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新奎参与了上海自贸区试验区的设计。长期从事国际贸易规则研究的他，更是对全球贸易规则新动向进行了长期的观察。2013年9月，王新奎在上海的办公室和出席厦门2013年国际投资论坛期间两度接受本刊专访，详解上海自贸区的来龙去脉，并对东部沿海地区通过改革“再出发“的逻辑进行了诠释。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谈判兴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马当先，对此你有何评价。
　　王新奎：对我们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最近几年来，全球投资规则谈判已经代替贸易规则谈判成为主流，而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也替代货物贸易规则谈判成为谈判的重点。这在迄今为止的TPP的谈判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打个比方，原来你参加一个比赛，得了冠军。现在人家跑去参加另外一个赛场的比赛了，规则也有了变化，我们面临很现实的问题：参不参加这个新的比赛？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们必须参与全球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
　　王新奎：目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主导全球产业和贸易结构重构的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因此中国能否在全球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能够取得话语权，取决于我们自己有多少全球性跨国公司，以及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到中国来，而且这些所谓的跨国公司总部应该是“有实际高附加价值功能”的总部，而跨国公司总部能不能具有高附加价值的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有没有高标准的投资准入环境。
　　中国新闻周刊：何谓跨国公司“有高附加价值功能”的总部？
　　王新奎：举个例子，有一家全球知名的美国跨国公司，号称上海是他全球三大分拨中心之一。实际上，如果去看一下，就知道仅仅是一个物流的配送基地，这家公司真正的亚洲销售总部还是设在其他国家。这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部的功能“低附加价值化”，带有普遍性。
　　中國新闻周刊：根据你的调研，跨国公司为何做出这一选择？
　　王新奎：原因有很多，资本项目的管制和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以上面讲到的销售总部为例，如果资金不能以市场汇率的价格自由进出、不能以市场利率得到，全球范围内的销售和结算怎么做？所以只能把低附加价值的物流配部门送放在中国、放在生产基地的附近，而把高附加价值的销售部门放在其他国家，有的跨国公司即便把销售中心放在中国，但结算中心仍然放在其他国家，如新加坡。
　　中国新闻周刊：在全球投资规则的形成过程中，高标准的外商投资准入要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高标准的投资准入对我们现行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了很大的挑战，难在何处？
　　王新奎：投资准入管理体制涉及到一个国家关境以内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往高标准的投资准入管理靠拢，必然涉及我们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其中，最为核心的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