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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藏品中古币占的比例最大,古币虽小但它们在文物中的地位不可小觑,一枚小小的古币可以折射出那个朝代的经济状况、冶炼技术、书法水准及人们的审美情趣等。我收藏的古币大约有千枚,主要是清朝币和宋朝币,其他朝代的币也有但数量小。这上千枚古币绝大部分是普品,珍品也有却只有那么两枚,是北宋的小平“崇宁通宝”和元代的小平银币“大朝通宝”,特别是小平银币“大朝通宝”值得向大家重点推荐。
收藏古币的朋友都清楚,由于元朝的年祚较短,加上流通的主体货币是交钞,也就是纸币,作为辅币的金属币铸量少,流传到今天的就更少。据说元朝共铸金属币124种,主要集中于早中期的武宗年间及晚期的至正年间。早中期的是“至大通宝”和八思巴文当十“大元通宝”,晚期的是“至正通宝”,它们都是铜币,这三类币存世数量较多。其他币种存世量较少,都可以算得上珍品。至于铸于蒙古未入主中原前的小平银币“大朝通宝”,那更是特珍品。元世祖忽必烈没建立元朝之前,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自称蒙古为“大朝”,金和南宋也以“大朝”称之。因此那时铸的币叫“大朝通宝”。至于“大朝通宝”是否始铸于成吉思汗时代,还需学者们进一步考证。“大朝通宝”银铜币,直径约2.2厘米,重约2.5克左右,制作粗率,边缘欠整。钱文“大朝通宝”四字楷书,字体仿金朝“大定通宝”,直读,就是先上下后右左地读。“大朝通宝”铜币光背无文,银币背面有的可见“木”字,是篆体,有的可见其他戳记。“大朝通宝”有钱币学家认为是交钞辅币的,有认为是大汗的赏赐钱或庙宇中敬佛的供养钱。无论何说,此钱传世极罕,几无出土,是历代泉家梦寐以求的珍品。但近几年“大朝通宝”偶有出土,五年前《内蒙钱币》介绍呼市一藏家从乌兰察布四子王旗征集到一枚“大朝通宝”银币。今年陕西礼泉县一中学工地出土约两吨古币,种类跨越唐、宋、元三朝代,其中有“大朝通宝”,但未说几枚,也未说是银币还是铜币。至于说钱币学家华光普在他编撰的《中国钱币》一书介绍近年六盘山地区一次窖藏出土二百枚大朝银币,我不太相信。据资料介绍已发现的大朝银币每枚形制都不相同,怎么可能一次发现那么多,它们的形制一致吗?
我收集到的这枚小平银币“大朝通宝”纯属偶然,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五年前“五·一”长假,我回乌兰察布察右前旗老家收古货。长假第四天,我骑自行车准备去元朝集宁路遗址土城子村收购,路过一个叫二隆村的村庄时我就停下来吆喝起来。二隆村在土城子东约二十里,村南一片小空地经常出土一些古物,可能是金元时的一个村落或小兵站。吆喝了一会儿一妇女用塑料袋包着一包古币,说是锄地锄出来的。这小堆钱里大部分是宋钱,也有一枚五代时的“唐国通宝”。我就快速地从里面挑了几枚品相好较少见的古币,记得有一枚是南宋“绍兴通宝”折二钱,背星月,一枚就是“唐国通宝”。其中混迹于那堆钱中的“大朝通宝”银币,我也拣起来看了看,由于它的形制粗率边缘不整,字迹不太清楚,加上刚出土满布土迹锈迹,我就没要它。等我把挑选好的几枚铜币成交后,突生念头,要不再看看余下的钱,这一次我用手把那枚“大朝通宝”搓了几下发现是银质的,再细看由于字体错位,只辨认出“大”和“通宝”三字,“朝”字不完整。由于我当时脑子里没“大朝通宝”钱这一概念,就把它当成普通的私铸银币或西域钱随意买下,大约花了不到两元钱。此后两年里这枚钱我一直没当回事。只是在前年暑假我又回老家收古物,由于连日阴雨,我躺在二哥家西屋床上随意翻钱币字典,当翻到元代钱币条目时,第一个介绍的是“大朝通宝”,仔细阅读后才想到自己收购的就是小平银币“大朝通宝”。回去后拿出实物同钱币学家孙仲汇先生编写的《古钱币图解》中的“大朝通宝”银币拓片一对照,完全吻合,当时我的兴奋劲难于言表。
我收藏的这枚小平银币“大朝通宝”,形制和重量同前面介绍的相差无几,不同的是这枚币穿上有一小孔,像是佩戴时穿绳线用,这说明“大朝通宝”银币是大汗的赏赐钱,只有赏赐钱人们才这样重视。该钱背面有小戳印,印记是个阳文阿拉伯数字“2”,这说明阿拉伯数字最早传入中国是可能元朝初年,从西域传入北方草原,后来才传入中原地区。因为同时代南宋钱币上背面记数值的,都用汉字大写字。
可惜这枚“大朝通宝”已不在我手,今年送孩子去广州上大学,让我把这枚古币以一万两千元的价格卖给了广州文物总店一名姓白的先生。本来我没诚心卖,只是想拿着它去广州试试价,我故意往高要,要了一万二,没想那白先生略一迟疑就答应了。我是个一诺千金的人,就只得卖出。(责编:丁丑)
收藏古币的朋友都清楚,由于元朝的年祚较短,加上流通的主体货币是交钞,也就是纸币,作为辅币的金属币铸量少,流传到今天的就更少。据说元朝共铸金属币124种,主要集中于早中期的武宗年间及晚期的至正年间。早中期的是“至大通宝”和八思巴文当十“大元通宝”,晚期的是“至正通宝”,它们都是铜币,这三类币存世数量较多。其他币种存世量较少,都可以算得上珍品。至于铸于蒙古未入主中原前的小平银币“大朝通宝”,那更是特珍品。元世祖忽必烈没建立元朝之前,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自称蒙古为“大朝”,金和南宋也以“大朝”称之。因此那时铸的币叫“大朝通宝”。至于“大朝通宝”是否始铸于成吉思汗时代,还需学者们进一步考证。“大朝通宝”银铜币,直径约2.2厘米,重约2.5克左右,制作粗率,边缘欠整。钱文“大朝通宝”四字楷书,字体仿金朝“大定通宝”,直读,就是先上下后右左地读。“大朝通宝”铜币光背无文,银币背面有的可见“木”字,是篆体,有的可见其他戳记。“大朝通宝”有钱币学家认为是交钞辅币的,有认为是大汗的赏赐钱或庙宇中敬佛的供养钱。无论何说,此钱传世极罕,几无出土,是历代泉家梦寐以求的珍品。但近几年“大朝通宝”偶有出土,五年前《内蒙钱币》介绍呼市一藏家从乌兰察布四子王旗征集到一枚“大朝通宝”银币。今年陕西礼泉县一中学工地出土约两吨古币,种类跨越唐、宋、元三朝代,其中有“大朝通宝”,但未说几枚,也未说是银币还是铜币。至于说钱币学家华光普在他编撰的《中国钱币》一书介绍近年六盘山地区一次窖藏出土二百枚大朝银币,我不太相信。据资料介绍已发现的大朝银币每枚形制都不相同,怎么可能一次发现那么多,它们的形制一致吗?
我收集到的这枚小平银币“大朝通宝”纯属偶然,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五年前“五·一”长假,我回乌兰察布察右前旗老家收古货。长假第四天,我骑自行车准备去元朝集宁路遗址土城子村收购,路过一个叫二隆村的村庄时我就停下来吆喝起来。二隆村在土城子东约二十里,村南一片小空地经常出土一些古物,可能是金元时的一个村落或小兵站。吆喝了一会儿一妇女用塑料袋包着一包古币,说是锄地锄出来的。这小堆钱里大部分是宋钱,也有一枚五代时的“唐国通宝”。我就快速地从里面挑了几枚品相好较少见的古币,记得有一枚是南宋“绍兴通宝”折二钱,背星月,一枚就是“唐国通宝”。其中混迹于那堆钱中的“大朝通宝”银币,我也拣起来看了看,由于它的形制粗率边缘不整,字迹不太清楚,加上刚出土满布土迹锈迹,我就没要它。等我把挑选好的几枚铜币成交后,突生念头,要不再看看余下的钱,这一次我用手把那枚“大朝通宝”搓了几下发现是银质的,再细看由于字体错位,只辨认出“大”和“通宝”三字,“朝”字不完整。由于我当时脑子里没“大朝通宝”钱这一概念,就把它当成普通的私铸银币或西域钱随意买下,大约花了不到两元钱。此后两年里这枚钱我一直没当回事。只是在前年暑假我又回老家收古物,由于连日阴雨,我躺在二哥家西屋床上随意翻钱币字典,当翻到元代钱币条目时,第一个介绍的是“大朝通宝”,仔细阅读后才想到自己收购的就是小平银币“大朝通宝”。回去后拿出实物同钱币学家孙仲汇先生编写的《古钱币图解》中的“大朝通宝”银币拓片一对照,完全吻合,当时我的兴奋劲难于言表。
我收藏的这枚小平银币“大朝通宝”,形制和重量同前面介绍的相差无几,不同的是这枚币穿上有一小孔,像是佩戴时穿绳线用,这说明“大朝通宝”银币是大汗的赏赐钱,只有赏赐钱人们才这样重视。该钱背面有小戳印,印记是个阳文阿拉伯数字“2”,这说明阿拉伯数字最早传入中国是可能元朝初年,从西域传入北方草原,后来才传入中原地区。因为同时代南宋钱币上背面记数值的,都用汉字大写字。
可惜这枚“大朝通宝”已不在我手,今年送孩子去广州上大学,让我把这枚古币以一万两千元的价格卖给了广州文物总店一名姓白的先生。本来我没诚心卖,只是想拿着它去广州试试价,我故意往高要,要了一万二,没想那白先生略一迟疑就答应了。我是个一诺千金的人,就只得卖出。(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