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导师相识二十余年，不能忘记的事不少。记得有很多年，已经古稀之年的他在北京的整个冬天只穿一条单裤。我那时已游过几年冬泳，仍挡不住要比他多穿些。最近听人说，他在英国时曾从格拉斯哥徒步走到伦敦，不由又想起他骑个单车的样子。在记忆中搜索到的，还有他对人对生活的态度，从没有过什么抱怨，一如他永远慈祥而温厚的眼神和面容。
　　然于我，最鲜明而不能忘怀的，还有他的手。记忆中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是他修改我暑期写的一篇论文。1990年我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实习，工作之余积累资料写了一篇有关我国外债的文章。他指导我理清思路、反复斟酌，最后亲笔把标题定为“我国对外债务问题的初步分析”，这是尚在入门的我发表在《国际金融研究》上的第一篇论文。再一次，是他为我写考取国外大学所必需的推荐信，那时我已报考了他的博士生，记得他稳稳地签完字说，“我签名只用中文”。再后来，是他为我出版的第一部个人专著《关贸总协定与中国经济》写序。他作序不长，但教我一条：不管多么精深而繁杂的学问，终究要浅显平实地说出来，这正如他的授课和解惑，很少语出惊人，但历久而弥新。
　　他这样待我，也同样待我引荐给他的学生。记得有次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给我推荐的博士生，好像都是安徽人，瞿强、费朝晖、吴涧生等。然后他归纳说，共同点是喜欢读书、踏实肯干勤奋。他一直自谦是教员，对读书人的喜爱和对学生的责任心在他70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稍减。
　　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一再叮嘱我要谦虚谨慎。请教他的事情，他往往讲出让我意想不到的认识或判断来，而且提醒一些关键环节时，总能讲得十分透彻。他慈祥而温润的眼神，让你始终觉得，不管经历怎样的人和事，应该都能够化解或放下。这次回京任职前，我和他通了一个电话，他竟用了50多分钟，认真地给我讲家庭搬迁及此后要适应的许多问题，并引例分析，时间一长连我接电话的手也要不断换来换去，真不知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怎么长时间拿着电话而忘记疲累。不忍、心痛！
　　最后的握手，恍若来生。9月17日上午，行将与他最后的告别。我们留下的几个弟子下跪在他的灵前。我握住他的手，奢望还有些余溫。泪眼朦胧中忆起9月13日上午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空军总医院看他，他一只手吊着水但不愿躺在床上而是坐在沙发上，用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他又用了很长时间讲了很多话，反复叮嘱我“你到北京来了，要把小漆（我妻子）和你母亲安排好，家庭幸福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幸福”。我告诉他，我带来了他90大寿时的合影，放在他能看到的桌子上，弟子们都已先后过来探望他，而且会在照片里一直陪着他。11点多了我不舍离去，他挥手安慰说，“放心吧，我还能活几年！”不意，这挥手竟成永别。此时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他的手，紧紧握住的，是他传给我们的无尽的、永恒的温暖。
　　其实，何止是温暖。他传给我们的，还有质朴而超然的修养和气质、大海一样的博大胸怀、星空般的高远情怀、儒雅而厚重的仁者风范。原来，仁厚可以如海，如浩瀚星空和日月，指引着我们，穿越内心的迷茫和浮乱，走好前方的路！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数据管理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