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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利玛窦的著作解构出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具体从对中国司法体制，官员回避制度，官员监察制度，官員豁免制度，中西法律之比较五个方面来剖析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看法并对其进行相关评述。最后以史为鉴，希冀从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两个方面为当今中国对外法治形象的建设提供建议。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法律观；法治形象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1 — 0105 — 03
一、利玛窦其人及著作概述
利玛窦是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开创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其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16岁开始在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成为天主教徒，1582年即万历十年，利玛窦从印度前往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直到1610年于北京去世。利玛窦精通中文，游历过中国一些重要的省份，结交袁宏道、徐光启等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员，利玛窦曾亲身研究中国的风俗与法律，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有十分独到的见解。
作为16世纪西方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位，利玛窦于中国的士人阶层中传播天主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书信与回忆录，后来被金尼阁汇编成为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现今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立即在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该书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精确真实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政府、风俗等情况，更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及评价。
透过其作品可知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之描述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前提的，且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看法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反而更多体现的是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总体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持一种肯定与赞扬态度。利玛窦的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现今了解明末清初中国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具体论述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
二、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
（一）帝国的司法体制
利玛窦对当时的中央主审机关刑部进行了描述，即“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做刑部，主管侦查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紧接着他又对中国地方司法行政体制进行了介绍，即属于北京和南京立法机构的特殊城市，也像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以同样方式进行治理的；其余十三个省的司法权属于布政司与按察司，其分别是一般法庭与刑事法庭；这两个法庭都设在各省省会，程序都有点复杂。各庭都有称作道里的主审官以及若干助审官。有时道里可以不在省会，因为他必须到好几个城市去主持审讯。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官长都有他的助手，例如有四位助理帮助他作为法官或顾问来审理有关本辖区的案件。〔1〕利玛窦认为在中国即使是一些皇亲与一般公民发生纠纷，也要依照一般法律来处理；另外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是由许多深谙哲学造诣的文士官员行使着国家司法权力。
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法律允许由知州或知县审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诉，比较严重的案件法律还允许第二次上诉；那就要上诉到省城的更高级官员，也就是上诉到布政司和按察司或他们的助理那里，这主要是由案件的严重性所决定的。省城和较小的或低一等的城市的政府部门的管辖权以及官吏的权力都规定的很好，整个体系都条理井然。〔2〕通过对当时的审级制度与上诉制度的介绍，可知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的描述是极为详细与准确的。利玛窦对中国的立法机关的设置和地方城市的管理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纠正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和地方管理上的错误理解。〔3〕
（二）法官的回避制度
利玛窦还向西方介绍了当时的法官回避制度。通常的规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里任职。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亲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当法官本人离家出庭时，他家的公私出口都要盖印加封。〔4〕此处利玛窦论述的是古代司法审判中普遍存在的司法官员的地区回避与亲属回避。古代的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回避制度的目的是为预防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结党营私，亦为防止主管司法的地方官员偏袒亲属。利玛窦所在的明朝回避制度比前朝更加严格，明初官制中就有南人调任北方为官，北人调往南方为官的惯例，后来南北更调惯例虽被打破，但不得在本省任官的规定则是底线。同时，官员在一个地区有一定任职期限，期限届满则不得留在原地任职，以防止司法官员人地熟悉而判案过宽或其在地方影响过大、部下较多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异地为官，语言不通，风俗不熟，常导致对地方治理出现困难。
其实，官员回避在中国古代是一项极为普遍的规定。司法官员受理案件之后，只要与当事人有服亲或姻亲或师生关系，均处于回避之列。即“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利玛窦对明朝末期的回避制度论述具有真实性，因为当时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规定回避制度以严格防止司法官员在司法活动中贪污腐败与枉法裁判也就顺理成章。但即便有上述司法官员的回避规定，当时的贪污受贿现象也仍未得到根本治理，这是利玛窦所未能认识的，其只是观察到了回避制度的表层现象。但总的来说，利玛窦认识到古代司法官员回避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普遍性规定，做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合理成分，反映了古代立法者的聪明才智，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官员的监察制度
吏治好坏关乎王朝命运，对官员考察是监察制度的一部分，“有官必课”乃古代政治家的共识，其被称为国家大典。利玛窦在其札记中记录了1607年通过审查对四千名官员作出的判决。被判决的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而受惩罚的人；第二类是对罪犯用刑过苛的人；第三类包括年老生病以及用刑或玩忽职守的人；第四类是定案时过于草率、考虑不周以及奉公施政有欠理智和审慎的人；最后一类是在规范个人生活或家务上行为不捡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与他们职位的尊严不相称的人。〔5〕根据明律规定，中央要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考察有外察与京察之分。外察每三年一次，所考察的官员队伍主要为全国各地区的高级官员，即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考察审问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对官员审查所做之决定即使是皇帝亦不得随意更改，凭考察之结果做为官员升降、调离与惩罚之依据，但考察制度本身着重于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同时，京察即在京的官员亦要接受与外察同样程序之审查，所不同的是京察六年才一次。可以说利玛窦是首位对中国官员考察制度做详细与准确论述的西方人。 利玛窦对当时的“风宪衙门”都察院亦有介绍。察院的职务相当于高级专员或钦差，他视察所有的城市和军事中心，檢阅所有官员的公务，有权处罚或降黜低级官员；他直接向皇上报告，可以决定极刑，因此大家自然都对他又敬又畏。〔6〕利玛窦还对明初时创立的六科给事中进行了描述，即他们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以及各省重大事项而设的，皇帝委以他们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人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7〕接着利玛窦认为中国“君主的权力和特权被一整套成文法和刑法所严格限制，文士集团集体对全社会施行一种真正道义权威。”〔8〕拥有至高权威的中国皇帝在大臣进谏时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身段，在利玛窦看来，这不仅是谏官据理力争之结果，亦体现了谏官制度这一监察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利玛窦所言的给事中是不隶属于其他任何单位的独立机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其长官官职不高，不过正七品，但其掌管规谏与稽察六部及百司的职权，所以实权极大，官员对其又敬又畏当属自然之事。利玛窦认为监察官员是谨慎可靠之人，他们具有很大权威，执法公正，利玛窦对监察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是外国学习的好榜样。如此夸大监察制度，可以看出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监察制度缺乏本质理解，众所周知，到明时君主专制日益强化，明末政治更加腐败。作为君主耳目之司的监察官员“随着明后期专制政治的腐败，不仅名存实亡，甚至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9〕科道官吏在皇权的支持下独揽司法大权，操纵刑狱。他们得以在监督司法的招牌下为非作歹，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其弊端不一而足。但这些弊端是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所未能预见的。
（四）官员的豁免制度
利玛窦亦在其札记中记载了明朝对特权人物实行的司法豁免制度。在洪武领导下这个家族的家长在解放这个国家中立下的光辉功绩被刻在像碟子一样的铁券上，这种铁卷可以呈交皇帝三次，请求赦免，即使犯的是死罪也不例外；对这规定的唯一例外是犯叛国罪，对这种罪的处罚是立即剥夺犯人的全部权力和尊荣。〔10〕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官员豁免由来已久，周有“八辟”，汉有“先请”，曹魏有“八议”，封建等级社会极为重视保护特权人物，对他们的犯罪必须“大者必议，小者必赦”。
利玛窦以上论述的是司法豁免凭证“丹书铁券”，亦即民间俗称的“免死金牌”，只有建立过极高功勋并得到皇帝格外体恤的大臣方能获得。据明史记载，明太祖在开国之初就将九十七副铁券赐予李善长、徐达等立有军功的大臣，明律规定铁券拥有者享有法律规定与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利玛窦认为丹书铁券不但是特权象征，而且是特权人物拥有司法豁免权利的重要凭证，此种看法十分到位。
（五）中西法律之比较
利玛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十二铜表法》《凯撒法典》与中国法律相比较，对中国法律作出了积极评价。利玛窦认为在中国虽未有《十二铜表法》与《凯撒法典》之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法典。但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其家世如何，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修改。〔11〕故在中国凡是继承大统的人必须坚持开国皇帝所颁布的法律，此法律不得随便加以修改。统治者们的计划乃是制定一部涵盖各方面的全面性法典，以保证国家安全稳定与皇帝子孙绵延久远。其实，一部统一、包罗万象、体系完整的律典与中国古代集权体制相辅相成，其不仅有利于政权稳定，亦有利于法律统一实施。故王朝初立伊始即行立法，编纂与颁行一部统一律典的传统为历代所承袭。
利玛窦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缺乏一部永恒法典，但统治非常有效。即“每个朝代第一位皇帝都订立新的律法，后继者都该遵守，不能轻易更改。故当今在中国施行的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全是洪武帝制定，对古代法律有取有舍。”其实，明初法律或由朱元璋制定，或从前朝继受。洪武帝制定的法典《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最终完成，当时朱元璋特别下令：“子孙守之，群臣稍议更改，即以变乱祖制之罪议处”。《大明律》高度重视吸收唐宋立法与司法经验，在起草律条时朱元璋就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为明律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当然，利玛窦并未看到中国的法典虽随王朝更替而不断变化，但法典的内容、性质与精神则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点看，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识有不够深入一面。
综上所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制大部分描述有溢美之词，同时，他亦对中国法制的负面因素进行了批评，如执法官员的贪赃枉法，刑罚的血腥残酷等。总之，利玛窦对中国法律的看法并非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视角，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作为同时期对中国法制认识最全面与最深入的外国人，故其相对客观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我们当今了解明末清初的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对当今中国法治形象建设的启示
承上所及，以史为鉴，笔者认为构建中国法治形象的正确路径离不开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建设与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
首先，一个国家法治形象首先取决于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本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法律赞扬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一整套十分完善发达的成文法典，它将整个社会关系都纳入到法律即礼法调整之下。这套严谨的成文法典不仅保障了法律统一实施，更维护了帝国稳定，使得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不得不被折服。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健全完善法律制度的国家能称为法治国家。故我们今后应制定更能反映人们利益之良法，在此基础上梳理各种法律制度，以便剔除过时的法律法规，使法律体系更趋于统一与完善。
其次，离不开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不难想象，在一个没有法治理念的国度很难建成一个先进的法治国家。利玛窦认为中国文明程度之所以高于欧洲，最主要原因乃在于礼，其所言之礼是中国传统法律之理念与灵魂，亦正是礼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特色。就当今法治建设而言，平等、自由、公正等方是现代法治的理念，法治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我们须从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方面加强中国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
〔参 考 文 献〕
〔1〕〔2〕〔4〕〔5〕〔6〕〔7〕〔10〕〔11〕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55-56-61-61-56-52-47-33.
〔3〕田涛，等.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
〔8〕谢和耐.明清间耶穌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耿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315.
〔9〕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2.
〔责任编辑：张 港〕
关键词：利玛窦；中国；法律观；法治形象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1 — 0105 — 03
一、利玛窦其人及著作概述
利玛窦是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开创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其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16岁开始在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成为天主教徒，1582年即万历十年，利玛窦从印度前往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近三十年，直到1610年于北京去世。利玛窦精通中文，游历过中国一些重要的省份，结交袁宏道、徐光启等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层官员，利玛窦曾亲身研究中国的风俗与法律，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有十分独到的见解。
作为16世纪西方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位，利玛窦于中国的士人阶层中传播天主教，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书信与回忆录，后来被金尼阁汇编成为拉丁文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即现今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立即在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该书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精确真实描述了当时中国的政府、风俗等情况，更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及评价。
透过其作品可知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之描述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前提的，且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看法并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反而更多体现的是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总体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持一种肯定与赞扬态度。利玛窦的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现今了解明末清初中国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笔者将从五个方面具体论述利玛窦的中国法律观。
二、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论述
（一）帝国的司法体制
利玛窦对当时的中央主审机关刑部进行了描述，即“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做刑部，主管侦查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紧接着他又对中国地方司法行政体制进行了介绍，即属于北京和南京立法机构的特殊城市，也像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一样是以同样方式进行治理的；其余十三个省的司法权属于布政司与按察司，其分别是一般法庭与刑事法庭；这两个法庭都设在各省省会，程序都有点复杂。各庭都有称作道里的主审官以及若干助审官。有时道里可以不在省会，因为他必须到好几个城市去主持审讯。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官长都有他的助手，例如有四位助理帮助他作为法官或顾问来审理有关本辖区的案件。〔1〕利玛窦认为在中国即使是一些皇亲与一般公民发生纠纷，也要依照一般法律来处理；另外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国是由许多深谙哲学造诣的文士官员行使着国家司法权力。
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法律允许由知州或知县审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诉，比较严重的案件法律还允许第二次上诉；那就要上诉到省城的更高级官员，也就是上诉到布政司和按察司或他们的助理那里，这主要是由案件的严重性所决定的。省城和较小的或低一等的城市的政府部门的管辖权以及官吏的权力都规定的很好，整个体系都条理井然。〔2〕通过对当时的审级制度与上诉制度的介绍，可知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的地方管理制度的描述是极为详细与准确的。利玛窦对中国的立法机关的设置和地方城市的管理也有十分精到的描述，纠正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和地方管理上的错误理解。〔3〕
（二）法官的回避制度
利玛窦还向西方介绍了当时的法官回避制度。通常的规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里任职。当法官主持法庭时，他的子女和亲属都不得离家，免得法官通过他们受贿，当法官本人离家出庭时，他家的公私出口都要盖印加封。〔4〕此处利玛窦论述的是古代司法审判中普遍存在的司法官员的地区回避与亲属回避。古代的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兼理司法，回避制度的目的是为预防地方割据势力以及结党营私，亦为防止主管司法的地方官员偏袒亲属。利玛窦所在的明朝回避制度比前朝更加严格，明初官制中就有南人调任北方为官，北人调往南方为官的惯例，后来南北更调惯例虽被打破，但不得在本省任官的规定则是底线。同时，官员在一个地区有一定任职期限，期限届满则不得留在原地任职，以防止司法官员人地熟悉而判案过宽或其在地方影响过大、部下较多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异地为官，语言不通，风俗不熟，常导致对地方治理出现困难。
其实，官员回避在中国古代是一项极为普遍的规定。司法官员受理案件之后，只要与当事人有服亲或姻亲或师生关系，均处于回避之列。即“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利玛窦对明朝末期的回避制度论述具有真实性，因为当时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规定回避制度以严格防止司法官员在司法活动中贪污腐败与枉法裁判也就顺理成章。但即便有上述司法官员的回避规定，当时的贪污受贿现象也仍未得到根本治理，这是利玛窦所未能认识的，其只是观察到了回避制度的表层现象。但总的来说，利玛窦认识到古代司法官员回避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普遍性规定，做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合理成分，反映了古代立法者的聪明才智，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官员的监察制度
吏治好坏关乎王朝命运，对官员考察是监察制度的一部分，“有官必课”乃古代政治家的共识，其被称为国家大典。利玛窦在其札记中记录了1607年通过审查对四千名官员作出的判决。被判决的人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而受惩罚的人；第二类是对罪犯用刑过苛的人；第三类包括年老生病以及用刑或玩忽职守的人；第四类是定案时过于草率、考虑不周以及奉公施政有欠理智和审慎的人；最后一类是在规范个人生活或家务上行为不捡的人，以及一般来说与他们职位的尊严不相称的人。〔5〕根据明律规定，中央要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考察有外察与京察之分。外察每三年一次，所考察的官员队伍主要为全国各地区的高级官员，即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考察审问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对官员审查所做之决定即使是皇帝亦不得随意更改，凭考察之结果做为官员升降、调离与惩罚之依据，但考察制度本身着重于打击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同时，京察即在京的官员亦要接受与外察同样程序之审查，所不同的是京察六年才一次。可以说利玛窦是首位对中国官员考察制度做详细与准确论述的西方人。 利玛窦对当时的“风宪衙门”都察院亦有介绍。察院的职务相当于高级专员或钦差，他视察所有的城市和军事中心，檢阅所有官员的公务，有权处罚或降黜低级官员；他直接向皇上报告，可以决定极刑，因此大家自然都对他又敬又畏。〔6〕利玛窦还对明初时创立的六科给事中进行了描述，即他们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以及各省重大事项而设的，皇帝委以他们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人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法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7〕接着利玛窦认为中国“君主的权力和特权被一整套成文法和刑法所严格限制，文士集团集体对全社会施行一种真正道义权威。”〔8〕拥有至高权威的中国皇帝在大臣进谏时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身段，在利玛窦看来，这不仅是谏官据理力争之结果，亦体现了谏官制度这一监察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利玛窦所言的给事中是不隶属于其他任何单位的独立机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其长官官职不高，不过正七品，但其掌管规谏与稽察六部及百司的职权，所以实权极大，官员对其又敬又畏当属自然之事。利玛窦认为监察官员是谨慎可靠之人，他们具有很大权威，执法公正，利玛窦对监察制度推崇备至，认为是外国学习的好榜样。如此夸大监察制度，可以看出利玛窦对当时中国监察制度缺乏本质理解，众所周知，到明时君主专制日益强化，明末政治更加腐败。作为君主耳目之司的监察官员“随着明后期专制政治的腐败，不仅名存实亡，甚至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9〕科道官吏在皇权的支持下独揽司法大权，操纵刑狱。他们得以在监督司法的招牌下为非作歹，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其弊端不一而足。但这些弊端是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所未能预见的。
（四）官员的豁免制度
利玛窦亦在其札记中记载了明朝对特权人物实行的司法豁免制度。在洪武领导下这个家族的家长在解放这个国家中立下的光辉功绩被刻在像碟子一样的铁券上，这种铁卷可以呈交皇帝三次，请求赦免，即使犯的是死罪也不例外；对这规定的唯一例外是犯叛国罪，对这种罪的处罚是立即剥夺犯人的全部权力和尊荣。〔10〕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官员豁免由来已久，周有“八辟”，汉有“先请”，曹魏有“八议”，封建等级社会极为重视保护特权人物，对他们的犯罪必须“大者必议，小者必赦”。
利玛窦以上论述的是司法豁免凭证“丹书铁券”，亦即民间俗称的“免死金牌”，只有建立过极高功勋并得到皇帝格外体恤的大臣方能获得。据明史记载，明太祖在开国之初就将九十七副铁券赐予李善长、徐达等立有军功的大臣，明律规定铁券拥有者享有法律规定与皇帝赐予的诸多特权。利玛窦认为丹书铁券不但是特权象征，而且是特权人物拥有司法豁免权利的重要凭证，此种看法十分到位。
（五）中西法律之比较
利玛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十二铜表法》《凯撒法典》与中国法律相比较，对中国法律作出了积极评价。利玛窦认为在中国虽未有《十二铜表法》与《凯撒法典》之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法典。但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其家世如何，都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法律，这些法律不得无故修改。〔11〕故在中国凡是继承大统的人必须坚持开国皇帝所颁布的法律，此法律不得随便加以修改。统治者们的计划乃是制定一部涵盖各方面的全面性法典，以保证国家安全稳定与皇帝子孙绵延久远。其实，一部统一、包罗万象、体系完整的律典与中国古代集权体制相辅相成，其不仅有利于政权稳定，亦有利于法律统一实施。故王朝初立伊始即行立法，编纂与颁行一部统一律典的传统为历代所承袭。
利玛窦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缺乏一部永恒法典，但统治非常有效。即“每个朝代第一位皇帝都订立新的律法，后继者都该遵守，不能轻易更改。故当今在中国施行的法律制度并不古老，全是洪武帝制定，对古代法律有取有舍。”其实，明初法律或由朱元璋制定，或从前朝继受。洪武帝制定的法典《大明律》于洪武三十年最终完成，当时朱元璋特别下令：“子孙守之，群臣稍议更改，即以变乱祖制之罪议处”。《大明律》高度重视吸收唐宋立法与司法经验，在起草律条时朱元璋就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为明律制定提供重要参考。当然，利玛窦并未看到中国的法典虽随王朝更替而不断变化，但法典的内容、性质与精神则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点看，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识有不够深入一面。
综上所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法制大部分描述有溢美之词，同时，他亦对中国法制的负面因素进行了批评，如执法官员的贪赃枉法，刑罚的血腥残酷等。总之，利玛窦对中国法律的看法并非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视角，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尊重。作为同时期对中国法制认识最全面与最深入的外国人，故其相对客观描述，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法律提供了重要参考，亦为我们当今了解明末清初的法制与社会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对当今中国法治形象建设的启示
承上所及，以史为鉴，笔者认为构建中国法治形象的正确路径离不开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建设与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
首先，一个国家法治形象首先取决于作为“硬件”的法律制度本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法律赞扬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一整套十分完善发达的成文法典，它将整个社会关系都纳入到法律即礼法调整之下。这套严谨的成文法典不仅保障了法律统一实施，更维护了帝国稳定，使得作为外国人的利玛窦不得不被折服。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健全完善法律制度的国家能称为法治国家。故我们今后应制定更能反映人们利益之良法，在此基础上梳理各种法律制度，以便剔除过时的法律法规，使法律体系更趋于统一与完善。
其次，离不开作为“软件”的法治理念培育。不难想象，在一个没有法治理念的国度很难建成一个先进的法治国家。利玛窦认为中国文明程度之所以高于欧洲，最主要原因乃在于礼，其所言之礼是中国传统法律之理念与灵魂，亦正是礼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特色。就当今法治建设而言，平等、自由、公正等方是现代法治的理念，法治社会是一个观念的共同体，我们须从依法治国、公平正义等方面加强中国法治理念的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
〔参 考 文 献〕
〔1〕〔2〕〔4〕〔5〕〔6〕〔7〕〔10〕〔11〕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55-56-61-61-56-52-47-33.
〔3〕田涛，等.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
〔8〕谢和耐.明清间耶穌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M〕.耿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315.
〔9〕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2.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