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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是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挑战，方式主要有直接交易型、情谊投资型、私人定制型、迂回包抄型四种类型，其实质是为俘獲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谋取不当利益是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自身不过硬是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的肇因，不良社会风气为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创造了条件。新时代要有效防范这一社会现象，必须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严厉惩治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行为;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促使其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重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坚决遏制社会不良风气蔓延;着眼于防范权力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关键词：利益集团;领导干部;新型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4-0058-06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尽管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要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提高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1]548。做出这种科学判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前“领导干部被‘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问题突出，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为了个人仕途升迁搞利益输送;有的民营企业主在掌握经济权力后，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围猎’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形成利益集团。”[2]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3]2018年6月29日，他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再次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和绑架领导干部。”[1]97201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专门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持之以恒锤炼政德。”[4]806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处于攻坚克难、不进则退的关键历史阶段，深入分析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这一“社会病”并提出有效的防范理路，将有助于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巩固拓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当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问题突出
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将之比作“社会病”毫不为过。“围猎”一词，本意是指人类在打猎时提前布好诱饵，待动物落入陷阱后再伺机合围而猎之。现在，用这一词语来生动地描述各种利益集团挖空心思拉拢引诱、腐蚀领导干部的情形，把一些领导干部当作名利追逐场上的“猎物”，既充分说明当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又深刻警醒领导干部要洁身自好，必须做到正气充盈，否则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可谓准确形象，发人深省。实际上，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新中国发展史上非今日之特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深谙历史规律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此“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5]1438。果然不出其所料，进城之后不久，一批经久战火考验的领导干部在不法商人的拉拢、腐蚀中逐步从革命功臣堕落为人民公敌，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是刘青山、张子善。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评论说：“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6]207不幸的是，历史的场景在今日重演。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当下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的问题更严重。2018年4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通报国家能源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案件情况时，首次使用一个新表述——“甘于被围猎”。根据对十八大以来查处一系列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初步统计，被利益集团“围猎”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在总体数量、行政级别上，还是在涉及领域、社会影响上，都已经远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任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围猎”的领导干部，以影响力最大最广最深的刘青山、张子善为例，从职级看顶多就是个厅级干部，而如今形势更为严峻。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案例情况看，不仅出现了官至正国级、副国级的高级领导干部，如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苏荣等，而且涉案官员的数量较大，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几百人，厅级及以下的领导干部则数目众多，达到上万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评述的，“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9]124。如果任凭这种情况泛滥、视而不管，后果极其恶劣，不仅会严重阻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危及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会严重恶化党内政治生态，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乃至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悲剧。
从现实情形看，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无论采取的是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大致都不外乎四种类型：一是直接交易型。这种类型主要表现为常见的“权权、权钱、权色”交易，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心甘情愿为利益集团所俘获，二者就好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相互利用。二是情谊投资型。“温水煮青蛙”是这种类型的鲜明特征。利益集团通常从细微之处入手、从日常生活出发，逐步加强对所要俘获的领导干部开展情感投资，一旦领导干部产生持续性的依赖，就借助其掌握的公权力寻求不当利益回报。三是私人定制型。这种类型一般表现为利益集团事先就摸清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个人偏好或特殊嗜好，有针对性地进行“围猎”，使之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从而以此作为把柄要挟领导干部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四是迂回包抄型。在这种类型中，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个人抗诱惑能力较强或因位高权重而难以直接接触，利益集团就往往通过迂回“围猎”的手段先俘获领导干部身边的人，譬如亲人、亲属、好友或秘书等，然后借助他们来谋求不正当利益。但需要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的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是综合型的，也就是同时包含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有过许多精辟的分析，并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利益集团“围猎”的真正目的不是领导干部本身，而是为俘获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2014年3月18日，他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有权，自然找的人就多”，“当官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岗位，有的人不当官品行还是端正的，人还是敦厚的，不会去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当坐上了一定位置、戴上了桂冠就不同了，他不主动谋私，但面临的种种诱惑和陷阱很多，被动的、被迫的、被忽悠的、被引诱的事情太多了”[7]44，从现实生活中许多已经被披露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来看，“‘做官是高危岗位’，各种诱惑和阴谋都冲着有权力的人来”[7]46。2015 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很大权力，所以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对象”[7]4。毋庸置疑，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入分析当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问题症结、提出防范理路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二、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世间万事万物，即便纷繁复杂，都有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这个“社会病”，同样有着自身独特的病理机制，实际上人们一旦洞察了其生成的深层动因，就会为提出行之有效的防范策略奠定坚实的基础。从系统生态学的思维看，这一社会现象至少会涉及到利益集团、领导干部和外在环境三个要素，应该说，三个要素之间紧密相关、相辅相成，共同影响“围猎”行为和目的的实现与否。其实，阐明这一社会现象生成的深层原因，就是要回答好三个基本问题：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领导干部因何接受利益集团的“围猎”？外在环境为何容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
第一，谋取不当利益是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利益是社会的黏合剂，人类社会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追求利益是社会个体和组织近乎天然的本能。利益集团是伴随社会发展利益分化组合的产物。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是利益多元化的集中体现，有着极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西方不同，中国执政党及其执掌的人民政权性质决定其对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是有限度的。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一点的是，中国共产党除了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8]31。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 ，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7]10。全心全意用好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小集团服务，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和职业本分。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代表的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少数人的利益。那么，这决定了利益集团与党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立场上存在着一种张力，乃至冲突。有些利益集团为追逐和实现小集团的不当利益，于是铤而走险“围猎”领导干部就见怪不怪了。
第二，自身不过硬是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的肇因。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假如“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9]145。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也一样，领导干部是洁身自好、两袖清风，还是甘为人役、堕为“猎物”，归根结底取决于其自身素质过不过硬。同样处于被利益集团“围猎”的现实生活情景中，有人出事而有人不出事，更何况有人“甘于被围猎”，根本分野就在于此。有的贪官在落马后抛出各种奇葩理由，认为自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推卸责任之辞。那么，哪些人容易被利益集团“围猎”？从实践中的大量案例看，主要有五种类型的人：一是不能“慎欲”的。这类领导干部一般心中无责、心中无民，无法抵御外在诱惑，甘愿为利益集团所驱使。二是不能“慎权”的。这类领导干部有着非常强烈的“官本位”观念，崇尚人治，经常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谋取私利，因此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猎物”。三是不能“慎趣”的。这类领导干部通常在生活情趣上就不健康，或贪图声色犬马，或追求珠光宝气，或崇尚封建迷信，或沉迷古玩字画等，因而被利益集团挟持就不足为怪。四是不能“慎友”的。这类领导干部喜欢社交活动，搞小圈子、小团伙、小帮派，却往往因江湖义气、朋友情谊等陷入其中，而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五是不能“慎微”的。这类领导干部最初始于不拘小节，结果在“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下被利益集团“围猎”。概括这五类情形，一个领导干部被“围猎”与否，说到底，根本问题其实就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不正，即理想信念不坚定，得了“软骨病”;另一方面是“行”不聚，即个人作风也不正派，得了“飘浮症”。实践已反复证明，一旦领导干部“本”不正、“行”亦散，那么堕为利益集团的“猎物”就是迟早的事。
第三，不良社会风气为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提供了温床。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现象屡见不鲜，固然有领导干部自身的主观因素，但也与不良社会风气等一些客观原因密切相关。当下相较以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对社会各方面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一些潜规则逐渐流行起来，引发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特别是那张巨大的人情關系网，既有形又无形，把许多干部群众都网在里面”，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社会现象就是，“逢年过节、生日纪念、婚丧嫁娶，你来我往，永无休止，还不清的人情债;你有圈子，我有圈子，大家竞相找圈子、入圈子、织圈子，把人际关系搞得越来越庸俗”[9]81-82，“社会上‘关系学’很盛行，有的人为了扩大‘关系网’、达到个人目的，想出种种办法接近领导、攀附权势，甚至不惜重金拉拢腐蚀他们认为有用的人”，久而久之，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正常的人际关系被扭曲，情感发生异化，哥儿们义气代替了同志友谊，上下级关系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干部为人情和关系所累，党性原则和群众感情日趋淡漠”[7]44，本属于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原则逐步渗透到政治生活中，政商关系不清不白，“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9]22。 三、防范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实践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应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就务必正视而非回避当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这一“社会病”，关键之举就是要结合这一“社会病”产生的症因，矢志不渝坚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的科学理念对症下药，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力求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实现标本兼治。
第一，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严厉惩治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行为。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和特勒曾就惩罚的时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他们根据条件反射理论的原理，用同一刺激强度在不同强化时间内，给三组饿狗予以电击刺激。结果显示：就同一行为来说，对其惩罚越是确定及时，被惩罚者对惩罚的畏惧感就越强，就越可能抑制相应行为;相反，惩罚越是滞后，被惩罚者对惩罚的畏惧感就越弱，就越可能放纵其更恶劣的行为。同样的道理，在反腐败斗争中惩治这一手不能放松，惩治为预防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惩治越是确定及时，预防效果就越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当前“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因此，任何时候“惩治腐败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惩治这一手始终不能软”，“要保持政治定力，持续强化不敢腐的氛围，使有问题的干部及早收手、收敛”[9]201-202，“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惡务尽”[9]102-103。曾几何时，在反腐败斗争中一度出现了“处理受贿者多、处理行贿者少”的偏差，结果导致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行为屡禁不止。行贿与受贿本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10]，让“围猎者”付出代价，这是深化标本兼治，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有效之举。
第二，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促使其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是有效防范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重要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少领导干部“在腐败泥坑中越陷越深，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身上出现的一些违纪违法的小错，党组织提醒不够，批评教育不力，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就可能导致要么不暴露，要么出大问题”，所以“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这是对干部的爱护”[9]98。俗话说得好：“打铁必须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指出：作为人民公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而“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这就要求：一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领导干部一旦用坚定的理想信念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就不会在万千“围猎”之中迷失方向。二是端正用权宗旨，筑牢权力防线。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深刻懂得“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7]10的道理，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三是培养健康情趣，筑牢生活防线。领导干部要“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近不了身”[7]46，如果心境高雅、正气充盈，则可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四是坚持廉洁齐家，筑牢家庭防线。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抓好抓实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第三，重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决遏制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蔓延。不良社会风气的盛行，真正的原因在潜规则。现实生活中，“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悖情悖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9]45。领导干部和商人都是社会公众人物，政商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风向标，不仅关系到营商环境，而且反映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2013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11]。2016年3月4日，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明确强调官商之间的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要亲商、安商、富商，但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12]264，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领悟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13]，制定“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交往底线，让政商关系既“清白”又“明白”，引领社会风气。
第四，着眼于防范权力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引用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阿克顿的名言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9]98，因此，防范权力滥用，就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一，制定清晰的权力清单。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打造透明的制度笼子，必须制定清晰的权力清单，明确规定“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要分开，不能公权私用”[9]129。其二，立规建制要严密。古人曰：“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防范权力滥用，关键是制度笼子严不严密。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9]130，如果制度不健全或者“铁笼子门没关上，没上锁。或者栅栏太宽了，或者栅栏是用麻秆做的，那也不行”[9]129。其三，强化制度执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的生命在执行，执行的关键是落实，如果“现有制度都没有执行好，再搞新的制度，可以预言也会是百搭。所以我说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9]129，不允许把制度搞成形同虚设的“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杨晓渡.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N].人民日报，2017-11-15（02）.
[3] 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7-02-14（01）.
[4]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8]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9]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11] 叶小文.“官”“商”交往要有道[N].人民日报，2013-03-14（02）.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2）.
责任编校 张煜洋
Resolution to Prevent Leading Cadres Being Hunted by Interest
Groups in the New Era
HUANG Hongping， ZHU Yao（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s currently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being “hunted” by interest groups mainly in forms of direct transaction， friendship investment， private customization and roundabout captivation， all for the purpose of public power in their hand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such hunting comes from the seeking of undeserved benefits， defects with such cadres accounting for their being hunted， unhealthy social atmosphere providing conditions for such behavio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is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insis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ribery giving and taking together， severe punishments to be imposed on them;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uch cadres are to be strengthened for them to establish a cubic defense line against corruption;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s to be constructed to curb the spread of such practices. Power abuse is to be guarded against to have public power systematically caged.
Key words： interest groups; leading cadres;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关键词：利益集团;领导干部;新型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1）04-0058-06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尽管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要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提高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1]548。做出这种科学判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前“领导干部被‘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问题突出，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为了个人仕途升迁搞利益输送;有的民营企业主在掌握经济权力后，谋求政治上的权力，‘围猎’腐蚀党员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形成利益集团。”[2]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指出：“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3]2018年6月29日，他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会上再次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和绑架领导干部。”[1]97201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专门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加强党性修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持之以恒锤炼政德。”[4]806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处于攻坚克难、不进则退的关键历史阶段，深入分析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这一“社会病”并提出有效的防范理路，将有助于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巩固拓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当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问题突出
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将之比作“社会病”毫不为过。“围猎”一词，本意是指人类在打猎时提前布好诱饵，待动物落入陷阱后再伺机合围而猎之。现在，用这一词语来生动地描述各种利益集团挖空心思拉拢引诱、腐蚀领导干部的情形，把一些领导干部当作名利追逐场上的“猎物”，既充分说明当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又深刻警醒领导干部要洁身自好，必须做到正气充盈，否则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可谓准确形象，发人深省。实际上，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新中国发展史上非今日之特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深谙历史规律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指出：“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此“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5]1438。果然不出其所料，进城之后不久，一批经久战火考验的领导干部在不法商人的拉拢、腐蚀中逐步从革命功臣堕落为人民公敌，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是刘青山、张子善。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评论说：“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6]207不幸的是，历史的场景在今日重演。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当下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的问题更严重。2018年4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通报国家能源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案件情况时，首次使用一个新表述——“甘于被围猎”。根据对十八大以来查处一系列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初步统计，被利益集团“围猎”的领导干部，无论是在总体数量、行政级别上，还是在涉及领域、社会影响上，都已经远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任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围猎”的领导干部，以影响力最大最广最深的刘青山、张子善为例，从职级看顶多就是个厅级干部，而如今形势更为严峻。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案例情况看，不仅出现了官至正国级、副国级的高级领导干部，如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苏荣等，而且涉案官员的数量较大，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几百人，厅级及以下的领导干部则数目众多，达到上万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评述的，“犯罪情节之恶劣、涉案金额之巨大，都是触目惊心的，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的地步”[9]124。如果任凭这种情况泛滥、视而不管，后果极其恶劣，不仅会严重阻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危及社会公平正义，而且会严重恶化党内政治生态，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乃至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悲剧。
从现实情形看，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无论采取的是直接方式还是间接方式，大致都不外乎四种类型：一是直接交易型。这种类型主要表现为常见的“权权、权钱、权色”交易，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心甘情愿为利益集团所俘获，二者就好比“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相互利用。二是情谊投资型。“温水煮青蛙”是这种类型的鲜明特征。利益集团通常从细微之处入手、从日常生活出发，逐步加强对所要俘获的领导干部开展情感投资，一旦领导干部产生持续性的依赖，就借助其掌握的公权力寻求不当利益回报。三是私人定制型。这种类型一般表现为利益集团事先就摸清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个人偏好或特殊嗜好，有针对性地进行“围猎”，使之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从而以此作为把柄要挟领导干部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四是迂回包抄型。在这种类型中，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个人抗诱惑能力较强或因位高权重而难以直接接触，利益集团就往往通过迂回“围猎”的手段先俘获领导干部身边的人，譬如亲人、亲属、好友或秘书等，然后借助他们来谋求不正当利益。但需要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有的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是综合型的，也就是同时包含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被“围猎”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有过许多精辟的分析，并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利益集团“围猎”的真正目的不是领导干部本身，而是为俘获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2014年3月18日，他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有权，自然找的人就多”，“当官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岗位，有的人不当官品行还是端正的，人还是敦厚的，不会去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当坐上了一定位置、戴上了桂冠就不同了，他不主动谋私，但面临的种种诱惑和陷阱很多，被动的、被迫的、被忽悠的、被引诱的事情太多了”[7]44，从现实生活中许多已经被披露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来看，“‘做官是高危岗位’，各种诱惑和阴谋都冲着有权力的人来”[7]46。2015 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很大权力，所以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对象”[7]4。毋庸置疑，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入分析当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问题症结、提出防范理路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二、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世间万事万物，即便纷繁复杂，都有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这个“社会病”，同样有着自身独特的病理机制，实际上人们一旦洞察了其生成的深层动因，就会为提出行之有效的防范策略奠定坚实的基础。从系统生态学的思维看，这一社会现象至少会涉及到利益集团、领导干部和外在环境三个要素，应该说，三个要素之间紧密相关、相辅相成，共同影响“围猎”行为和目的的实现与否。其实，阐明这一社会现象生成的深层原因，就是要回答好三个基本问题：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领导干部因何接受利益集团的“围猎”？外在环境为何容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
第一，谋取不当利益是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内在动力。利益是社会的黏合剂，人类社会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追求利益是社会个体和组织近乎天然的本能。利益集团是伴随社会发展利益分化组合的产物。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是利益多元化的集中体现，有着极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西方不同，中国执政党及其执掌的人民政权性质决定其对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是有限度的。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一点的是，中国共产党除了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8]31。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 ，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7]10。全心全意用好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小集团服务，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和职业本分。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确实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代表的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少数人的利益。那么，这决定了利益集团与党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立场上存在着一种张力，乃至冲突。有些利益集团为追逐和实现小集团的不当利益，于是铤而走险“围猎”领导干部就见怪不怪了。
第二，自身不过硬是领导干部被利益集团“围猎”的肇因。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假如“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9]145。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的发展中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也一样，领导干部是洁身自好、两袖清风，还是甘为人役、堕为“猎物”，归根结底取决于其自身素质过不过硬。同样处于被利益集团“围猎”的现实生活情景中，有人出事而有人不出事，更何况有人“甘于被围猎”，根本分野就在于此。有的贪官在落马后抛出各种奇葩理由，认为自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在是推卸责任之辞。那么，哪些人容易被利益集团“围猎”？从实践中的大量案例看，主要有五种类型的人：一是不能“慎欲”的。这类领导干部一般心中无责、心中无民，无法抵御外在诱惑，甘愿为利益集团所驱使。二是不能“慎权”的。这类领导干部有着非常强烈的“官本位”观念，崇尚人治，经常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谋取私利，因此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猎物”。三是不能“慎趣”的。这类领导干部通常在生活情趣上就不健康，或贪图声色犬马，或追求珠光宝气，或崇尚封建迷信，或沉迷古玩字画等，因而被利益集团挟持就不足为怪。四是不能“慎友”的。这类领导干部喜欢社交活动，搞小圈子、小团伙、小帮派，却往往因江湖义气、朋友情谊等陷入其中，而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五是不能“慎微”的。这类领导干部最初始于不拘小节，结果在“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下被利益集团“围猎”。概括这五类情形，一个领导干部被“围猎”与否，说到底，根本问题其实就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不正，即理想信念不坚定，得了“软骨病”;另一方面是“行”不聚，即个人作风也不正派，得了“飘浮症”。实践已反复证明，一旦领导干部“本”不正、“行”亦散，那么堕为利益集团的“猎物”就是迟早的事。
第三，不良社会风气为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提供了温床。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现象屡见不鲜，固然有领导干部自身的主观因素，但也与不良社会风气等一些客观原因密切相关。当下相较以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管理模式，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对社会各方面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一些潜规则逐渐流行起来，引发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特别是那张巨大的人情關系网，既有形又无形，把许多干部群众都网在里面”，一个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社会现象就是，“逢年过节、生日纪念、婚丧嫁娶，你来我往，永无休止，还不清的人情债;你有圈子，我有圈子，大家竞相找圈子、入圈子、织圈子，把人际关系搞得越来越庸俗”[9]81-82，“社会上‘关系学’很盛行，有的人为了扩大‘关系网’、达到个人目的，想出种种办法接近领导、攀附权势，甚至不惜重金拉拢腐蚀他们认为有用的人”，久而久之，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正常的人际关系被扭曲，情感发生异化，哥儿们义气代替了同志友谊，上下级关系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干部为人情和关系所累，党性原则和群众感情日趋淡漠”[7]44，本属于经济领域的商品交换原则逐步渗透到政治生活中，政商关系不清不白，“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9]22。 三、防范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实践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应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就务必正视而非回避当前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这一“社会病”，关键之举就是要结合这一“社会病”产生的症因，矢志不渝坚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的科学理念对症下药，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力求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实现标本兼治。
第一，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严厉惩治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行为。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和特勒曾就惩罚的时间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他们根据条件反射理论的原理，用同一刺激强度在不同强化时间内，给三组饿狗予以电击刺激。结果显示：就同一行为来说，对其惩罚越是确定及时，被惩罚者对惩罚的畏惧感就越强，就越可能抑制相应行为;相反，惩罚越是滞后，被惩罚者对惩罚的畏惧感就越弱，就越可能放纵其更恶劣的行为。同样的道理，在反腐败斗争中惩治这一手不能放松，惩治为预防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惩治越是确定及时，预防效果就越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当前“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因此，任何时候“惩治腐败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惩治这一手始终不能软”，“要保持政治定力，持续强化不敢腐的氛围，使有问题的干部及早收手、收敛”[9]201-202，“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惡务尽”[9]102-103。曾几何时，在反腐败斗争中一度出现了“处理受贿者多、处理行贿者少”的偏差，结果导致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行为屡禁不止。行贿与受贿本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10]，让“围猎者”付出代价，这是深化标本兼治，构建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有效之举。
第二，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促使其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是有效防范利益集团“围猎”领导干部的重要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少领导干部“在腐败泥坑中越陷越深，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其身上出现的一些违纪违法的小错，党组织提醒不够，批评教育不力，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就可能导致要么不暴露，要么出大问题”，所以“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这是对干部的爱护”[9]98。俗话说得好：“打铁必须自身硬”。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指出：作为人民公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而“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自觉筑牢反腐蚀的立体防线。这就要求：一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领导干部一旦用坚定的理想信念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就不会在万千“围猎”之中迷失方向。二是端正用权宗旨，筑牢权力防线。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深刻懂得“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7]10的道理，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三是培养健康情趣，筑牢生活防线。领导干部要“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近不了身”[7]46，如果心境高雅、正气充盈，则可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四是坚持廉洁齐家，筑牢家庭防线。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抓好抓实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第三，重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坚决遏制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蔓延。不良社会风气的盛行，真正的原因在潜规则。现实生活中，“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听起来悖情悖理，却可畅通无阻，成为腐蚀党员和干部、败坏党的风气的沉疴毒瘤”，“如果任其大行其道，我们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又谈何好转？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9]45。领导干部和商人都是社会公众人物，政商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风向标，不仅关系到营商环境，而且反映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坏。2013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11]。2016年3月4日，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明确强调官商之间的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要亲商、安商、富商，但不能搞成封建官僚和‘红顶商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能搞成西方国家大财团和政界之间那种关系，更不能搞成吃吃喝喝、酒肉朋友的那种关系”[12]264，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领悟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13]，制定“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交往底线，让政商关系既“清白”又“明白”，引领社会风气。
第四，着眼于防范权力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引用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阿克顿的名言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9]98，因此，防范权力滥用，就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一，制定清晰的权力清单。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打造透明的制度笼子，必须制定清晰的权力清单，明确规定“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要分开，不能公权私用”[9]129。其二，立规建制要严密。古人曰：“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防范权力滥用，关键是制度笼子严不严密。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9]130，如果制度不健全或者“铁笼子门没关上，没上锁。或者栅栏太宽了，或者栅栏是用麻秆做的，那也不行”[9]129。其三，强化制度执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的生命在执行，执行的关键是落实，如果“现有制度都没有执行好，再搞新的制度，可以预言也会是百搭。所以我说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9]129，不允许把制度搞成形同虚设的“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 杨晓渡.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N].人民日报，2017-11-15（02）.
[3] 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7-02-14（01）.
[4]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8]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9]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國方正出版社，2015.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1）.
[11] 叶小文.“官”“商”交往要有道[N].人民日报，2013-03-14（02）.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2）.
责任编校 张煜洋
Resolution to Prevent Leading Cadres Being Hunted by Interest
Groups in the New Era
HUANG Hongping， ZHU Yao（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s currently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being “hunted” by interest groups mainly in forms of direct transaction， friendship investment， private customization and roundabout captivation， all for the purpose of public power in their hand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such hunting comes from the seeking of undeserved benefits， defects with such cadres accounting for their being hunted， unhealthy social atmosphere providing conditions for such behavior. To effectively prevent this social phenomen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insis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ribery giving and taking together， severe punishments to be imposed on them;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uch cadres are to be strengthened for them to establish a cubic defense line against corruption;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s to be constructed to curb the spread of such practices. Power abuse is to be guarded against to have public power systematically caged.
Key words： interest groups; leading cadres;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