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面

　　中国文学评论巨擘夏志清先生之辞世，引起了我由衷的悼念，以及一连串的回忆。夏先生一生的非凡成就，及其广大深远的影响力，早已深受肯定，成为定论，必将是永垂不朽。然而，人间少掉夏志清这么一位奇特人物，不但令亲朋好友痛惜怀念，也使海内外华文世界文坛，永远丧失了一份特殊的情趣与热闹。
　　我与夏先生的交情，不能算是很深，我只和他见过两次面。但我翻译过他的三篇评论文章，也和他通过不少信件。
　　第一次与夏先生见面，是在半个世纪之前。1963年夏天，即我初来美国留学的头一个暑假里，我与台大外文系同学白先勇、陈若曦、杨美惠以及鲍凤志会合于纽约，五人一同去探访夏志清教授。由于我们都曾受教于夏先生的哥哥夏济安老师，夏先生对我们特别亲切，招待我们去坐游艇，游哈德逊河，并绕曼哈顿一周。从河中远望帝国大厦、联合国大楼、自由女神像等，令我们大开眼界。游程长达两个半小时。在船上，夏先生兴致高昂，谈笑不止，大家都很快乐。记忆中，夏先生的美国前妻及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也在场。

台湾小说座谈会

　　我和夏先生第二次见面，是在16年之后。
　　1979年2月下旬，我们这里德州大学的“东方与非洲语文学系”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台湾小说座谈会”，邀请到十几位名家学者来奥斯汀，专题讨论台湾小说。那场座谈会，当时引起了台湾以及海外华人文学界的极大兴趣与好奇，台湾媒体更是大作宣传，称之为“一场历史性的文学盛事”。
　　“台湾小说座谈会”的主办召集人，是德州大学负责中国语文教学的傅静宜教授（Dr.Jeannette Faurot，1943—2005）。傅教授是美国加州人，深爱中国文学文化，是在加大名教授陈世骥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的，当时和杨牧是同学。她住过台湾，中文很好，喜欢阅读台湾的小说作品。她订阅《联合报》海外版，每天看“联合副刊”。如此，她才会兴起主办这个台湾小说座谈会的构想，并付诸实行。那次接受邀请来参加的学者教授，美国人有Cyril Birch、Lucien Miller、Howard Goldblatt、Timothy Ross和John Berninghausen，华人则有夏志清、李欧梵、刘绍铭、杨牧、张系国、水晶、李华元及林耀福。我自己，虽非学者教授，也客串一角“讲评人”。
　　傅教授私下对我说，在多位名学者之中，她最感到荣幸的，是邀请到鼎鼎大名的夏志清教授。不但来参加，还答应致辞，做压轴的“结语”。
　　座谈会的日期是1979年2月23日及24日。開会的前一晚，我在访客入住的Villa Capri旅馆餐厅，已和大多数学者们见了面。夏先生却因抵达时间较迟，我尚未见到。在我会后所写的《会友记》一文中，我如此叙述：
　　第二天上午，“台湾小说座谈会”正式揭幕。在开会前几分钟，大家走进汤普逊会议室，互相介绍或交谈，但声音都不大。不知是谁突然说，等一下夏志清进来，气氛就会大变。
　　正说着，夏先生入室，一见我，就“欧阳子——！欧阳子——！”地聒嚷起来。此后，直至开幕，整个会场差不多全被他的噪音盖住了。
　　16年前只见过一面，我连他是否还记得我都不确知，没想到他不但记得，还好像乍见久违的亲密老友，雀跃欢声大打招呼，令我感到十分亲切。但也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有点不好意思。
　　两天的座谈会，进行一切顺利。首先是傅教授的开场白，讲题是“Why Taiwan Literature？”，接着是当代台湾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和讲评。被讨论的小说作家有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七等生、张系国等。李欧梵和张系国两人的论题较为广阔，前者讨论台湾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后者讨论台湾作家与乌托邦之追寻。
　　夏先生的座谈会“结语”，说得中肯、贴切。讲毕，这场台湾小说座谈会就圆满闭幕。
　　开过这个会后，夏先生在“联合副刊”上读到我写的《会友记》等报道文章，寄一封长信给我，口气十分亲切，写得密密麻麻，表示很高兴在奥斯汀看到我，道谢招待，并论及我在报道文章中说的一些话。我与夏先生的通信往来，由此开始。

　　“台湾小说座谈会”中所发表的论文，傅教授后来辑成一书，由印第安娜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Critical Perspectives。此书印出后，我把夏先生的座谈会结语翻译成中文，交给痖弦，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夏先生读到后，非常欢喜，称赞我的译笔很好，不多久他就来信，恳求我替他翻译他所编《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的长篇导言。夏先生的英文评论文章，并不容易翻译，我花了很多时间，拖了几个月，在1982年2月译毕。夏先生接到译稿，又称赞，说我译得“忠实流畅”。他把文章交给香港的《明报月刊》及台湾的《中国时报》，两处刊登。
　　那时候，我父亲刚去世不久。夏先生在信中特别慰问，并鼓励我写文章纪念父亲。后来我真的写了几篇，轮流在《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发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台湾报纸副刊的全盛时期。尤其台湾最大的两报，《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最是出色。痖弦主编的“联合副刊”和高信疆主编的中时“人间副刊”，竞争十分激烈，几近白热化，我们不少作家，写作投稿，常须做些“平衡运动”，以免显得厚此薄彼。例如“台湾小说座谈会”的报道，由于傅教授对《联合报》更为熟悉，我把相关的文章以及焦雄屏（当时她在德州大念学电影系）帮忙拍摄的多张会场照片，全都交给痖弦，刊登在“联合副刊”上。后来听说高信疆为此十分气馁，像是打了一场大败仗，颇为沮丧。我觉得过意不去，便在座谈会结束后，赶紧写出一篇长文《乡土·血统·根》，交给高信疆发表在“人间副刊”上，作为补偿与赔罪。我写纪念亡父的几篇文章，轮流给两报发表，也是同样意思。 　　纪念我父亲的文章中，有一篇《灰衣妇人的来访》（亦名《一件往事及联想》），是刊登在“人间副刊”上。夏志清先生在《中国时报》上读到，写信给我，说他很欣赏这篇文章，并跟我谈论起我文中触及的作家采用真实人物为小说主角的是非与责任问题。在座谈会见面时，他已称赞过我的文学评论，说我前不久在《现代文学》复刊号第六期上发表的论文《艺术与人生》写得很好，令他印象深刻。现在他对我的散文也有佳评，使我感到很愉快。

《论<玉梨魂>》之中译

　　另一次受到夏先生的鼓励，是在1982年的年尾。我寄贺年片给他，他立即回我一封，在卡片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出一篇长信。他讲起数日前观赏卢燕主演的《游园惊梦》戏剧录影片，很满意，白先勇也在场，相谈甚欢。夏先生说，在看录影片之前，他先读了我评析白先勇《游园惊梦》小说的长篇论文。他写道：“你那篇评析，写得细致精到，非常佩服。先勇有你这位同学至交，实在也是修来的福气。很多作家等着人去写他，有些人终身得不到一个知己的批评。”我受到评论大师的称许，自是十分欢喜，写入当时的日记里，才得以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次年（1983年）三月中旬，我意外接到香港《明报》主编董桥先生的一封信。他说希望刊登夏志清的英文近作《论<玉梨魂>》之中译，而夏先生和他都认为由我翻译最适当，因此他希望我能接受这份工作。我于是写信给夏先生，请他把那篇英文论文以及《玉梨魂》小说原著寄给我看。没两天，我便接到夏先生的一封长信，说他“又感又愧”。显然他是不大好意思开口叫我再替他做翻译工作，却又很希望我译，才讓董桥向我提出的。夏先生先前在给我的信中，已提过下次我出版散文集时他要替我写序文，现在这封长信中，他重申这个意愿，说他会很认真地写，把我的小说也一并重读而做个总评论。我觉得夏先生有一点“give —and—take（编注：迁就、妥协）”的味道，令我感到不太好。但那时我还没有出版新书的计划，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约一周后，我收到夏先生寄的徐枕亚小说《玉梨魂》（全书影印），以及他评析此作的英文论文。一见那论文，我倒抽一口气。文章比我预料的长许多，文字句法看来很难翻译。我一时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接受这工作。
　　《玉梨魂》是民国初年五四之前的文言文小说，我从来没有读过这种“鸳鸯蝴蝶派”作品。它的语言风格，十分独特，自始至尾全是用四六对句骈文写成，其中却又夹着许多诗词。小说的情节与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病态”，十足反映当时的封建社会。异于五四作家，徐枕亚显然是完全认同于这样的社会。这一类的小说，早已不合时宜，少有人知，但我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应占一席之地。
　　夏先生对《玉梨魂》的评论，虽然很长，我研读之后，觉得论点都很中肯，评析精辟入微，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把这篇评论翻译成中文，让海内外华人共读共享，认识一下民国初年有过这样一部别致的小说作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于是我毅然——也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开始下笔翻译。
　　结果却是译译停停，磨了大半年，完成初稿，又经不少时日的修正与誊写，总共费时十个月，在1984年1月26日才终于完工。译文长达三万多字。我真感觉一身轻松，同时也有一份“成就感”。
　　夏先生接到我的译稿后，很快就来信，表示衷心感激，并称赞我翻译得很好。他说：
　　昨天收到译稿，今晚一口气把它读毕，读来毫不费力，译笔既信又达，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今天旧历元旦，读你的译稿，带给我极大的喜悦，同时你译《玉》文，这样用心，实在过意不去。……国人间像你这样的翻译高手，我想不多了……
　　夏先生在信中，建议我翻译一些自己特别喜爱的文学作品。他也再度提醒我，下次我出书，他要替我写一篇长序。他说：“不只是报答你。好好evaluate（编注：评价）一下你的成就，本身就是极应该做的事。”
　　《玉梨魂》评论的译文，在1985年间，分别在香港《明报月刊》及台湾的《联合文学》月刊上登出。前者分三期连载，效果差些，《联合文学》却是一次刊完，而且放在头一篇，非常引人注意。夏先生来信，再道谢一次，并说香港的林以亮先生也称赞我是“内行”，翻译得很流畅。
　　两年后，我收集十年间所写的25篇散文，辑成一册，定书名为《生命的轨迹》，交由蔡文甫的九歌出版社出版。我没有写信告诉夏先生这件事。我所以没有请夏先生写书序，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不愿让自己觉得我是在索求“报偿”。“Give—and—take”的意念，仍使我感到不自在。我也不想“利用”夏先生那时期对我所怀的感激心态。

老照片中的身影

　　其后十余年间，我与夏先生保持通信联络。通常一年一次，我在岁末寄贺年片给他，他便回我一封，卡片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写着好几段字，很亲切地问候我和祥霖的健康，祝我们新年快乐，同时述说他自己的生活状况。我留下的笼统印象是，他非常认真做学问，很注意饮食的营养，也常到户外走路运动。夏先生长寿，活到93岁，很可能跟他的生活规律与保健知识有关。
　　进入21世纪后，由于我终止了岁末寄贺年片的多年老习惯，我与不少朋友之间的联系，就在不觉中断掉了。近十几年来，我虽然没有再写信给夏先生，却从中文报刊或友人口中得知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一两年前白先勇告诉我，夏先生一度病危，住在医院奄奄一息，全靠夏太太王洞不眠不休的细心照顾，才能把他救活了过来。当时我想，下次有机会去纽约，一定要去看看他。不料尚未去成，夏先生就走了。
　　我翻出一叠旧照片，寻找一番，便找到了半个世纪前遗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相片。那是1963年6月8日，夏先生招待我们乘游艇观光纽约，大家在船上的合照。相片里，夏先生坐在前面椅上，而白先勇、鲍凤志、陈秀美（若曦）和我，站立在他后面。我算了一下，夏先生那年是42岁，我是24岁。
　　奇怪的是，这张半世纪前的照片，黑白分明，一点都没有褪色，好像刚刚冲洗出来似的。景象如此鲜明，就在眼前，可见可摸，但50年的岁月，哪里去了？青春与活力，怎么都闪逝了？正当壮年的夏先生，如今已驾鹤西去，而我们几个同学，也都年迈七旬，垂垂老矣。
　　思之不胜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