业到机关再到学校。党叫干啥，就干啥。”
任劳任怨，绝不讨官要官
1949年，部队南下，上级原定派他去组建广东省军区，但他提出想回四川建设家乡。组织上尊重他的意愿，任命他为干部大队大队长，带领部分干部从东北南下四川。
没想到，刚到四川，他就得了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吐血，一住院就是两年。等他出院时，合适的位置都已被安排了。那时，刚解放，地方上各方面工作都不规范，加上又离开了老部队，了解他的人很少，张国彪就被派到了川南威远煤矿，当了军代表。由于内江行署分管专员原是个团职干部，定行政级时，就对他说：“老张，你也按我的标准套13级吧。”
其实，1940年张国彪就已正团职了。南下时，已担任师职多年。但是，一贯相信组织的他，一心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莫大喜悦中，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不知怎的，他的部队编制变成了地方编制，竟然连转业的手续也没有，他也没细究。
由于行政级别起点定得低，此后张国彪的待遇一直没能提升，与南下时同级别的战友相比更是相差甚远。儿女和老战友们都对他的待遇感到不公，认为与他所作的贡献不相符，但他本人却从不抱怨，总是说：“很多战友年纪轻轻就牺牲了，我能活着，有现在的生活，应该知足。”因此，一直不让儿女们找上级反映自己职务待遇偏低的问题。
1955年授衔时，张国彪的战友中，有二三十位都被授予了少将军衔。1970年，到北京治腿时，就有身处高位的首长劝他去找周总理解决待遇问题，他还是没有去。
“父亲那代人有一种牢固的意识，就是觉得向组织伸手要官，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甚至是一种耻辱。”儿女们这样理解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他们回忆说：“在延安时，父亲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为人处世的风范。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以周总理为楷模，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任劳任怨，死而后已。”
1940年，他的腿刚受伤时，组织上就安排他去苏联治疗。当时，部队上经济很紧张，为了不让组织多花钱，他婉拒了，只是在条件很差的分区医院做治疗，所以一直没有彻底治愈，导致了他长达30年的“拄拐生涯”。
“文革”期间，他的那条残腿又被红卫兵打成粉碎性骨折，1970年才到了北京军区总院，截去了坏死的部分，得到较彻底的治疗，穿上了特制的厚跟鞋，才终于甩掉了双拐。那年，他已54岁。
70多岁时，年事渐高的他，拖着残疾的腿，住在面积不大没有电梯的三楼上，爱人体弱多病，多年来一直潜心照顾父母的大女儿张卡里病逝，其他几个儿女都在外当兵、工作，张国彪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不方便。儿女们就想着向组织上反映情况，希望能给父亲解决相应的待遇，让他住到部队干休所，生活条件能好些。但张国彪总是说：“自己克服克服吧，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得已，二女儿张泽里只得提前从部队转业，回到家照顾父母。
在一份档案资料中，张国彪曾这样写道：“个人生活、名誉地位时刻要满足，不要有丝毫的不满和欲求。不跟生活好的人比，要多想想底层人民的疾苦。否则，就会犯错误。但在对待革命事业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理论上，却永远不能满足。”
保持红军本色，绝不以权谋私
战争年代，张国彪就养成了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的工作习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在煤矿当军代表，还是在糖厂当党委书记，他都常常下车间去调查研究。拄着双拐的他，冬天也是一身大汗，夏天更是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但他总是把生产数据、流程了解得一清二楚。到年终开全省大会时，单位主管领导被省长问得说不出年产量等数据时，父亲却了如指掌，应答如流。领导和同志们都夸他“老红军的本色没有变”。
“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是张国彪为自己规定的一条工作原则。在轻工学校做党委书记时，他就主动把办公室让给了年轻教师使用，自己却在办公楼旁让人搭了一个10多平米的茅草房做办公室。冬天湿冷还能升煤炉取暖，可夏天四川的闷热，没有空调，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呆就是3年。他看到学生们没有像样的运动场，就以老红军身份，拄着拐杖多次到教育局找领导，愣是给学校建起了一个操场。但是，对于自己和家人，他却始终自律，坚持原则，绝不以权谋私。
1960年，困难时期，张国彪正担任省轻工厅食品工业局副局长，虽然职务不高，但对于分管的单位还是有一定的权力。儿女们回忆说：“父亲从没给家里带过任何东西。”即使在两个男孩因迁户口，半年没有接上粮食供给，全家老小一顿只能喝一碗稀饭时，他也没带回一点粮食和其它食物。众所周知，肉联厂的边角料一般都能内部处理，作为分管领导，如果想要，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此外，张国彪的爱人也是抗战时期参军的老八路，解放后就跟随他南下，到了四川，也不知怎的就转到了地方，到去世时级别的问题也没能解决。二女儿张泽里在部队时，各方面表现很优秀，连续好几年被推荐上军校，都被人顶替。听说，父亲的老部下正是军区后勤部政委，想请求父亲打个招呼，但是张国彪始终没有开这个口。最后，她还是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
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容
“文革”中，张国彪的残腿被红卫兵打断；爱人被打骂、批斗；小女儿膝盖摔伤后感染，因没有及时治疗，转为骨癌，仅12岁就结束了生命。政治形势严峻，他深知无法保护儿女，就让他们学好游泳，练好身体，经得起危险考验。二女儿回忆说，当时，身为运动健将的大哥张马里带着她和妹妹在汹涌的江水中学游泳。“大哥用长竹竿拴着一根长绳，系在我们的腰上，以保安全，艰苦的练习，使我们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在最艰难的时刻，张国彪总是对儿女们说：“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搞清楚我们的问题。”后来，听说到北京外调的人被自己的老上级开国中将韩伟撵了回来，并质问来人：“他会有什么问题啊？张国彪是个好同志！”他的心里暖暖的，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他常告诫儿女“有功不要争，有过可以担”。二儿子张依里清楚地记得，刚当兵时，有一次坏人在营房纵火，他奋不顾身地爬上房顶去灭火源。火灭了，人也随着塌下的房屋从房上摔了下来，跌伤了腿。当时，领导要给他报功，他却轻描淡写地说：“嗨，这不算什么。”坚决不让报功，战友们都不解地说：“你真傻”。
“红军的后代就要为红军增光，关键时刻绝不能掉链子。”儿女们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容”是张国彪一贯的为人之道。“文革”结束后，父母平反了，儿女们心中积了许多的怨恨，血气方刚的儿子总想去找当年迫害父母的人报仇。张国彪得知后，就说：“都是学生娃，就算了”，阻拦着不让孩子们冤冤相报。儿女们感慨地说：“我们的父亲心胸总是那么宽广。”
在儿女的教育上，他也是不偏不倚，以理服人，教育儿女互相关心，相互谦让，不争不抢，营造了良好的家风，令邻里们羡慕不已。儿女们回忆说：“父亲对物质上的要求非常低，从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长期的腿病，使他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唯一的要求就是留下‘残疾金’买书。” 对于腿病带来的不便，他从不愁眉苦脸，总是乐观面对，还自编了体操，坚持锻炼身体。为此，孝顺的儿女们下定决心，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给父亲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让老父亲能够住上比较宽敞、便利的房子，拥有一个满意的书房，安享晚年。为此。张国彪常常欣慰地跟人夸耀：“我是享上儿子的福喽。”从心里溢出一种无比的幸福感。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晚年时，一直陪伴在张国彪身边的三儿子张约里，对父亲身上时时处处体现出来的精神品质，更是感同身受，受益非浅。他感概地说：“父亲一生坚强、乐观，光明磊落。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精神财富。他常对我们说，毛主席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们这代人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你们年轻人一定不能忘本，红军精神一定要传下去，国家才有希望啊！”
在一份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1935年入党时，张国彪就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写道：“入党了，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一页。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克服农民的狭隘性和个人主义，真正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争取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做一个革命的无名英雄，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从此，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