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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走访了正在河南省鸡公山广州军区疗养院疗养的西藏自治区原党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委的任荣同志。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疗养院别墅小楼里，这位92岁高龄的共和国开国老将军，看起来，他显得格外精神，许多往事记忆犹新，他同笔者畅谈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畅谈74个年头的军旅人生，畅谈雪域高原16个春秋的许多故事。他动情地说，西藏是我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在那里经历过的一些事，至今常常在脑海里浮现，特别是1971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在当时也震撼着雪域高原。征得任荣老将军的同意，现将他对“9·13事件”发生后在西藏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回忆和笔者(时任荣同志秘书)的亲历整理实录如下。
中央绝密文件送到西藏
1971年9月13日，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乘坐军用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空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草原，这就是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9·13事件”10天后的9月24日晚，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任荣在其秘书的陪同下，在军区礼堂看电影，其间，秘书接到礼堂门口值班警卫报告：“门口有人给首长送文件。”秘书按惯例到门口签收文件时，送文件人说：“我们是中办机要局的，乘专机给西藏送中央绝密文件，指名要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任荣同志亲自签收。”秘书立即回到礼堂从座位上请出任荣同志，他在礼堂门灯下签收了文件，当即拆开文件袋上的密封条。取出文件，只看了一个标题：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事件的通知》，便对秘书说：“回去!”他们在路上谁也没说一句话，急匆匆地回到住地——军区2号院后，任荣对秘书说：“通知通信处姚处长立即把保密电话机给我架上，我要同中央通话。”秘书感到出了大事，没有半点迟疑，立即通知姚处长，姚处长抱着电话机跑步来到2号院，秘书把他领进首长书房，很快架通了电话。秘书送走姚处长的同时，把门卫哨兵撤出离2号院30米处，并叮嘱流动哨兵：任何人不得靠近2号院。当秘书返回2号院内，听到从任荣书房内断断续续传出声音：“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西藏全体军民坚决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坚决执行57号文件……加强战备……并请转告周总理。”首长打完电话，把秘书叫进他的书房说：“立即通知区党委办公厅和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明天上午在军区党委会议室召开两常委会，传达中央重要文件，不准请假。”25日，上班时间，自治区、军区的常委们陆续来到军区党委会议室，任荣宣布开会，秘书立即把文件夹送上去，任荣打开文件夹，一字一句地宣读中央57号文件。会场格外沉静，与会人员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第一遍，又听第二遍。任荣读完文件后说：“按中央通知要求，目前只传达到自治区、军区两常委，不讨论，严禁外传，这是纪律，以后怎么传达贯彻，中央另有通知。”10月，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和材料，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展开了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自治区、军区党委先后在拉萨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任荣亲自宣讲中央57号文件。尔后，召开万人大会，任荣、天宝等自治区、军区领导同志亲自宣讲了中央57号文件，同时结合自身经历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与此同时，县、团以上各级成立批林整风办公室，在本级党委领导下，掌握指导批林整风的进行。到1972年底，初步揭发出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成都空指丁钊等人与西藏有关人员有牵连的罪行。
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及西藏工作会议
1972年5月21至6月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321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西藏自治区参加会议的有任荣、陈明义、天宝、杨东生、巴桑、热地6同志。会议期间，中央通报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各省、市、区分组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还组织参观了林彪住宅毛家湾及林彪飞机摔落温都尔汗的图片。中央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西藏参加会议的6同志留下来，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西藏经济建设问题。中央政治局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西藏地区的批林整风问题，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西藏在批林整风问题上抓得不紧，声势不大，搞得不深不透，有些问题还没有揭出来。”有的同志指名道姓给任荣同志提出：1、1971年5月在中央批陈(陈伯达)整风会上，任荣同志及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周兴(云南省委书记)、兰亦农(贵州省委书记)几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说张国华在小组会上讲“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所指，不清楚指的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在总理面前告张国华的状。2、“9·13事件”发生后，9月24日任荣同志接到中央57号文件时说是给中央表态，为什么先给黄永胜(时任总参谋长)打电话，因说黄永胜不在后，才给周总理打电话。因为你原是在四野、同黄永胜是一个山头的。3、召开“九大”期间，梁兴初问你在西藏同张国华共事怎么样，这实际上是搜集整张国华的材料。4、西藏批林未搞彻底，就向中央要求转向搞“三批一清”(即中央部署的批极“左”、批资产阶级派性、批无政府主义，清查“5·16”分子)，干扰了批林整风大方向。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看到会议简报后，他们来到会上，江青指着任荣说：“你还是个红小鬼，怎么同林彪搞到了一块?鬼迷住了你的心窍。”张春桥煽风说：“你任荣在会上的检讨不像样子，连我都通不过。”又说“你们西藏批林问题，类似四川(当时四川的梁兴初被定上了林彪贼船，暗示任荣也上了贼船)”。会议后期讨论了西藏经济建设问题，并以6同志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简称六人报告)，并附上了任荣、陈明义的检讨。会议结束后，叶帅和李先念先后给任荣打来电话说：“要不要再接见一次?”任荣说：“首长很忙不接见了。”叶帅、先念说：“你们的报告，毛主席、周总理都看了，中央就不批发文件了，回去后，就按6人报告的精神传达到县团级。在6人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稳定西藏，把西藏各项建设搞上去。”叶帅还说：“任荣同志你要放下包袱，就是那些事都说清楚了，要大胆抓工作，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电话。”会议结束后，任荣同志如释重负，感到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老一辈的领导对自己是信任的，决心努力工作，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回到西藏后，自治区党委召开县、团级会议，按中央要求，将“六人报告”(任荣、陈明义两位同志的检讨附件未传达)，传达到县、团级干部，强调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在中央支持和关怀下，把西藏的各项建设搞上去。在传达“六人报告”期间，有的人把在北京开会时，江青、张春桥的讲话以及有人在会上给任荣提出的几个问题，在 军区和自治区机关中进行了传播，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六人报告毛主席未批示，中央没发文件，是不算数的”；有人说，“西藏的盖子没揭开，江青都说了，任荣是林彪山头的人”。一时间在西藏军内外引起了混乱。
成都军区召开两党委会议
1973年3月31日至4月9日，成都军区召开常委扩大会，西藏军区除坚持地方工作的任荣、天宝等几人未参加，军区领导陈明义、孙玉山等8人出席了会议。成都军区司令员刘兴元、政委李大章到会讲了几句开场话后，说是有事就离开会场一直未参加会议，会议始终由第一副司令陈宏、政委严政主持。在成都参加扩大会议的8人早在此次会议之前，就向成都军区党委写了《西藏军区一年多来批林整风情况报告》，该《报告》大量涉及西藏自治区批林整风的所谓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清队”、“一打三反”甚至1968、1969年平息部分县发生的暴乱打击面宽等问题。因为部分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报告》内容涉及地方问题，提出异议，且军区主要领导及部分常委也未到会，仅几个人代表西藏军区党委向成都军区写出报告，认为不妥。因此成都军区才决定让参加地方工作的任荣、天宝、封克达、高圣轩、南海及后勤部长孙华到成都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3天，有些人就把1972年5、6月间西藏自治区6同志在北京开会期间提出的一些问题，甚至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讲话翻腾出来，把参加成都会议八人《报告》中罗列的西藏地方一些问题全部提出来了，要任荣说清楚和重新认识。军队的会议，涉及大量的地方问题，任荣、天宝等对此感到不妥，提出不同看法。任荣说，军队的会议，不应该议论地方的问题，况且不少事情是在自治区党委成立之前发生的，关于提到我同林彪、黄永胜的关系问题，除了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已向中央说清楚了。对此，成都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段思英把情况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李德生主任作了明确答复：军队的会议，就谈军队的问题，不要干预地方工作，解决西藏军区班子内部的问题，要在中央“六人报告”基础上统一认识。还指出：“成都、西藏两级军区党委要支持任荣同志的工作，把西藏的建设搞上去，这也是军委的意见。”按照李德生主任的指示。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了，原来那个八人报告作废了，由陈宏代表成都军区党委作了个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说“任荣同志就是那么一些事情，讲清楚了就好了”。又说“现在还没有发现上贼船的问题”。《讲话》加了成都军区党委的几句批语，附上任荣、陈明义、天宝的《我的再检讨》，形成了成都军区党委(73)党字第020号文件，发到西藏军区团级以上单位。
拉萨刮起了“四大”风
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会议情况通到拉萨，把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造反情绪的人煽动起来了。有些人认为“倒任”之风越吹越大才能达到目的。为了配合成都批任，在拉萨首先在任荣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做文章。说什么“任荣向贼船靠拢，秘书使劲推”。有人在成都军区告任荣的状时，把秘书也稍带上了，暗中着人在部队调人伺机把任的秘书替换掉。又说任荣的司机偷汽油，动用保卫部门抄了家，该司机受到打击后，又派他开车去成都接任荣返藏沿途检查工作，当车去成都行驶到二郎山时翻车，造成损车伤人事故。
在拉萨军内外有些人特别卖劲，白天无心上班，搞串连，写大字报。军区有的领导在下面煽动说，“成都会议盖子没揭开”，“对任荣的问题可以揭，三大部领导也可以写大字报”，还讲什么“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一时间，在军区司、政、后的机关食堂内挂起了大字报，捕风捉影、张三李四，写什么的都有，除点任荣的名外，也有军区其他领导人的大字报。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被搅乱了。在拉萨市闹市区街头的墙壁上也贴起了大字报。拉萨市商业局有人在大字报里说“任荣用飞机给梁兴初送狗肉”，“任荣让秘书给邱会作买了2斤藏红花”，“给梁兴初买灵芝草”，“买20块手表送梁兴初”等。军区办公室干部去找该商业局副局长核实材料、出示证据时，该副局长说：“群众写大字报揭发问题，是群众的自由，我管不着。”在此期间，社会上的帮派分子串通拉萨市xx照相馆一个袁姓老板(特嫌)编造材料，上告中央王洪文等人。说什么任荣是“川西北反共救国团的头目，33年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杀害红军伤病员”，“隐藏起来，还当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洪文收到黑状信后立即批示：中组部、公安部等，派人组成调查组赴西藏，公开身份是了解批林整风、审干。避开了自治区党委，只指定一名书记负责接待等事宜，调查组先后到了四川、重庆，到了任荣的家乡，经反复调查核实，原指控任荣“罪名”的原形人叫“任勇”，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已捉拿归案，调查时仍关押在重庆某监狱，本人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调查组将调查情况写出报告，呈报了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将此调查报告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后来任荣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向他作解释说“问题已查清楚了，因在小范围内进行的，中央就不发文件了”。对此，任荣同志后来感慨地说：“中央调查组还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并将调查情况如实上报了毛主席、党中央，否则，将会铸成千古奇冤。”
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自治区党委按照“六人报告”的精神，狠抓农田、草场基本建设，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从西藏实际出发，狠抓电力、交通运输和民族工业生产，号召全体军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1975年，国务院宣布西藏实现粮食自给，宣布西藏对外开放，西藏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中央绝密文件送到西藏
1971年9月13日，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乘坐军用三叉戟飞机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空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草原，这就是震惊世界的“9·13事件”。
“9·13事件”10天后的9月24日晚，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任荣在其秘书的陪同下，在军区礼堂看电影，其间，秘书接到礼堂门口值班警卫报告：“门口有人给首长送文件。”秘书按惯例到门口签收文件时，送文件人说：“我们是中办机要局的，乘专机给西藏送中央绝密文件，指名要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任荣同志亲自签收。”秘书立即回到礼堂从座位上请出任荣同志，他在礼堂门灯下签收了文件，当即拆开文件袋上的密封条。取出文件，只看了一个标题：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事件的通知》，便对秘书说：“回去!”他们在路上谁也没说一句话，急匆匆地回到住地——军区2号院后，任荣对秘书说：“通知通信处姚处长立即把保密电话机给我架上，我要同中央通话。”秘书感到出了大事，没有半点迟疑，立即通知姚处长，姚处长抱着电话机跑步来到2号院，秘书把他领进首长书房，很快架通了电话。秘书送走姚处长的同时，把门卫哨兵撤出离2号院30米处，并叮嘱流动哨兵：任何人不得靠近2号院。当秘书返回2号院内，听到从任荣书房内断断续续传出声音：“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西藏全体军民坚决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坚决执行57号文件……加强战备……并请转告周总理。”首长打完电话，把秘书叫进他的书房说：“立即通知区党委办公厅和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明天上午在军区党委会议室召开两常委会，传达中央重要文件，不准请假。”25日，上班时间，自治区、军区的常委们陆续来到军区党委会议室，任荣宣布开会，秘书立即把文件夹送上去，任荣打开文件夹，一字一句地宣读中央57号文件。会场格外沉静，与会人员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第一遍，又听第二遍。任荣读完文件后说：“按中央通知要求，目前只传达到自治区、军区两常委，不讨论，严禁外传，这是纪律，以后怎么传达贯彻，中央另有通知。”10月，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和材料，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展开了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活动。自治区、军区党委先后在拉萨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由任荣亲自宣讲中央57号文件。尔后，召开万人大会，任荣、天宝等自治区、军区领导同志亲自宣讲了中央57号文件，同时结合自身经历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与此同时，县、团以上各级成立批林整风办公室，在本级党委领导下，掌握指导批林整风的进行。到1972年底，初步揭发出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部长)、成都空指丁钊等人与西藏有关人员有牵连的罪行。
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及西藏工作会议
1972年5月21至6月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321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西藏自治区参加会议的有任荣、陈明义、天宝、杨东生、巴桑、热地6同志。会议期间，中央通报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各省、市、区分组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罪行，还组织参观了林彪住宅毛家湾及林彪飞机摔落温都尔汗的图片。中央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西藏参加会议的6同志留下来，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西藏经济建设问题。中央政治局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西藏地区的批林整风问题，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西藏在批林整风问题上抓得不紧，声势不大，搞得不深不透，有些问题还没有揭出来。”有的同志指名道姓给任荣同志提出：1、1971年5月在中央批陈(陈伯达)整风会上，任荣同志及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周兴(云南省委书记)、兰亦农(贵州省委书记)几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说张国华在小组会上讲“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所指，不清楚指的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在总理面前告张国华的状。2、“9·13事件”发生后，9月24日任荣同志接到中央57号文件时说是给中央表态，为什么先给黄永胜(时任总参谋长)打电话，因说黄永胜不在后，才给周总理打电话。因为你原是在四野、同黄永胜是一个山头的。3、召开“九大”期间，梁兴初问你在西藏同张国华共事怎么样，这实际上是搜集整张国华的材料。4、西藏批林未搞彻底，就向中央要求转向搞“三批一清”(即中央部署的批极“左”、批资产阶级派性、批无政府主义，清查“5·16”分子)，干扰了批林整风大方向。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看到会议简报后，他们来到会上，江青指着任荣说：“你还是个红小鬼，怎么同林彪搞到了一块?鬼迷住了你的心窍。”张春桥煽风说：“你任荣在会上的检讨不像样子，连我都通不过。”又说“你们西藏批林问题，类似四川(当时四川的梁兴初被定上了林彪贼船，暗示任荣也上了贼船)”。会议后期讨论了西藏经济建设问题，并以6同志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简称六人报告)，并附上了任荣、陈明义的检讨。会议结束后，叶帅和李先念先后给任荣打来电话说：“要不要再接见一次?”任荣说：“首长很忙不接见了。”叶帅、先念说：“你们的报告，毛主席、周总理都看了，中央就不批发文件了，回去后，就按6人报告的精神传达到县团级。在6人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稳定西藏，把西藏各项建设搞上去。”叶帅还说：“任荣同志你要放下包袱，就是那些事都说清楚了，要大胆抓工作，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电话。”会议结束后，任荣同志如释重负，感到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老一辈的领导对自己是信任的，决心努力工作，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回到西藏后，自治区党委召开县、团级会议，按中央要求，将“六人报告”(任荣、陈明义两位同志的检讨附件未传达)，传达到县、团级干部，强调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在中央支持和关怀下，把西藏的各项建设搞上去。在传达“六人报告”期间，有的人把在北京开会时，江青、张春桥的讲话以及有人在会上给任荣提出的几个问题，在 军区和自治区机关中进行了传播，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六人报告毛主席未批示，中央没发文件，是不算数的”；有人说，“西藏的盖子没揭开，江青都说了，任荣是林彪山头的人”。一时间在西藏军内外引起了混乱。
成都军区召开两党委会议
1973年3月31日至4月9日，成都军区召开常委扩大会，西藏军区除坚持地方工作的任荣、天宝等几人未参加，军区领导陈明义、孙玉山等8人出席了会议。成都军区司令员刘兴元、政委李大章到会讲了几句开场话后，说是有事就离开会场一直未参加会议，会议始终由第一副司令陈宏、政委严政主持。在成都参加扩大会议的8人早在此次会议之前，就向成都军区党委写了《西藏军区一年多来批林整风情况报告》，该《报告》大量涉及西藏自治区批林整风的所谓问题，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清队”、“一打三反”甚至1968、1969年平息部分县发生的暴乱打击面宽等问题。因为部分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报告》内容涉及地方问题，提出异议，且军区主要领导及部分常委也未到会，仅几个人代表西藏军区党委向成都军区写出报告，认为不妥。因此成都军区才决定让参加地方工作的任荣、天宝、封克达、高圣轩、南海及后勤部长孙华到成都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3天，有些人就把1972年5、6月间西藏自治区6同志在北京开会期间提出的一些问题，甚至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讲话翻腾出来，把参加成都会议八人《报告》中罗列的西藏地方一些问题全部提出来了，要任荣说清楚和重新认识。军队的会议，涉及大量的地方问题，任荣、天宝等对此感到不妥，提出不同看法。任荣说，军队的会议，不应该议论地方的问题，况且不少事情是在自治区党委成立之前发生的，关于提到我同林彪、黄永胜的关系问题，除了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已向中央说清楚了。对此，成都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段思英把情况报告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李德生主任作了明确答复：军队的会议，就谈军队的问题，不要干预地方工作，解决西藏军区班子内部的问题，要在中央“六人报告”基础上统一认识。还指出：“成都、西藏两级军区党委要支持任荣同志的工作，把西藏的建设搞上去，这也是军委的意见。”按照李德生主任的指示。会议不能继续开下去了，原来那个八人报告作废了，由陈宏代表成都军区党委作了个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说“任荣同志就是那么一些事情，讲清楚了就好了”。又说“现在还没有发现上贼船的问题”。《讲话》加了成都军区党委的几句批语，附上任荣、陈明义、天宝的《我的再检讨》，形成了成都军区党委(73)党字第020号文件，发到西藏军区团级以上单位。
拉萨刮起了“四大”风
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会议情况通到拉萨，把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造反情绪的人煽动起来了。有些人认为“倒任”之风越吹越大才能达到目的。为了配合成都批任，在拉萨首先在任荣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做文章。说什么“任荣向贼船靠拢，秘书使劲推”。有人在成都军区告任荣的状时，把秘书也稍带上了，暗中着人在部队调人伺机把任的秘书替换掉。又说任荣的司机偷汽油，动用保卫部门抄了家，该司机受到打击后，又派他开车去成都接任荣返藏沿途检查工作，当车去成都行驶到二郎山时翻车，造成损车伤人事故。
在拉萨军内外有些人特别卖劲，白天无心上班，搞串连，写大字报。军区有的领导在下面煽动说，“成都会议盖子没揭开”，“对任荣的问题可以揭，三大部领导也可以写大字报”，还讲什么“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一时间，在军区司、政、后的机关食堂内挂起了大字报，捕风捉影、张三李四，写什么的都有，除点任荣的名外，也有军区其他领导人的大字报。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被搅乱了。在拉萨市闹市区街头的墙壁上也贴起了大字报。拉萨市商业局有人在大字报里说“任荣用飞机给梁兴初送狗肉”，“任荣让秘书给邱会作买了2斤藏红花”，“给梁兴初买灵芝草”，“买20块手表送梁兴初”等。军区办公室干部去找该商业局副局长核实材料、出示证据时，该副局长说：“群众写大字报揭发问题，是群众的自由，我管不着。”在此期间，社会上的帮派分子串通拉萨市xx照相馆一个袁姓老板(特嫌)编造材料，上告中央王洪文等人。说什么任荣是“川西北反共救国团的头目，33年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杀害红军伤病员”，“隐藏起来，还当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洪文收到黑状信后立即批示：中组部、公安部等，派人组成调查组赴西藏，公开身份是了解批林整风、审干。避开了自治区党委，只指定一名书记负责接待等事宜，调查组先后到了四川、重庆，到了任荣的家乡，经反复调查核实，原指控任荣“罪名”的原形人叫“任勇”，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已捉拿归案，调查时仍关押在重庆某监狱，本人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调查组将调查情况写出报告，呈报了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将此调查报告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后来任荣在北京开会期间。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向他作解释说“问题已查清楚了，因在小范围内进行的，中央就不发文件了”。对此，任荣同志后来感慨地说：“中央调查组还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并将调查情况如实上报了毛主席、党中央，否则，将会铸成千古奇冤。”
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自治区党委按照“六人报告”的精神，狠抓农田、草场基本建设，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从西藏实际出发，狠抓电力、交通运输和民族工业生产，号召全体军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1975年，国务院宣布西藏实现粮食自给，宣布西藏对外开放，西藏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