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并称“绝代之奇”的诗歌与小说在唐五代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和表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曾评价唐人小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诗笔”的运用是唐五代小说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鬼怪趣诗类型唐五代小说中，不但人能作诗，鬼魂精怪亦能作诗，精彩纷呈、蔚为大观的鬼怪小说中，形形色色的鬼怪逞意使才，妙语连珠，所作之诗不乏佳作。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鬼》中说：“杂传记中，多录鬼神灵怪之词，哀调深情，不异畴昔。”明人杨升庵在《艺林伐山》卷一七中也说：“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中神仙鬼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妙绝千古、一字千金者。”鬼怪能作诗，已是相当神奇有趣，而鬼怪所作的趣诗就更有趣了，这些趣诗大多为“趣”而趣，纯是一副游戏笔墨。《全唐诗》卷八百六十五和卷八百六十六收鬼诗两卷，卷八百六十七收怪诗一卷，这些诗多是从唐人小说中辑录出来的，《太平广记》中多有收录。
　　全唐五代小说中直接穿插诗歌的作品共有271篇，含鬼怪所作诗歌的作品共有67篇，含鬼怪趣诗的作品共有16篇。鬼诗或是自述身世凄凉、泉下寂寞之感，或是抒发盛衰变迁、生死兴亡之叹，或是和生者相和赋诗，寄托思念之情，趣诗相对比较少。《玄怪录·刘讽》《河东记·踏歌鬼》《宣世志·梁璟》中的诗歌是鬼所作趣诗的代表。精怪小说中则出现了大量的趣诗，虎马牛鸡、秃帚破铛皆可为诗，妙趣横生。
　　综观这些鬼怪趣诗，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戏谑打趣类。这类小说中的鬼怪往往活泼顽皮，聪明伶俐，不但不可怕，反而率真可喜，他们或是恣意歌唱，或是和作品的主人公戏谑谈咏，极富情趣，一派轻松活泼的氛围。如《玄怪录·刘讽》中，夷陵空馆中的一众女鬼月夜相聚，饮酒行令，弹琴击筑，“谈谑歌咏，音词清婉”。《全唐诗》录其诗三篇，题为《空馆夜歌》。其一曰：“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其二曰：“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其三曰：“玉户金缸，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3篇皆为清词丽句，婉转有致，读来朗朗上口，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宛若人间良宵欢聚，谈笑风生。这些女郎虽为鬼，却殊无鬼气，相互调笑打趣，妙语连珠，所作诗歌也充满了轻松、明朗、乐观、幽默的情调。这几首趣诗曾得到大文豪苏轼和黄庭坚的高度评价，黄庭坚认为这些诗“当是鬼中曹子建所作”，而“东坡亦以为然”。同时苏东坡以为“邯郸宫中，金石丝簧”这两句“不唯人少能作，而知之者亦极难得耳”。苏黄二公以鬼诗相互谈咏打趣，开怀大笑。又如《河东记·踏歌鬼》：“长庆中，有人于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袴，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二鬼就像是邻家的顽皮小儿，用无赖天真的口吻，把臂共唱了一首清新欢快的民谣，语气活泼戏谑，诙谐幽默。
　　二是即席联句类。在这一类小说中，众鬼怪良夜相聚，把酒吟诗，根据一个规定的题目，即席联句，共同吟咏相同的事物或是抒发相似的感情。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宣世志·梁璟》。梁璟在商山夜宿时遇到三丈夫，分别为王步兵、萧中郎、诸葛长史。梁璟虽知其为鬼，但仍是与之饮酒联句，成诗两篇，即收入《全唐诗》中的《秋月联句》和《天明联句》。《秋月联句》为：“秋月圆如镜（王步兵），秋风利似刀（萧中郎）。秋云轻比絮（梁璟），秋草细同毛（诸葛长史）。”《天明联句》为：“山树高高影（萧中郎），山花寂寂香（王步兵）。山天遥历历（诸葛长史），山水急汤汤（梁璟）。”
　　这种联句颇有文人雅戏之风味，所作之诗并无多大意义，纯是一副游戏笔墨，考的是各人的急才和文采。不但联句本身给人带来趣味的享受，就连联句的过程也是妙趣横生，这集中表现在诸葛长史这个鬼身上：每当轮到他联句，他总是“沉吟”、“嘿然久之”，一副苦思不得、窘迫尴尬的样子跃然纸上，等到他好不容易想出一句，往往换来众人一阵大笑，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就如文士相互打趣玩笑，欢乐幽默的气氛扑面而来。
　　三是自寓身世类。这一类趣诗最多，也最为普遍，在精怪小说中大量出现。精怪们往往用隐语、典故的方式自寓身世、暗示本相，这些诗其实就是诗谜，多经作者精心构思、巧妙经营，最可见出作者的才气和学识。这类诗也多有联句、即席赋诗的形式，但是和第二类诗不同，这类诗主要是由精怪吟诗暗示本相，而不是吟咏风物。
　　如《玄怪录·元无有》，元无有在维扬郊野的空庄中遇到四人，相与谈咏联句，至天明，元无有发现堂中只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四怪。《全唐诗》把此联句题为《维扬空庄四怪联句》：“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故杵）。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灯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水桶）。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破铛）。”从四怪所吟之诗来看，这些诗均符合它们各自的用途和特点，这四个器物怪的诗就是对自身准确传神的写照。《灵怪集·姚康城》中的破铫子、破笛、秃黎穰箒所赋之诗也是类似的作品，如破笛所吟之诗：“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极为巧妙地暗示了自己“笛子”的本相，同时又有荣辱沉浮的感叹，但这不是诗的主旨，作者主要还是以文为戏，制造幽默趣味。
　　王洙的《东阳夜怪录》继承了这种构思，并且将其发扬得淋漓尽致。《东阳夜怪录》主要讲了秀才成自虚雪夜投宿渭南县东阳驿南佛舍，遇老病僧安智高（呼为高公，橐驼），又有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呼为曹长，驴），桃林客、副轻骑将军朱中正（呼为朱八，牛），敬去文（犬），奚锐金（鸡）四人偕来，相与诵说诗章。
　　作者煞费苦心，巧妙布置，刻意展现自己的学识和才情，在八怪所作之诗中大量运用了典故、隐喻、双关等手法，从不同角度暗示精怪的本相，“至八怪诗咏谈论，亦皆借用典故，明其本相，所赋各诗直是诗谜耳。十数条注语颇能破其机关，唯犹未尽之”。如敬去文的咏雪诗：“爱此飘飖六出公，轻琼冷絮舞长空。当时正逐秦丞相，腾踯川原喜北风。”“当时正逐秦丞相”一句用了秦丞相李斯“东门黄犬”的典故—《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被杀前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此典故暗示敬去文是一条猎狗。又如朱中正诗：“乱鲁负虚名，游秦感宁生。候惊丞相喘，用识葛卢鸣。黍稷滋农兴，轩车乏道情。近来筋力退，一志在归耕。”“乱鲁负虚名”用了鲁国竖牛作乱的典故，《左传》载鲁国叔孙氏家臣竖牛作乱，被叔孙昭子诛杀。朱中正用此典暗示自己是牛，但是由于竖牛并非牛，所以说“负虚名”。“游秦感宁生”用的则是宁戚半夜喂牛的典故。“候惊丞相喘”用《汉书·丙吉传》中宣帝丞相丙吉出行见牛赶路吐舌喘气，从而预测到气候反常的典故。“用识葛卢鸣”，《左传》载介国国君葛卢懂牛语，从一头牛的鸣叫声中知道它曾得重用。“黍稷滋农兴”则暗示牛从事田间劳动。“一志在归耕”则隐喻牛回农村耕地。 　　这些诗关合动物自身的特点，用典精确，取喻奇辟，有机锋侧出之妙。同时，这些诗亦有寄托，微含寓意，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但作者之意并不在此，更多的是以诗为戏，以造文趣，“作者有意在鄙陋—精怪的原形和高雅—精怪吟诗之间的极不协调中制造滑稽感”，其间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诙谐嘲谑效果是十分强烈的，并且“通过精怪们谜语式的自喻诗来制造妙趣横生的效果”，文章的趣味性也由此而生。
　　近代诗人樊增祥《樊山诗集·蒲州道中阅题壁诗戏书其后》云：“敬文苗立总能诗，涂遍蒲东及绛西。”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讽刺文理不通的丁敦龄：“未识原文作底言语，想尚不及《东阳夜怪录》中敬去文、苗介立辈赋咏。”
　　鬼怪趣诗之所以出现，一是小说作者“好奇”的审美心理。唐五代小说的作者普遍具有“好奇”的气质和审美心理。鬼魂和精怪的世界本就光怪陆离，众说纷纭，充满了想象力和吸引力，这给唐五代小说作者提供了天马行空般广阔的创作空间，而唐五代小说作者“好奇”的审美心理使得他们格外关注这片领域，在继承六朝小说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发扬和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才情，不但“蒐奇则极于山经十洲，语怪则逾于齐谐列异”，而且赋予这些鬼怪吟诗作赋的能力。
　　社会上普遍的娱乐风气和文人的娱乐心态，这也是鬼怪趣诗出现的重要原因。唐五代时社会上有浓厚的娱乐风气，上至皇帝，下至布衣，常常相聚谈笑谐谑，赋诗取乐，唐五代笔记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刘餗的《隋唐嘉话》中的一则记载：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改容曰：“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皇帝和群臣也经常互相“戏以嘲谑”，可见当时娱乐风气之浓。
　　大文豪韩愈也是“以文为戏”的代表人物。韩愈著《毛颖传》，郑重其事地为一支毛笔立传，产生一种特殊的滑稽效果。对于韩愈“以文为戏”的行为，世人多加非议，而柳宗元读《毛颖传》后则为韩愈辩解道：“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这种“以文为戏”的行为，正折射出了文人们轻松幽默、宽容开放的娱乐心态，正是这种娱乐的心态，使得小说作者自觉追求小说的娱乐功能，促使了鬼怪趣诗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