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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種情景得以宽松而良好的延续,被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接纳,特别是当猜谜般的话语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时,此后漫长的几百年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心理距离就不会如此遥远。
这是一次穿越之旅,更是一次智力之旅,观众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更需要一种想象与比较——后者是一种须多年培养而成的学术训练。当然也不妨走马看花,对稀奇古怪的展品指指点点,不失为世博会期间的一次场外春游。
上周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特使》大展,与以往文物大展不同的正是如此,以往,展品清一色地界定在某人某时,亮点清晰,年轻记者们还喜欢追问文物价值如何,保险费多少等娱乐化问题。而这次,中方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的合作采取了一个有意思的方法,其中62件(组)文物来自意大利罗马、马切拉塔、热那亚等博物馆,51件(组)文物来自中国的上海、首都、南京、辽宁博物院馆,呈现混搭风格——实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层次文化交流。主线是利玛窦的一生,特别是他在中国的艰难传教,将西方文明传入时值明代的中国大地。中方文物展示的,正是这位传教士在中国面临的文化状态——我们拿出的东西,即使被夸大为稀世珍宝,却也是围绕着皇权而展开的叙事。400年前的中国,我们或许熟悉,但此时的西方,特别是传教士身处的文化又是如何,我们通过此展可以看到最接近真实的一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织绣观音像与意大利的马克西米里安诺式盔甲放在一起展出时,大可不必惊讶。相反,我们应该从依据达·芬奇手绘图纸制造的风力飞行器和明正德开光回纹铜炉的各自价值考虑、美学趣味及实用价值等横向对比中找到彼时中国与世界不能同台对话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策展人的用心所在——在此,谨向他们致敬!
隐含在展览中的一个学术命题,被著名历史学家李天纲、宋黎明、王苏娜等学者有心揭开,那就是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与友谊。当年利玛窦从澳门登岸进入中国,首先在史称“鸟语之地”的南粤学习汉语,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他成功了,而且不仅用多种西方语言写下了为数众多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作品,还用汉语写下了大量介绍西方宗教、科学和文化的作品。后者的对象就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士大夫和官员。开启中国人眼界与智慧的,利玛窦无疑是先驱。
好了,学了汉语,可以更直接地与中国人打交道,其中包括他仰慕的文人墨客。利玛窦在南昌、南京和北京生活十多年,与无数位士大夫交往,有些还成了可以生死相托的挚友。他还在《交友论》里说:“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这完全是中国古人的人伦纲常。
据李天纲研究,利玛窦先后与江西巡抚陆仲鹤、王泮、瞿太素、李贽、焦弱侯、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等有很深的交往,利玛窦不仅成功地说服了中国官员和文人放弃炼丹术,跟他学习西方科学,比如掌握六分仪、天球仪、测角器等天文文仪器,还翻译了《几何原本》等经典。更重要的是,有好几次生死危急的情况下,他能与中国士大夫同生死,共命运,拜为莫逆。也因为与中国文人与官员的结交,使他成功地进入中国权力中心,将西方宗教与科技输入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东方老大帝国。
在中国这口酱缸里捣了一段时日之后,利玛窦豁然开朗:在中国办事必须托关系,找门路,而文人与官员就是他的人脉。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李贽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许多人都不能与他和平共处,但利玛窦居然以柔克刚。1599年,利玛窦与李贽在南京的一晤,给具有穆斯林血统的李贽留下极佳印象。当时利玛窦正在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向中国文人讨教关于儒学的问题,而李贽想知道一个天主教徒心目中的儒学,也主动向他询问,此后他们在南昌、南京都有愉快的晤面,后来李还将自己的朋友焦弱侯介绍给利玛窦,使利玛窦一下子进入中国儒学并系网的核心。因为李贽在当时是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目为“离经叛道”的人,仕途不畅,地位较低,又因为过世也早,佛教和立场很突出,利玛窦就很少提及与李贽对他的帮助。
还有一个人也与利玛窦交往过,但并不和谐,他就是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汤显祖有一次路过韶州时慕名拜访利玛窦,但话不投机,特别是谈及炼丹术与佛教两大话题时显然有些紧张——利玛窦是反对中国人炼丹的,为此与有炼丹之癖的中国人打交道时故弄玄虚,让人吃大不准,而汤显祖对此深感兴趣。后来汤显祖继续写他的传世之作,不再与利玛窦往来了。
至于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故事,知之者甚众,在中外文化、科技交流史上已传为美谈。但有一点应该强调,徐光启取得秀才之后,命运并无改善,只能漂到广东当教师,30多岁一个老童生,正是灰头土脸当口。后来努力考上了举人,人生也没有大的起色,直到辗转多年在南京见到利玛窦后,经过彻夜长谈,双方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神父解答了徐光启的两大人生难题,从此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李天纲教授说:“利玛窦的性格,仔细、耐心、乐于倾听,又娓娓道来,天生就是一个对话者,所有对话者中,要数徐光启表现最好,是最佳搭档,以致清代学者一直以‘利徐’并称。利玛窦只为徐光启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徐光启就还给利玛窦一个无比精彩的新世界。”
利玛窦还写过一本《畸人十篇》,是他晚年的一本道德伦理著作,记录了利玛窦与七位明代士大夫及一位郭姓儒士的谈话,涉及死亡、灵魂不灭、斋戒、灵修、善恶报应、财富、占卜等中国人相当关心的问题,这是中西方文化人在形而上的一次平等对话,是深秘的内心世界里的探寻,在这之前,中国文人好像还没有这么“严肃而坦诚”过。虽然字里行间不乏宗教色彩,但指涉的话题是借宗教的通道而直指人生与心灵的,具有更宏观的关照与洞烛。
利玛窦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史实,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财富,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史实,不能只能故事听讲,而应该发散性地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情景得以宽松而良好的延续,被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接纳,特别是当猜谜般的话语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时,此后漫长的几百年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心理距离就不会如此遥远。
这是一次穿越之旅,更是一次智力之旅,观众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更需要一种想象与比较——后者是一种须多年培养而成的学术训练。当然也不妨走马看花,对稀奇古怪的展品指指点点,不失为世博会期间的一次场外春游。
上周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特使》大展,与以往文物大展不同的正是如此,以往,展品清一色地界定在某人某时,亮点清晰,年轻记者们还喜欢追问文物价值如何,保险费多少等娱乐化问题。而这次,中方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的合作采取了一个有意思的方法,其中62件(组)文物来自意大利罗马、马切拉塔、热那亚等博物馆,51件(组)文物来自中国的上海、首都、南京、辽宁博物院馆,呈现混搭风格——实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层次文化交流。主线是利玛窦的一生,特别是他在中国的艰难传教,将西方文明传入时值明代的中国大地。中方文物展示的,正是这位传教士在中国面临的文化状态——我们拿出的东西,即使被夸大为稀世珍宝,却也是围绕着皇权而展开的叙事。400年前的中国,我们或许熟悉,但此时的西方,特别是传教士身处的文化又是如何,我们通过此展可以看到最接近真实的一面。
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织绣观音像与意大利的马克西米里安诺式盔甲放在一起展出时,大可不必惊讶。相反,我们应该从依据达·芬奇手绘图纸制造的风力飞行器和明正德开光回纹铜炉的各自价值考虑、美学趣味及实用价值等横向对比中找到彼时中国与世界不能同台对话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策展人的用心所在——在此,谨向他们致敬!
隐含在展览中的一个学术命题,被著名历史学家李天纲、宋黎明、王苏娜等学者有心揭开,那就是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与友谊。当年利玛窦从澳门登岸进入中国,首先在史称“鸟语之地”的南粤学习汉语,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他成功了,而且不仅用多种西方语言写下了为数众多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作品,还用汉语写下了大量介绍西方宗教、科学和文化的作品。后者的对象就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士大夫和官员。开启中国人眼界与智慧的,利玛窦无疑是先驱。
好了,学了汉语,可以更直接地与中国人打交道,其中包括他仰慕的文人墨客。利玛窦在南昌、南京和北京生活十多年,与无数位士大夫交往,有些还成了可以生死相托的挚友。他还在《交友论》里说:“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这完全是中国古人的人伦纲常。
据李天纲研究,利玛窦先后与江西巡抚陆仲鹤、王泮、瞿太素、李贽、焦弱侯、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等有很深的交往,利玛窦不仅成功地说服了中国官员和文人放弃炼丹术,跟他学习西方科学,比如掌握六分仪、天球仪、测角器等天文文仪器,还翻译了《几何原本》等经典。更重要的是,有好几次生死危急的情况下,他能与中国士大夫同生死,共命运,拜为莫逆。也因为与中国文人与官员的结交,使他成功地进入中国权力中心,将西方宗教与科技输入一向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东方老大帝国。
在中国这口酱缸里捣了一段时日之后,利玛窦豁然开朗:在中国办事必须托关系,找门路,而文人与官员就是他的人脉。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李贽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许多人都不能与他和平共处,但利玛窦居然以柔克刚。1599年,利玛窦与李贽在南京的一晤,给具有穆斯林血统的李贽留下极佳印象。当时利玛窦正在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向中国文人讨教关于儒学的问题,而李贽想知道一个天主教徒心目中的儒学,也主动向他询问,此后他们在南昌、南京都有愉快的晤面,后来李还将自己的朋友焦弱侯介绍给利玛窦,使利玛窦一下子进入中国儒学并系网的核心。因为李贽在当时是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目为“离经叛道”的人,仕途不畅,地位较低,又因为过世也早,佛教和立场很突出,利玛窦就很少提及与李贽对他的帮助。
还有一个人也与利玛窦交往过,但并不和谐,他就是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汤显祖有一次路过韶州时慕名拜访利玛窦,但话不投机,特别是谈及炼丹术与佛教两大话题时显然有些紧张——利玛窦是反对中国人炼丹的,为此与有炼丹之癖的中国人打交道时故弄玄虚,让人吃大不准,而汤显祖对此深感兴趣。后来汤显祖继续写他的传世之作,不再与利玛窦往来了。
至于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故事,知之者甚众,在中外文化、科技交流史上已传为美谈。但有一点应该强调,徐光启取得秀才之后,命运并无改善,只能漂到广东当教师,30多岁一个老童生,正是灰头土脸当口。后来努力考上了举人,人生也没有大的起色,直到辗转多年在南京见到利玛窦后,经过彻夜长谈,双方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神父解答了徐光启的两大人生难题,从此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李天纲教授说:“利玛窦的性格,仔细、耐心、乐于倾听,又娓娓道来,天生就是一个对话者,所有对话者中,要数徐光启表现最好,是最佳搭档,以致清代学者一直以‘利徐’并称。利玛窦只为徐光启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徐光启就还给利玛窦一个无比精彩的新世界。”
利玛窦还写过一本《畸人十篇》,是他晚年的一本道德伦理著作,记录了利玛窦与七位明代士大夫及一位郭姓儒士的谈话,涉及死亡、灵魂不灭、斋戒、灵修、善恶报应、财富、占卜等中国人相当关心的问题,这是中西方文化人在形而上的一次平等对话,是深秘的内心世界里的探寻,在这之前,中国文人好像还没有这么“严肃而坦诚”过。虽然字里行间不乏宗教色彩,但指涉的话题是借宗教的通道而直指人生与心灵的,具有更宏观的关照与洞烛。
利玛窦与中国文人的交往史实,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财富,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史实,不能只能故事听讲,而应该发散性地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情景得以宽松而良好的延续,被主流意识形态更多地接纳,特别是当猜谜般的话语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时,此后漫长的几百年里,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心理距离就不会如此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