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让·皮埃尔·朗多长期担任法国政府高级公务员，曾任法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首席执行长官，法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副秘书长，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执行行长。2006至2011年，他担任法国中央银行副行长。朗多先生在他近日的中国之行中，和《南风窗》读者分享了他对欧元前景、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以及人民币兑换改革进程的诚挚意见。
《南风窗》：你是在欧洲德高望重的金融专家，所有关心欧洲的读者大概都想问你对欧元前景的看法。欧元区是否还会继续吸纳新成员？市场上时常聚焦的南欧国家退出欧元区的猜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让·皮埃尔·朗多：我对于欧元区的信心是恒定的。欧元区整体上的货币政策议定在欧洲央行，而各个成员国在执行上则有相当的自主性。在吸纳新成员的这件事上，波兰已经具备了成为新成员的各项条件，一旦其国内完成了自身的各项程序，就可以随时成为欧元的新成员。而对于市场上出现的某个南欧国家退出欧元区的推测，我认为它更多代表了一种市场的情绪，金融市场有时会夸大或者夸张整个图景中的某个因素，而与实际的政治经济情形有一定偏差。我们对于欧元的信心是稳定的。比如人们看到欧元区的通胀持续走低，这种通胀走低的情况来自人们对安全资产的过度需求，而这个是阶段性的。
《南风窗》：现在中国国内读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的谈判问题。你怎么看待人民币进入SDR？ 进入SDR，人民币要满足的条件中，完全可自由兑换是否必需的？
让·皮埃尔·朗多：考虑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我认为人民币加入SDR不仅是一个有利于人民币发展的议题，而且它也会促进SDR自身的稳定发展。在人民币是否要完全可兑换的问题上，IMF政策本身对进入SDR的货币并不要求以完全可自由兑换为条件。SDR的要求在于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市场上广泛可用的货币（useable currency），有足够的市场广阔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由此对货币可用度予以承认。可用货币与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并不是同义替换的。没有实现货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认为人民币满足了可用货币的条件，人民币就具备了进入SDR的条件。
《南风窗》 ：中国央行已经提出了要加快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改革进程，这个大概会有利于人民币进入SDR的谈判，而对这个改革计划，中国国内的理解是不完全针对进入SDR的条件而言的。现在对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进度中国国内存在不同意见，有一种思考分类是针对整体中国经济改革来着眼的。比如一种意见认为在经济的下行期或者放慢增长期，货币自由兑换改革要更谨小慎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经济整体上处在一个放慢增长期或者下行期的可能周期阶段中，所以我们更需要大胆改革，在我们还存在改革红利没有利用的领域，放手加速推进改革，比如货币兑换制度改革，这反而会帮助我们走出放慢增长期。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意见？
让·皮埃尔·朗多：我会倾向于认同后一种意见，在放慢增长期或者下行周期中，加速推进改革。
《南风窗》：如果不改革也不会改变进入一个走缓的经济周期中的话，确实不如加速大胆改革，反而可能会收获一个不改革所不可能收获的好增长期。这一点确认后，对持不同意见的那一方，我们也可以尝试分析下他们的逻辑。如果在经济下行期，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后，中国出现快速的资本外逃，全球市场会是一个什么图景，以及这时所有的市场利益攸关者和应急政策议定者的行为反应， 全球债务投资市场、黄金市场等等，会出现什么样的行为反应链（chain of reaction）？
让·皮埃尔·朗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这个全球市场行为反应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思考。
《南风窗》：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利益攸关，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也联系着全球金融市场，我感觉这种情况下会有一种全球金融政策协同机制出现，第一种意见所担心的现象，即使短暂出现，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让·皮埃尔·朗多：你应该把这个角度写下来。我觉得中国会审慎，大家也思考。
《南风窗》：如果不对中国有特指，你怎么看待目前各国间的双边或者多边的金融稳定机制，比如外汇储备？新的全球性协同设置要发展的话，应该满足什么条件？
让·皮埃尔·朗多：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全球的外汇储备大致在一个稳定的13%到15%的增长率上持续增长，这一趋势的持续性也是独立于经济环境变化或者不受其影响的。国际储备相对于其他经济和金融的外部需求指标的比例，比如进口， GDP或者外币债务等，也是稳步增长的。所有经验和理论模型都还未能完全有力地解析这一演变。
对于这种储备行为演变，现在主要有4种解释。一是对流动性需求的性质（和规模）在发生改变。在危机阶段，外汇储备被当作维护内部和外部的金融稳定工具来使用。中央银行作为他们国内机构的最后外汇借款人承责，尤其是美元借款。外汇储备不仅用来帮助银行，在某些情形下，也会帮助那些面对显著的跨境贷款供给缩减而出现资金短缺的非银行企业。这些需求给可用外汇储备施加了压力。比如，如果不加上同美联储的货币互换，欧洲央行的外汇储备有可能将会不足以提供美元流动性需求。
二是全球资本流动的性质在发生变化。全球银行业的运营模式正在快速转向属地监管和属地当地供应资金的附属公司。同证券投资性资金流动相比，跨银行的资本流动在减少。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全球流动性的第二波流，它是由全球基金和资管经理们主导规模和方向的。这类资金流相对于银行信贷更具多变性。一些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资金的风险厌恶敏感性已经有所提高。三是流动性震动有自我放大和延续的特点。第四个是应付流动性震动的成本比较高。如果一个国家用完了外储，余下的唯一支援是IMF的有条件支援，而在与IMF的协议谈判过程中，流动性短缺可能会更为明显。
当讲到国际协同机制时，现在许多国家在使用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是其中一个广泛使用的形式。如果我们要建构新的全球性协同设置的话，理想情况下这一全球协同的最后借款来源的设置应满足“三无”标准，无附带条件，无借款上限，以及无确保性。但是要同时满足这3个标准是不太实际的。中央银行们要做的重要选择是哪一个标准是更加重要的，并且要平衡储备货币与非储备货币之间的必要性问题和局限性问题。
完全可自由兑换不是必需条件
《南风窗》：你是在欧洲德高望重的金融专家，所有关心欧洲的读者大概都想问你对欧元前景的看法。欧元区是否还会继续吸纳新成员？市场上时常聚焦的南欧国家退出欧元区的猜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让·皮埃尔·朗多：我对于欧元区的信心是恒定的。欧元区整体上的货币政策议定在欧洲央行，而各个成员国在执行上则有相当的自主性。在吸纳新成员的这件事上，波兰已经具备了成为新成员的各项条件，一旦其国内完成了自身的各项程序，就可以随时成为欧元的新成员。而对于市场上出现的某个南欧国家退出欧元区的推测，我认为它更多代表了一种市场的情绪，金融市场有时会夸大或者夸张整个图景中的某个因素，而与实际的政治经济情形有一定偏差。我们对于欧元的信心是稳定的。比如人们看到欧元区的通胀持续走低，这种通胀走低的情况来自人们对安全资产的过度需求，而这个是阶段性的。
《南风窗》：现在中国国内读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的谈判问题。你怎么看待人民币进入SDR？ 进入SDR，人民币要满足的条件中，完全可自由兑换是否必需的？
让·皮埃尔·朗多：考虑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我认为人民币加入SDR不仅是一个有利于人民币发展的议题，而且它也会促进SDR自身的稳定发展。在人民币是否要完全可兑换的问题上，IMF政策本身对进入SDR的货币并不要求以完全可自由兑换为条件。SDR的要求在于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市场上广泛可用的货币（useable currency），有足够的市场广阔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由此对货币可用度予以承认。可用货币与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并不是同义替换的。没有实现货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认为人民币满足了可用货币的条件，人民币就具备了进入SDR的条件。
经济放慢增长期可加速改革
《南风窗》 ：中国央行已经提出了要加快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改革进程，这个大概会有利于人民币进入SDR的谈判，而对这个改革计划，中国国内的理解是不完全针对进入SDR的条件而言的。现在对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进度中国国内存在不同意见，有一种思考分类是针对整体中国经济改革来着眼的。比如一种意见认为在经济的下行期或者放慢增长期，货币自由兑换改革要更谨小慎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经济整体上处在一个放慢增长期或者下行期的可能周期阶段中，所以我们更需要大胆改革，在我们还存在改革红利没有利用的领域，放手加速推进改革，比如货币兑换制度改革，这反而会帮助我们走出放慢增长期。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意见？
让·皮埃尔·朗多：我会倾向于认同后一种意见，在放慢增长期或者下行周期中，加速推进改革。
《南风窗》：如果不改革也不会改变进入一个走缓的经济周期中的话，确实不如加速大胆改革，反而可能会收获一个不改革所不可能收获的好增长期。这一点确认后，对持不同意见的那一方，我们也可以尝试分析下他们的逻辑。如果在经济下行期，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后，中国出现快速的资本外逃，全球市场会是一个什么图景，以及这时所有的市场利益攸关者和应急政策议定者的行为反应， 全球债务投资市场、黄金市场等等，会出现什么样的行为反应链（chain of reaction）？
让·皮埃尔·朗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这个全球市场行为反应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思考。
《南风窗》：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利益攸关，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也联系着全球金融市场，我感觉这种情况下会有一种全球金融政策协同机制出现，第一种意见所担心的现象，即使短暂出现，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让·皮埃尔·朗多：你应该把这个角度写下来。我觉得中国会审慎，大家也思考。
全球协同机制的“三无”标准
《南风窗》：如果不对中国有特指，你怎么看待目前各国间的双边或者多边的金融稳定机制，比如外汇储备？新的全球性协同设置要发展的话，应该满足什么条件？
让·皮埃尔·朗多：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全球的外汇储备大致在一个稳定的13%到15%的增长率上持续增长，这一趋势的持续性也是独立于经济环境变化或者不受其影响的。国际储备相对于其他经济和金融的外部需求指标的比例，比如进口， GDP或者外币债务等，也是稳步增长的。所有经验和理论模型都还未能完全有力地解析这一演变。
对于这种储备行为演变，现在主要有4种解释。一是对流动性需求的性质（和规模）在发生改变。在危机阶段，外汇储备被当作维护内部和外部的金融稳定工具来使用。中央银行作为他们国内机构的最后外汇借款人承责，尤其是美元借款。外汇储备不仅用来帮助银行，在某些情形下，也会帮助那些面对显著的跨境贷款供给缩减而出现资金短缺的非银行企业。这些需求给可用外汇储备施加了压力。比如，如果不加上同美联储的货币互换，欧洲央行的外汇储备有可能将会不足以提供美元流动性需求。
二是全球资本流动的性质在发生变化。全球银行业的运营模式正在快速转向属地监管和属地当地供应资金的附属公司。同证券投资性资金流动相比，跨银行的资本流动在减少。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全球流动性的第二波流，它是由全球基金和资管经理们主导规模和方向的。这类资金流相对于银行信贷更具多变性。一些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资金的风险厌恶敏感性已经有所提高。三是流动性震动有自我放大和延续的特点。第四个是应付流动性震动的成本比较高。如果一个国家用完了外储，余下的唯一支援是IMF的有条件支援，而在与IMF的协议谈判过程中，流动性短缺可能会更为明显。
当讲到国际协同机制时，现在许多国家在使用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是其中一个广泛使用的形式。如果我们要建构新的全球性协同设置的话，理想情况下这一全球协同的最后借款来源的设置应满足“三无”标准，无附带条件，无借款上限，以及无确保性。但是要同时满足这3个标准是不太实际的。中央银行们要做的重要选择是哪一个标准是更加重要的，并且要平衡储备货币与非储备货币之间的必要性问题和局限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