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感情”一词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发明的，我不记得了。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它对中日关系来说，早就成为一种代名词，一种大家积极思考中日关系的代名词。
　　对中日关系来说，“国民感情”是个“现象”还是“问题”?据我观察，现在已经是后者了，以前或许是前者。在敏感而复杂的中日关系上，对于现象，不该过多追问、争论，免得氛围恶化；而对于问题，则不该轻易对待、处理，免得造成冲突。毒饺子事件、东海油田开发、反日游行、靖国神社、《南京!南京!》、两国潜艇相撞……大家可以通过观察进行判断，其中哪些是现象，哪些则是问题。
　　
　　2003～2008：
　　在北京亲历中日关系
　　
　　从2003年至2008年，我在北京亲历了中日关系的变化。应该说，此期间的两国关系充满曲折，时代正考验着中国人和日本人。以下是我2006年1月1日凌晨所写日记的部分内容：
　　“2005年，整整一年的时间中，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成为两国国民信任恶化的主要原因，如何处理容易直接伤害到国民感情的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和中国来说是很‘棘手’的事情。一场日本作为加害方、中国作为受害方的中日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在‘如何超越历史’这一问题上，2005年最应该是让两国国民达到共识、并使今后的两国关系迈向新台阶的一年。但现实是严峻的。那一年，中日关系反而更加恶化。
　　2005年是中日关系围绕日本‘入常’问题、日美安保重新定位东亚战略(2 2会议)、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在中国国内纷纷发生的‘反日游行’等，两国关系陷入结构性困境的象征年。我当时的印象是，中日间国民感情的变化是互动而双向的。甲方对乙方的感情恶化，乙方对甲方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也相应恶化，呈现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毋庸置疑，媒体在两者间起到负面的催化剂作用。”
　　而2008年则是“多事之年”。毒饺子事件、胡锦涛访日、四川地震、北京奥运、金融危机……这一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有偿部分结束年，是充满象征意义的年份。不过，从国民感情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即国民感情的恶化或改善，呈现单向而非良性互动。
　　去年6月至7月，中国日报社和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针对两国大城市普通市民、学生、知识阶层等1500至2500人共同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有82.3％的中国市民和64.9％的中国学生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比2007年同类调查的比例有所增加。但认为今后两国关系将会变好的日本市民和知识阶层人士所占比例分别为32.2％和50.8％，与2007年相比分别下降了8.7％和16.9％。据调查，75.3％的中国公众和76.3％的中国学生认为过去一年中日关系有所好转；但只有25.2％的日本市民认为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有所好转，近29.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这一年来两国关系继续恶化，这比回答“改善”的受访者所占比例高出4.3％。另有75.6％的日本受访者表示对中国印象不好，比2007年上升了9.3％。
　　由此可见，与中国人对日感情好转相比，日本人对华感情不仅没有好转，还有所恶化。双方之间相互认知的差异和与实际外交关系的进展“不均衡”的情感将给今后两国关系的走向蒙上不确定的阴影。
　　原因似乎显而易见。中国人对日感情好转，主要与中日关系的实际进展、稳定趋势以及中国政府、媒体的宣传姿态有关系。胡锦涛访日之际，中国媒体天天大量向民众传达“暖春之旅”的意义，在四川大地震发生之际，日本救援队的积极表现也给中国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代表队在奥运开幕式上拿着中日两国的国旗、日本籍教练井村雅代为中国队花样游泳比赛项目。成绩的提升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以及在女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和日本队展开了“友好竞赛”等都表明，中国民众以相对积极和正面的态度看待这一系列过程。
　　那么，日本人为何不看好中日关系呢?最大的原因是“毒饺子事件”。从2007年12月底至2008年1月下旬，日本兵库、千叶两县的一些地区，若干个家庭约10人先后发生呕吐、腹泻的食物中毒病状，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调查，发现患者在发病前均食用过原产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天洋食品厂的同一品牌的冷冻饺子。日本媒体随后纷纷大量进行报道。例如，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从2008年1月31日至2月28日总共发表了156篇有关报道。日本人对中国食品的公信力一降到底。虽然两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解决本次事件，两国最高领导也表示要以合作的姿态来处理此次事件，但本来不过是一起跨国性刑事案件，通过媒体大量的报道以及政府间不妥当、延迟的处理。最终演变成为涉及两国“国家利益”或“面子”的政治、外交案件。笔者认为这是两国处理此事的最大的失误，也是导致日本民众2008年一整年对“中国”的信任度严重下降的根本原因。至今，许多日本人依然相信中国是危险的国家。从日本人对华情绪变迁看，首脑互访、地震、奥运等积极因素在“毒饺子”事件面前既是无奈，也是无力的。
　　
　　稳妥处理突发事件
　　
　　说到此，笔者想提出对中日关系今后走向的三点基本判断：一、中日关系总体上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二、“国民感情”是困扰中日关系的最大问题，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以及脆弱性，三、既然国民之间的感情隔阂是最大问题，我们就应该严肃处理那些容易煽动民族情绪、并很有可能导致信任危机的“突发事件”。类似“毒饺子”或“毒奶粉”的食品安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潜艇追踪、本国企业向对方市场推出的恶劣产品或广告、留学生与当地学生之间的冲突、在日华人犯罪、日本经营者与中国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对中日关系的走向来说是最不确定、最有风险的事件。因此，有关人士应该为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及国民感情的稳定而稳妥处理突发事件。
　　笔者认为，在两国首脑外交定期举行，社会、经贸、人文等多层次的民间交流频繁展开的大氛围、大框架之下，两国只要能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中日关系就绝不会走错方向，一定能够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治理国民感情的途径
　　
　　结束此文之前，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当中国和日本下一次遇到既涉及国民民生或民族情绪，又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或尊严的问题的时候，两国该怎么应对?如何有效治理?笔者认为中日本次对毒饺子事件的处理方式是不妥的，值得我们反思，我认为这是因为体制的惯性、认识的差异以及危机管理的不足。这既独立、又互动的三种因素恰恰能为我们提供妥当处理突发事件的线索。此线索则是治理国民感情的途径。
　　首先，“体制的惯性”是相对长期的课题。今天，人们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的体制不同是个事实。政治体制的渗透力是深远的，一般不会太短暂。这个事实对中日关系来说是长期面临的挑战，处理任何问题时，其方式都要考虑到如何克服各自不同的体制惯性带来的困难。
　　其次，“认识差异”是相对中期的课题。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国民性、价值观、文化因素、社会基础、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都或多或少影响一国国民对自己以及他者的认识。既然如此，一国内部的认识已是多样化，跨国认识就更加五花八门，差异的存在是必然的。我认为，在两国之间，认识差异的存在本身不是个问题，但与“国民感情是可变、可治理、可管理”一样，认识差异也有健全的或是恶性的。因此，中国和日本都有必要培养本国国民对对方国家、国民相对准确地认识以及客观定位自己的意识。可是，由于相对不稳定的政治关系、正在变化的经济实力对比、不透明的军事力量、不远不近的文化渊源、微妙的美国因素等原因，中日相互改善认识差异的过程将是比较漫长的。
　　最后，“危机管理的不足”是相对短期的课题。不能否认，这种不足与上面两个因素密不可分。正因为体制惯性、认识差异存在，才会有不足。不过，中日两国各界人士通过对话与协商，能够加强危机管理的力度，尽量降低风险。在毒饺子事件上，反映出政府的危机管理机制有相当大的空间需要加以改进。因为，对今天的中日关系而言，合作是主流，对抗是逆流。笔者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尽快建立“中日突发事件处理委员会”，其成员由双方政府首脑、政府、公安、商界、媒界、学界、文化界、演艺界、非政府组织、教育界以及青少年代表组成，定期举行会议，保持紧密沟通了经常交换信息。一旦在两国间发生事件，双方首脑可以立刻组织委员，共同探讨应对措施，向有关部门传达相关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