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除了在课堂之上，说话放纵、洒脱惯了的张鸣，似乎已很难用正儿八经的逻辑去思考和表达，包括他的自我介绍。“不伦不类”是一种放大了的特点概括，张鸣的文字活泼抓人、大开大合，思维风起云涌、独辟蹊径。
　　以此为底色，他写下了《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学术著作，以及《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等历史文化随笔。2011年出版《辛亥：摇晃的中国》，2012年又写成《重说中国近代史》。除了以公知的身份出现于公众视野，他从不忘记用成果告诉别人，他仍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作家。
　　《南风窗》：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会否影响你的学术研究？
　　张鸣：其实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用的都是散碎时间，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书斋里用功。我求学的路很艰辛，无法详述。大学本科读的是农业机械，是我极端厌恶的专业，本科是混过去的，幸好当时还是利用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
　　毕业后当老师，别人看不起我，我又去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上了文科。没日没夜地泡图书馆，不停看，不停抄，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大麻袋当时抄的卡片。
　　1987年毕业，论文是《武夫治国梦》，算是我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毕业后，北京风气十分浮躁，大家都乱侃、瞎扯，我觉得没意思，回到北大荒农村去用功读书六七年，打下更扎实的学术根基。这一回去，与一场风波擦肩而过，同时也出不来了，一直到1994年考上人大博士生才回到北京。
　　《南风窗》：你写过不少畅销的史学著作，思维逻辑、语言风格都一扫严肃史学著作普遍的沉闷艰涩，你是有意识地去迎合社会需要吗？
　　张鸣：我一直都是这风格，写论文也是这么写。
　　文史不分家，文章首先要好看，史学文章当然也要好看。但我跟通俗史家有区别，我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里面还是有严肃史学的探索诉求。
　　《南风窗》： “文革”的经历对你的人生影响很大，你现在执著于一些价值争论，是否与此有关？
　　张鸣：是的，不要以为历史已成过去，它有可能反复。
　　韩德强因意识形态问题当街扇老人耳光就是一个表现。高校不像话，大学没底线，还用意识形态的外衣去掩盖。对韩德强我一定揪住不放，天天在微博喊，一年不回应，我喊它两三年。学校可以有左右立场，但是非观应该是一样的。
　　现在的学生还有个毛病，喜欢打老师的小报告。课堂上我说个观点，就有学生告到校领导那里。我在课堂上说，有事摆到门面上来说，不要搞鬼蜮手段，这种情形让人想起过去。
　　《南风窗》：你的性格会不会让你不断树立新的敌人？
　　张鸣：我用微博的时间越长，树敌就越多，但朋友也越多。微博上总有人喊着要对我动武，要来杀了我。有一次演讲前就有人扬言要来砸场子，来到之后还算斯文，只是抢走了话筒，没动手。讨论问题，各自自圆其说就是，大批判式的谩骂毫无力量。
　　《南风窗》： “公知”这个名称，现在逐渐被污名化了，你是否介意被称为“公知”？
　　张鸣：我其实从来没想过要做公知，现实使然。2003年之后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我的性格让我很难保持沉默。后来有了微博，批判也就逐步延伸到更多社会领域，成为了一种习惯。
　　这里头有好多人往里掺和，他们根本不是公知，造成泥沙俱下，公知自然就被污名化了。我认为“公知”不应该为此担责。以前一直觉得，其实我还够不上一个“公知”，“公知”是高要求的。现在“公知”似乎不好听，但我也不反感，我就是。
　　《南风窗》：成为公知，难免会有一些不理性、不冷静的争端，你以前也骂人，还跟人约架，有没有考虑社会观感的问题？
　　张鸣：微博这东西，你说话方便，别人骂你也方便。一开始很愤怒，没考虑什么知识分子的仪态。我也是个人，不吐不快，所以也骂了人，还约过架，但没真打过。现在慢慢好了，不骂人不约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做过的事情后悔，我不后悔。
　　骂人、约架看上去有点乱，但我从不昧良心，我要是愿意昧良心我早就发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