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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了全国关注。多项研究表明，信息公开与媒体报道对疫情监测和疫情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危机的不同阶段，媒体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本文从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预警功能、告知功能出发，对全国17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纸媒、网媒在疫情暴发期的疫情报道进行内容核查，以判断哪些媒体进入了武汉市，哪些媒体深入武汉市疫情一线进行报道，以此作为检验我国市场化纸媒、网媒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表现。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报道;媒体表现
2020年1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公共卫生事件对全国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在中国，疫情以武汉为中心，病毒感染者布遍全国各地，疫情防控成为各级政府的紧急任务。杜俊飞认为，媒体报道与信息公开对疫情防控有着积极作用。相关量化研究也表明，媒体报道、信息传播与疫情预警、疫情防控之间存在关联。华盛顿大学Louis Kim等研究发现，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张子柯等（2020）研究者基于信息扩散的新型肺炎网络传播模型，分析了新型冠状病毒1月1日-1月31日的舆情数据与确诊病例数据，验证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認为网络疫情信息对疫情监测、抑制疫情扩散有着重要作用。
而在疫情信息传播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周榕（2013）从媒体角色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2000-2012年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认为媒体在危机报道中扮演着预警者、记录者、监督者、反思者等角色。殷强（2003）认为，在危机不同时期，媒体的若干功能需要适时调整，媒体在大众在危机时期的大众传播功能主要为危机预警、信息沟通、危机记录、舆论引导等。赵士林（2005）根据一般公共危机的发展规律，认为新闻报道在危机不同阶段的主要具体功能为：潜伏期的预警功能，暴发期的告知功能，扩散期的协调功能，消退期的反思功能。
在我国，武汉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疫情防控形势任务最重，也是最受媒体关注的城市。本文从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预警功能、告知功能出发，根据新闻采写中“交代信源”的原则，对全国17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纸媒、网媒在疫情暴发期的疫情报道进行内容核查，以判断哪些媒体进入了武汉市，哪些媒体深入武汉市疫情一线进行报道，并结合相关报道案例，对我国市场化纸媒、网媒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表现进行分析。
一、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信息首次公开于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关于武汉市肺炎疫情通报。疫情成为影响全国的事件，始于2020年1月20日的四件标志性的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新闻1+1》采访，肯定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以人传人。因此，本研究将疫情分析归纳为两大阶段：
（一）疫情潜伏期：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20日。
（二）疫情暴发期：2020年1月21日至疫情开始进入暴发期，疫情进入暴发阶段。
根据疫情阶段不同，本次研究目标分别了解：
1.疫情潜伏期媒体的预警功能表现。
2.疫情暴发期媒体的告知功能表现。
疫情潜伏阶段各媒体是否承担预警功能，通过核查媒体是否在第一时间发布与疫情重要信息为标准。核查内容包括：
1.2019年12月31日13时武汉市卫健委首次肺炎疫情通报发布后，媒体是否在24小时内发布了相关报道。
2.2020年1月9日10时，专家（徐建国）肯定武汉肺炎系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后，媒体是否在24小时内发布相关报道。
疫情暴发期各媒体是否承担信息功能，考虑到武汉作为疫情防控前线，情况复杂，媒体只有进入一线才能获得最为及时、真实、直接的疫情信息。因此，核查内容包括：
1.疫情暴发期，哪些媒体派记者进入武汉。
2.进入武汉的媒体是否做到深入武汉市疫情一线采访，符合以下任意一点则算做到：（1）深入武汉医院实地采访;（2）深入采访武汉一线医护人员;（3）深入采访武汉新型肺炎患者（或疑似）或直系亲属。
“深入采访”，是指上述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作为报道的主题或主要信源，核查的报道范围为1月21日-1月27日17时，即疫情暴发期的一周内。
根据新闻采写的“交代信源”原则，核查通过对报道的信息来源进行确认完成。例如，核查媒体是否派记者进入武汉，则根据文中文是否出现“记者来到现场”“记者现场看到”“实地探访”等信源关键词，或实地拍摄的新闻图片、视频等确认。
此次分析主要针对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纸媒与网络媒体，共有17家：《财新》《南方周末》《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界面》《澎湃》《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第一财经》《财经》《华夏时报》《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
二、研究结果
（一）潜伏期的预警功能
武汉市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13时发出首份疫情通报后，上述17家媒体全部在当天发布了关于此次疫情的相关报道，各媒体的预警功能承担到位。2020年1月9日上午10时专家公开肯定武汉肺炎系新型冠状病毒后，24小时内能够发布相关报道的媒体有12家，占比71%。因此，大多数媒体能够在疫情潜伏期较好地发挥预警功能。
（二）疫情暴发期的告知功能
1.疫情暴发期进入了武汉市的媒体。经过内容核查，以及对个别媒体的联系确认，在疫情暴发期进入了武汉市的媒体共有13家：《财新》《中国经营报》《中国新闻周刊》《第一财经》《南方周末》《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界面》《澎湃》《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 2.深入武汉疫情一线采访的媒体。在进入武汉市的13家媒体当中，能够深入探访医院、深入采访医护人员、深入采访患者或家属的媒体有9家：《财新》《中国经营报》《第一财经》《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界面》《澎湃》《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这9家媒体均深入疫情一线，或进入定点治疗医院，或深入采访医护人员，或了解患者的真实情况，均发布了较为专业的前线报道。
因此，核查的17家媒体中，有13家（76%）能够派记者进入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有9家（53%）能够深入武汉疫情-线采访，这9家媒体均能够发布大众急需了解的关于疫情一线的新闻报道。深入疫情一线采访，不仅是及时发布准确、真实信息的前提，更体现了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承担。
三、结语
我国市场化纸媒、网媒在疫情潜伏期间基本都能够较好发挥社会预警的作用。然而，当疫情进入暴发期后，并非所有媒体都能够及时进入一线进行信息采集与传播。核查的17家媒体中，76%能够派出记者进入一线，53%能够深入疫情一线进行采访报道。
从新闻采写的流程而言，采访是获得新闻信息的首要步骤。在危机报道中，由于一线情况复杂多变，深入一线采访更是获得及时、真实、准确信息的重要前提。也只有在一线现场，及时跟踪事态的进展，及时发布新闻，才能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进而成为引导公众情绪的“风向标”“催化剂”“导航员”，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媒具备监视环境、社会协调的功能。在危机暴发初期，正是人们对信息需求量最大的时候，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量满足受众，各类未经证实的消息、小道消息、谣言等就容易先行进入公众的认知，导致公众无法根据可靠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可能造成社会局部失控。
此次被核查的媒体中，约有半数媒体在疫情暴发的一周内深入武汉疫情一线采访报道，这部分媒体较为及时地发布了关于疫情变化的最新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引起大众警惕，提高对疫情的认知，提高对疫情的警惕，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从而起到控制疫情传播的作用。
此外，此次深入疫情一线的媒体报道还起到了协调社会资源的作用。疫情一线媒体对医疗物资紧张的相关报道，及时向外界传递了医护人员等物资紧缺，亟需援助的信息，受众获知后发动捐款捐物，寄出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增援武汉，社会资源因媒体信息传播得到了协调匹配。
反观部分没有派记者深入武汉疫情一线的媒体，由于缺乏医院、疫情一线医护人员、患者等核心信息源，疫情报道则表现平平。譬如某媒体的记者虽然也进入了武汉，但未进入疫情一线深入采访，在报道《武汉封城第二日：除夕》一文只写下了“这里常年来都是武昌的主干道，堵车、或者排队等红灯都是常态，但今天的路上，基本紅绿灯无车辆等候”“尽管大家都戴着口罩，但依旧可以感受到新春的祝福下的笑容和温暖”等信息，缺乏关于疫情的增量信息，离疫情一线情况也较远。
从此次疫情报道的媒体表现可见，在危机报道中，能否进入一线采访是影响媒体发挥信息传播功能的重要因素。危机的种种障碍使记者的新闻采访、信息获得较平时更艰难、危险，正因如此，也是检验媒体是否能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中是用于“发声”还是“失声”的试金石。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报道;媒体表现
2020年1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公共卫生事件对全国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在中国，疫情以武汉为中心，病毒感染者布遍全国各地，疫情防控成为各级政府的紧急任务。杜俊飞认为，媒体报道与信息公开对疫情防控有着积极作用。相关量化研究也表明，媒体报道、信息传播与疫情预警、疫情防控之间存在关联。华盛顿大学Louis Kim等研究发现，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张子柯等（2020）研究者基于信息扩散的新型肺炎网络传播模型，分析了新型冠状病毒1月1日-1月31日的舆情数据与确诊病例数据，验证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認为网络疫情信息对疫情监测、抑制疫情扩散有着重要作用。
而在疫情信息传播中，媒体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周榕（2013）从媒体角色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2000-2012年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认为媒体在危机报道中扮演着预警者、记录者、监督者、反思者等角色。殷强（2003）认为，在危机不同时期，媒体的若干功能需要适时调整，媒体在大众在危机时期的大众传播功能主要为危机预警、信息沟通、危机记录、舆论引导等。赵士林（2005）根据一般公共危机的发展规律，认为新闻报道在危机不同阶段的主要具体功能为：潜伏期的预警功能，暴发期的告知功能，扩散期的协调功能，消退期的反思功能。
在我国，武汉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疫情防控形势任务最重，也是最受媒体关注的城市。本文从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预警功能、告知功能出发，根据新闻采写中“交代信源”的原则，对全国17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纸媒、网媒在疫情暴发期的疫情报道进行内容核查，以判断哪些媒体进入了武汉市，哪些媒体深入武汉市疫情一线进行报道，并结合相关报道案例，对我国市场化纸媒、网媒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表现进行分析。
一、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信息首次公开于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关于武汉市肺炎疫情通报。疫情成为影响全国的事件，始于2020年1月20日的四件标志性的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新闻1+1》采访，肯定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以人传人。因此，本研究将疫情分析归纳为两大阶段：
（一）疫情潜伏期：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20日。
（二）疫情暴发期：2020年1月21日至疫情开始进入暴发期，疫情进入暴发阶段。
根据疫情阶段不同，本次研究目标分别了解：
1.疫情潜伏期媒体的预警功能表现。
2.疫情暴发期媒体的告知功能表现。
疫情潜伏阶段各媒体是否承担预警功能，通过核查媒体是否在第一时间发布与疫情重要信息为标准。核查内容包括：
1.2019年12月31日13时武汉市卫健委首次肺炎疫情通报发布后，媒体是否在24小时内发布了相关报道。
2.2020年1月9日10时，专家（徐建国）肯定武汉肺炎系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后，媒体是否在24小时内发布相关报道。
疫情暴发期各媒体是否承担信息功能，考虑到武汉作为疫情防控前线，情况复杂，媒体只有进入一线才能获得最为及时、真实、直接的疫情信息。因此，核查内容包括：
1.疫情暴发期，哪些媒体派记者进入武汉。
2.进入武汉的媒体是否做到深入武汉市疫情一线采访，符合以下任意一点则算做到：（1）深入武汉医院实地采访;（2）深入采访武汉一线医护人员;（3）深入采访武汉新型肺炎患者（或疑似）或直系亲属。
“深入采访”，是指上述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作为报道的主题或主要信源，核查的报道范围为1月21日-1月27日17时，即疫情暴发期的一周内。
根据新闻采写的“交代信源”原则，核查通过对报道的信息来源进行确认完成。例如，核查媒体是否派记者进入武汉，则根据文中文是否出现“记者来到现场”“记者现场看到”“实地探访”等信源关键词，或实地拍摄的新闻图片、视频等确认。
此次分析主要针对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纸媒与网络媒体，共有17家：《财新》《南方周末》《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界面》《澎湃》《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第一财经》《财经》《华夏时报》《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
二、研究结果
（一）潜伏期的预警功能
武汉市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13时发出首份疫情通报后，上述17家媒体全部在当天发布了关于此次疫情的相关报道，各媒体的预警功能承担到位。2020年1月9日上午10时专家公开肯定武汉肺炎系新型冠状病毒后，24小时内能够发布相关报道的媒体有12家，占比71%。因此，大多数媒体能够在疫情潜伏期较好地发挥预警功能。
（二）疫情暴发期的告知功能
1.疫情暴发期进入了武汉市的媒体。经过内容核查，以及对个别媒体的联系确认，在疫情暴发期进入了武汉市的媒体共有13家：《财新》《中国经营报》《中国新闻周刊》《第一财经》《南方周末》《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界面》《澎湃》《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 2.深入武汉疫情一线采访的媒体。在进入武汉市的13家媒体当中，能够深入探访医院、深入采访医护人员、深入采访患者或家属的媒体有9家：《财新》《中国经营报》《第一财经》《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界面》《澎湃》《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这9家媒体均深入疫情一线，或进入定点治疗医院，或深入采访医护人员，或了解患者的真实情况，均发布了较为专业的前线报道。
因此，核查的17家媒体中，有13家（76%）能够派记者进入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有9家（53%）能够深入武汉疫情-线采访，这9家媒体均能够发布大众急需了解的关于疫情一线的新闻报道。深入疫情一线采访，不仅是及时发布准确、真实信息的前提，更体现了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承担。
三、结语
我国市场化纸媒、网媒在疫情潜伏期间基本都能够较好发挥社会预警的作用。然而，当疫情进入暴发期后，并非所有媒体都能够及时进入一线进行信息采集与传播。核查的17家媒体中，76%能够派出记者进入一线，53%能够深入疫情一线进行采访报道。
从新闻采写的流程而言，采访是获得新闻信息的首要步骤。在危机报道中，由于一线情况复杂多变，深入一线采访更是获得及时、真实、准确信息的重要前提。也只有在一线现场，及时跟踪事态的进展，及时发布新闻，才能不断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进而成为引导公众情绪的“风向标”“催化剂”“导航员”，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媒具备监视环境、社会协调的功能。在危机暴发初期，正是人们对信息需求量最大的时候，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量满足受众，各类未经证实的消息、小道消息、谣言等就容易先行进入公众的认知，导致公众无法根据可靠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可能造成社会局部失控。
此次被核查的媒体中，约有半数媒体在疫情暴发的一周内深入武汉疫情一线采访报道，这部分媒体较为及时地发布了关于疫情变化的最新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引起大众警惕，提高对疫情的认知，提高对疫情的警惕，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从而起到控制疫情传播的作用。
此外，此次深入疫情一线的媒体报道还起到了协调社会资源的作用。疫情一线媒体对医疗物资紧张的相关报道，及时向外界传递了医护人员等物资紧缺，亟需援助的信息，受众获知后发动捐款捐物，寄出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增援武汉，社会资源因媒体信息传播得到了协调匹配。
反观部分没有派记者深入武汉疫情一线的媒体，由于缺乏医院、疫情一线医护人员、患者等核心信息源，疫情报道则表现平平。譬如某媒体的记者虽然也进入了武汉，但未进入疫情一线深入采访，在报道《武汉封城第二日：除夕》一文只写下了“这里常年来都是武昌的主干道，堵车、或者排队等红灯都是常态，但今天的路上，基本紅绿灯无车辆等候”“尽管大家都戴着口罩，但依旧可以感受到新春的祝福下的笑容和温暖”等信息，缺乏关于疫情的增量信息，离疫情一线情况也较远。
从此次疫情报道的媒体表现可见，在危机报道中，能否进入一线采访是影响媒体发挥信息传播功能的重要因素。危机的种种障碍使记者的新闻采访、信息获得较平时更艰难、危险，正因如此，也是检验媒体是否能用于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中是用于“发声”还是“失声”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