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底，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投票刚落幕，距离官方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还有近一个月时间，对连任胸有成竹的佐科维已经等不及，拍板定案了“迁都计划”。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又来了”。
　　早在1957年，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便提出迁都的构想，之后每一任总统也都提过，但最终只成为新闻上几日的热点，或是巷弄间茶余饭后的话题。
　　不同的是，这次的消息更加明确了。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向佐科维汇报了三项可能的计划：
　　第一是首都仍设于雅加达，但是将所有的政府部门集中到总统府与民族独立纪念碑（Monas）周边，提升政府效能;第二是将首都迁到离雅加达50～70公里外的地方;然而，佐科维的板拍给了最后一项提案—首都迁离爪哇岛。

陷落中的“东方女王”

　　去年9月初，我和Hadi相约在万隆见面。
　　万隆位于雅加达南边，是印尼的第四大城。我们在当地社区闲逛，Hadi指着远方的一条高速公路说：“每到周末，就会有一大群雅加达的人从那条路过来，万隆可以说是雅加达人的度假胜地。”
　　万隆的天气比雅加达凉爽许多，晚上不穿外套还会觉得冷，想要逃离雅加达的高温，万隆确实是个好选择。“雅加达的人太多了。”Hadi补充道。而我从雅加达来，自是心有戚戚焉，但他的下一句话却吓了我一跳：“你知道雅加达正在下沉吗？”
　　“下沉？”我有点不解，做了一个下沉的手势确认他的意思。我可以理解全球暖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说法，但“下沉”是什么意思？

　　直到现在，仍有六成的雅加达居民必须自己抽地下水。

　　“是呀，就是沉下去。”他点点头，看出了我想问为什么。“雅加达的人太多了，太重就沉下去啦。”他嘴角笑得有点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但雅加达的人真的很多。雅加达从一个小渔村开始，在16世纪荷兰统治下成为盛极一时的“东方女王”巴达维亚，并在印尼独立后被定为首都。如今，光是雅加达特别行政区内的人口就超过1000万，如果连同它的卫星城茂物、德波、丹格朗、勿加泗（合称为Jabodetabek）计算，人口整整超过了3000万，是全球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都会区。
　　但雅加达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
　　雅加达正在严重下沉中，不只因为聚集了太多人，更是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自来水可用。直到现在，仍有六成的雅加达居民必须自己抽地下水，导致地底逐渐被掏空，沿岸地区海水倒灌、地层下陷成为日常。
　　事实上，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都已经低于海平面4米，而且仍以每年25厘米的速度陷落。万隆理工学院的Heri Andreas博士估计，到2050年，北雅加达地区的95%将不复存在。
　　28岁的Hadi在万隆长大，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和千千万万的印尼青年一样挤往雅加达，而是反骨地不断往乡村走去。“现在的年轻人受电视、网络媒体影响很大，住在乡村的人愈来愈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发生的事，却对雅加达的热点新闻如数家珍。大家都觉得大城市好、雅加达好，便一窝蜂往城市挤，最终却沦为城市的贫民。”
　　有感于此，Hadi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深入乡村，培训村民使用摄影器材，为偏僻的乡村注入活力，鼓励人们留在当地。
　　而我拜访Hadi的时候，他的团队刚开始了一项新的影像纪录计划，不过有别于以往，这次他们也要往雅加达去;更准确地说，是往雅加达的“边缘”去，也就是雅加达下沉时，将会首先覆灭的一带。

　　佐科维的“迁都计划”有了最新进展—定案迁到加里曼丹。

被“岛”消灭的渔村

　　等我结束在爪哇岛的旅程，刚回到雅加达没几天，便接到Hadi的短信：“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海上啊？”我刚看到时有点懵，“去海上”是什么意思？哪个海？怎么上？
　　Hadi接着说，他们隔天凌晨要到雅加达北边的渔村，随当地渔民“出海”。我马上答应，约了凌晨三点在他雅加达中区的住处见。
　　我们从雅加达中区出发，一路往西北方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目的地的时候夜幕垂得正低，只能靠寥寥无几的几盏路灯及手电筒照明。我紧跟着Hadi和朋友们走，四周几乎没有其他人影，而一路上错落着许多低矮平房，但完好的并不多。这里是达达村（Kampung Dadap），位置其实已经超出雅加达的边界，坐落在万丹省的丹格朗，西南边不远处便是印尼的“国门”：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我们朝着唯一灯火通明的屋子走去，那是间简陋的杂货店，Hadi提醒我先上厕所，然后千万别忘记买瓶水。“中午很热，出了海，可是什么都没有了。”补给完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往右拐了个弯，有几个人坐在竹子搭成的小屋里歇息。
　　Hadi似乎与他们熟识，打了声招呼后，我们便被领上船。船不大，船身最宽处不足两米，大概还能容纳十多人。Hadi和朋友们坐在船沿，分食渔民们的面包与咖啡，我则一边把玩着手工木刻的蛙镜，一边按捺住有点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等涨潮，我们就出发。”Hadi把一块面包递给我。
　　太阳尚未现身，而潮已经涨起。其中一位渔民将固定船的绳子松绑，另几位则跳下水推动船身，让小船渐渐滑上河道，渔民们再纷纷跳回船上。

　　“轧—轧—轧轧轧轧—”这是引擎被唤醒的声音。船缓缓前行，沿岸与死寂的村子不同，反倒灯火通明，一艘艘小船都蓄势待发。但驶出河口之后，场景便又暗了下来，只剩下那老迈的引擎，用0.25倍速的机关枪声，不懈地为我们开路。
　　航行了大约半小時，我们开始看到许多由竹竿搭成、只凸出海平面一点点的“棚架”。这些架子有大有小，看起来只要铺上木板就能晒鱼。而每一个“棚架”大同小异，但有的上面会绑着旗子、挂衣服，甚至插着一顶安全帽，应是为了在“棚架”间做出区隔。
　　不久之后，我们的小船靠近了其中一个毫无特色的“棚架”。一位渔民用绳子固定船只，其他人则打开甲板，从船舱内掏出装备穿上。天逐渐亮了，我们要开始晒鱼了吗？
　　“噗通—”戴上手工蛙镜、简陋的自制氧气罩，肩上背了个渔筐，渔民们一个个都跳下了水。我在船上张望，想瞧瞧渔民们都在水下做些什么，但他们早已潜入水里不见人影。Hadi这时候跟我解释，这里不晒鱼，而是收获翡翠贻贝的“农场”。
　　渔民们从岸边载来长长的竹竿，或笔直或歪斜地深深插进海底，搭建出一座座稳固的“农场”—不只能负荷几个人走跳其上，甚至能在上面搭起简单的小屋。至于海平面以下的竹竿，则是适合翡翠贻贝附着的环境，所以每“种”一段时间，渔民们就能来这里收获大量的翡翠贻贝。Hadi说，这是流传在海岸沿线的传统技法、向海求生的智慧。“但是再过一阵子，这些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我又想起他说的“雅加达正在下沉”。雅加达政府面对这个城市存亡的问题，自然没办法视而不见。2014年，雅加达政府提出了“大嘉鲁达”计划（Great Garuda，又称Giant Sea Wall），预计在雅加达北部沿海砸下400亿美金，建造长达32公里的海堤、17个人工岛，以及人工泄洪湖，企图用人造的建筑工程，对抗逐日拔高的海洋。
　　一路上，Hadi和他的团队一直在拍摄，就是为了赶在一切消失前，把达达村记录下来。因为在“大嘉鲁达”中，包含了一座从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直通其中一个人工岛的大桥，而达达村就在这条路线上，也因此成为当局需要清除的地方。
　　即便不在“清除范围”的其他小渔村，渔民们也因为海堤阻绝，得要爬上数米高的水泥墙，才能见到自己赖以维生的小船。也有许多渔民因为海洋环境被人造建筑破坏，被迫远离家乡，流转到未知的航道上。

离不开的人

　　日上三竿，船舱内逐渐被翡翠贻贝填满，直到甲板再也盖不上。渔民们再次跳回船上，准备“满载”回岸。
　　返航的水路上，视野明朗，能远望到沿岸的人造建筑。Hadi指着其中一座人工岛说：“以后上面会盖高档的商业建筑、娱乐中心，给有钱人用的。”而我后来才知道，雅加达北边的“水岸第一排”豪宅开发商，似乎对“下沉”无感，房市欣欣向荣，方兴未艾。
　　我还在想象着未来人工岛的繁华，船已回到岸边。跳下船没走几步，我便看到一间间被“腰斩”的平房，一半以上都已沉入地底下。我想起在印尼豪华购物城（Grand Indonesia）的厕所，自己因为不会使用免治马桶（智能洗净便座）而被喷了一脸。在我用马桶“洗脸”的同时，这座城市有六成居民没有自来水可用;而在富人们收购豪宅的同时，另一群人正在失去他们赖以维生的家园。
　　这是印尼，充满矛盾与冲突感的印尼。
　　7月29日，佐科维的“迁都计划”有了最新进展—定案迁到加里曼丹。加里曼丹位于爪哇岛的北方，目前开发程度低、土地广阔，且相对少有天灾侵扰。有人猜测，佐科维之所以选择将首都迁出爪哇岛，不只为了舒缓人口压力，也是为了平衡以往资源过度集中于爪哇岛的情况。
　　印尼国家发展规划部则表示，进一步的迁都规划、设计将在2020年完成，并预计在2021年正式启动计划。目前印尼政府估计，建设新的政府机关建筑、周围的道路，大约需耗时4年，所以2024年的时候，就能开始第一阶段的迁都行动。
　　每当看到这些关于迁都的消息，我都会想起那天在达达村的一切。首都可以搬，渔民们却很难离开，可能一辈子都在海岸边游走。
　　现在，或许很难论断“大嘉鲁达”计划或“迁都”能否解决雅加达的下沉问题。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雅加达持续下沉的代价，或是当局为了防止雅加达下沉所付出的成本，这当中若必须有牺牲者，往往都是像达达村这样的地方。这仿若一场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