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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命题不可分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要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就必须要对“中国特色”作出科学的说明和把握。总体性的观照就是要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历史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有机整体置于宏大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背景之下作总体性考察，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中去进行总体性分析，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的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
关键词：中国特色；总体性；基本内涵；思想路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6-002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國各族人民奋斗的伟大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举这面旗帜，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成就辉煌的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而且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命题不可分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使这面旗帜奕奕生辉的主题词之一。要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就必须要对这一主题词作出科学的说明和把握。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在各种矛盾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提出从其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否定，这种质疑和否定不仅来自于国内，而且来自于国外；不仅存在于党外，而且存在于党内；不仅有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有实践中的困惑；不仅有原则性问题的对立，而且有具体政策上的不同看法。时至今日，这种质疑仍然不绝于耳，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论等等纷攘登场。如果不对这些疑虑和否定予以批驳和澄清，就无法达成思想上的统一，就无法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也就要求必须要对“中国特色”作出历史和逻辑、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说明和判断；也就要求“中国特色”要经受合理、合法和现实性的三重考察和检验；也就要求要对“中国特色”进行从学理层面到政治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多层次阐释与研读。这实际上也就是总体性观照的要求。
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认识的结果。“中国特色”的误读甚至恶意曲解有着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源。我们所面对的任何问题都具有总体性的含义，都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性的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特别是对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是无法向我们作出科学说明的。总体性观照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原则，强调从整体上综合把握认识对象，强调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反对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问题，强调从直接的现实出发，“从实在的具体开始”，反对从抽象的理论出发，从概念、范畴出发。对“中国特色”的错误理解往往就在于脱离历史、时代和国情孤立地而不是联系地考察“中国特色”；往往在于脱离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抽象地谈论而不是结合实际具体地考察“中国特色”；往往在于忽视体系上的把握而热衷于观点和论断的罗列；往往在于忽视对其内在的精神实质的把握而过于追求其固化的形态。这些错误反映到对“中国特色”的具体解读上就体现为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特色的“泛化”，现存着的即为“中国特色”，所有的新提法均为“中国特色”，“特色”的独创性本意没有凸显，甚至消弥在漫天的口号式的宣传之中；二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把握不够体系化，缺乏整体性的高度和科学的逻辑结构，既缺少对“中国特色”之于社会主义的相对独立性观照，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评估，又缺少对“中国特色”自身的归纳和提升，习惯于用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方法，罗列式的方式进行解读，“以离开一般联结的各个散乱事实为满足”。这两种倾向的解读不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无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有力的回应社会上对该问题的质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的根基。
循名责实，只有讲清了“中国特色”，名至实归，才能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在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过程中的一切方面都必然具有“特色”的含义。但问题是，如何能够阐明“中国特色”的典型意义，这一表述存在的必要与必然。比如说，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和以人为本是否能视为“中国特色”?对生产力和人的价值的强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复归”的东西能叫“特色”吗?价值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共性，共性的东西能叫“特色”吗?诸如此类等等。要解决这些疑问，就必须将“中国特色”的理解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同传统的苏联模式相比，从经典著作的原则性理论表述发展到一系列在特殊国情和不同时代条件下形成的具体丰富的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做法这一点上看，强调生产力和以人为本当然可以视为“中国特色”。因此，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必须结合具体语境从总体上去把握，否则必然失去立论根基和前提条件，就无法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结合具体的语境，通过回答有关“中国特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中国特色”的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也就是回答“中国特色”的应然、实然和所以然，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的系统的具有相对完整理论形态的说明。“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有清晰地回答了这三个基本问题，才能够做到对“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解，才能廓清迷雾，科学地、大胆地针对错误思想和理论误区做出正面的回应，才能真正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伟大旗帜，才能从全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就必须用“古今中外法”，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一个历史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有机整体置于宏大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背景之下作总体性考察，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中去进行总体性分析。
总体性的观照必然是历史性的观照，必然带有历史感和世界意识，必然要有历史性的结论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宏大的历史性命题和时代课题，这一命题和课题的提出是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必然。通过对这一必然作出全景式、大跨度的基于历史长程基础之上的反思与回顾可以很自然地得出“中国特色”的合理、合法与现实性的结论。这一结论蕴含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兴衰成败之中，蕴含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之中，蕴含在当下的历史即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改革实践的历史洪流中。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已有160年了，十月革命距今也有90多年的历史，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经辉煌与曲折。苏东的社会主义已成过眼烟云，留下无尽的感慨与思考。然而，历史却并未由此而“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世界的东方以其勃勃生机不但“搀救了即将失事的社会主义航船”，而且以其典型意义向世界召告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反一正、一抑一扬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教条僵化导致停顿和失败，发展创新促成进步和繁荣。
集权和僵化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点。尤其不幸的是，凭借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特殊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苏联把这种脱离了具体的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予以推广复制，对中国、东欧等国的独立探索指责为搞“多元化”，斥之为“民族主义”，不承认道路和模式的多样性，甚至直接干涉，教训极为惨痛。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我们同样历经坎坷。我们曾经试图通过一条“笔直的道路”，凭借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热情和力量，去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无情的，它并不因为我们的失误而驻足。放眼世界，历史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曲折探索的代价是整整的20年的停顿，在20世纪全球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被远远地甩在了背后。灾难使我们逐渐清醒，现实激励我们前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国情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又要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上加上中国的“特色”。当然，理论的应然逻辑不能自然的化为现实。要将历史中蕴含着的可能性转化为理论上的清醒，进而成就现实必须要依赖于实践主体的先进和成熟。基于中国落后的现状和以往探索失误的沉重代价和教训，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面对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压力下，被“逼”出了“中国特色”，“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高扬在当代中国的一面伟大旗帜。顺时应势，“中国特色”的提出扭住了发展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依次提出，共同为“中国特色”扫清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障碍，从而为“中国特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新时期中，探索和创新伴随着思想路线这根红线贯穿于始终。历史已经表明，每到重大的转折时期，我们都面临着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现实要求和考验。在这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关键性的抉择和突破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是在这些大的抉择和突破之中，“中国特色”得以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等等认识和理论的逐步深化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逐渐充实了“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表述，对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了“理论体系”的科学阐释。这表明，在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三个有利于”，“创新无止境”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探索后，发展思路愈加清晰，理论认识日益深化和完善，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全面繁荣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任何“绝对的东西”，它从根本上反对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主张认识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使思想理论同变化着的实际相符合。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已经证明，思想僵化，把经典作家的某些话语奉为圭臬，片面追求一种“纯洁”的固定模式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基本方法原则，其结果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理想要服从规律，规律要求并体现为“特色”。“中国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一部改革创新史。“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是历史的答案。
总体性的考察离不开体系上的说明，“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的体系架构。尽管“中国特色”不可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对“中国特色”作出相对独立性的总体观照。且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给予科学说明。在党的各类文献中，带有“中国特色”表述的专有名词不在少数，而且作为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中国特色”，它体现和展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方面。以简单的罗列方式进行阐释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是简单地指出“中国特色”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范围，而没有进行体系上的归纳和整理。特色表现一般，体现真理。它既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全部丰富性，又带有一般原则在不同时空和地域的特殊所必然体现着的个性、差异和相对。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拓展思维，把“中国特色”放到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去审视，甚至可以拿不同的文明制度体系和发展模式作“中国特色”的考察背景。但在这里，我们只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体系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建设和发展模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表现。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和共性；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特色”，另一方面，“特色”体现的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体制模式和理论体系。显然，在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中，经典作家的表述、不同国情、不同时代特点应成“特色”的三维参照系。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理论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尽管在此我们想作出的是“中国特色”的理论上的解读，但是纯粹学理意义上的遵循严格语言学和逻辑学要求的“中国特色”并不能作为一种“现实的理论”而存在，并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且很容易陷入言语之争。虽然我们并无意于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优劣和对错之分，也无意于将“中国特色”的典型意义普遍化，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严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面临着理论指导实践、引领未来的现实要求。因此，对“中国特色”的解读不可避免的是学理的、政治的和实践的三重统一。这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特色”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阐明的时候，必须要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谈，必须要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谈，必须要在时代发展的基础上谈。因此，对“中国特色”的总体性观照需要从整体上，從照顾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既可以充分反映现实而又不割断历史，并可以易于成就意识形态共识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
一般地说来，体系的建构可以从基本观点和理论层次的结合人手。概念和范畴是理论体系的基石，理论的混乱和把握的失误往往来源于基本概念范畴的不清，来源于概念范畴的结构性安 排的紊乱。“中国特色”的体系建构中既要排除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又要强调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体现，是确保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一般规定性要求和保证，它从属于社会主义本质，既具有相对稳定的“质”的表现，又具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显然，尽管“中国特色”可以从不同维度和视角进行阐释概括和描述，但将“特色”定位并内附于基本特征可以更好地突出其“特色”的含义，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重叠共识”。“中国特色”指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表现，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展开，通过这些基本特征的“特色”表现社会主义的一般。这一定位既可避免将抽象价值层面的东西视为“特色”而造成“特色”的宽泛与模糊，也可避免将过于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等低层次表层特征视为“特色”，从而造成“特色”的繁琐与滥用。同样重要的是，基于此，“中国特色”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可以系统建构。
具体的来说，如果把“中国特色”这一多层次的规定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基本特征在社会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这两大层面上的表现可以作为划分“中国特色”的主要依据。而制度模式的“特色”和发展模式的“特色”反映到理论上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制度模式、发展模式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就成为“中国特色”的三个有机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这几个子系统又分别以其相对独立的内容，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要素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基本制度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和外化，反映着社会关系的本质。在基本制度层面之下，我们可以归纳出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基本社会制度等等的制度“特色”。在这些基本制度层面之下，我们还可以继续作再次一级的归纳，如在基本政治制度之下，我们可以继续作出“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其他基本制度亦可作相应划分。如果说，从制度模式层面分析“特色”着眼于政治取向，从形态上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体现社会主义，那么，发展模式“特色”则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从路径上说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特色”。可以说，在每一制度模式层面的“特色”有着其相应的发展模式“特色”，每一发展模式特色同样也可以进行体系上的建构和展开，在此不一一赘述。同样，理论上的“中国特色”也要进行体系上的把握。它特色就在于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三个特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这其中的每一特色又是由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作为次级系统构成。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历史规律的自我确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国特色”理解的不清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原则把握的不清。在“中国特色”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永葆活力、蓬勃发展的灵魂和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目的性与价值性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对规律性与科学性体现和服从则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在发现和利用规律，在追求价值，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在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需要给予的正确认识的首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完全清醒的”。教条主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曾经把经典作家针对某些具体条件下的一些结论和个别论断视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而没有意识到，任何的理论上的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只能是历史性的认识，同样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还不能说是最终的认识成果。所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教义，而应看作是科学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和最核心的层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是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表现和根本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切重大的错误没有不是脱离这个根本的思想路线的。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从时代特点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科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实现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服从“本本”要让位于服从真理，理论本位的思维要让位于实践本位的思维。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运动。历史只能够提出能够解决的问题，脱离规律性的价值是不存在的。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才能做到立足基本国情，科学判断时代特征，才能准确把握主要矛盾，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无往而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中国特色”体现的是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过程。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大胆地探索，就成就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对原有的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观念、制度体制机制做出了大胆的突破，正是这些突破使得“中国特色”得以建立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和还将证明，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未来。“中国特色”的探索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机。在党的十六大文件上，我们党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取代了原来使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有”字取消，不仅是原有表述的简洁与精练，而是有着更重要和更深远的寓意。原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修饰词，去掉“有”字之后，更加突出了“中国特色”。一方面，强调了“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完整命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它甚至成了中心词之一。这一改动，其深刻的寓意就是在于表明，我们当前建设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而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含义更多的是定位于经典社会主义之上。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同样，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加上“发展”二字，其用意也是如此。
特色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开放与多元，它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常态。当代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人类社会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巨变。当代中国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时代引领方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必须要紧扣住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必须要站在时代前沿，立足于当代实践。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和做法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富于时代精神的大发展、大创新就无法适应现实要求。實践无止境，创新亦无止境。“社会主义是一门未来学”，当前的“中国特色”还远未定型，仍处在发展之中，我们仍然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看待它，否则就会陷入新的“教条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愈加拓展和深化。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更加光明和灿烂的未来。[责任编辑：左安嵩]
关键词：中国特色；总体性；基本内涵；思想路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6-002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國各族人民奋斗的伟大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举这面旗帜，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成就辉煌的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而且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性命题不可分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使这面旗帜奕奕生辉的主题词之一。要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就必须要对这一主题词作出科学的说明和把握。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在各种矛盾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的提出从其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否定，这种质疑和否定不仅来自于国内，而且来自于国外；不仅存在于党外，而且存在于党内；不仅有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有实践中的困惑；不仅有原则性问题的对立，而且有具体政策上的不同看法。时至今日，这种质疑仍然不绝于耳，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实用主义论等等纷攘登场。如果不对这些疑虑和否定予以批驳和澄清，就无法达成思想上的统一，就无法确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也就要求必须要对“中国特色”作出历史和逻辑、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说明和判断；也就要求“中国特色”要经受合理、合法和现实性的三重考察和检验；也就要求要对“中国特色”进行从学理层面到政治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多层次阐释与研读。这实际上也就是总体性观照的要求。
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认识的结果。“中国特色”的误读甚至恶意曲解有着深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源。我们所面对的任何问题都具有总体性的含义，都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性的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特别是对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是无法向我们作出科学说明的。总体性观照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原则，强调从整体上综合把握认识对象，强调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反对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问题，强调从直接的现实出发，“从实在的具体开始”，反对从抽象的理论出发，从概念、范畴出发。对“中国特色”的错误理解往往就在于脱离历史、时代和国情孤立地而不是联系地考察“中国特色”；往往在于脱离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抽象地谈论而不是结合实际具体地考察“中国特色”；往往在于忽视体系上的把握而热衷于观点和论断的罗列；往往在于忽视对其内在的精神实质的把握而过于追求其固化的形态。这些错误反映到对“中国特色”的具体解读上就体现为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特色的“泛化”，现存着的即为“中国特色”，所有的新提法均为“中国特色”，“特色”的独创性本意没有凸显，甚至消弥在漫天的口号式的宣传之中；二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把握不够体系化，缺乏整体性的高度和科学的逻辑结构，既缺少对“中国特色”之于社会主义的相对独立性观照，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评估，又缺少对“中国特色”自身的归纳和提升，习惯于用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方法，罗列式的方式进行解读，“以离开一般联结的各个散乱事实为满足”。这两种倾向的解读不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的丰富内涵，无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有力的回应社会上对该问题的质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的根基。
循名责实，只有讲清了“中国特色”，名至实归，才能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在与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过程中的一切方面都必然具有“特色”的含义。但问题是，如何能够阐明“中国特色”的典型意义，这一表述存在的必要与必然。比如说，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和以人为本是否能视为“中国特色”?对生产力和人的价值的强调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复归”的东西能叫“特色”吗?价值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共性，共性的东西能叫“特色”吗?诸如此类等等。要解决这些疑问，就必须将“中国特色”的理解置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同传统的苏联模式相比，从经典著作的原则性理论表述发展到一系列在特殊国情和不同时代条件下形成的具体丰富的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做法这一点上看，强调生产力和以人为本当然可以视为“中国特色”。因此，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必须结合具体语境从总体上去把握，否则必然失去立论根基和前提条件，就无法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结合具体的语境，通过回答有关“中国特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中国特色”的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也就是回答“中国特色”的应然、实然和所以然，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的系统的具有相对完整理论形态的说明。“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有清晰地回答了这三个基本问题，才能够做到对“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解，才能廓清迷雾，科学地、大胆地针对错误思想和理论误区做出正面的回应，才能真正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伟大旗帜，才能从全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就必须用“古今中外法”，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一个历史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有机整体置于宏大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背景之下作总体性考察，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中去进行总体性分析。
总体性的观照必然是历史性的观照，必然带有历史感和世界意识，必然要有历史性的结论和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宏大的历史性命题和时代课题，这一命题和课题的提出是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必然。通过对这一必然作出全景式、大跨度的基于历史长程基础之上的反思与回顾可以很自然地得出“中国特色”的合理、合法与现实性的结论。这一结论蕴含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兴衰成败之中，蕴含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之中，蕴含在当下的历史即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改革实践的历史洪流中。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已有160年了，十月革命距今也有90多年的历史，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经辉煌与曲折。苏东的社会主义已成过眼烟云，留下无尽的感慨与思考。然而，历史却并未由此而“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 世界的东方以其勃勃生机不但“搀救了即将失事的社会主义航船”，而且以其典型意义向世界召告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反一正、一抑一扬彰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教条僵化导致停顿和失败，发展创新促成进步和繁荣。
集权和僵化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点。尤其不幸的是，凭借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特殊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苏联把这种脱离了具体的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予以推广复制，对中国、东欧等国的独立探索指责为搞“多元化”，斥之为“民族主义”，不承认道路和模式的多样性，甚至直接干涉，教训极为惨痛。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我们同样历经坎坷。我们曾经试图通过一条“笔直的道路”，凭借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热情和力量，去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无情的，它并不因为我们的失误而驻足。放眼世界，历史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曲折探索的代价是整整的20年的停顿，在20世纪全球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被远远地甩在了背后。灾难使我们逐渐清醒，现实激励我们前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国情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又要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上加上中国的“特色”。当然，理论的应然逻辑不能自然的化为现实。要将历史中蕴含着的可能性转化为理论上的清醒，进而成就现实必须要依赖于实践主体的先进和成熟。基于中国落后的现状和以往探索失误的沉重代价和教训，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面对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压力下，被“逼”出了“中国特色”，“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高扬在当代中国的一面伟大旗帜。顺时应势，“中国特色”的提出扭住了发展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依次提出，共同为“中国特色”扫清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障碍，从而为“中国特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新时期中，探索和创新伴随着思想路线这根红线贯穿于始终。历史已经表明，每到重大的转折时期，我们都面临着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现实要求和考验。在这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关键性的抉择和突破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是在这些大的抉择和突破之中，“中国特色”得以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等等认识和理论的逐步深化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逐渐充实了“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作了完整表述，对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了“理论体系”的科学阐释。这表明，在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三个有利于”，“创新无止境”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探索后，发展思路愈加清晰，理论认识日益深化和完善，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的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全面繁荣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任何“绝对的东西”，它从根本上反对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主张认识要在实践的基础上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要使思想理论同变化着的实际相符合。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已经证明，思想僵化，把经典作家的某些话语奉为圭臬，片面追求一种“纯洁”的固定模式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基本方法原则，其结果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基于现实基础之上的，理想要服从规律，规律要求并体现为“特色”。“中国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一部改革创新史。“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是历史的答案。
总体性的考察离不开体系上的说明，“中国特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特色”的体系架构。尽管“中国特色”不可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对“中国特色”作出相对独立性的总体观照。且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给予科学说明。在党的各类文献中，带有“中国特色”表述的专有名词不在少数，而且作为一个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中国特色”，它体现和展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方面。以简单的罗列方式进行阐释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是简单地指出“中国特色”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范围，而没有进行体系上的归纳和整理。特色表现一般，体现真理。它既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全部丰富性，又带有一般原则在不同时空和地域的特殊所必然体现着的个性、差异和相对。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拓展思维，把“中国特色”放到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中去审视，甚至可以拿不同的文明制度体系和发展模式作“中国特色”的考察背景。但在这里，我们只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体系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建设和发展模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表现。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和共性；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特色”，另一方面，“特色”体现的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体制模式和理论体系。显然，在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中，经典作家的表述、不同国情、不同时代特点应成“特色”的三维参照系。在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理论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尽管在此我们想作出的是“中国特色”的理论上的解读，但是纯粹学理意义上的遵循严格语言学和逻辑学要求的“中国特色”并不能作为一种“现实的理论”而存在，并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且很容易陷入言语之争。虽然我们并无意于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优劣和对错之分，也无意于将“中国特色”的典型意义普遍化，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严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面临着理论指导实践、引领未来的现实要求。因此，对“中国特色”的解读不可避免的是学理的、政治的和实践的三重统一。这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特色”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阐明的时候，必须要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谈，必须要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谈，必须要在时代发展的基础上谈。因此，对“中国特色”的总体性观照需要从整体上，從照顾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既可以充分反映现实而又不割断历史，并可以易于成就意识形态共识的“中国特色”理论体系。
一般地说来，体系的建构可以从基本观点和理论层次的结合人手。概念和范畴是理论体系的基石，理论的混乱和把握的失误往往来源于基本概念范畴的不清，来源于概念范畴的结构性安 排的紊乱。“中国特色”的体系建构中既要排除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又要强调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最高层次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体现，是确保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一般规定性要求和保证，它从属于社会主义本质，既具有相对稳定的“质”的表现，又具有历史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显然，尽管“中国特色”可以从不同维度和视角进行阐释概括和描述，但将“特色”定位并内附于基本特征可以更好地突出其“特色”的含义，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重叠共识”。“中国特色”指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表现，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展开，通过这些基本特征的“特色”表现社会主义的一般。这一定位既可避免将抽象价值层面的东西视为“特色”而造成“特色”的宽泛与模糊，也可避免将过于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等低层次表层特征视为“特色”，从而造成“特色”的繁琐与滥用。同样重要的是，基于此，“中国特色”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可以系统建构。
具体的来说，如果把“中国特色”这一多层次的规定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基本特征在社会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这两大层面上的表现可以作为划分“中国特色”的主要依据。而制度模式的“特色”和发展模式的“特色”反映到理论上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制度模式、发展模式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就成为“中国特色”的三个有机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这几个子系统又分别以其相对独立的内容，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要素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基本制度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和外化，反映着社会关系的本质。在基本制度层面之下，我们可以归纳出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基本社会制度等等的制度“特色”。在这些基本制度层面之下，我们还可以继续作再次一级的归纳，如在基本政治制度之下，我们可以继续作出“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其他基本制度亦可作相应划分。如果说，从制度模式层面分析“特色”着眼于政治取向，从形态上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体现社会主义，那么，发展模式“特色”则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从路径上说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特色”。可以说，在每一制度模式层面的“特色”有着其相应的发展模式“特色”，每一发展模式特色同样也可以进行体系上的建构和展开，在此不一一赘述。同样，理论上的“中国特色”也要进行体系上的把握。它特色就在于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这三个特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这其中的每一特色又是由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作为次级系统构成。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历史规律的自我确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国特色”理解的不清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原则把握的不清。在“中国特色”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永葆活力、蓬勃发展的灵魂和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社会主义建设应当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目的性与价值性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对规律性与科学性体现和服从则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在发现和利用规律，在追求价值，实现目的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在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需要给予的正确认识的首要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完全清醒的”。教条主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曾经把经典作家针对某些具体条件下的一些结论和个别论断视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而没有意识到，任何的理论上的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只能是历史性的认识，同样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还不能说是最终的认识成果。所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教义，而应看作是科学的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和最核心的层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是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主要表现和根本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切重大的错误没有不是脱离这个根本的思想路线的。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从时代特点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科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实现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服从“本本”要让位于服从真理，理论本位的思维要让位于实践本位的思维。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运动。历史只能够提出能够解决的问题，脱离规律性的价值是不存在的。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才能做到立足基本国情，科学判断时代特征，才能准确把握主要矛盾，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无往而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中国特色”体现的是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过程。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大胆地探索，就成就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对原有的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观念、制度体制机制做出了大胆的突破，正是这些突破使得“中国特色”得以建立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和还将证明，没有“中国特色”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未来。“中国特色”的探索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机。在党的十六大文件上，我们党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取代了原来使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有”字取消，不仅是原有表述的简洁与精练，而是有着更重要和更深远的寓意。原有“中国特色”的表述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修饰词，去掉“有”字之后，更加突出了“中国特色”。一方面，强调了“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完整命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它甚至成了中心词之一。这一改动，其深刻的寓意就是在于表明，我们当前建设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而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含义更多的是定位于经典社会主义之上。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同样，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前加上“发展”二字，其用意也是如此。
特色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开放与多元，它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常态。当代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人类社会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巨变。当代中国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时代引领方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必须要紧扣住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必须要站在时代前沿，立足于当代实践。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和做法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富于时代精神的大发展、大创新就无法适应现实要求。實践无止境，创新亦无止境。“社会主义是一门未来学”，当前的“中国特色”还远未定型，仍处在发展之中，我们仍然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看待它，否则就会陷入新的“教条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的深度和广度也将愈加拓展和深化。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更加光明和灿烂的未来。[责任编辑：左安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