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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这把令很多导演敬而远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被林超贤摘下，握在手中杀出一条生路。
《红海行动》票房超过36亿，在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二。此前同样口碑与票房双双获得丰收的同类影片是《湄公河行动》。它们与官方合作（海军与公安部），改编自真实事件，从筹备起就带着主旋律味道，而成片则是典型的商业作品。
作为两部影片的导演，53岁的林超贤第一次彻彻底底被推到了台前。
他是陈嘉上的徒弟，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以拍摄动作片为主，将张家辉与谢霆锋捧上影帝宝座，“行动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前一直缺乏叫好叫座的代表作。“师傅”陈嘉上、林岭东，同辈叶伟信、陈木胜，在港片的黄金时代，都贡献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经典作品。
那么，成就主旋律与商业电影融合创新的导演为什么是他？
回顾林超贤的北上之路，从《证人》到《破风》，他的作品日渐精良，不乏机巧。在一批老牌香港导演被观众质疑为何频出烂片时，他的影片票房尚可、口碑稳中有升。林超贤坚持拍摄动作片，对动作的恰当理解与大场面的娴熟操控堪称业内翘楚。
与博纳的合作也是成功重要因素。离开了日益没落的香港电影市场，内地充足的投资使他得以放开手脚。
拍片20余年，林超贤的性格没有变过：条条框框内，他会做到最好。主旋律——这把令很多导演敬而远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被林超贤摘下，握在手中杀出一条生路。
他入行时，香港电影正处于黄金时代。等当上导演，黄金时代只剩了个尾巴。1998年，刚获金像奖准备大展宏图的林超贤，接连遇上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电影盗版潮、SARS。香港导演纷纷北上，林超贤一度无片可拍。
向林超贤的前半生回望，会看到一个折磨与坚持角力的故事：一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如何因时代流变成为失意者，郁郁不得志近10年后北上重生，并成为主旋律商业电影的最佳人选。
陈嘉上认为，林超贤在《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中的一些处理是他完全不能超越的，“对镜头的掌控，天啊，这王八蛋太厉害了！”见到师傅徐克，陈嘉上对他说：“我虽然比不过你，但我的徒弟超过了你的徒弟”。
“嘭！”又一声枪响，那是导演林超贤用来代替“Action”的信号。
自从来了摩洛哥，他枪不离手。拍摄现场沙尘漫天、风声呼啸，只有枪声能生生杀入人耳。演员海清害怕和林超贤坐同一辆车，他总是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枪，她怕走火。
林超贤似乎对枪有着格外的热忱。他的故事正是从寻一支特别的枪开始的。
1991年，导演陈嘉上筹拍电影《神探馬如龙》，副导演林超贤提出给主演刘松仁加入快枪手的设定。为拍出新意，又考虑到运动射击对器材的需求，陈嘉上希望林超贤找到一支特别的枪——口径不大、单发制、压腕贴合用枪人的手腕特性。在陈嘉上印象中，正是从那时开始，林超贤爱上了枪械。“带个头多好玩，大家都没有（研究枪），他来弄。”
林超贤跑遍香港，赶制出一支枪。开拍前，他和刘松仁一起去射击场练习。枪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林超贤的生命中，此后他参与的影片都有警察的存在。高中毕业考警察没考上，未竟的职业理想以另一种形式回归生活，他将专业知识迅速补足，兴趣亦由枪械转移到枪与人的关系。“警察用枪，受到法律规管，更谨慎。军人用枪，目的是解决敌人，直接利落。匪徒用枪，一通乱打，只求自保。”
研究透一个人如何用枪，他开始研究一群人如何用枪。小分队怎么攻敌、如何破门、怎样擒敌；一支队伍从哪里偷袭、在哪里佯攻、如何迎敌……他都钻研过。
对动作的钟爱也在拍摄《神探马如龙》期间显现。一场中枪滚下楼梯的戏，林超贤的想法与武术指导不同，他向陈嘉上解说机器该如何摆、人要怎么走位。这场戏没有预算、没有替身，林超贤自己上，咚咚咚滚下去，差点撞到摄像机。
入行早期，他时常一帧帧观看好莱坞动作片，分析拍摄手法，和同期入行的罗礼贤研究爆破，后来几乎一手操办了陈嘉上所有电影的动作场面。陈嘉上毫不吝惜对林超贤的赞美：他是香港最能跟好莱坞制作水平有得一拼的导演。相识多年的合作伙伴兼挚友梁凤英多次说：“林超贤就是中国的迈克尔·贝。”
入行算顺利，第二部作品《野兽刑警》就让他获得了第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只怪时运不济，亚洲金融危机、盗版电影潮、SARS接踵而来，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草草收尾，又断崖式下跌。他在风华正茂准备大展拳脚的年头郁郁不得志，中途甚至停了两年去教书。等回过神来，香港导演纷纷北上，他在2008年也搭上合拍片的车。
资金的流入为林超贤插上了翅膀，充足的资源也让当年播下的种子开出了花。
从《证人》开始，林超贤影片的场面愈发浩荡、规模愈发宏大，到了《红海行动》，虽讲的是小分队的故事，但多方角力让局面紧张激烈，世界观也相较他从前的作品更为广阔。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几位同行无不佩服地对他说：“就算给我同样的预算，我也拍不出《红海行动》的场面。”
如果说，从《证人》到《破风》，林超贤终于找到了呈现个人风格的最好形式，那么与公安部合作的《湄公河行动》和与海军合作的《红海行动》则将林超贤带入了新的局面——原来主旋律电影可以成功商业化，人物不刻板、剧情引人入胜，而完成这一切的，还是一名香港导演。
在找到第一支特殊的枪、学会用枪、丢掉枪之后，林超贤又寻了一把特殊的枪，它打破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看似不可共存的现状，消除香港导演对内地电影的水土不服，也让林超贤成为了同类影片的最佳操盘手。
林超贤成为第一个与官方合作的香港导演。一连串筹备会议迎面而来。10多个专家，头衔长到记不住，围成一桌分析拍摄构思，专家不是电影行业中人，主要从剧本思想与人物形象上提出修改意见，艺术创作和艺术想法则放在次要位置。 《湄公河行动》最初的版本中，几位中方警察去泰国卧底，在黑暗世界求生存，躲过危机再将犯人带回国。由于卧底生存方式复杂，涉及到影响警察形象问题而作罢。到拍摄前已经改了20多稿。林超贤最后说，“如果不接受那我就不拍了”，博纳影业CEO于冬与公安部高层沟通，才确定下基本方案：先拍，回来看片再决定可不可以，需不需要补拍。
内地演员的表演方式让林超贤感到陌生。陈宝国饰演一位领导，一举手一投足，林超贤不知道对还是不对。“真实的他们讲话是这样吗？我之前生活在香港，对所有人的状态都清楚，我能有判断。我对国语的理解没有那么准，一句话顺序不一样意思也完全不一样。”或许是有了前车之鉴，后來拍摄的《红海行动》中的文戏大幅度减少，只留下必要的对白。
拍完回来，又是一系列专家研讨会。一番争论后样片送到了领导办公室，回复“好看”。林超贤发现，这是和官方合作的一个程序，“大家提意见，领导拍板。我遇到的领导都很开明。”
《湄公河行动》在201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整体低迷的情况下，连续7天逆跌，最终获得了11.84亿人民币的票房。这部作品靠着紧张的节奏、真枪实弹的场面，杀出一条口碑和票房双赢的“血路”，带有实验性质的合作成了，它也成了林超贤手中的一支“新枪”。
他接着投入了《红海行动》的拍摄。有了《湄公河行动》的先例，同样是与官方合作的《红海行动》顺利不少。“《湄公河行动》做了一个示范，原来可以这么去做。后面就没这么严了，《红海行动》在创作上没有太大问题。”
2015年7月，海军军方决定围绕撤侨创作一个电影剧本，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经过市场调查发现，博纳影视做过《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又在筹备《建军大业》，有成功的拍摄经验。
于冬牵线，林超贤与军方进行了更详细的沟通。海军的支持颇为慷慨：拍摄背景是也门撤侨事件，具体内容尽管想，需要什么支持都可以配合。“但想法和预算提前半年或至少四个月确定。我们要一个一个程序过，需要提前申请。对你们来说是拍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行动，需要很多部门安排、配合。”林超贤提出的条件是，不能干涉角色塑造，在不触及根本问题的情况下，保证绝对的创作自由。
在拍摄一场军舰戏时，监制梁凤英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军队的严格。定好通告后，天气预报显示会有一场台风打到湛江。出于对演职人员安全的考虑，梁凤英向军事制片主任王强提出取消通告。王强一顿痛骂，“我们是军队，军令如山，刮风下雨也不能改。”哪怕午餐迟到了3分钟，王强也会打电话来投诉：“200多个海军在这边，说好12点到，他们肚子已经饿了，为什么迟到了3分钟？”“我入行30年，从来都觉得我是专业的。这次好像被挑战了。现在明白，跟官方合作，必须要明确，一切想清楚，说了就不能改。”
原本林超贤设置了一段蛟龙队员与另一个国家团队一起行动的戏，但军方考虑到国家问题而作罢。他转而将故事核心放到展现“使命感”上，在他的构想中，蛟龙队员展现的是军人的使命感，海清饰演的女记者则代表了普通人的使命感。最后的抢黄饼事件中，两股使命感汇合，平凡人激发了军人，军人也成了平凡人，话题指向中心思想：每个人都拥有使命感。
涉及军事机密的部分不能拍。军舰的作战指挥中心有所有的操作系统和电脑，商量作战方案也在那个空间，不能曝光。片中呈现的指挥中心是自己搭的，更大，也更利于拍摄。
小冲突也是有的，林超贤为8名蛟龙队员特制了贴身便服，拍摄时军方代表要求用海军真实的便服。真实便服相对宽松，欠缺美感，林超贤反对。最终海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但成片中林超贤考虑到画面美感，将那场戏剪掉了。
沟通耗去大量时间。梁凤英负责斡旋，不够流利的国语并不是唯一的障碍。“直接表达，担心因语言不同产生误解，越来越发觉少了一个中间沟通的角色。对方是军方，我们是香港团队，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希望能有一个有一定位置的人在我们之间成为一个桥梁。”林超贤总结。几次合作下来，他的普通话标准多了。
海军如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林超贤最多动用6艘军舰一起出海，再用直升机航拍，“临沂舰”是刚入列的新舰，造价14亿。UH-1多功能战地直升机、C-130大力神涡桨运输机等现役主力装备一一登场亮相。
于冬在林超贤办公室看了第一个3小时粗剪版，声效特效都没有，他一口水没喝看完了。放完电影，他马上拥抱了林超贤，第一句话是“你先让我去上个厕所”。海军方面原本以为是与《战狼2》类似的呈现形式，但实际看片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从《湄公河行动》开始，于冬有意识地加强主旋律基调，海报上的口号是“热血报国”，《红海行动》从一开始就向观众传递信息：这是关于中国强军梦的大片。
观众对此颇为买账，林超贤将自己推上主旋律商业片的巅峰位置。
《红海行动》拍摄使用的武器都是真枪实弹，子弹虽经过处理，但依然有火药在里面，“全真武器和装备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林超贤说，“很多同行拍动作只是为了电影效果，我也追求，但我不会太不符合现实。”
《红海行动》的成功引来了美国制作公司的橄榄枝。当好莱坞真正找上门时，梁凤英反倒没有愿望实现的激动了，“我希望他有成就，但好莱坞有它的制度，他不一定会习惯。他需要创作的自由，我们现在有条件，为什么还去好莱坞呢？”
林超贤的办公室已经从尖沙嘴的小房间移到了观塘宽阔的写字楼，落地窗外是蔚蓝的海。办公室两面墙摆满了超级英雄的手办和各类枪支模型，这代表了他作品的两个主要特色——英雄一般的使命感与永不缺席的枪炮轰鸣。Batman（蝙蝠侠）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最爱的超级英雄，因为在他身上，“有强大的时候，也有软弱的部分，能感受到超级英雄也有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电影角色的重要着力点。枪支模型早已和当年找寻的那把特殊的枪不同了，它们更先进、更精密、更帅气。
他坚持每天运动，紧身运动衣让这位53岁的中年人看起来依然结实有力。这副从未停息的身体也将带着他找寻“新枪”。
好莱坞会是那支新枪吗？
（陈然荐自《南方人物周刊》）
《红海行动》票房超过36亿，在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位列第二。此前同样口碑与票房双双获得丰收的同类影片是《湄公河行动》。它们与官方合作（海军与公安部），改编自真实事件，从筹备起就带着主旋律味道，而成片则是典型的商业作品。
作为两部影片的导演，53岁的林超贤第一次彻彻底底被推到了台前。
他是陈嘉上的徒弟，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以拍摄动作片为主，将张家辉与谢霆锋捧上影帝宝座，“行动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前一直缺乏叫好叫座的代表作。“师傅”陈嘉上、林岭东，同辈叶伟信、陈木胜，在港片的黄金时代，都贡献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经典作品。
那么，成就主旋律与商业电影融合创新的导演为什么是他？
回顾林超贤的北上之路，从《证人》到《破风》，他的作品日渐精良，不乏机巧。在一批老牌香港导演被观众质疑为何频出烂片时，他的影片票房尚可、口碑稳中有升。林超贤坚持拍摄动作片，对动作的恰当理解与大场面的娴熟操控堪称业内翘楚。
与博纳的合作也是成功重要因素。离开了日益没落的香港电影市场，内地充足的投资使他得以放开手脚。
拍片20余年，林超贤的性格没有变过：条条框框内，他会做到最好。主旋律——这把令很多导演敬而远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被林超贤摘下，握在手中杀出一条生路。
他入行时，香港电影正处于黄金时代。等当上导演，黄金时代只剩了个尾巴。1998年，刚获金像奖准备大展宏图的林超贤，接连遇上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电影盗版潮、SARS。香港导演纷纷北上，林超贤一度无片可拍。
向林超贤的前半生回望，会看到一个折磨与坚持角力的故事：一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人，如何因时代流变成为失意者，郁郁不得志近10年后北上重生，并成为主旋律商业电影的最佳人选。
第一支枪
陈嘉上认为，林超贤在《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中的一些处理是他完全不能超越的，“对镜头的掌控，天啊，这王八蛋太厉害了！”见到师傅徐克，陈嘉上对他说：“我虽然比不过你，但我的徒弟超过了你的徒弟”。
“嘭！”又一声枪响，那是导演林超贤用来代替“Action”的信号。
自从来了摩洛哥，他枪不离手。拍摄现场沙尘漫天、风声呼啸，只有枪声能生生杀入人耳。演员海清害怕和林超贤坐同一辆车，他总是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枪，她怕走火。
林超贤似乎对枪有着格外的热忱。他的故事正是从寻一支特别的枪开始的。
1991年，导演陈嘉上筹拍电影《神探馬如龙》，副导演林超贤提出给主演刘松仁加入快枪手的设定。为拍出新意，又考虑到运动射击对器材的需求，陈嘉上希望林超贤找到一支特别的枪——口径不大、单发制、压腕贴合用枪人的手腕特性。在陈嘉上印象中，正是从那时开始，林超贤爱上了枪械。“带个头多好玩，大家都没有（研究枪），他来弄。”
林超贤跑遍香港，赶制出一支枪。开拍前，他和刘松仁一起去射击场练习。枪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林超贤的生命中，此后他参与的影片都有警察的存在。高中毕业考警察没考上，未竟的职业理想以另一种形式回归生活，他将专业知识迅速补足，兴趣亦由枪械转移到枪与人的关系。“警察用枪，受到法律规管，更谨慎。军人用枪，目的是解决敌人，直接利落。匪徒用枪，一通乱打，只求自保。”
研究透一个人如何用枪，他开始研究一群人如何用枪。小分队怎么攻敌、如何破门、怎样擒敌；一支队伍从哪里偷袭、在哪里佯攻、如何迎敌……他都钻研过。
对动作的钟爱也在拍摄《神探马如龙》期间显现。一场中枪滚下楼梯的戏，林超贤的想法与武术指导不同，他向陈嘉上解说机器该如何摆、人要怎么走位。这场戏没有预算、没有替身，林超贤自己上，咚咚咚滚下去，差点撞到摄像机。
入行早期，他时常一帧帧观看好莱坞动作片，分析拍摄手法，和同期入行的罗礼贤研究爆破，后来几乎一手操办了陈嘉上所有电影的动作场面。陈嘉上毫不吝惜对林超贤的赞美：他是香港最能跟好莱坞制作水平有得一拼的导演。相识多年的合作伙伴兼挚友梁凤英多次说：“林超贤就是中国的迈克尔·贝。”
入行算顺利，第二部作品《野兽刑警》就让他获得了第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只怪时运不济，亚洲金融危机、盗版电影潮、SARS接踵而来，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草草收尾，又断崖式下跌。他在风华正茂准备大展拳脚的年头郁郁不得志，中途甚至停了两年去教书。等回过神来，香港导演纷纷北上，他在2008年也搭上合拍片的车。
资金的流入为林超贤插上了翅膀，充足的资源也让当年播下的种子开出了花。
从《证人》开始，林超贤影片的场面愈发浩荡、规模愈发宏大，到了《红海行动》，虽讲的是小分队的故事，但多方角力让局面紧张激烈，世界观也相较他从前的作品更为广阔。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几位同行无不佩服地对他说：“就算给我同样的预算，我也拍不出《红海行动》的场面。”
如果说，从《证人》到《破风》，林超贤终于找到了呈现个人风格的最好形式，那么与公安部合作的《湄公河行动》和与海军合作的《红海行动》则将林超贤带入了新的局面——原来主旋律电影可以成功商业化，人物不刻板、剧情引人入胜，而完成这一切的，还是一名香港导演。
在找到第一支特殊的枪、学会用枪、丢掉枪之后，林超贤又寻了一把特殊的枪，它打破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片看似不可共存的现状，消除香港导演对内地电影的水土不服，也让林超贤成为了同类影片的最佳操盘手。
主旋律商业片
林超贤成为第一个与官方合作的香港导演。一连串筹备会议迎面而来。10多个专家，头衔长到记不住，围成一桌分析拍摄构思，专家不是电影行业中人，主要从剧本思想与人物形象上提出修改意见，艺术创作和艺术想法则放在次要位置。 《湄公河行动》最初的版本中，几位中方警察去泰国卧底，在黑暗世界求生存，躲过危机再将犯人带回国。由于卧底生存方式复杂，涉及到影响警察形象问题而作罢。到拍摄前已经改了20多稿。林超贤最后说，“如果不接受那我就不拍了”，博纳影业CEO于冬与公安部高层沟通，才确定下基本方案：先拍，回来看片再决定可不可以，需不需要补拍。
内地演员的表演方式让林超贤感到陌生。陈宝国饰演一位领导，一举手一投足，林超贤不知道对还是不对。“真实的他们讲话是这样吗？我之前生活在香港，对所有人的状态都清楚，我能有判断。我对国语的理解没有那么准，一句话顺序不一样意思也完全不一样。”或许是有了前车之鉴，后來拍摄的《红海行动》中的文戏大幅度减少，只留下必要的对白。
拍完回来，又是一系列专家研讨会。一番争论后样片送到了领导办公室，回复“好看”。林超贤发现，这是和官方合作的一个程序，“大家提意见，领导拍板。我遇到的领导都很开明。”
《湄公河行动》在201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整体低迷的情况下，连续7天逆跌，最终获得了11.84亿人民币的票房。这部作品靠着紧张的节奏、真枪实弹的场面，杀出一条口碑和票房双赢的“血路”，带有实验性质的合作成了，它也成了林超贤手中的一支“新枪”。
他接着投入了《红海行动》的拍摄。有了《湄公河行动》的先例，同样是与官方合作的《红海行动》顺利不少。“《湄公河行动》做了一个示范，原来可以这么去做。后面就没这么严了，《红海行动》在创作上没有太大问题。”
2015年7月，海军军方决定围绕撤侨创作一个电影剧本，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经过市场调查发现，博纳影视做过《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又在筹备《建军大业》，有成功的拍摄经验。
于冬牵线，林超贤与军方进行了更详细的沟通。海军的支持颇为慷慨：拍摄背景是也门撤侨事件，具体内容尽管想，需要什么支持都可以配合。“但想法和预算提前半年或至少四个月确定。我们要一个一个程序过，需要提前申请。对你们来说是拍一部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行动，需要很多部门安排、配合。”林超贤提出的条件是，不能干涉角色塑造，在不触及根本问题的情况下，保证绝对的创作自由。
在拍摄一场军舰戏时，监制梁凤英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军队的严格。定好通告后，天气预报显示会有一场台风打到湛江。出于对演职人员安全的考虑，梁凤英向军事制片主任王强提出取消通告。王强一顿痛骂，“我们是军队，军令如山，刮风下雨也不能改。”哪怕午餐迟到了3分钟，王强也会打电话来投诉：“200多个海军在这边，说好12点到，他们肚子已经饿了，为什么迟到了3分钟？”“我入行30年，从来都觉得我是专业的。这次好像被挑战了。现在明白，跟官方合作，必须要明确，一切想清楚，说了就不能改。”
原本林超贤设置了一段蛟龙队员与另一个国家团队一起行动的戏，但军方考虑到国家问题而作罢。他转而将故事核心放到展现“使命感”上，在他的构想中，蛟龙队员展现的是军人的使命感，海清饰演的女记者则代表了普通人的使命感。最后的抢黄饼事件中，两股使命感汇合，平凡人激发了军人，军人也成了平凡人，话题指向中心思想：每个人都拥有使命感。
涉及军事机密的部分不能拍。军舰的作战指挥中心有所有的操作系统和电脑，商量作战方案也在那个空间，不能曝光。片中呈现的指挥中心是自己搭的，更大，也更利于拍摄。
小冲突也是有的，林超贤为8名蛟龙队员特制了贴身便服，拍摄时军方代表要求用海军真实的便服。真实便服相对宽松，欠缺美感，林超贤反对。最终海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但成片中林超贤考虑到画面美感，将那场戏剪掉了。
沟通耗去大量时间。梁凤英负责斡旋，不够流利的国语并不是唯一的障碍。“直接表达，担心因语言不同产生误解，越来越发觉少了一个中间沟通的角色。对方是军方，我们是香港团队，下次有机会再合作，希望能有一个有一定位置的人在我们之间成为一个桥梁。”林超贤总结。几次合作下来，他的普通话标准多了。
海军如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林超贤最多动用6艘军舰一起出海，再用直升机航拍，“临沂舰”是刚入列的新舰，造价14亿。UH-1多功能战地直升机、C-130大力神涡桨运输机等现役主力装备一一登场亮相。
于冬在林超贤办公室看了第一个3小时粗剪版，声效特效都没有，他一口水没喝看完了。放完电影，他马上拥抱了林超贤，第一句话是“你先让我去上个厕所”。海军方面原本以为是与《战狼2》类似的呈现形式，但实际看片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从《湄公河行动》开始，于冬有意识地加强主旋律基调，海报上的口号是“热血报国”，《红海行动》从一开始就向观众传递信息：这是关于中国强军梦的大片。
观众对此颇为买账，林超贤将自己推上主旋律商业片的巅峰位置。
为什么还去好莱坞呢？
《红海行动》拍摄使用的武器都是真枪实弹，子弹虽经过处理，但依然有火药在里面，“全真武器和装备呈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林超贤说，“很多同行拍动作只是为了电影效果，我也追求，但我不会太不符合现实。”
《红海行动》的成功引来了美国制作公司的橄榄枝。当好莱坞真正找上门时，梁凤英反倒没有愿望实现的激动了，“我希望他有成就，但好莱坞有它的制度，他不一定会习惯。他需要创作的自由，我们现在有条件，为什么还去好莱坞呢？”
林超贤的办公室已经从尖沙嘴的小房间移到了观塘宽阔的写字楼，落地窗外是蔚蓝的海。办公室两面墙摆满了超级英雄的手办和各类枪支模型，这代表了他作品的两个主要特色——英雄一般的使命感与永不缺席的枪炮轰鸣。Batman（蝙蝠侠）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最爱的超级英雄，因为在他身上，“有强大的时候，也有软弱的部分，能感受到超级英雄也有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电影角色的重要着力点。枪支模型早已和当年找寻的那把特殊的枪不同了，它们更先进、更精密、更帅气。
他坚持每天运动，紧身运动衣让这位53岁的中年人看起来依然结实有力。这副从未停息的身体也将带着他找寻“新枪”。
好莱坞会是那支新枪吗？
（陈然荐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