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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个体用户在面对一个网络原生数字资源两难困境时，其在做出决策的第一个阶段（伦理认知阶段）受哪些因素影响。[方法/过程]以内蒙古地区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设计了3个典型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两难困境，以情境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收集数据后，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方差分析，以发现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结果/结论] 结果表明，从个体特征角度出发，年龄、性别、学历、专业、价值取向、社会经历这6个因素中，只有年龄、学历和社会经历3个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原生数字资源 知识产权 认知 影响因素
分类号：G250.7
引用格式：王彦龙. 基于个人特征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过程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352-360[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1/59/.
1 引言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是随着因特网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数字资源，国内外学者们对其涵义有不同的理解，目前还没有一个较统一的定义。在国外，原生数字资源被称为“born digital”，美国”Word Spy”网站将其定义为“仅仅以数字形成产生和存在的一种数字资源”[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除了数字形式再没有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数字资源”[2]。我国学者常娥、袁曦臨将其定义为“网上最初始的信息资源，指那些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创造、生产、存储和传播的数字资源，并且没有经费支持，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或者商业公司加以管理，由网络用户自发创作的、原汁原味的信息资源”[3]。陈红星、张淑芳将其定义为：“直接在互联网活动中产生的或仅仅发布于互联网并仅以数字形式传播交流、保存利用的网络信息资源”[4]。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原生数字资源的定义不同，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它是在Web 2.0环境下产生的，这一点赋予了原生数字资源与传统数字资源天然不同的特性：草根性。原生数字资源的草根性和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使得用户在使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资源的时候更容易忽略其知识产权的归属，引发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发生。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信息伦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之一[5]，根据福柯的观点，如果某一特定的信息道德，即构成信息概念基础的道德，出了问题难以处理，信息伦理学便随之出现[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问题的产生与用户面对的道德困境有关，当个人面对知识产权道德两难困境时，知识产权问题便随之而产生。那么当个人面对一个知识产权两难困境时该如何决策？在信息伦理决策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一般将信息伦理决策的过程划分为信息伦理认知、信息伦理判断与信息伦理意图及信息伦理行为4个阶 段[7-8]，也就是说在个人在面对识产权困境做出决策前会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即意识到知识产权问题的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后续各个过程的前提。那么个人自身因素出发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个人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过程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 研究回顾和文献综述
国外伦理决策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商业领域。国外伦理学已经奠定了较为健全的基础理论，关于伦理决策的研究注重对基础理论的验证及修正，因而多实证性研究，而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停留在吸收西方伦理学理论的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2.1 关于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综述
1986年，J. R. Rest采用决策的4个阶段原理提出了伦理决策的四阶段模型[9]，可以用图1简略表示。
1985年，O. C. Ferrell和L. G. A. Gresham提出伦理决策权变模型[10]。该模型主要是针对营销组织提出的。他们认为，个体因素、机会因素、重要关系人因素是影响伦理决策的主要因素；在伦理行为发生后，个体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主观评价，以为下一次决策提供经验。该模型可以简略地用图2表示。
1986年，L. K. Trevino对Ferrell-Gresham模型进行了扩展，他在上述伦理决策权变模型的基础上强调组织因素对伦理决策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个人在做出伦理决策的的过程中个人道德发展水平和组织因素共同影响伦理决策的过程[11]。其模型见图3。
1991年，T. M. Jones在对前人研究模型借鉴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权变模型[12]。该模型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从外部因素寻找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问题本身的影响作用。在该模型中，T. M. Jones提出了道德强度的概念，认为道德强度包括结果大小、效应可能性、时间效应等6个维度，是影响伦理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该模型可以用图4表示。
2004年沙忠勇提出完整的信息伦理决策需要进行6个方面的思考： 明确信息伦理问题的有关事实；明确什么是应然或应有的信息行为；谁应该为促成应然的信息行为采取行动；谁应该从决策中受益；信息伦理决策应遵循何种程序和方法；应采取什么步骤防止类似道德问题再次发生[13]。该模型见图5。
2.2 关于伦理决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伦理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较多，笔者在对国外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和道德强度（道德问题本身）。在此笔者主要对个体因素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978年，W. H. Hegarty和H. P. Sims对120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进行研究，发现性别对伦理决策过程没有显著影响[14]。1985年，L.B. Chonko和S. D. Hunt对1 076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的道德意识比男性更强[15]。1996年，F. N. Brady和G. E. Wheeler对14个金融机构的成员进行了研究，发现性别对伦理决策没有显著影响[16]。1983年，J. Browning和N. B. Zabriskie对145名销售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年轻的管理人员比有多年经验[17]的管理人员更道德，说明工作经验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1987年，J. M. Kidwell，R. E. Stevens和A. L. Bethke对100名管理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对伦理决策没有显著影响[18]。1992年，D. Ruegger和E. W. King对2 196名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年级的学生更加道德[19]，说明年龄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1980年，P. Arlow和T. A. Ulrich分别对120名学生和103名管理人进项了研究，结果发现管理人员比学生更道德[20]，说明教育和工作经验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1984年，A. J. Dubinsky和T. N. Ingram对116名销售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和工作经历对伦理决策过程没有显著影响[21]。L. B. Chonko和S. D. Hunt的研究还发现工科类毕业生比文科类毕业生更道德[15]，说明专业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2014年，马漫江对我国大学生的信息伦理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个人因素中的“小心谨慎”和“甘于奉献自己” 是影响信息伦理决策过程的主要因素[7]。2014年，李月琳、李颖和李昂对天津地区16所高等院校的2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对网络知识产权问题认知不明确，尤其是对电脑操作熟练的学生而言更是认知麻木[22]。2009年，洪科芳对我国220名不同职业的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其信息伦理的认知过程[8]。 从上述研究综述可以发现，国外在伦理决策方面的研究较成熟，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对已有理论的证实方面，所以多为实证研究，且多数的研究是在商业领域进行的。国内学者们在研究商业领域的伦理决策过程的基础上，引出信息伦理决策的概念，并且沿用商业领域的相关模型进行了积极探究。本文也是基于这样一条思路积极探索个人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认知过程的影响作用。
3 研究目的和创新点
如上文所述，面对日益增长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由于其产生的草根性和网络环境的虚拟性，用户在使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时候往往会更容易忽略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当用户在面对一个典型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两难困境时，对该困境的认知从自身因素出发会不会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用户自身角度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验证在商业环境下对伦理决策过程的认知过程阶段有明显影响的专业、性别、年龄和学历四个因素是否也会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同时增加了价值取向和社会经历两个因素，以验证它们是否也会影响个人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從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方面对信息伦理决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信息伦理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从个体特征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为从实证方面出发进一步加强对信息伦理认知及信息伦理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研究打下基础。
（2）将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在网络环境下提升个人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和行为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4 研究过程
4.1 知识产权两难困境的设置
在研究信息伦理认知过程的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都使用情景问卷，即针对研究领域的典型问题设计相关的两难困境，然后让选定的研究对象给予选择，因此本文也使用情景问卷测量研究对象对知识产权两难困境的认知情况。本文首先设置了3个知识产权两难困境，分别是：①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引用博客观点而未标注参考文献；②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引用博客观点而参考文献标注错误；③从百度文库中直接抄袭他人文章充当自己的论文。然后让研究对象按照自己观点对具体的三个情景分别选定答案，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对相应态度打分。之后笔者对调查者进行了访谈，多数调被查者表示这3个情景是在他们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认为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
4.2 问卷的发放和数据收集
2015年12月20日—2016年1月5日期间，笔者对内蒙古地区的两所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每个大学发放100份，共发放问卷200份。为了加强对被调查者的选择和对问卷中可能有疑问的地方予以逐一指导，问卷全部以纸质形式发放。在发放问卷前，对被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的目的，在征得其同意且其愿意认真填写的情况下发放了问卷。在对问卷进行进行认真筛选后，剔除无效问卷27份，获得有效问卷173份，回收率86.5%。问卷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4.3 数据分析
4.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笔者首先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结构效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分别见表2、表3。
由表2和表3可知，Cronbach的Alpha值为0.959，KMO值为0.724，都大于0.7，说明问卷的信度很好，结构效度也较好。
4.3.2 方差分析
为了检验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对原生数字信息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影响因素，笔者分别从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专业、价值取向和社会经历6个方面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表9所示：
表4是从性别角度出发验证不同性别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0.139大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分别为0.340和0.349，远大于0.01，说明性别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表5是从年龄角度出发验证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方差分析结果。从方差分析结果看，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均为0.000，远小于0.01，说明年龄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存在显著影响。
表6是从学历角度出发验证不同学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验结果的显著性0.000远小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均为0.000，远小于0.01，说明学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存在显著影响。
表7是从不同专业角度出发验证个体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0.968远大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均为0.0673，远大于0.01，说明专业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表8是从价值取向角度出发验证个体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0.417远大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分别为0.403和0.405，远大于0.01，说明价值取向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表9是从社会经历角度出发验证不同经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验结果的显著性0.000远小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分别为0.008和0.034，由于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所以主要参考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0.034，小于0.05且较接近0.01，说明社会经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有显著影响。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上述分析结果说明从高校个人个性特征角度出发，性别、年龄、学历、专业、价值取向和社会经历6个因素中，年龄、学历和社会经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产生显著影响作用，而不同性别、专业和价值取向的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在上述六大个人特征中，只有个人受教育情况、年龄和社会经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有直接影响，性别、专业和价值取向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不明显，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年龄、受教育情况和社会经历三者是存在相互关联的，在所调查的对象中，年龄越大的学生，一般学历越高，同时也大多数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经历，相比课堂作业，一般期刊都会经过初审、复审、外审等环节，所以有过发表论文的学生都相当于经过了专业培训，相比较没有发表过论文的学生在文章写作的过程中更加谨慎，也更加尊重别人的智力成果，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意识更强；另一方面，本研究在调查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过程中，调查对象分别来自动物学、中国语言文学、草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四个专业，而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學生，所以上述研究结果只针对一般非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适用，对于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上述研究结论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网民数量会快速增加，加之网络的虚拟性和原生数字信息资源产生的草根性，随之而来的侵犯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大学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阵地，应当在课程设置、知识讲座和校内论坛等各个方面加强宣传，以提高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6 研究展望与不足
笔者仅从用户个人特征的6个方面对影响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认知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而在已有相关研究中发现个体道德认知强度、职业和国际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伦理认知过程，那么这些影响因素在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过程中是否也会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由于样本的选择存在局限性，只对动物学、中国语言文学、草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四个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使得本研究的结论普遍适用性受到限制，同时样本数量的173名相对较少，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希望在后续的相关研究过程中相关学者能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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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月琳， 李穎， 李昂. 大学生网络信息伦理认知与影响因素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 2012（2）： 10-1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irst stage （the ethical cognition stage） of making decisions when the user faces the dilemma of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on the web. [Method/process]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Inner Mongolia were design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ee typical problem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of the network were designed in the form of a situational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validity analysis and varianc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network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of gender， education， profession， only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etwork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gnition process.
Keywords：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gni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关键词：原生数字资源 知识产权 认知 影响因素
分类号：G250.7
引用格式：王彦龙. 基于个人特征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过程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6， 1（5）： 352-360[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1/59/.
1 引言
网络原生数字资源是随着因特网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数字资源，国内外学者们对其涵义有不同的理解，目前还没有一个较统一的定义。在国外，原生数字资源被称为“born digital”，美国”Word Spy”网站将其定义为“仅仅以数字形成产生和存在的一种数字资源”[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除了数字形式再没有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数字资源”[2]。我国学者常娥、袁曦臨将其定义为“网上最初始的信息资源，指那些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创造、生产、存储和传播的数字资源，并且没有经费支持，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或者商业公司加以管理，由网络用户自发创作的、原汁原味的信息资源”[3]。陈红星、张淑芳将其定义为：“直接在互联网活动中产生的或仅仅发布于互联网并仅以数字形式传播交流、保存利用的网络信息资源”[4]。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原生数字资源的定义不同，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它是在Web 2.0环境下产生的，这一点赋予了原生数字资源与传统数字资源天然不同的特性：草根性。原生数字资源的草根性和网络环境的虚拟性使得用户在使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资源的时候更容易忽略其知识产权的归属，引发侵犯知识产权问题的发生。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信息伦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之一[5]，根据福柯的观点，如果某一特定的信息道德，即构成信息概念基础的道德，出了问题难以处理，信息伦理学便随之出现[6]。也就是说知识产权问题的产生与用户面对的道德困境有关，当个人面对知识产权道德两难困境时，知识产权问题便随之而产生。那么当个人面对一个知识产权两难困境时该如何决策？在信息伦理决策的相关研究中我们一般将信息伦理决策的过程划分为信息伦理认知、信息伦理判断与信息伦理意图及信息伦理行为4个阶 段[7-8]，也就是说在个人在面对识产权困境做出决策前会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即意识到知识产权问题的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后续各个过程的前提。那么个人自身因素出发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个人对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过程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2 研究回顾和文献综述
国外伦理决策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商业领域。国外伦理学已经奠定了较为健全的基础理论，关于伦理决策的研究注重对基础理论的验证及修正，因而多实证性研究，而国内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停留在吸收西方伦理学理论的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2.1 关于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综述
1986年，J. R. Rest采用决策的4个阶段原理提出了伦理决策的四阶段模型[9]，可以用图1简略表示。
1985年，O. C. Ferrell和L. G. A. Gresham提出伦理决策权变模型[10]。该模型主要是针对营销组织提出的。他们认为，个体因素、机会因素、重要关系人因素是影响伦理决策的主要因素；在伦理行为发生后，个体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主观评价，以为下一次决策提供经验。该模型可以简略地用图2表示。
1986年，L. K. Trevino对Ferrell-Gresham模型进行了扩展，他在上述伦理决策权变模型的基础上强调组织因素对伦理决策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个人在做出伦理决策的的过程中个人道德发展水平和组织因素共同影响伦理决策的过程[11]。其模型见图3。
1991年，T. M. Jones在对前人研究模型借鉴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权变模型[12]。该模型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从外部因素寻找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问题本身的影响作用。在该模型中，T. M. Jones提出了道德强度的概念，认为道德强度包括结果大小、效应可能性、时间效应等6个维度，是影响伦理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该模型可以用图4表示。
2004年沙忠勇提出完整的信息伦理决策需要进行6个方面的思考： 明确信息伦理问题的有关事实；明确什么是应然或应有的信息行为；谁应该为促成应然的信息行为采取行动；谁应该从决策中受益；信息伦理决策应遵循何种程序和方法；应采取什么步骤防止类似道德问题再次发生[13]。该模型见图5。
2.2 关于伦理决策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伦理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较多，笔者在对国外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和道德强度（道德问题本身）。在此笔者主要对个体因素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978年，W. H. Hegarty和H. P. Sims对120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进行研究，发现性别对伦理决策过程没有显著影响[14]。1985年，L.B. Chonko和S. D. Hunt对1 076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的道德意识比男性更强[15]。1996年，F. N. Brady和G. E. Wheeler对14个金融机构的成员进行了研究，发现性别对伦理决策没有显著影响[16]。1983年，J. Browning和N. B. Zabriskie对145名销售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年轻的管理人员比有多年经验[17]的管理人员更道德，说明工作经验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1987年，J. M. Kidwell，R. E. Stevens和A. L. Bethke对100名管理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对伦理决策没有显著影响[18]。1992年，D. Ruegger和E. W. King对2 196名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年级的学生更加道德[19]，说明年龄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1980年，P. Arlow和T. A. Ulrich分别对120名学生和103名管理人进项了研究，结果发现管理人员比学生更道德[20]，说明教育和工作经验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1984年，A. J. Dubinsky和T. N. Ingram对116名销售人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和工作经历对伦理决策过程没有显著影响[21]。L. B. Chonko和S. D. Hunt的研究还发现工科类毕业生比文科类毕业生更道德[15]，说明专业对伦理决策过程有显著影响。2014年，马漫江对我国大学生的信息伦理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个人因素中的“小心谨慎”和“甘于奉献自己” 是影响信息伦理决策过程的主要因素[7]。2014年，李月琳、李颖和李昂对天津地区16所高等院校的2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对网络知识产权问题认知不明确，尤其是对电脑操作熟练的学生而言更是认知麻木[22]。2009年，洪科芳对我国220名不同职业的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其信息伦理的认知过程[8]。 从上述研究综述可以发现，国外在伦理决策方面的研究较成熟，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对已有理论的证实方面，所以多为实证研究，且多数的研究是在商业领域进行的。国内学者们在研究商业领域的伦理决策过程的基础上，引出信息伦理决策的概念，并且沿用商业领域的相关模型进行了积极探究。本文也是基于这样一条思路积极探索个人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认知过程的影响作用。
3 研究目的和创新点
如上文所述，面对日益增长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由于其产生的草根性和网络环境的虚拟性，用户在使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时候往往会更容易忽略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当用户在面对一个典型的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两难困境时，对该困境的认知从自身因素出发会不会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用户自身角度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验证在商业环境下对伦理决策过程的认知过程阶段有明显影响的专业、性别、年龄和学历四个因素是否也会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同时增加了价值取向和社会经历两个因素，以验证它们是否也会影响个人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认知过程。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從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方面对信息伦理决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信息伦理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从个体特征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为从实证方面出发进一步加强对信息伦理认知及信息伦理决策过程影响因素的研究打下基础。
（2）将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在网络环境下提升个人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和行为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4 研究过程
4.1 知识产权两难困境的设置
在研究信息伦理认知过程的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都使用情景问卷，即针对研究领域的典型问题设计相关的两难困境，然后让选定的研究对象给予选择，因此本文也使用情景问卷测量研究对象对知识产权两难困境的认知情况。本文首先设置了3个知识产权两难困境，分别是：①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引用博客观点而未标注参考文献；②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引用博客观点而参考文献标注错误；③从百度文库中直接抄袭他人文章充当自己的论文。然后让研究对象按照自己观点对具体的三个情景分别选定答案，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对相应态度打分。之后笔者对调查者进行了访谈，多数调被查者表示这3个情景是在他们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认为是可以被广泛接受的。
4.2 问卷的发放和数据收集
2015年12月20日—2016年1月5日期间，笔者对内蒙古地区的两所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每个大学发放100份，共发放问卷200份。为了加强对被调查者的选择和对问卷中可能有疑问的地方予以逐一指导，问卷全部以纸质形式发放。在发放问卷前，对被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的目的，在征得其同意且其愿意认真填写的情况下发放了问卷。在对问卷进行进行认真筛选后，剔除无效问卷27份，获得有效问卷173份，回收率86.5%。问卷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4.3 数据分析
4.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笔者首先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结构效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分别见表2、表3。
由表2和表3可知，Cronbach的Alpha值为0.959，KMO值为0.724，都大于0.7，说明问卷的信度很好，结构效度也较好。
4.3.2 方差分析
为了检验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对原生数字信息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影响因素，笔者分别从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专业、价值取向和社会经历6个方面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表9所示：
表4是从性别角度出发验证不同性别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0.139大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分别为0.340和0.349，远大于0.01，说明性别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表5是从年龄角度出发验证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方差分析结果。从方差分析结果看，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均为0.000，远小于0.01，说明年龄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存在显著影响。
表6是从学历角度出发验证不同学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验结果的显著性0.000远小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均为0.000，远小于0.01，说明学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存在显著影响。
表7是从不同专业角度出发验证个体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0.968远大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均为0.0673，远大于0.01，说明专业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表8是从价值取向角度出发验证个体因素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0.417远大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无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分别为0.403和0.405，远大于0.01，说明价值取向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影响。
表9是从社会经历角度出发验证不同经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到，Levene方差齐性验结果的显著性0.000远小于本研究选定的0.05，可以认为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同时F检验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分别为0.008和0.034，由于各组的方差有显著差异，所以主要参考Brown-Forsythe检验的显著性0.034，小于0.05且较接近0.01，说明社会经历对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有显著影响。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上述分析结果说明从高校个人个性特征角度出发，性别、年龄、学历、专业、价值取向和社会经历6个因素中，年龄、学历和社会经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产生显著影响作用，而不同性别、专业和价值取向的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在上述六大个人特征中，只有个人受教育情况、年龄和社会经历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有直接影响，性别、专业和价值取向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影响不明显，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年龄、受教育情况和社会经历三者是存在相互关联的，在所调查的对象中，年龄越大的学生，一般学历越高，同时也大多数有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经历，相比课堂作业，一般期刊都会经过初审、复审、外审等环节，所以有过发表论文的学生都相当于经过了专业培训，相比较没有发表过论文的学生在文章写作的过程中更加谨慎，也更加尊重别人的智力成果，在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意识更强；另一方面，本研究在调查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认知的过程中，调查对象分别来自动物学、中国语言文学、草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四个专业，而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學生，所以上述研究结果只针对一般非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适用，对于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上述研究结论是否成立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网民数量会快速增加，加之网络的虚拟性和原生数字信息资源产生的草根性，随之而来的侵犯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大学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阵地，应当在课程设置、知识讲座和校内论坛等各个方面加强宣传，以提高学生对网络原生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
6 研究展望与不足
笔者仅从用户个人特征的6个方面对影响网络原生数字资源认知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而在已有相关研究中发现个体道德认知强度、职业和国际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的伦理认知过程，那么这些影响因素在知识产权问题的认知过程中是否也会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由于样本的选择存在局限性，只对动物学、中国语言文学、草学、农业机械化工程四个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学生，使得本研究的结论普遍适用性受到限制，同时样本数量的173名相对较少，使得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希望在后续的相关研究过程中相关学者能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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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irst stage （the ethical cognition stage） of making decisions when the user faces the dilemma of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on the web. [Method/process]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Inner Mongolia were design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ee typical problem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of the network were designed in the form of a situational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e reliability analysis， validity analysis and varianc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network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of gender， education， profession， only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etwork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gnition process.
Keywords： primary digital resour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gnition influenc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