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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因为将“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作为主要议程，而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对于与执政有关的组织、作风等问题的探讨，多年来散见于中央委员会的历次全会，但将“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全会核心议题，这还是第一次。
“执政能力建设”于十六大被明确提出以来，经由中共高层的多次强调阐释及党建学者的理论辨析建构，被认为绝非“策略性的表述”，而是关乎治国理政55年的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
打破“周期律”的再努力
60年前的一段对话，近来被多次援引。1945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兴亡周期律”，大意是中国历朝历代总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希望中共能够找到摆脱怪圈的新路径。
毛泽东当时没有犹豫：“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告诉《嘹望东方周刊》：“这次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集中展示和显著提升，是在积累既有成就及经验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展望将来，又一次跳出周期律的重大努力。”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中共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颁布，都被视作增强执政能力的努力。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作为政改应有之意的执政能力建设，也冀望获得根本性的提升。
多年从事党建研究的叶笃初教授认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必将有力推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他说，目前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需要地方及部门党委总揽全局、善于协调。
他表示，希望1996年出台的《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尽快修订完善，从原有的“试行”实现“转正”，为地方党委履行领导职能提供法规保障。
他认为，“协调”还包括领导班子内部的协调，以往有些领导班子的成员是分兵把口、互不通气，一把手与其他成员之间关系也有问题。他表示相信，这次全会中央将在工作机制完善方面给予进一步指导，“让党代表知悉党内重要活动的情况”，拓宽交流了解的渠道，促使各方的积极性变成合力。
叶笃初期待，本次全会在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方面将有实质性进展。“事实上，有些事情在全会前已经在做，当作一种局部的示范性的热身和演练，之后还会继续下去，推广开来，形成定规。”
叶说的“热身”、“演练”，就包括不久前检查机关纪律规范的出台，近期对于司法违规行为的严查。他说，相应的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可望在全会决议形成后更加明晰，必然成为有成规模的组织行动。
叶笃初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长期发展、持续努力的过程，而在较高的自觉基础上推动执政能力建设则是近20年来的事。这次全会将给出一个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基本框架，一个“成文的盘子”，从而将执政能力建设带入一个全面、成熟、深入发展的阶段。关键时期，关键在党
2003年中央党校的一项以县以上干部为对象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缺乏或较弱的占一半以上；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弱或手足无措的占三分之一以上；依法执政、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则有近一半显得较弱。
“不少干部在许多事情上显得力不从心、不堪重负。”叶笃初说。与能力不足相应的，是中共的执政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建专家虞云耀将这种“历史性的考验”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
尽管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发展的压力依然繁重，改革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解决成本日益高昂，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内外环境的压力也使中共提升执政能力的要求迫切。
虞云耀分析说，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的历史方位的这种变化，使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他说。
7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而此前10天，《人民日报》长达7000字的头版评论对“关键时期”给予了权威解读：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而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这个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是深化改革、阻力增大的时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而这一切都绕不开、躲不过。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改革的攻坚战。”该文这样描述改革的艰巨性。
文章还引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意指在关键时期，要避免“拉美陷阱”和清王朝衰亡的覆辙。
观察人士认为，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刊发的这篇长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当前形势和改革前景的理解与判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当前的形势看，将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改革的重点更为稳妥，也更易为各方所接受。“关键不是如何表述，而是改革的实际内涵。”
“修己以安百姓”
“政改的核心就是改革执政党。”多位学者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党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行政体制等其他方面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叶笃初认为，执政能力的实质和关键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就会失信于民，给党造成危险。一些干部执政能力存在问题，主要还是在基本观念和日常实践中，在为谁执政、为谁谋利的认识上存在问题。
他引用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这句政治格言，“希望我们的同志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和智慧作为自勉”。
虞云耀指出，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所谓认同，也就是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政治学里用“合法性”来表达这个意思。“我认为，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体现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且体现为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道义上的合法性。”
在一定意义上，提高执政能力可看作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的一种努力。“这种新的重大努力并不改变党的性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强凋加强执政能力，也丝毫没有放松松对党内不良作风、消极腐败现象的斗争。”叶笃初说。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执政能力本身是一种科学，提升执政能力也应该讲求科学，不能靠搞运动来做，而是要完善机制，从体制上加以促进。
“执政能力建设”于十六大被明确提出以来，经由中共高层的多次强调阐释及党建学者的理论辨析建构，被认为绝非“策略性的表述”，而是关乎治国理政55年的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
打破“周期律”的再努力
60年前的一段对话，近来被多次援引。1945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到“兴亡周期律”，大意是中国历朝历代总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希望中共能够找到摆脱怪圈的新路径。
毛泽东当时没有犹豫：“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告诉《嘹望东方周刊》：“这次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集中展示和显著提升，是在积累既有成就及经验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展望将来，又一次跳出周期律的重大努力。”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中共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颁布，都被视作增强执政能力的努力。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作为政改应有之意的执政能力建设，也冀望获得根本性的提升。
多年从事党建研究的叶笃初教授认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必将有力推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他说，目前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需要地方及部门党委总揽全局、善于协调。
他表示，希望1996年出台的《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尽快修订完善，从原有的“试行”实现“转正”，为地方党委履行领导职能提供法规保障。
他认为，“协调”还包括领导班子内部的协调，以往有些领导班子的成员是分兵把口、互不通气，一把手与其他成员之间关系也有问题。他表示相信，这次全会中央将在工作机制完善方面给予进一步指导，“让党代表知悉党内重要活动的情况”，拓宽交流了解的渠道，促使各方的积极性变成合力。
叶笃初期待，本次全会在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方面将有实质性进展。“事实上，有些事情在全会前已经在做，当作一种局部的示范性的热身和演练，之后还会继续下去，推广开来，形成定规。”
叶说的“热身”、“演练”，就包括不久前检查机关纪律规范的出台，近期对于司法违规行为的严查。他说，相应的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可望在全会决议形成后更加明晰，必然成为有成规模的组织行动。
叶笃初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长期发展、持续努力的过程，而在较高的自觉基础上推动执政能力建设则是近20年来的事。这次全会将给出一个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基本框架，一个“成文的盘子”，从而将执政能力建设带入一个全面、成熟、深入发展的阶段。关键时期，关键在党
2003年中央党校的一项以县以上干部为对象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缺乏或较弱的占一半以上；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较弱或手足无措的占三分之一以上；依法执政、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则有近一半显得较弱。
“不少干部在许多事情上显得力不从心、不堪重负。”叶笃初说。与能力不足相应的，是中共的执政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建专家虞云耀将这种“历史性的考验”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
尽管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发展的压力依然繁重，改革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解决成本日益高昂，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内外环境的压力也使中共提升执政能力的要求迫切。
虞云耀分析说，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从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的转变；从受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到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党的历史方位的这种变化，使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课题。”他说。
7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而此前10天，《人民日报》长达7000字的头版评论对“关键时期”给予了权威解读：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而我们国家的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这个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是深化改革、阻力增大的时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而这一切都绕不开、躲不过。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改革的攻坚战。”该文这样描述改革的艰巨性。
文章还引用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意指在关键时期，要避免“拉美陷阱”和清王朝衰亡的覆辙。
观察人士认为，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刊发的这篇长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当前形势和改革前景的理解与判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当前的形势看，将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改革的重点更为稳妥，也更易为各方所接受。“关键不是如何表述，而是改革的实际内涵。”
“修己以安百姓”
“政改的核心就是改革执政党。”多位学者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党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行政体制等其他方面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叶笃初认为，执政能力的实质和关键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就会失信于民，给党造成危险。一些干部执政能力存在问题，主要还是在基本观念和日常实践中，在为谁执政、为谁谋利的认识上存在问题。
他引用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这句政治格言，“希望我们的同志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和智慧作为自勉”。
虞云耀指出，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所谓认同，也就是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政治学里用“合法性”来表达这个意思。“我认为，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体现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且体现为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道义上的合法性。”
在一定意义上，提高执政能力可看作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自我净化的一种努力。“这种新的重大努力并不改变党的性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强凋加强执政能力，也丝毫没有放松松对党内不良作风、消极腐败现象的斗争。”叶笃初说。
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执政能力本身是一种科学，提升执政能力也应该讲求科学，不能靠搞运动来做，而是要完善机制，从体制上加以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