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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纪念日。当年，处于抗战最前沿的平、津相继沦陷后，国立北平大学响应政府命令，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一起前往陕西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抗战的先锋。而带领北平大学西迁抗战的，就是该校校长徐诵明教授。
徐诵明教授（1890—1991）字轼游，系浙江新昌人。1908年赴日本求学，同年经章太炎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与吴玉章等参加东京同盟会活动，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毕业后专研病理学一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夏社。1919年秋回国，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从事病理学、法医学教学，在中国最早审订病理学名词，最早用中文讲授病理学。1926年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民国时期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沈阳医学院的校、院长。是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体系的制定者和参与者。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近20所院校在历史发展中都和他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是一位坚定的爱国教育家，是中国高等学校西迁抗战的一面旗帜。他一生经历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一个缩影。
/抗战西迁续弦歌/
国立北平大学成立于1928年，最早由九所国立大学组成，先后由李石曾、沈尹默、徐诵明担任校长。徐诵明1932年主政后励精图治，聘定教职员，合并学院，制作校徽，编定校歌，使学校具有女子文理、法商、医、农、工学院，17个系（医学院不分系）和两个专修科，在北平各大学中教学实力最为雄厚。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徐诵明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强敌压境、国家前途命运未卜之时，前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战时中国大学教育进行商讨、建议。1937年9月8日，国民政府决定由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西迁组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改名西北联合大学），他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教育部陈剑翛三常委同车经徐州转往西安，开展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工作。他号召全校师生西迁，邀请国外学成归来和在国内已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来校执教，让家眷从北平辗转经天津、青岛来到西安，让留学日本归来的女儿徐幼慧到医学院工作，为校址选定、学校教务、师生生活不断奔波。
在西安临时大学举办的开学典礼上，他向1000余名来宾和学生报告筹备经过。 1938年3月，为躲避日机轰炸西安，他被推任全校南迁汉中的大队长，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徒步翻越秦岭，抵达汉中，现场选定各学院校舍，保证教学开展。
徐诵明关于大学抗战的几句话一直被传颂：“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1938年5月下旬，他前往西安面见西安行营负责人和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长官，商妥长期租用该分校前已勘定之城固校舍；不顾朋友劝说，冒危险（当时风陵渡和黄河北岸已被日寇占领，不时隔黄河向陇海铁路炮击）从陇海铁路乘车到汉口，面谒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人，确定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均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的发展方向；向教育部要求补充迁移、蜡烛、教学和贫困学生救助经费。6月20日从汉口转道四川回到汉中后，他向全校师生报告此行的基本情况，介绍武汉、四川群众抗战热情，增强全校师生抗战信心。
西北地区在抗战前夕没有一所大学，只有三所专科学校。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在抗战期间延续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血脉。西北联大分离解散出的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院校，奠定西北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基础。
/兼容并包惹恼陈立夫/
生于1900年的陈立夫，是辛亥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受到蒋介石的格外器重。1929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徐诵明主政北平大学和西北联大期间（1932年10月至1939年8月），因办学坚持兼容并包而引起陈立夫不满，以致西北联大被解散。
在徐诵明看來，“教育之目的，在养成学生为有人格、学识、技能与身体健全之国民”，大学是传授学问的地方，只有办好教育才能强国、救国。办大学要兼容并包，教师有才能就应量才使用，外界不应过多干涉。按照在教育部备案的《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大学各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学院各系主任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他对于国民党插手大学内部管理事务有着厌恶和抵触情绪，认为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在实际中也不很配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聚集着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职员，师生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运动中也始终冲在斗争最前列。归并前的商学院是由原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演变而来，有一定的苏联“赤色”背景，聘请多名苏联人做兼职讲师，开设俄文课程，有些教授讲课中传授马克思学说。女子文理学院先后由徐诵明聘进步教授范文澜、许寿裳担任院长。在北平大学，进步人士陈翰笙、陈启修（豹隐）、李达、李季谷、曹联亚（靖华）、季陶达、王之相、寸树声、章友江、张友渔等被聘为教授、讲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随着权力和地位的巩固，将马克思学说视为异端，范文澜、侯外庐、许德珩等先后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方才释放。徐诵明曾经回忆：“我感到使陈立夫不满的两件事，一是请范文澜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二是请许德珩兼教授。”陈立夫曾指问徐诵明：“我已指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许德珩解聘，你为什么又要返聘，为什么护左翼分子？”1937年春，教育部长王世杰按国民党中央的意图，密电徐诵明要解聘法商学院李达、沈志远、程希孟、陈豹隐、许德珩教授，徐诵明和院长白鹏飞认为这五名教授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未按密令行事而让其继续教学，至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才作罢。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北平大学进步教授来陕执教，继续在西北联大讲授马克思学说和民主学说，徐诵明将所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一职由许寿裳继任，这就引起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极大不满。陈立夫派教育部张北海担任校务委员，越过校常委直接将张北海任命为法商学院院长。张北海还允许手下人带枪威胁进步教员和学生。在徐诵明拒绝执行教育部解聘进步教授曹联亚（靖华）、韩幽桐、章友江、沈志远等的密令后，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教员和学生，将一大批进步教员解聘。这些行为既严重违反大学办学机制，也极大伤害了徐诵明的人格。面对陈立夫在西北联大树立党羽、排除异己的作为，徐诵明到重庆面见陈立夫，指出教育部违反大学组织法规定，不应越过校常委任命院长，不应干涉办学自由，并向陈立夫提出辞呈。陈立夫表面予以敷衍，背后却采取重大举动，将西北联大于1939年暑期予以解散。徐诵明被调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驻会常委，基本上赋闲5年时间，为捍卫大学自主办学的精神而牺牲了个人的前程。
/为复校拒绝蒋介石/
国立同济大学最早是由德国人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医学堂，后来增加了工学和理学。抗战期间从上海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最终到达四川宜宾。徐诵明1944年7月主政后，建立起研究德国法系的法学院；将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增设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医学院建立生理馆、解剖馆、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组建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建立起国内第一所正规化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使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对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占领贵州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同济大学响应政府号召，发动知识青年报名从军。徐诵明校长鼓励学生从军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事，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在此一举。知识青年们，你能得此良机，真是你们的荣幸”。鼓励学生军收复失地，“杀到东京去！”和大家“在上海再见”。他还亲送100余名学生到泸州从军。
日本战败投降后，抗战初期从日占区南迁或西迁的高校，终于迎来等待已久的胜利。广大师生在欢庆之余，要求复校的呼声随之而起且极其强烈，同济大学尤其如此。基于回迁过程中需要巨大的物资耗费和大学布局的需要，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徐诵明带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为当地的发展贡献力量。这个要求遭到徐诵明的拒绝，他一定要让同济大学复校上海，让同济大学在原地继续弦颂之声。
朱家骅一看徐诵明坚持复校，就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听闻后答应给徐诵明做工作，争取让同济大学能留在四川，然而得到的却是徐诵明的坚决拒绝。“蒋介石到宜宾巡视，见到同济校长徐诵明，面询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续办，徐诵明告以师生员工盼望回沪的心情，表示无法从命留在四川。”蒋介石见徐诵明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老同盟会员态度毫不动摇，也只好作罢。这也体现了徐诵明为办学不畏权势的志向和人格。
/支持林幾创办中国的法医学/
林幾教授（1897—1951）是中国现代法医学奠基人，对发展中国的法医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徐诵明教授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法医检验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局面，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担任病理学主任教授的徐诵明，一边帮助地方法院进行法医学鉴定，也推薦担任病理学助教的林幾于1924年前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专攻法医学。林幾1928年回国后留校从事法医学教学，编写法医学教材，开展法医鉴定。徐诵明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后，1931年8月在全国第一家成立法医教室，林幾被聘为主任教授。法医教室成立后，林幾教授对法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开展教学工作，奠定发展基础。
1930年7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在上海真如筹设法医检验所，购地建屋，因日军占领而停止。林幾于1932年4月13日接任筹备，在日军撤退后改名为法医研究所，购置检验器材、药品等，于8月1日正式成立。研究所设有化验室、毒物分析室、剖验室、心神鉴定收容室、耳鼻喉科病暗检室、物证保管室、动物饲养室等，设施在国内最齐备、最先进，鉴定案例数千件。聘徐诵明、林振纲、Robertson（李斯特研究院病理主任）、高麟祥、杨述祖等病理学、化学、细菌学、心理学教授为研究所兼职专家。招收陈安良、陈康颐等17名医学院毕业生为第一届法医研究员，经两年多系统学习，于1934年12月获颁司法行政部法医师资格证书，分配至各省高等法院和政警界工作，成为中国最早成建制培养的一批法医专门人才。1933年元旦创刊中国首个专业刊物《法医月刊》，刊登研究和案例文章，出刊14期。应林幾敦请，徐诵明校长于1934年5月24日在法医研究所进行“怎样作法医师及法医在中国之出路”的讲演，提出做法医事业必须要心细，不应“认为是一种无聊的事业，卑微的事业”，指出：“许多民刑案件是必须法医作鉴定人才可以解决，法官对于鉴定人的鉴定书或谈话，是应当作为绝对的根据的。法医负有这样重大的责任，那么法医在法律上的地位就是可想而知了。”“法医既是技术科学，若能从事研究，也是科学救国的一端。”“诸位万勿轻视自己，拼命向前努力，一定会有满意的收获的。”林幾因患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不堪再负重任，于1935年3月辞任回北平休养，继任北平大学医学院法医教室主任教授。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幾随徐诵明校长抗战迁陕，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法医学教授兼主任，继续进行法医学教学工作。西北联大解散后先在国民政府卫生署任职，后在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法医学教授兼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被卫生部聘为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法医学组主任，继续举办高级法医学师资培训班。因积劳过度，旧病复发致抢救无效而亡。远在北京的徐诵明闻讯后伤心不已，几十年来一提起林幾，便禁不住眼中挂满泪花：林幾毕竟是他培养的学生中少有的几个非常勤奋且为法医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惜！ /与贺诚的师生情/
贺诚（1901—1992）原名贺宗霖，是我党杰出的卫生事业领导者。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前身），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进步活动，在临毕业时遭学校开除。1926年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员，时科长为徐诵明，但两人却未谋面。后随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在上海创办达生医院，为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提供秘密活动据点。在创办前因贺诚被学校开除无毕业证，不能取得医师证开业。贺诚遂向已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徐诵明写信，请求补发毕业证。徐诵明鉴于贺诚是因反对北洋军阀而被开除，立即指示予以补发，使得达生医院顺利开诊。贺诚1931年在苏区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处长、总卫生部部长，创办红军卫生学校和《健康报》等，1937年至1941年在苏联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贺诚在新中国卫生部任职后，即电邀远在浙江省立医学院任教的徐诵明赴京工作，徐诵明先后担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徐诵明职位虽然较低，但他积极努力，邀请魏一斋、杨崇瑞、鲁德馨、贾魁等著名专家和他一起工作。他办事非常认真，总要亲自动手才觉放心。任职期间，组织全国30余名专家完成卫生中級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影印出版一批传统中医典籍，发表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的文章，为新中国卫生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对发展卫生工作有着自己的观点，在贺诚被免职调离后，认为贺诚是专业型领导，不应换成不懂业务的人做；培养中医应该以师带徒的方式为主，办中医学院，可先办一所进行重点试验，不必一下子就办四所；应该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研究，不应该所有西医都学习中医。这些都成为他的“罪状”，在1958年被定为批而不斗的“右派”，1960年才被摘掉右派帽子。贺诚因卫生部起用一批老专家而被批判，贺诚本人也被调离卫生部。两人“文革”期间都受到迫害，在平反后见面时同志情、师生情顿时涌上心头，相互感叹着世事的沧桑，友谊在长期的磨难中更显得珍贵。
1990年10月，当时任国家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百岁老人徐诵明入党时，曾对徐老一生曾予以高度评价，也可以理解为是从贺诚副部长以来国家对徐老一生教育救国、科学育人、性格坚韧、人格高尚、崇尚真理、实事求是的肯定。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徐诵明教授（1890—1991）字轼游，系浙江新昌人。1908年赴日本求学，同年经章太炎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习，与吴玉章等参加东京同盟会活动，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毕业后专研病理学一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夏社。1919年秋回国，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从事病理学、法医学教学，在中国最早审订病理学名词，最早用中文讲授病理学。1926年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民国时期担任过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沈阳医学院的校、院长。是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体系的制定者和参与者。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近20所院校在历史发展中都和他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是一位坚定的爱国教育家，是中国高等学校西迁抗战的一面旗帜。他一生经历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一个缩影。
/抗战西迁续弦歌/
国立北平大学成立于1928年，最早由九所国立大学组成，先后由李石曾、沈尹默、徐诵明担任校长。徐诵明1932年主政后励精图治，聘定教职员，合并学院，制作校徽，编定校歌，使学校具有女子文理、法商、医、农、工学院，17个系（医学院不分系）和两个专修科，在北平各大学中教学实力最为雄厚。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徐诵明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强敌压境、国家前途命运未卜之时，前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战时中国大学教育进行商讨、建议。1937年9月8日，国民政府决定由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西迁组建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改名西北联合大学），他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教育部陈剑翛三常委同车经徐州转往西安，开展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工作。他号召全校师生西迁，邀请国外学成归来和在国内已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来校执教，让家眷从北平辗转经天津、青岛来到西安，让留学日本归来的女儿徐幼慧到医学院工作，为校址选定、学校教务、师生生活不断奔波。
在西安临时大学举办的开学典礼上，他向1000余名来宾和学生报告筹备经过。 1938年3月，为躲避日机轰炸西安，他被推任全校南迁汉中的大队长，带领全校1000多名师生徒步翻越秦岭，抵达汉中，现场选定各学院校舍，保证教学开展。
徐诵明关于大学抗战的几句话一直被传颂：“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1938年5月下旬，他前往西安面见西安行营负责人和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长官，商妥长期租用该分校前已勘定之城固校舍；不顾朋友劝说，冒危险（当时风陵渡和黄河北岸已被日寇占领，不时隔黄河向陇海铁路炮击）从陇海铁路乘车到汉口，面谒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人，确定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均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的发展方向；向教育部要求补充迁移、蜡烛、教学和贫困学生救助经费。6月20日从汉口转道四川回到汉中后，他向全校师生报告此行的基本情况，介绍武汉、四川群众抗战热情，增强全校师生抗战信心。
西北地区在抗战前夕没有一所大学，只有三所专科学校。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在抗战期间延续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血脉。西北联大分离解散出的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发展成为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10多所院校，奠定西北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基础。
/兼容并包惹恼陈立夫/
生于1900年的陈立夫，是辛亥革命元老陈其美的侄子，受到蒋介石的格外器重。1929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193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徐诵明主政北平大学和西北联大期间（1932年10月至1939年8月），因办学坚持兼容并包而引起陈立夫不满，以致西北联大被解散。
在徐诵明看來，“教育之目的，在养成学生为有人格、学识、技能与身体健全之国民”，大学是传授学问的地方，只有办好教育才能强国、救国。办大学要兼容并包，教师有才能就应量才使用，外界不应过多干涉。按照在教育部备案的《国立北平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大学各学院院长由校长聘任，学院各系主任及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他对于国民党插手大学内部管理事务有着厌恶和抵触情绪，认为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在实际中也不很配合。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聚集着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职员，师生在“一二·九”运动等爱国运动中也始终冲在斗争最前列。归并前的商学院是由原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演变而来，有一定的苏联“赤色”背景，聘请多名苏联人做兼职讲师，开设俄文课程，有些教授讲课中传授马克思学说。女子文理学院先后由徐诵明聘进步教授范文澜、许寿裳担任院长。在北平大学，进步人士陈翰笙、陈启修（豹隐）、李达、李季谷、曹联亚（靖华）、季陶达、王之相、寸树声、章友江、张友渔等被聘为教授、讲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随着权力和地位的巩固，将马克思学说视为异端，范文澜、侯外庐、许德珩等先后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方才释放。徐诵明曾经回忆：“我感到使陈立夫不满的两件事，一是请范文澜任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二是请许德珩兼教授。”陈立夫曾指问徐诵明：“我已指示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将许德珩解聘，你为什么又要返聘，为什么护左翼分子？”1937年春，教育部长王世杰按国民党中央的意图，密电徐诵明要解聘法商学院李达、沈志远、程希孟、陈豹隐、许德珩教授，徐诵明和院长白鹏飞认为这五名教授教学深受学生欢迎，未按密令行事而让其继续教学，至全面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才作罢。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北平大学进步教授来陕执教，继续在西北联大讲授马克思学说和民主学说，徐诵明将所兼任的法商学院院长一职由许寿裳继任，这就引起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极大不满。陈立夫派教育部张北海担任校务委员，越过校常委直接将张北海任命为法商学院院长。张北海还允许手下人带枪威胁进步教员和学生。在徐诵明拒绝执行教育部解聘进步教授曹联亚（靖华）、韩幽桐、章友江、沈志远等的密令后，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教员和学生，将一大批进步教员解聘。这些行为既严重违反大学办学机制，也极大伤害了徐诵明的人格。面对陈立夫在西北联大树立党羽、排除异己的作为，徐诵明到重庆面见陈立夫，指出教育部违反大学组织法规定，不应越过校常委任命院长，不应干涉办学自由，并向陈立夫提出辞呈。陈立夫表面予以敷衍，背后却采取重大举动，将西北联大于1939年暑期予以解散。徐诵明被调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驻会常委，基本上赋闲5年时间，为捍卫大学自主办学的精神而牺牲了个人的前程。
/为复校拒绝蒋介石/
国立同济大学最早是由德国人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医学堂，后来增加了工学和理学。抗战期间从上海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最终到达四川宜宾。徐诵明1944年7月主政后，建立起研究德国法系的法学院；将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增设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医学院建立生理馆、解剖馆、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组建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建立起国内第一所正规化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使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为挽救败局，对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占领贵州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同济大学响应政府号召，发动知识青年报名从军。徐诵明校长鼓励学生从军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事，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在此一举。知识青年们，你能得此良机，真是你们的荣幸”。鼓励学生军收复失地，“杀到东京去！”和大家“在上海再见”。他还亲送100余名学生到泸州从军。
日本战败投降后，抗战初期从日占区南迁或西迁的高校，终于迎来等待已久的胜利。广大师生在欢庆之余，要求复校的呼声随之而起且极其强烈，同济大学尤其如此。基于回迁过程中需要巨大的物资耗费和大学布局的需要，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徐诵明带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为当地的发展贡献力量。这个要求遭到徐诵明的拒绝，他一定要让同济大学复校上海，让同济大学在原地继续弦颂之声。
朱家骅一看徐诵明坚持复校，就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听闻后答应给徐诵明做工作，争取让同济大学能留在四川，然而得到的却是徐诵明的坚决拒绝。“蒋介石到宜宾巡视，见到同济校长徐诵明，面询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续办，徐诵明告以师生员工盼望回沪的心情，表示无法从命留在四川。”蒋介石见徐诵明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老同盟会员态度毫不动摇，也只好作罢。这也体现了徐诵明为办学不畏权势的志向和人格。
/支持林幾创办中国的法医学/
林幾教授（1897—1951）是中国现代法医学奠基人，对发展中国的法医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徐诵明教授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法医检验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局面，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担任病理学主任教授的徐诵明，一边帮助地方法院进行法医学鉴定，也推薦担任病理学助教的林幾于1924年前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学院专攻法医学。林幾1928年回国后留校从事法医学教学，编写法医学教材，开展法医鉴定。徐诵明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后，1931年8月在全国第一家成立法医教室，林幾被聘为主任教授。法医教室成立后，林幾教授对法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开展教学工作，奠定发展基础。
1930年7月，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在上海真如筹设法医检验所，购地建屋，因日军占领而停止。林幾于1932年4月13日接任筹备，在日军撤退后改名为法医研究所，购置检验器材、药品等，于8月1日正式成立。研究所设有化验室、毒物分析室、剖验室、心神鉴定收容室、耳鼻喉科病暗检室、物证保管室、动物饲养室等，设施在国内最齐备、最先进，鉴定案例数千件。聘徐诵明、林振纲、Robertson（李斯特研究院病理主任）、高麟祥、杨述祖等病理学、化学、细菌学、心理学教授为研究所兼职专家。招收陈安良、陈康颐等17名医学院毕业生为第一届法医研究员，经两年多系统学习，于1934年12月获颁司法行政部法医师资格证书，分配至各省高等法院和政警界工作，成为中国最早成建制培养的一批法医专门人才。1933年元旦创刊中国首个专业刊物《法医月刊》，刊登研究和案例文章，出刊14期。应林幾敦请，徐诵明校长于1934年5月24日在法医研究所进行“怎样作法医师及法医在中国之出路”的讲演，提出做法医事业必须要心细，不应“认为是一种无聊的事业，卑微的事业”，指出：“许多民刑案件是必须法医作鉴定人才可以解决，法官对于鉴定人的鉴定书或谈话，是应当作为绝对的根据的。法医负有这样重大的责任，那么法医在法律上的地位就是可想而知了。”“法医既是技术科学，若能从事研究，也是科学救国的一端。”“诸位万勿轻视自己，拼命向前努力，一定会有满意的收获的。”林幾因患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不堪再负重任，于1935年3月辞任回北平休养，继任北平大学医学院法医教室主任教授。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幾随徐诵明校长抗战迁陕，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法医学教授兼主任，继续进行法医学教学工作。西北联大解散后先在国民政府卫生署任职，后在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法医学教授兼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被卫生部聘为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法医学组主任，继续举办高级法医学师资培训班。因积劳过度，旧病复发致抢救无效而亡。远在北京的徐诵明闻讯后伤心不已，几十年来一提起林幾，便禁不住眼中挂满泪花：林幾毕竟是他培养的学生中少有的几个非常勤奋且为法医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英年早逝，实在令人痛惜！ /与贺诚的师生情/
贺诚（1901—1992）原名贺宗霖，是我党杰出的卫生事业领导者。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前身），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进步活动，在临毕业时遭学校开除。1926年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员，时科长为徐诵明，但两人却未谋面。后随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在上海创办达生医院，为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提供秘密活动据点。在创办前因贺诚被学校开除无毕业证，不能取得医师证开业。贺诚遂向已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徐诵明写信，请求补发毕业证。徐诵明鉴于贺诚是因反对北洋军阀而被开除，立即指示予以补发，使得达生医院顺利开诊。贺诚1931年在苏区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处长、总卫生部部长，创办红军卫生学校和《健康报》等，1937年至1941年在苏联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贺诚在新中国卫生部任职后，即电邀远在浙江省立医学院任教的徐诵明赴京工作，徐诵明先后担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首任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徐诵明职位虽然较低，但他积极努力，邀请魏一斋、杨崇瑞、鲁德馨、贾魁等著名专家和他一起工作。他办事非常认真，总要亲自动手才觉放心。任职期间，组织全国30余名专家完成卫生中級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影印出版一批传统中医典籍，发表汤飞凡发现沙眼衣原体的文章，为新中国卫生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对发展卫生工作有着自己的观点，在贺诚被免职调离后，认为贺诚是专业型领导，不应换成不懂业务的人做；培养中医应该以师带徒的方式为主，办中医学院，可先办一所进行重点试验，不必一下子就办四所；应该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研究，不应该所有西医都学习中医。这些都成为他的“罪状”，在1958年被定为批而不斗的“右派”，1960年才被摘掉右派帽子。贺诚因卫生部起用一批老专家而被批判，贺诚本人也被调离卫生部。两人“文革”期间都受到迫害，在平反后见面时同志情、师生情顿时涌上心头，相互感叹着世事的沧桑，友谊在长期的磨难中更显得珍贵。
1990年10月，当时任国家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原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介绍百岁老人徐诵明入党时，曾对徐老一生曾予以高度评价，也可以理解为是从贺诚副部长以来国家对徐老一生教育救国、科学育人、性格坚韧、人格高尚、崇尚真理、实事求是的肯定。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