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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美苏间权衡，美苏也在国共间摇摆
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不仅国民政府积极寻求美国支持，甚至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或许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力量。
毛泽东千方百计地寻找能与美方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1944年夏天，在费尽周折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最终成行，而毛泽东也抓住这个机会与观察组成员深入交谈，并向他们展示了解放区不同于国统区的清新空气和欣欣向荣，使美国获悉了中共愿意与美国合作，希望获得美方的支持与援助的看法和意愿。毛泽东在7月23日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首次见面时就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与谢伟思进行长谈，期间多次询问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提出：“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是一个更容易合作的对象，因为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向谢伟思显示了更大的决心，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
但是，尽管毛泽东频繁与美国相关人士接触，不断释放出合作意愿，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失望不已。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因与蒋介石在处理中共军队问题的立场分歧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11月1日，支持与延安进行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完全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仅否决了使馆官员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将谢伟思也调回美国国内，开始全面断绝与中共方面的密切来往。美国此时的态度让毛泽东感到失望和愤怒。在此情况之下，毛泽东马上将目光转向苏联，开始思考寻求苏联的支持。
在毛泽东看来，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可以带来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因此在1945年4月举行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告诉出席会议的代表：“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而且“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但是，一向从本国实际利益出发的斯大林此时却并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战后苏联对华方针主要基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其中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这几项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在得到美国的信任和默许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维护了其在雅尔塔体系内的实际权益。
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反复摇摆。当中共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加紧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时，远在西南大后方的蒋介石鞭长莫及，因此在8月14日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为缓兵之计。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部署，计划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同时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斯大林认为中共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从而破坏业已签订且莫斯科颇为中意的中苏条约，危及雅尔塔体系，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他电告中共中央，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这使得中共只能放弃之前的计划，改由毛泽东先去重庆参加和谈。到了1945年下半年，由于担心美国势力的渗透，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减少了苏联驻华机构与中共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随着内战局势愈演愈烈，毛泽东在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确定不能从苏联方面得到实质性的支持后，只能破釜沉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访苏意愿多次被拒，斯大林秘派米高扬访华
当时间进入到1947年，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战场开始呈现出敌弱我强的态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现历史性重大转折。此时的斯大林对中共的力量以及中国未来的命运又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对中共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断定国民党和蒋介石已是时日不多，中国革命即将走向胜利。尽管此时中共不需要苏联太多直接的军事物资帮助，但在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获取苏联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随着蒋介石的接连败退，其幕后支持者是否会站到前台来直接干预，对于解放战争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如果拥有苏联这样一位盟友在背后支持，就可以在战略上威慑美国，打消其出兵中国的念头。因此，毛泽东感到应尽快取得苏联的支持，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与苏联方面进行近距离的直接交流，以消除两党在过去产生的的诸多误会与隔阂，更好地开展合作，他的访苏计划也就顺理成章提上日程。
1947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让毛泽东访问苏联，被斯大林婉拒。从此一直到1948年底，毛泽东与斯大林频繁通信，就访苏一事反复交换意见，多次提出访苏事宜，都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推脱，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国内战事的发展，致使毛泽东一直无法顺利成行。到了1949年初，毛泽东再度要求访苏，等来的却是一个让他恼火的消息。由于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陈兵长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于1949年1月8日请求美、苏、英、法出面调停，促成国共和谈，为自己积蓄力量争取时间。面对这一局势，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可以和各地方势力谈，但绝不与国民政府和谈。1月10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电报称苏联有意由它单方面进行调停，中共也不应拒绝和谈。此建议令毛泽东怒不可遏，他于12日给斯大林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建议，称中共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接到这样一封措辞严厉、语气尖锐的回电后，斯大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于14日再度回电进行解释，不再提调停一事，同时照会南京政府明确表示拒绝调停。此时毛泽东的心情才暂时平静下来。斯大林在电报中再度建议毛泽东暂缓访苏，作为替代方案，他提出可以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鉴于国内三大战役正紧锣密鼓地相继展开，毛泽东忙于指挥作战，无力分身，遂于17日回电表示赞同：“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并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于1月底2月初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斯大林当即指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华秘晤毛泽东。
1月30日，化名安德烈耶夫的米高扬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抵达西柏坡，他的到来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从30日到2月8日离开这段时间里，中央书记处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一共与米高扬进行了多达12次的正式会谈，其中多数是毛泽东与米高扬进行深入的长谈。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了苏共对中国革命一直以来的指导和帮助，表示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些谈话都向苏共领导人清晰地表明了中共的立场，那就是决心与苏联站在一起。
在谈到苏联援助问题时，毛泽东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革命前俄罗斯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但苏联还是花了1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只会更长”，“我们需要经济援助，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而我们知道，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样的援助”。他表示应当进一步加强相互的交流与联系，中国可以向苏联派遣自己的大使。中共虽然已经解放了许多大城市，掌握了大批工矿企业，但中共对于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都缺乏经验，因此在这些方面都急需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方面的顾问，即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顾问。”对于毛泽东和中共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米高扬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在谈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中苏条约对中共是有利的，目前还不到谈论修改条约的时候。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国内局势稳固以后再谈，届时需要重新签订一个苏中互助条约。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成效十分显著，访问让苏联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入了解，对中苏两党间关系的改善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这次会面中中共表明了自己与苏联站在同一战线的立场，开启了中苏密切交往、订约结盟的序幕。
建国前的莫斯科会谈，促成了“一边倒”方针的实施
与米高扬的会谈让毛泽东有机会把自己想与苏联结盟的意愿表达出来，但是苏联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毛泽东仍不能确定，因此他决定派一个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想法，争取苏联的支持。1949年6月21日，经毛泽东批准，由刘少奇和高岗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关于这次出访的目的，毛泽东的计划有三，即中共领导人通过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自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立场的态度和反应；就苏联的帮助与援助问题展开直接对话。刘少奇的此次访问基本达到了这几个目的。
刘少奇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对苏关系的方针。这些汇报的内容，大部分都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和理解。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意见，并表明了苏联赞同与新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他表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在毛泽东的计划中，刘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双方也签署了一些具体协定，包括贷款协定、专家协定等。
会谈最后还涉及到了中苏条约问题。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中共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考虑。访苏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可以谈谈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采取了试探的做法。在中共中央7月4日递交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处理，表示“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但接着在谈到具体处理方式时又提出了3种解决方案：（1）中国政府宣布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重新签订新约，对原有文字和内容有所增减；（3）通过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说。对于中方提出的3种形式，斯大林的批示是 “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7月11日会谈中，斯大林向刘少奇表明了这个意见。
就在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访问之际，毛泽东于7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应该说，“一边倒”宣言是中苏两党会谈的直接结果。对此，毛泽东是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
一是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美苏两国对华政策和态度的考虑。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处于冷战和对抗状态。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只能够选择支持和加入其中一方。而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苏联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的指导和支持，中国也一直将苏俄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美国则显得不那么友好，不仅资助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意图消灭共产党，对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也一直采取敌视政策。因此，刚刚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选择苏联作为联合对象。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中苏两国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最高奋斗目标，并且始终坚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而苏联则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转化为了实践，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而且在革命过程中也得到了苏联的许多支持，所以与苏联结成同盟有其深远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基础。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
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开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为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加强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对抗，防止美国的势力过多地渗透到远东地区，苏联无疑需要中国加入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以巩固其在远东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对于苏联来说，“摆脱雅尔塔协定的束缚，同中国一道与美国进行斗争，这一点对中苏最终结盟是至关重要的”。而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访苏让中苏双方对对方的态度和立场都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不仅使斯大林知道了中共愿意合作、结盟，更重要的是使毛泽东了解到斯大林和苏共对此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建国方针就是水到渠成了。
建国后毛泽东出访苏联，订下中苏结盟之约
1949年l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即发来电报，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接到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它对于公开宜布了“一边倒”政策的新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为亚洲新诞生的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同苏联的关系。11月5日，他再一次向苏共中央联络员柯瓦廖夫表达了访苏意愿，指出他希望于12月份访苏，因为那时恰值斯大林70岁生日，与苏联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将从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届时“访问莫斯科将更具有公开的性质”。
3天后，毛泽东又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苏。11月9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中国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说明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立即询问苏联方面，斯大林准备何时邀请自己去莫斯科。10日，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去拜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就这样，苏联方面最终作出了正式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70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前往莫斯科开始他的正式访问。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乘火车抵达莫斯科。苏联政府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代表斯大林前往车站迎接。随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并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开始不久，斯大林就问道:“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很爽快地回答道:“恐怕是要经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好看，又好吃。”毛泽东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东西”，指的就是两国之间应该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毛泽东到苏联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东西”。他曾经几次明确地提出了希望同苏联签订新约问题，并且几次询问是否需要周恩来也来莫斯科谈判签字。毛泽东相信，斯大林对此应当不会有什么异议。
但是，当他谈到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已经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斯大林却表示: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署的，而雅尔塔协议包含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地区的利益问题，变动经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因此，经过考虑后我“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条款”。至于涉及到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旅顺港驻军的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款，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条约的有关条款”。
斯大林的解释让毛泽东颇感意外。他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不过，对于苏联“条约不动，先行撤军”的提议，毛泽东则感到很为难。因为按照中共中央原先商定的方案，一方面要签订一个新的平等条约，而另一方面苏军则没有必要立即撤出旅顺，因为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拥有自己的海军。可斯大林的意见恰恰与中共中央的意愿相反。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表示：考虑到苏联方面在条约问题上的困难，“我们有必要采取最符合共同利益的作法。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考虑。但很明显，目前这个时候不应当修改条约，也不应当匆忙地从旅顺港撤退军队”。毛泽东和斯大林随后讨论了有关苏联贷款援建空中运输线以及海军等问题。
从两天后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可以看出，他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并不满意，特别是条约问题。为此，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新的情况，并就条约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21日，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之后，毛泽东收到了政治局发来的电报，得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新条约，那么，只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就算了。但是，在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之后，无论他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都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这次访问的结果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不能充分显示新中国的新面貌，对未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因此，毛泽东在第二天一早就把柯瓦廖夫找来，提出了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也不必来莫斯科，可于其他时间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毛泽东再三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请斯大林同志定夺。
可是，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上，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依旧避而不谈，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生气。他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讲:“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来了”。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不过，斯大林最终还是意识到不签这个新条约是不行了。一方面是毛泽东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各国领导人在参加完斯大林的祝寿仪式后都已回国，而毛泽东在莫斯科又毫无消息，这已经使国际舆论开始有所反应。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毛泽东的要求。
斯大林首先起草了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于1950年元旦这天交给了毛泽东。他明确写道：毛泽东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他“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问题所需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向毛泽东表明了他准备讨论新条约的态度。毛泽东当即表示满意，并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第二天晚上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程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直接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新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3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l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至此，由于中苏条约签订与否而引起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快，又迅速消除了。
就这样，签订新约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扫除了，中苏双方迅速进入谈判阶段。1月6日、9日毛泽东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中国将会遵守苏联所签署的那些协定，并且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为了表示中国坚决站在苏联一边，毛泽东在1月13日特别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事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与此同时，他迅速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其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他同时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当然，中苏毕竟接触时间尚短，还需要不断磨合。1月17日，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做出反应。毛泽东表示同意，但特别问道:“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答复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向题，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国外交部发表。”毛泽东当时答应了下来，但随后发表的驳斥艾奇逊的声明还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并且没有用八股式的外交声明，言辞间充满了毛泽东特色的嬉笑怒骂。结果这件事让斯大林很不满意，他责备毛泽东“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毛泽东受到这种指责也憋了一肚子气，当天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他的别墅参加宴会的路上，毛泽东一句话也不说。师哲为了打破僵局，主动询问斯大林，是不是还准备去中国代表团的住处作客。毛泽东猜到了师哲提议的内容，他立即断然表示否定:“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
不过，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双方友好融洽的谈判气氛。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在两天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时，双方的配合很默契。毛泽东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旅顺口的归还问题、大连港的管理问题、贷款问题以及空军支援问题上，中苏之间的交涉总的说来都比较顺利。
不过，由于苏方比较看重其既得利益，新中国的领导人又不愿在与苏联的协议当中存在丝毫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因此也有不容易谈拢的问题。比如在长春铁路问题上，毛泽东本来的想法是改变1945年协定“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条款，中国收回主权。但苏方坚持铁路是当年沙皇俄国出资修建，且是苏联驻旅顺口军队的交通线和通向海参威及滨海地区的重要通道，以至经过激烈争论后苏方才同意1952年后归还。在过渡期的管理权上，毛泽东明确主张中方应占股份的51%，铁路局局长由中方担任，但莫洛托夫坚持股份必须对半，局长必须轮流。由于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最后只能大体采纳苏方意见。
反过来，中方为寻求条约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对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坚持。考虑到苏方的利益和旅顺口暂时还要驻军的特殊情况，周恩来最初同意在苏联将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之后，苏联可以沿长春铁路调动军队。但是，当苏方提出“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以后，毛泽东当即提出异议，坚持必须以不受到战争威胁为前提，并且还要求在协定中加上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从东三省到新疆的苏联铁路进行调动，以显示这并非苏联单方面的特殊权利。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终以苏方推迟10年归还铁路，并加上如有必要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动军队而告终。
1950年2月14日晚6时，中苏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相关文件。这意味着中苏同盟正式形成，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不仅国民政府积极寻求美国支持，甚至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或许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力量。
毛泽东千方百计地寻找能与美方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1944年夏天，在费尽周折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最终成行，而毛泽东也抓住这个机会与观察组成员深入交谈，并向他们展示了解放区不同于国统区的清新空气和欣欣向荣，使美国获悉了中共愿意与美国合作，希望获得美方的支持与援助的看法和意愿。毛泽东在7月23日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首次见面时就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毛泽东再次与谢伟思进行长谈，期间多次询问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提出：“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是一个更容易合作的对象，因为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向谢伟思显示了更大的决心，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
但是，尽管毛泽东频繁与美国相关人士接触，不断释放出合作意愿，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失望不已。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因与蒋介石在处理中共军队问题的立场分歧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11月1日，支持与延安进行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奉调回国，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完全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仅否决了使馆官员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将谢伟思也调回美国国内，开始全面断绝与中共方面的密切来往。美国此时的态度让毛泽东感到失望和愤怒。在此情况之下，毛泽东马上将目光转向苏联，开始思考寻求苏联的支持。
在毛泽东看来，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可以带来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因此在1945年4月举行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告诉出席会议的代表：“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而且“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但是，一向从本国实际利益出发的斯大林此时却并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战后苏联对华方针主要基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其中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这几项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在得到美国的信任和默许后，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维护了其在雅尔塔体系内的实际权益。
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反复摇摆。当中共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加紧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时，远在西南大后方的蒋介石鞭长莫及，因此在8月14日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以为缓兵之计。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部署，计划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同时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斯大林认为中共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从而破坏业已签订且莫斯科颇为中意的中苏条约，危及雅尔塔体系，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他电告中共中央，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这使得中共只能放弃之前的计划，改由毛泽东先去重庆参加和谈。到了1945年下半年，由于担心美国势力的渗透，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减少了苏联驻华机构与中共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随着内战局势愈演愈烈，毛泽东在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确定不能从苏联方面得到实质性的支持后，只能破釜沉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访苏意愿多次被拒，斯大林秘派米高扬访华
当时间进入到1947年，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战场开始呈现出敌弱我强的态势，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现历史性重大转折。此时的斯大林对中共的力量以及中国未来的命运又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对中共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断定国民党和蒋介石已是时日不多，中国革命即将走向胜利。尽管此时中共不需要苏联太多直接的军事物资帮助，但在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获取苏联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随着蒋介石的接连败退，其幕后支持者是否会站到前台来直接干预，对于解放战争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如果拥有苏联这样一位盟友在背后支持，就可以在战略上威慑美国，打消其出兵中国的念头。因此，毛泽东感到应尽快取得苏联的支持，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与苏联方面进行近距离的直接交流，以消除两党在过去产生的的诸多误会与隔阂，更好地开展合作，他的访苏计划也就顺理成章提上日程。
1947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让毛泽东访问苏联，被斯大林婉拒。从此一直到1948年底，毛泽东与斯大林频繁通信，就访苏一事反复交换意见，多次提出访苏事宜，都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推脱，加上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国内战事的发展，致使毛泽东一直无法顺利成行。到了1949年初，毛泽东再度要求访苏，等来的却是一个让他恼火的消息。由于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陈兵长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于1949年1月8日请求美、苏、英、法出面调停，促成国共和谈，为自己积蓄力量争取时间。面对这一局势，毛泽东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可以和各地方势力谈，但绝不与国民政府和谈。1月10日，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电报称苏联有意由它单方面进行调停，中共也不应拒绝和谈。此建议令毛泽东怒不可遏，他于12日给斯大林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建议，称中共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接到这样一封措辞严厉、语气尖锐的回电后，斯大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于14日再度回电进行解释，不再提调停一事，同时照会南京政府明确表示拒绝调停。此时毛泽东的心情才暂时平静下来。斯大林在电报中再度建议毛泽东暂缓访苏，作为替代方案，他提出可以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鉴于国内三大战役正紧锣密鼓地相继展开，毛泽东忙于指挥作战，无力分身，遂于17日回电表示赞同：“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并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于1月底2月初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斯大林当即指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华秘晤毛泽东。
1月30日，化名安德烈耶夫的米高扬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抵达西柏坡，他的到来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从30日到2月8日离开这段时间里，中央书记处成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一共与米高扬进行了多达12次的正式会谈，其中多数是毛泽东与米高扬进行深入的长谈。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了苏共对中国革命一直以来的指导和帮助，表示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些谈话都向苏共领导人清晰地表明了中共的立场，那就是决心与苏联站在一起。
在谈到苏联援助问题时，毛泽东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革命前俄罗斯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但苏联还是花了1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只会更长”，“我们需要经济援助，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而我们知道，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样的援助”。他表示应当进一步加强相互的交流与联系，中国可以向苏联派遣自己的大使。中共虽然已经解放了许多大城市，掌握了大批工矿企业，但中共对于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都缺乏经验，因此在这些方面都急需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两方面的顾问，即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顾问。”对于毛泽东和中共提出的要求和建议，米高扬在原则上表示同意。
在谈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中苏条约对中共是有利的，目前还不到谈论修改条约的时候。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国内局势稳固以后再谈，届时需要重新签订一个苏中互助条约。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成效十分显著，访问让苏联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入了解，对中苏两党间关系的改善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这次会面中中共表明了自己与苏联站在同一战线的立场，开启了中苏密切交往、订约结盟的序幕。
建国前的莫斯科会谈，促成了“一边倒”方针的实施
与米高扬的会谈让毛泽东有机会把自己想与苏联结盟的意愿表达出来，但是苏联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毛泽东仍不能确定，因此他决定派一个正式代表团访问苏联，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想法，争取苏联的支持。1949年6月21日，经毛泽东批准，由刘少奇和高岗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关于这次出访的目的，毛泽东的计划有三，即中共领导人通过会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自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立场的态度和反应；就苏联的帮助与援助问题展开直接对话。刘少奇的此次访问基本达到了这几个目的。
刘少奇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包括对苏关系的方针。这些汇报的内容，大部分都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和理解。在某些方面，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意见，并表明了苏联赞同与新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意向。他表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在毛泽东的计划中，刘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苏联为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中国方面的要求，双方也签署了一些具体协定，包括贷款协定、专家协定等。
会谈最后还涉及到了中苏条约问题。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中共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考虑。访苏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其中谈到新中国建立后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可以谈谈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采取了试探的做法。在中共中央7月4日递交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处理，表示“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但接着在谈到具体处理方式时又提出了3种解决方案：（1）中国政府宣布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重新签订新约，对原有文字和内容有所增减；（3）通过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说。对于中方提出的3种形式，斯大林的批示是 “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7月11日会谈中，斯大林向刘少奇表明了这个意见。
就在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访问之际，毛泽东于7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应该说，“一边倒”宣言是中苏两党会谈的直接结果。对此，毛泽东是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
一是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美苏两国对华政策和态度的考虑。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处于冷战和对抗状态。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只能够选择支持和加入其中一方。而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苏联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有着长期的指导和支持，中国也一直将苏俄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美国则显得不那么友好，不仅资助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意图消灭共产党，对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也一直采取敌视政策。因此，刚刚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选择苏联作为联合对象。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中苏两国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最高奋斗目标，并且始终坚信，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而苏联则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转化为了实践，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而且在革命过程中也得到了苏联的许多支持，所以与苏联结成同盟有其深远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基础。由于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是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的。
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开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关系。为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加强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对抗，防止美国的势力过多地渗透到远东地区，苏联无疑需要中国加入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以巩固其在远东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利益。对于苏联来说，“摆脱雅尔塔协定的束缚，同中国一道与美国进行斗争，这一点对中苏最终结盟是至关重要的”。而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团的访苏让中苏双方对对方的态度和立场都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不仅使斯大林知道了中共愿意合作、结盟，更重要的是使毛泽东了解到斯大林和苏共对此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建国方针就是水到渠成了。
建国后毛泽东出访苏联，订下中苏结盟之约
1949年l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天苏联即发来电报，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新中国接到的第一份外交文件。它对于公开宜布了“一边倒”政策的新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为亚洲新诞生的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同苏联的关系。11月5日，他再一次向苏共中央联络员柯瓦廖夫表达了访苏意愿，指出他希望于12月份访苏，因为那时恰值斯大林70岁生日，与苏联友好国家的代表团将从世界各地前往莫斯科，届时“访问莫斯科将更具有公开的性质”。
3天后，毛泽东又亲自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电报，表示希望访苏。11月9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致电中国新任驻苏大使王稼祥，说明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立即询问苏联方面，斯大林准备何时邀请自己去莫斯科。10日，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去拜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再请罗申将毛泽东的愿望转达给莫斯科。就这样，苏联方面最终作出了正式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于斯大林70诞辰庆祝活动举行之前，前往莫斯科开始他的正式访问。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时，毛泽东乘火车抵达莫斯科。苏联政府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欢迎仪式，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代表斯大林前往车站迎接。随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并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开始不久，斯大林就问道:“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很爽快地回答道:“恐怕是要经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好看，又好吃。”毛泽东这里所谈到的“这个东西”，指的就是两国之间应该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毛泽东到苏联来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东西”。他曾经几次明确地提出了希望同苏联签订新约问题，并且几次询问是否需要周恩来也来莫斯科谈判签字。毛泽东相信，斯大林对此应当不会有什么异议。
但是，当他谈到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已经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斯大林却表示:1945年的那个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议签署的，而雅尔塔协议包含着有关苏联战后在远东地区的利益问题，变动经美、英两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威胁到苏联的利益，因此，经过考虑后我“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条款”。至于涉及到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旅顺港驻军的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款，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条约的有关条款”。
斯大林的解释让毛泽东颇感意外。他承认“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不过，对于苏联“条约不动，先行撤军”的提议，毛泽东则感到很为难。因为按照中共中央原先商定的方案，一方面要签订一个新的平等条约，而另一方面苏军则没有必要立即撤出旅顺，因为中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拥有自己的海军。可斯大林的意见恰恰与中共中央的意愿相反。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表示：考虑到苏联方面在条约问题上的困难，“我们有必要采取最符合共同利益的作法。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考虑。但很明显，目前这个时候不应当修改条约，也不应当匆忙地从旅顺港撤退军队”。毛泽东和斯大林随后讨论了有关苏联贷款援建空中运输线以及海军等问题。
从两天后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可以看出，他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并不满意，特别是条约问题。为此，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一新的情况，并就条约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意见。21日，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之后，毛泽东收到了政治局发来的电报，得知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新条约，那么，只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就算了。但是，在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之后，无论他还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都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如果这次访问的结果不能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不能充分显示新中国的新面貌，对未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因此，毛泽东在第二天一早就把柯瓦廖夫找来，提出了两种方案，请柯瓦廖夫转告斯大林考虑。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也不必来莫斯科，可于其他时间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毛泽东再三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请斯大林同志定夺。
可是，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上，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依旧避而不谈，毛泽东对此感到十分生气。他后来同苏联大使尤金讲:“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来了”。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不过，斯大林最终还是意识到不签这个新条约是不行了。一方面是毛泽东已经表达了他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各国领导人在参加完斯大林的祝寿仪式后都已回国，而毛泽东在莫斯科又毫无消息，这已经使国际舆论开始有所反应。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毛泽东的要求。
斯大林首先起草了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于1950年元旦这天交给了毛泽东。他明确写道：毛泽东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就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他“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问题所需的时间”。通过这种方式，斯大林向毛泽东表明了他准备讨论新条约的态度。毛泽东当即表示满意，并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第二天晚上8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专程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直接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新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3种选择：（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l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至此，由于中苏条约签订与否而引起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快，又迅速消除了。
就这样，签订新约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扫除了，中苏双方迅速进入谈判阶段。1月6日、9日毛泽东多次向苏方人员解释中国将会遵守苏联所签署的那些协定，并且将以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来进行谈判。为了表示中国坚决站在苏联一边，毛泽东在1月13日特别通知在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意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并准备让美国将其所有在华的旧领事馆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留沪物资。与此同时，他迅速将此事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其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他同时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国“将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越有利”。
当然，中苏毕竟接触时间尚短，还需要不断磨合。1月17日，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说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发表的演说中有挑拨苏中关系的言论，提议最好由中国政府先于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做出反应。毛泽东表示同意，但特别问道:“这样的声明由新华社来做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答复说:“既然事情关系到美国国务卿的讲话这样一个重要向题，声明就不应该由通讯社发表，而应由中国外交部发表。”毛泽东当时答应了下来，但随后发表的驳斥艾奇逊的声明还是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并且没有用八股式的外交声明，言辞间充满了毛泽东特色的嬉笑怒骂。结果这件事让斯大林很不满意，他责备毛泽东“没有按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毛泽东受到这种指责也憋了一肚子气，当天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他的别墅参加宴会的路上，毛泽东一句话也不说。师哲为了打破僵局，主动询问斯大林，是不是还准备去中国代表团的住处作客。毛泽东猜到了师哲提议的内容，他立即断然表示否定:“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
不过，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双方友好融洽的谈判气氛。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在两天后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时，双方的配合很默契。毛泽东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现存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在缔结友好合作条约时写上这一条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如旅顺口的归还问题、大连港的管理问题、贷款问题以及空军支援问题上，中苏之间的交涉总的说来都比较顺利。
不过，由于苏方比较看重其既得利益，新中国的领导人又不愿在与苏联的协议当中存在丝毫给人以不平等印象的条文，因此也有不容易谈拢的问题。比如在长春铁路问题上，毛泽东本来的想法是改变1945年协定“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条款，中国收回主权。但苏方坚持铁路是当年沙皇俄国出资修建，且是苏联驻旅顺口军队的交通线和通向海参威及滨海地区的重要通道，以至经过激烈争论后苏方才同意1952年后归还。在过渡期的管理权上，毛泽东明确主张中方应占股份的51%，铁路局局长由中方担任，但莫洛托夫坚持股份必须对半，局长必须轮流。由于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最后只能大体采纳苏方意见。
反过来，中方为寻求条约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对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坚持。考虑到苏方的利益和旅顺口暂时还要驻军的特殊情况，周恩来最初同意在苏联将长春铁路转交给中国之后，苏联可以沿长春铁路调动军队。但是，当苏方提出“苏联军队应可以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进行调动”以后，毛泽东当即提出异议，坚持必须以不受到战争威胁为前提，并且还要求在协定中加上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从东三省到新疆的苏联铁路进行调动，以显示这并非苏联单方面的特殊权利。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终以苏方推迟10年归还铁路，并加上如有必要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动军队而告终。
1950年2月14日晚6时，中苏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相关文件。这意味着中苏同盟正式形成，中苏两国关系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