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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南郊科技园区，丈八东路。如果你走进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的大门，就会注意到一座六层高的大楼，10根巨大的方柱分列两边，其中的9根柱子上，各挂着一幅巨幅人像。这些都是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在国家层面有重大影响的科研项目的总师照片。这座建于上世纪末的科研楼，按照时任所长邹汝平的设想，就是研究所的“科技殿堂”。“等到这10根柱子都挂上了照片，研究所会有不一样的天地了吧。”在建设这座楼时，邹汝平是这么想的。只是，他没有想到，大楼建成后才18年，总师的照片，就要挂满了柱子。2018年1月8日，在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作为总师单位的“红箭-10”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的总设计师就是邹汝平。
二十余年磨一“箭”
“红箭-10”是我国首型可精确打击各类坦克装甲、坚固工事及低空飞行目标的一体化先进多用途导弹武器系统，具有攻击目标种类多、信息化程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可连续多目标打击、适应复杂交战环境、可动态调整攻击任务、即时进行毁伤效果评估等先进技术特质，被外媒称为“坦克收割机”“把射手的眼睛放在了导弹身上”。 “红箭-10”在我军反坦克导弹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实现了陆军主战装备性能的跨代提升。
创造历史的，是邹汝平带领的一个包含系统内外十余家单位500余人的研发团队，是20余年时光的磨砺。
1989年，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开展光纤制导技术的概念研究。在总研究师张振家的带领下，入所6年的邹汝平、入所刚两年的张延风，还有一直从事光纤研究的崔得东等，都加入了这个队伍。从概念研究到专项技术攻关再到系统集成演示验证，9年磨砺，光纤图像制导技术得到突破，演示验证得到了部队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
然而，演示验证的成功，并没有立即如期望的那样带来型号立项。
技术怎么办？队伍怎么办？刚担任所长的邹汝平决定：技术有前途，队伍不能散。世纪之交的中国，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投入正逐步加大，这个最初叫做“远程反坦克导弹”项目留下来的成员，靠着邹汝平和前任所长王兴治院士“化缘”来的500万元，在“冷板凳”上，度过了8年时光。在这8年里，总体组负责人张延风不是在写技术材料，就是在向有关方面汇报。8年下来，他手写的技术汇报、方案等材料，摞起来比他的办公桌还高。
如果说演示验证成功前的十来年，是对研究所技术攻关的磨砺，那么演示验证后的8年“冷板凳”，是对研究人员心性的磨砺，而从“红箭-10”进入型号立项准备，则是对整个团队全方位的磨砺。
“红箭-10”采用的新技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50%以上，整个研制过程中，诞生了上百项发明专利，200余项国防专利。从技术方案的论证确定、性能评估、数据分析、技术攻关到靶场试验，几乎所有关键的重要技术分析决策，都由总师邹汝平主持完成。“每一项技术方案的最后决策，都由他拍板;每一次重要试验，他明明可以在显示屏上观看发射情况，却总是在离发射车二三十米的近处直接看，以便最直观地发现问题。”当年在“红箭-10”项目主管电气软件检测测试的副总师徐宏伟说，“虽然现在干的事比‘红箭-10’简单得多，但真正全面负责项目后，才体会到邹院长当年承受的压力。”而他，现在已是好几个项目的总师。
作为常务副总师的张延风，在技术论证过程中，面对邹汝平坚持的几个技术先进，但可靠性在当时很难实现的决策，也有不同的意见，但“邹院长的技术思想过硬，无论是集团公司还是军方提出的技术要求，甚至是军方都没有想到的一些性能，邹院长都考虑到了。他在技术决策时坚持了两点：一要满足作战需求，二要适应技术发展的趋势。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前瞻性。”
2011年，“红箭-10”在军方某基地进行设计定型试验时，出现了两发掉弹。如果不归零，试验就面临退场，团队数百人的心血即将化为乌有;集团公司的信誉和转型升级，都会受到重大的负面影响。邹汝平带着试验团队在前方，连同后方的支援团队一起，三天三夜没睡觉，复现、计算、分析。弹上的数据记录仪，以及2005年一次试验失败后开发出的一套高效的试验数据自动处理软件发挥了重要作用。3天后，原因定位，军方对此難以置信。“红箭-10”项目转危为安。
“站到桌子上再跳一跳，我们也要够到”
在一次防务展上，北方工业展台的远程制导火箭——火龙280A引起了多方兴趣。随后，某国即签订了产品及技术购买合同。“20年前，你们是我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我们……”合同签订后的酒会上，对方负责人这样说。
世纪之交，作为现代化新型陆军体系作战能力科研制造的主体，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提出了发展远程制导武器发展战略。抓总研制任务，落到了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邹汝平担任了项目总师（后转为项目的行政总指挥）。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成立以来自筹经费研发的最大的一个项目，事关整个集团新领域的拓展。邹汝平跟大家交底： “这不是我们跳一跳就能够着的，而是要站在桌子上再跳一跳才能够着的，但我们必须要去够着！”
邹汝平提出了从四个体系来考虑项目。在产品体系上，要做体系化的产品策划，要去创造需求;在技术体系上，要对技术进行分解，哪些是现有的，哪些是要去突破的，哪些是关键技术;在人才体系上，要有新的人才体系;在管理体系上，要协调好所内、集团内和集团外参研单位的研究进度。这四个体系策划，成了这个项目走远的基石。
一个包含了9家参研单位的“国家队”组成。已经担任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的邹汝平，开启了周五晚上到西安与项目组讨论，周日晚上回北京上班的日常。
弹药行业，动力先行。发动机的研制任务交到了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火龙280A发动机的口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尺寸，是之前最大口径的4倍还多。项目组的压力可想而知。邹汝平提出了研发思路：“体系性策划，开放式合作，模块化设计”，同时，告诉副总设计师邓恒带领的发动机团队： “放开手去干。干成了是你们的，干不成是我的。”当发动机第一次点火取得成功，邓恒热泪纵横。“人品决定产品啊！”邹汝平在与团队一起庆贺时说。 “院长挺神的！”入所7年即在一个重要项目中担任副总师的李学锋，对院长邹汝平充满崇拜， “院长的体系策划，让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阶段性成果已经不小，但如今，团队还在继续前行。
初心也即平常心
1983年的夏天，还不满21岁的邹汝平，从家乡威海来到了青华山下的研究所。那个时候，对于未来，他并没有想太多。来之前，母校北京理工大学的辅导员说：“你是学导弹的，给你分配去搞反坦克导弹最厉害的单位吧。”就这样，带着家人对大西北荒漠的想象，邹汝平来到青华山脚下，一头扎进了当时正进入研制后期的“红箭-8”项目。
吸引年轻的邹汝平的，还有研究所包容的氛围和如家人一样的情感。工作上，跟着前辈们不断进步。邹汝平对新技术、新产品有很强的好奇心。研究所的第一台微机、第一台扫描仪，都是当时无职无权的邹汝平打报告经所里批准引进的。生活上，过年回不了家，第一次在单位过年，就被组长领回家吃饺子;进城出差，也被年长的同事带到家中去改善伙食。
“实话实说，当初真的没有想过要为国防事业奋斗终身，要创造世界第一，等等。就是想着去做事。”在有限的几次接受采访时，邹汝平总是这么说。
在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多数人对邹汝平的称呼，不是他在研究所时的“邹所长”，也不是他当前在集团公司的“邹总工程师”，而是“邹院长”——这是邹汝平2009年离开研究所所长这个职务后的第一个职务——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这是既带有挽留，也带有祝福的一个称呼。那次集团公司在研究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邹汝平职务变动时，研究所第一次在会议上给参会人员上了毛巾——太多人因为不舍而泣不成声。
“邹院长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在研究所，年轻人都愿意加入邹院长为总师的团队。”副所长郑菊红说。
因为，“邹院长的要求，那是出名的严格啊！”
这一点，他的学生王琨深有体会。那时他刚毕业没多久，刚到所里。老员工们都去试验了，给他留了一份文件，让他去找“邹所长”会签。当时，邹所长就把文件留下来了。不久，室主任带着邹所长到了办公室，亲自把文件送过来，又给王琨讲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在文件里，还有邹所长写下的计算公式推导，指出按照文件中的公式，输入得不到正确输出。2007年3月份，王琨的硕士论文开题。他把开题报告发给了在基地试验的大导师邹汝平。在开题报告封面的背面，邹汝平写上了满满的意见建议，研究的方向、文章的层次，细细地指点，甚至是标点符号的错误也标出来了。这让王琨感到万分惭愧。在正式答辩时，王琨的硕士论文被所里评为第一名。
“红箭-10”项目快结束时，为培养新人，后期的外场试验现场指挥交给了主任设计师刘钧圣。初次指挥，压力大，出现了一点问题，刘钧圣的心里颇为忐忑。晚上开会总结，邹汝平说， “刘钧圣的指挥没有问题，以后要注意……”已经是一部主任的刘钧圣，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给我犯错的机会，帮我树立了信心。”
在批评、表扬和严格要求中，年轻人在邹汝平的团队中得到很快的成长。
1977年出生的马清华，到研究所做博士后，被邹汝平留了下来，在2008年底进入了“红箭-10”总师组，如今已经是技术部主任，成了研究所防空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2006年入所的方飛，是被邹汝平赶着在管理方法上改进的。随着研究所同步实施的项目增多，以往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需求。邹汝平对管理模式创新提出了要求，要学习“一页纸管理计划”。邹汝平前前后后改了十几稿，“一页纸管理计划”定稿。“现在，要干什么，怎么干，出现问题怎么解决，都心中有数了。对我管理水平的提升很有帮助。”
因为，跟着邹院长干，舒心哪！
“有他在现场，大家都非常安心。”2006年入所，即将在项目中担任副总师的陈韵说。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真正干事、心无旁骛的人。他技术思想过硬，在技术上你骗不了他。跟着他干比较舒心，出了偏差，他也不会记仇。”张延风说。
在邹汝平的带领下， “红箭-10”及一系列项目“功成名就”，但对兵器科技体系及研究所来说，更重要的是科研平台、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人才队伍的强大。光纤技术体系建立起来了，多用途导弹技术体系进一步确立，飞控一体化实验室建立了，仿真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一部包含了十几册书的《反坦克导弹技术》丛书即将出版……
如今， “红箭-10”最初的副总师们，都已经成了中国兵器科技带头人，带着一帮更年轻的科研人员，去争取了新的项目;当年的主任设计师们，也在各自的领域里披荆斩棘，不断收获。56岁的邹汝平，依旧频繁往返于试验现场和科研现场。腰板依旧挺直，精神依旧饱满， “邹院长还总是那么帅！”一年大大小小100多个项目，研究所这支日益强大的科研团队，还在创造更多的可能。
二十余年磨一“箭”
“红箭-10”是我国首型可精确打击各类坦克装甲、坚固工事及低空飞行目标的一体化先进多用途导弹武器系统，具有攻击目标种类多、信息化程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可连续多目标打击、适应复杂交战环境、可动态调整攻击任务、即时进行毁伤效果评估等先进技术特质，被外媒称为“坦克收割机”“把射手的眼睛放在了导弹身上”。 “红箭-10”在我军反坦克导弹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实现了陆军主战装备性能的跨代提升。
创造历史的，是邹汝平带领的一个包含系统内外十余家单位500余人的研发团队，是20余年时光的磨砺。
1989年，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开展光纤制导技术的概念研究。在总研究师张振家的带领下，入所6年的邹汝平、入所刚两年的张延风，还有一直从事光纤研究的崔得东等，都加入了这个队伍。从概念研究到专项技术攻关再到系统集成演示验证，9年磨砺，光纤图像制导技术得到突破，演示验证得到了部队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
然而，演示验证的成功，并没有立即如期望的那样带来型号立项。
技术怎么办？队伍怎么办？刚担任所长的邹汝平决定：技术有前途，队伍不能散。世纪之交的中国，对国防科技工业的投入正逐步加大，这个最初叫做“远程反坦克导弹”项目留下来的成员，靠着邹汝平和前任所长王兴治院士“化缘”来的500万元，在“冷板凳”上，度过了8年时光。在这8年里，总体组负责人张延风不是在写技术材料，就是在向有关方面汇报。8年下来，他手写的技术汇报、方案等材料，摞起来比他的办公桌还高。
如果说演示验证成功前的十来年，是对研究所技术攻关的磨砺，那么演示验证后的8年“冷板凳”，是对研究人员心性的磨砺，而从“红箭-10”进入型号立项准备，则是对整个团队全方位的磨砺。
“红箭-10”采用的新技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50%以上，整个研制过程中，诞生了上百项发明专利，200余项国防专利。从技术方案的论证确定、性能评估、数据分析、技术攻关到靶场试验，几乎所有关键的重要技术分析决策，都由总师邹汝平主持完成。“每一项技术方案的最后决策，都由他拍板;每一次重要试验，他明明可以在显示屏上观看发射情况，却总是在离发射车二三十米的近处直接看，以便最直观地发现问题。”当年在“红箭-10”项目主管电气软件检测测试的副总师徐宏伟说，“虽然现在干的事比‘红箭-10’简单得多，但真正全面负责项目后，才体会到邹院长当年承受的压力。”而他，现在已是好几个项目的总师。
作为常务副总师的张延风，在技术论证过程中，面对邹汝平坚持的几个技术先进，但可靠性在当时很难实现的决策，也有不同的意见，但“邹院长的技术思想过硬，无论是集团公司还是军方提出的技术要求，甚至是军方都没有想到的一些性能，邹院长都考虑到了。他在技术决策时坚持了两点：一要满足作战需求，二要适应技术发展的趋势。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前瞻性。”
2011年，“红箭-10”在军方某基地进行设计定型试验时，出现了两发掉弹。如果不归零，试验就面临退场，团队数百人的心血即将化为乌有;集团公司的信誉和转型升级，都会受到重大的负面影响。邹汝平带着试验团队在前方，连同后方的支援团队一起，三天三夜没睡觉，复现、计算、分析。弹上的数据记录仪，以及2005年一次试验失败后开发出的一套高效的试验数据自动处理软件发挥了重要作用。3天后，原因定位，军方对此難以置信。“红箭-10”项目转危为安。
“站到桌子上再跳一跳，我们也要够到”
在一次防务展上，北方工业展台的远程制导火箭——火龙280A引起了多方兴趣。随后，某国即签订了产品及技术购买合同。“20年前，你们是我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我们……”合同签订后的酒会上，对方负责人这样说。
世纪之交，作为现代化新型陆军体系作战能力科研制造的主体，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提出了发展远程制导武器发展战略。抓总研制任务，落到了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邹汝平担任了项目总师（后转为项目的行政总指挥）。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成立以来自筹经费研发的最大的一个项目，事关整个集团新领域的拓展。邹汝平跟大家交底： “这不是我们跳一跳就能够着的，而是要站在桌子上再跳一跳才能够着的，但我们必须要去够着！”
邹汝平提出了从四个体系来考虑项目。在产品体系上，要做体系化的产品策划，要去创造需求;在技术体系上，要对技术进行分解，哪些是现有的，哪些是要去突破的，哪些是关键技术;在人才体系上，要有新的人才体系;在管理体系上，要协调好所内、集团内和集团外参研单位的研究进度。这四个体系策划，成了这个项目走远的基石。
一个包含了9家参研单位的“国家队”组成。已经担任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的邹汝平，开启了周五晚上到西安与项目组讨论，周日晚上回北京上班的日常。
弹药行业，动力先行。发动机的研制任务交到了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火龙280A发动机的口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尺寸，是之前最大口径的4倍还多。项目组的压力可想而知。邹汝平提出了研发思路：“体系性策划，开放式合作，模块化设计”，同时，告诉副总设计师邓恒带领的发动机团队： “放开手去干。干成了是你们的，干不成是我的。”当发动机第一次点火取得成功，邓恒热泪纵横。“人品决定产品啊！”邹汝平在与团队一起庆贺时说。 “院长挺神的！”入所7年即在一个重要项目中担任副总师的李学锋，对院长邹汝平充满崇拜， “院长的体系策划，让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阶段性成果已经不小，但如今，团队还在继续前行。
初心也即平常心
1983年的夏天，还不满21岁的邹汝平，从家乡威海来到了青华山下的研究所。那个时候，对于未来，他并没有想太多。来之前，母校北京理工大学的辅导员说：“你是学导弹的，给你分配去搞反坦克导弹最厉害的单位吧。”就这样，带着家人对大西北荒漠的想象，邹汝平来到青华山脚下，一头扎进了当时正进入研制后期的“红箭-8”项目。
吸引年轻的邹汝平的，还有研究所包容的氛围和如家人一样的情感。工作上，跟着前辈们不断进步。邹汝平对新技术、新产品有很强的好奇心。研究所的第一台微机、第一台扫描仪，都是当时无职无权的邹汝平打报告经所里批准引进的。生活上，过年回不了家，第一次在单位过年，就被组长领回家吃饺子;进城出差，也被年长的同事带到家中去改善伙食。
“实话实说，当初真的没有想过要为国防事业奋斗终身，要创造世界第一，等等。就是想着去做事。”在有限的几次接受采访时，邹汝平总是这么说。
在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多数人对邹汝平的称呼，不是他在研究所时的“邹所长”，也不是他当前在集团公司的“邹总工程师”，而是“邹院长”——这是邹汝平2009年离开研究所所长这个职务后的第一个职务——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院长。这是既带有挽留，也带有祝福的一个称呼。那次集团公司在研究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邹汝平职务变动时，研究所第一次在会议上给参会人员上了毛巾——太多人因为不舍而泣不成声。
“邹院长以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人才。在研究所，年轻人都愿意加入邹院长为总师的团队。”副所长郑菊红说。
因为，“邹院长的要求，那是出名的严格啊！”
这一点，他的学生王琨深有体会。那时他刚毕业没多久，刚到所里。老员工们都去试验了，给他留了一份文件，让他去找“邹所长”会签。当时，邹所长就把文件留下来了。不久，室主任带着邹所长到了办公室，亲自把文件送过来，又给王琨讲文件中存在的问题。在文件里，还有邹所长写下的计算公式推导，指出按照文件中的公式，输入得不到正确输出。2007年3月份，王琨的硕士论文开题。他把开题报告发给了在基地试验的大导师邹汝平。在开题报告封面的背面，邹汝平写上了满满的意见建议，研究的方向、文章的层次，细细地指点，甚至是标点符号的错误也标出来了。这让王琨感到万分惭愧。在正式答辩时，王琨的硕士论文被所里评为第一名。
“红箭-10”项目快结束时，为培养新人，后期的外场试验现场指挥交给了主任设计师刘钧圣。初次指挥，压力大，出现了一点问题，刘钧圣的心里颇为忐忑。晚上开会总结，邹汝平说， “刘钧圣的指挥没有问题，以后要注意……”已经是一部主任的刘钧圣，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给我犯错的机会，帮我树立了信心。”
在批评、表扬和严格要求中，年轻人在邹汝平的团队中得到很快的成长。
1977年出生的马清华，到研究所做博士后，被邹汝平留了下来，在2008年底进入了“红箭-10”总师组，如今已经是技术部主任，成了研究所防空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2006年入所的方飛，是被邹汝平赶着在管理方法上改进的。随着研究所同步实施的项目增多，以往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需求。邹汝平对管理模式创新提出了要求，要学习“一页纸管理计划”。邹汝平前前后后改了十几稿，“一页纸管理计划”定稿。“现在，要干什么，怎么干，出现问题怎么解决，都心中有数了。对我管理水平的提升很有帮助。”
因为，跟着邹院长干，舒心哪！
“有他在现场，大家都非常安心。”2006年入所，即将在项目中担任副总师的陈韵说。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真正干事、心无旁骛的人。他技术思想过硬，在技术上你骗不了他。跟着他干比较舒心，出了偏差，他也不会记仇。”张延风说。
在邹汝平的带领下， “红箭-10”及一系列项目“功成名就”，但对兵器科技体系及研究所来说，更重要的是科研平台、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人才队伍的强大。光纤技术体系建立起来了，多用途导弹技术体系进一步确立，飞控一体化实验室建立了，仿真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一部包含了十几册书的《反坦克导弹技术》丛书即将出版……
如今， “红箭-10”最初的副总师们，都已经成了中国兵器科技带头人，带着一帮更年轻的科研人员，去争取了新的项目;当年的主任设计师们，也在各自的领域里披荆斩棘，不断收获。56岁的邹汝平，依旧频繁往返于试验现场和科研现场。腰板依旧挺直，精神依旧饱满， “邹院长还总是那么帅！”一年大大小小100多个项目，研究所这支日益强大的科研团队，还在创造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