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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认为高校很“霸道”的师生们来说，最高人民法院和教育部正在内部磋商的一个司法解释使他们充满希望，但“高校利益集团”却力图将司法解释“扼杀”在摇篮里，使这种希望又显得不很明朗。
8月11日，《法制日报》披露，这一司法解释拟将有关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处理和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
在此之前，中国法院对待大学生对高校提起的诉讼，大多采取不受理的态度。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使中国大学师生在与高校发生纠纷时维权无门。
有人认为，这项司法解释如果能最终出台，则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师生之间的纠纷不再只是教育机构的内部矛盾，而成为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的社会行为。
教育部咨询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曾经参与行政诉讼法起草工作。他忧虑：“该司法解释计划正承受来自许多高校的压力甚至阻力，在形势没有明朗之前，该司法解释能否及时出台，还是个疑问。”
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权威人士向《嘹望东方周刊》证实，该院行政庭正在讨论这个“敏感”的司法解释文本，至今尚未定型，甚至连最终是否可以出台还不好说。
不能忘却的诉讼
提到大学生状告高校，人们立即会联想起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两案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因为对学校不予颁发学位证或学历证的决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不同之处在于，前案原告完全胜诉，而后案原告则被驳回起诉。
北京海淀法院把田永案的一二审判决文书，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安教授认为，这样做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不仅认可了该案的判决，而且愿意把它作为经典案例推广。
北京大学博士生刘燕文是因为对北大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不服，而将北大告上法庭的。尽管法院一审判决刘胜诉，但在后来的二审和重新审理中，该案据报道遇到了“不正常”的干扰，刘的诉讼请求最后被海淀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法学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刘燕文状告北大并在一审胜诉的消息，让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高校管理者深感不安。有的高校通过教育部甚至一些担任人大代表的本校学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不要受理类似案件。
这位学者说：“在当时，不少高校管理者意识到，照田永和刘燕文两案的判法搞下去，大多数高校都将面临如潮的官司。因为这些学校一方面对学生的处分很随意，不符合行政程序原则；另一方面，它们自行制定了很多学校内部规则，而这些规则恰恰与法律和教育部的规定相背，只要学生一告，学校马上会败诉。”
高校管理者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刘燕文案之后，至少在北京地区，各级法院就和高校达成了默契——凡是学生状告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件一概不予受理。在其他地区，这种默契则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司法实践中。
“正是由于高校和法院达成了默契，使得大学生的正当权益在受到学校侵害时有时无法得到司法救济。这正是本次司法解释得以酝酿的根本原因。”那位学者说。
有学生甚至认为，在与学校对簿公堂的时候，学生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一利益集团尽管一直在教育人们善良、诚实和公正，但对自己却有时实行双重标准。
一个远未成型的解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湛中乐教授，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司法解释前组织的专家听证会。
湛中乐认为，这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将对学生产生积极作用，而对学校来说则意味着挑战。因为，在司法监督下，学校再不能随意处分学生。
“事实上，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该司法解释恰恰是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整性理解，这也是法律完善的表现。”他说。
于安告诉《嘹望东方周刊》，就在刘燕文案件后，由于高校要求法院停止受理类似案件的呼声较高，法院和教育系统最终达成了默契，即今后的类似纠纷，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内部裁决。
于安说，在法院拒绝受理相关案件后，大量的纠纷就被推到了教育部，让后者叫苦不迭。不过，现任教育部长周济上任不久，就决定对几乎所有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建议，目的就是促成高等教育的法治化。
周济的举措和法学家们的主张不谋而合。2004年初，于安教授在向清华大学中心学习组报告“高等学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时就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的受教育权已经不只是普通的民事利益，而已发展成为第一利益。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对个人受教育权的处分，理应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对此司法解释持反对立场主要理由包括：对学生和学术的处理是高校的固有权力，法院的处理影响了高校的自主权，破坏了学术自由；法院受理高教案件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两个理由都是很荒唐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于安说，“从来没有哪种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拒绝监督的权力是很可怕的；而没有司法监督的内部为所欲为，只能破坏稳定。”
争议仍在继续，知名行政法学专家、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警告，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应当告别高校管理不受司法监督之“自由王国”，另一方面又要拒绝高校诉讼的“全面开放”。
“高校行政诉讼只能适用高校之‘纯行政性’行为，不能适用‘纯学术性’行为。这是符合国际规则的。”他说。
高校里的这些纠纷能否被纳入行政诉讼的有效司法监督之下，目前还不明朗，但人们普遍相信，现在的一些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
8月11日，《法制日报》披露，这一司法解释拟将有关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处理和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
在此之前，中国法院对待大学生对高校提起的诉讼，大多采取不受理的态度。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使中国大学师生在与高校发生纠纷时维权无门。
有人认为，这项司法解释如果能最终出台，则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师生之间的纠纷不再只是教育机构的内部矛盾，而成为接受司法监督和审查的社会行为。
教育部咨询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曾经参与行政诉讼法起草工作。他忧虑：“该司法解释计划正承受来自许多高校的压力甚至阻力，在形势没有明朗之前，该司法解释能否及时出台，还是个疑问。”
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权威人士向《嘹望东方周刊》证实，该院行政庭正在讨论这个“敏感”的司法解释文本，至今尚未定型，甚至连最终是否可以出台还不好说。
不能忘却的诉讼
提到大学生状告高校，人们立即会联想起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两案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因为对学校不予颁发学位证或学历证的决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不同之处在于，前案原告完全胜诉，而后案原告则被驳回起诉。
北京海淀法院把田永案的一二审判决文书，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于安教授认为，这样做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不仅认可了该案的判决，而且愿意把它作为经典案例推广。
北京大学博士生刘燕文是因为对北大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不服，而将北大告上法庭的。尽管法院一审判决刘胜诉，但在后来的二审和重新审理中，该案据报道遇到了“不正常”的干扰，刘的诉讼请求最后被海淀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法学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刘燕文状告北大并在一审胜诉的消息，让包括北大在内的众多高校管理者深感不安。有的高校通过教育部甚至一些担任人大代表的本校学者，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法院不要受理类似案件。
这位学者说：“在当时，不少高校管理者意识到，照田永和刘燕文两案的判法搞下去，大多数高校都将面临如潮的官司。因为这些学校一方面对学生的处分很随意，不符合行政程序原则；另一方面，它们自行制定了很多学校内部规则，而这些规则恰恰与法律和教育部的规定相背，只要学生一告，学校马上会败诉。”
高校管理者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刘燕文案之后，至少在北京地区，各级法院就和高校达成了默契——凡是学生状告高校的行政诉讼案件一概不予受理。在其他地区，这种默契则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司法实践中。
“正是由于高校和法院达成了默契，使得大学生的正当权益在受到学校侵害时有时无法得到司法救济。这正是本次司法解释得以酝酿的根本原因。”那位学者说。
有学生甚至认为，在与学校对簿公堂的时候，学生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一利益集团尽管一直在教育人们善良、诚实和公正，但对自己却有时实行双重标准。
一个远未成型的解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湛中乐教授，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司法解释前组织的专家听证会。
湛中乐认为，这项司法解释的出台将对学生产生积极作用，而对学校来说则意味着挑战。因为，在司法监督下，学校再不能随意处分学生。
“事实上，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该司法解释恰恰是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整性理解，这也是法律完善的表现。”他说。
于安告诉《嘹望东方周刊》，就在刘燕文案件后，由于高校要求法院停止受理类似案件的呼声较高，法院和教育系统最终达成了默契，即今后的类似纠纷，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内部裁决。
于安说，在法院拒绝受理相关案件后，大量的纠纷就被推到了教育部，让后者叫苦不迭。不过，现任教育部长周济上任不久，就决定对几乎所有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建议，目的就是促成高等教育的法治化。
周济的举措和法学家们的主张不谋而合。2004年初，于安教授在向清华大学中心学习组报告“高等学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时就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的受教育权已经不只是普通的民事利益，而已发展成为第一利益。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对个人受教育权的处分，理应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对此司法解释持反对立场主要理由包括：对学生和学术的处理是高校的固有权力，法院的处理影响了高校的自主权，破坏了学术自由；法院受理高教案件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两个理由都是很荒唐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于安说，“从来没有哪种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拒绝监督的权力是很可怕的；而没有司法监督的内部为所欲为，只能破坏稳定。”
争议仍在继续，知名行政法学专家、浙江大学副校长胡建淼教授警告，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应当告别高校管理不受司法监督之“自由王国”，另一方面又要拒绝高校诉讼的“全面开放”。
“高校行政诉讼只能适用高校之‘纯行政性’行为，不能适用‘纯学术性’行为。这是符合国际规则的。”他说。
高校里的这些纠纷能否被纳入行政诉讼的有效司法监督之下，目前还不明朗，但人们普遍相信，现在的一些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