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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郁达夫和安妮宝贝一个是现代文学大师，一个是当代网络作家，但他们的创作手法很相似，都是自叙传。他们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者，他们的情感都很真诚，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抒发着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同时他们都很关注社会人生。
关键词：郁达夫；安妮宝贝；边缘知识者；自叙传
自叙传创作，是郁达夫和安妮宝贝共同的创作方式。他们的自叙传创作不是自我生活的类似拷贝的纪录，而是借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虚构故事、抒发情感。在郁达夫总共五十篇小说创作中，属于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有四十余篇，他也曾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他的创作也让人相信他会把钱放在鞋里终日踩着，以表示对金钱的憎恶，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了他的风流成性、放荡不羁。这些只不过是他对自己的生活不同程度的夸大罢了，他是把偶然当作了习惯，把想象当作了生活。安妮宝贝创作了近百篇带有自传和半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她也说过：“在网上写的那些故事，是我的想象和往事，也是隐忍和潜伏的激情。”她的表态表明了她写的是她所经历和想象的，但并非指她与主人公完全等同。本文试作一个比较，分析安妮宝贝和郁达夫创作手法的异同。
一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处于不同的时代，一个是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大师，一个却是现代的网络作家，但两者都采用了自叙传这一创作方式，或多或少都与他们自觉游离于都市边缘有关。
郁达夫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然而他年幼时父亲就已去世，两个哥哥早年离家，母亲忙于生计，家庭十分清贫，他几乎是孤独地生活着。纵观郁达夫一生，孤单、寂寞、悲愤和颓唐情绪始终伴随着他：弱国子民的身份，使他只能压抑自己的需求，寻求异样的方式获得发泄；“城市里乡下人”的身份，使他感到与城市的隔阂；他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立场使他既憎恨金钱却又无法离开金钱；于是他游走于沪、杭之间，成了都市的边缘人。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安妮宝贝是现代的都市边缘人。安妮宝贝身上存在着7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特征，由于她经历了改革开放，社会体制变革，生活在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网络时代，她易于接受新事物，渴望脱离父辈的生活轨迹，走向社会后的独立自主使其能有能力追求所谓的“小资”生活。然而她毕竟脱胎于传统生活，对旧传统的留恋、对新生活的迷惑，又有着农村（童年）—大城市（成年）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她的精神更加空虚，更加失落。所以在大都市生活的她，往往选择在边缘路线上行走，她的情感也很难融入普通众生的世俗生活，但从未妥协和放弃。安妮宝贝在创作中也塑造了许多都市边缘形象，如《下坠》中的艳舞女郎乔，《七年》中的蓝，……她们都很孤独，以单独个体的形式行走在都市人生的边缘，不被周围人理解接纳，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同事的温情关怀，她们身上充斥着飘零、不羁、厌世、孤傲、自闭、抑郁、伤感、虚无等特征以及那种无思想、无价值、无信仰的颓废人生态度。她们无法和现代化的需要相抗衡，却又想要保持自己心灵的独立。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都处于都市的边缘，孤独是他们独特的感受，但是郁达夫是忧郁、伤感、萎靡不振的，而安妮宝贝却从未妥协和放弃，她选择了自信和坚强。
二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都有一个固定的人物形象，这也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而且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他们“自我”的印记。
郁达夫创作的小说中，人物称谓有三类：如《胃病》《血泪》《薄奠》中的第一人称“我”；第二类是以人名称呼的，如《南迁》中的“伊夫”，《烟影》《东梓夫》中的“文朴”，《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过去》中的“李白时”；以及《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第三人称的“他”。诚然，不同的称谓可以让形象形成不同的特点，形成一个个特殊的“这个”，但是如果舍弃人物称谓，我们会发现这一个个的形象都具有作家本人的某些经历、感受、情绪和性格气质。
安妮宝贝小说里的那个令人心痛的女主角安、乔……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也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衫，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牛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如此打扮的女子，与另一名叫林的男人，“辗转于不同故事的情节与结尾，在时光和情欲的路途上颠倒流离，始终未曾逃脱宿命的手心。”这些女子没有固定的职业、固定的生活居住地，时常处于生活的变化和动荡中；在城市大多也是靠一种边缘职业为生：艳舞女郎，富商情人，自由撰稿人等。但值得关注的是安妮宝贝对自叙传也做了一些调整，如《七月与安生》，她说七月和安生都是她灵魂的一部分，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她灵魂的自我对话，也使她的个性的两方面——安逸的公主和流浪的野丫头得到充分展现。
所以在创作中往往借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反映他们无处安放的感情，这是郁达夫和安妮宝贝自叙传创作的特点。郁达夫表现中国旧社会男性“零余者”的潦倒形象，他的创作除《过去》《她是一个弱女子》等极少数的篇目外，大多以自我为表现对象。虽然也有善良、瘦弱的女子作伴，但她们的形象模糊，他并没有给她们多少表现空间，这少数女人形象比较单薄，只是男人受伤时抱着哭泣的对象，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安妮宝贝表现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大都市女性“游离者”的孤寂形象，以她个人的体验，让人得以窥视一个女性真实的自我。她笔下的女子是她观念中的漂亮，是寂寞而又美丽的，而男人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放弃从性别的意识对这个现象的关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此处理，最根本是源于对自我的坚持，是一种个人意志的形象化。
三
自叙传创作往往都以抒情小说为主。郁达夫和安妮宝贝在他们的自叙传创作中都不追求情节的复杂，不追求精巧的构思，而注重自己个人情绪的流动和心理现实的宣泄。他们也不着力描摹戏剧性的场面和人物的外在冲突，而是着力捕捉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情绪的起伏，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现实的因素较为单薄。郁氏认为文学作品的宗旨在于把真情实感和赤裸的内心袒露给读者，所以他大多采取直白呼喊的形式，极力迸发、尽情宣泄；而安妮则是靠激情、靠才气去写，但能真实地表达出现代人的心理困惑与无力挣扎。
在文体方面，郁达夫的自叙抒情，除《沉沦》的结构用了倒叙外，几乎都是按时间的顺序铺写，其结构非常单一。他大多数采取单线型的艺术结构，就是以一个固定的人物形象作为主线，如剥茧抽丝般把身世和情绪层层抽出，一线到底。只是郁达夫在结构的单线型的基础上，采用了回叙、插笔、内心独白、联想跳跃等手法，融情于景，融情于形象，使文气跌宕多变，显出单纯中的慰藉、直泻中的迂曲、凄厉中的委婉等较为深厚的艺术韵味。而安妮宝贝的自叙抒情，除在《彼岸花》中是平行的两条线，大多也是单线型的。但因安妮宝贝的创作是对死亡、宿命等命题的思考，而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又相对较弱，所以她做了适当调整。她常常采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使其作品总是纠缠着某种情绪；她还常常使用句子的反复这种反复吟唱的手法。安妮的创作中运用了这两种手法，使她的作品中一方面总是回荡着某种情绪的旋律，另一方面又能使人跟着进入她的那种情绪中，去倾听那种心灵的喧嚣。
伴随着自叙传的抒情，在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创作中大多都是单线结构，不重情节，而重情绪，为写情绪而写外在的客观事物。只是在具体的写作中，他们所用的写作手法并不一样。
四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都是处于都市边缘，他们也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去关注社会和人生，这在他们的自叙创作中也有所体现。
郁达夫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他是个小资产知识分子，他一直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郁达夫通过艺术化地袒露自己生活的隐秘和内心的隐秘，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他的爱国思想和对下层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同情。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强烈反抗精神，同时也表达了青年一代对爱情的渴望、个性的解放的要求，如在《沉沦》中是以爱情的苦闷为主线、实线，而以爱国忧愤作为辅线、虚线，既让它们交织在一起，又着重表现爱情的苦闷，这些在《还乡记》《海上通信》等篇章中可以感受到。
而安妮宝贝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的另类情感，展现了个体对生命的感悟，以及生活在大都市中的现代人的困惑。在世界上生存，尤其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社会中生存，女性往往比男性有着更多的难堪、更多的尴尬，因而她们常常会体验到那种虚无的困惑和自我迷失的焦虑，从而产生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感和飘零感。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都关注社会人生，在他们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并不只是代表一小部分人，而是代表他们当时社会的，他们也反映了下层小人物的悲哀。郁达夫作为男性，将五四时期男性所具有的社会窘迫感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且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随作者经历的思想感情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呈现出曲折向上的形态。而安妮宝贝则表现了现代部分知识女性、下层女性，不断地追求着自己真正的爱情和美好归宿，只是在不断的失望、不断的落空中，才变得玩世不恭、自我解嘲，即使这样，她们仍没有放弃，仍在寻找人世间的纯情，她们表现了作者和现代女性社会生活的窘迫感。
总之，郁达夫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吸引着当时的青年们，而现代的安妮宝贝作品也能够在网络上盛行，这都与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有关。他们都是处于都市边缘的知识者，孤独是他们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他们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去关注社会人生，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使人们能获得更多的自由。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有同也有异，本文试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只是想让人们更多地去关注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
参考文献：
[1] 钟海林.郁达夫小说和新女性小说的比较.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报，2004，（3）：30-33.
[2] 姚莉.绝望的歌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73-76.
[3] 黄志刚.都市悖论下的人生困境——论安妮宝贝小说创作.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57-59.
[4] 唐毅.本真生命的释放与真实艺术的探求——郁达夫创作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70-173.
关键词：郁达夫；安妮宝贝；边缘知识者；自叙传
自叙传创作，是郁达夫和安妮宝贝共同的创作方式。他们的自叙传创作不是自我生活的类似拷贝的纪录，而是借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虚构故事、抒发情感。在郁达夫总共五十篇小说创作中，属于自叙传性质的小说有四十余篇，他也曾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他的创作也让人相信他会把钱放在鞋里终日踩着，以表示对金钱的憎恶，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了他的风流成性、放荡不羁。这些只不过是他对自己的生活不同程度的夸大罢了，他是把偶然当作了习惯，把想象当作了生活。安妮宝贝创作了近百篇带有自传和半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她也说过：“在网上写的那些故事，是我的想象和往事，也是隐忍和潜伏的激情。”她的表态表明了她写的是她所经历和想象的，但并非指她与主人公完全等同。本文试作一个比较，分析安妮宝贝和郁达夫创作手法的异同。
一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处于不同的时代，一个是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大师，一个却是现代的网络作家，但两者都采用了自叙传这一创作方式，或多或少都与他们自觉游离于都市边缘有关。
郁达夫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然而他年幼时父亲就已去世，两个哥哥早年离家，母亲忙于生计，家庭十分清贫，他几乎是孤独地生活着。纵观郁达夫一生，孤单、寂寞、悲愤和颓唐情绪始终伴随着他：弱国子民的身份，使他只能压抑自己的需求，寻求异样的方式获得发泄；“城市里乡下人”的身份，使他感到与城市的隔阂；他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立场使他既憎恨金钱却又无法离开金钱；于是他游走于沪、杭之间，成了都市的边缘人。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安妮宝贝是现代的都市边缘人。安妮宝贝身上存在着70年代“迷惘的一代”的特征，由于她经历了改革开放，社会体制变革，生活在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网络时代，她易于接受新事物，渴望脱离父辈的生活轨迹，走向社会后的独立自主使其能有能力追求所谓的“小资”生活。然而她毕竟脱胎于传统生活，对旧传统的留恋、对新生活的迷惑，又有着农村（童年）—大城市（成年）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她的精神更加空虚，更加失落。所以在大都市生活的她，往往选择在边缘路线上行走，她的情感也很难融入普通众生的世俗生活，但从未妥协和放弃。安妮宝贝在创作中也塑造了许多都市边缘形象，如《下坠》中的艳舞女郎乔，《七年》中的蓝，……她们都很孤独，以单独个体的形式行走在都市人生的边缘，不被周围人理解接纳，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同事的温情关怀，她们身上充斥着飘零、不羁、厌世、孤傲、自闭、抑郁、伤感、虚无等特征以及那种无思想、无价值、无信仰的颓废人生态度。她们无法和现代化的需要相抗衡，却又想要保持自己心灵的独立。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都处于都市的边缘，孤独是他们独特的感受，但是郁达夫是忧郁、伤感、萎靡不振的，而安妮宝贝却从未妥协和放弃，她选择了自信和坚强。
二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都有一个固定的人物形象，这也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而且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他们“自我”的印记。
郁达夫创作的小说中，人物称谓有三类：如《胃病》《血泪》《薄奠》中的第一人称“我”；第二类是以人名称呼的，如《南迁》中的“伊夫”，《烟影》《东梓夫》中的“文朴”，《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过去》中的“李白时”；以及《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第三人称的“他”。诚然，不同的称谓可以让形象形成不同的特点，形成一个个特殊的“这个”，但是如果舍弃人物称谓，我们会发现这一个个的形象都具有作家本人的某些经历、感受、情绪和性格气质。
安妮宝贝小说里的那个令人心痛的女主角安、乔……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也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衫，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牛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如此打扮的女子，与另一名叫林的男人，“辗转于不同故事的情节与结尾，在时光和情欲的路途上颠倒流离，始终未曾逃脱宿命的手心。”这些女子没有固定的职业、固定的生活居住地，时常处于生活的变化和动荡中；在城市大多也是靠一种边缘职业为生：艳舞女郎，富商情人，自由撰稿人等。但值得关注的是安妮宝贝对自叙传也做了一些调整，如《七月与安生》，她说七月和安生都是她灵魂的一部分，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她灵魂的自我对话，也使她的个性的两方面——安逸的公主和流浪的野丫头得到充分展现。
所以在创作中往往借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反映他们无处安放的感情，这是郁达夫和安妮宝贝自叙传创作的特点。郁达夫表现中国旧社会男性“零余者”的潦倒形象，他的创作除《过去》《她是一个弱女子》等极少数的篇目外，大多以自我为表现对象。虽然也有善良、瘦弱的女子作伴，但她们的形象模糊，他并没有给她们多少表现空间，这少数女人形象比较单薄，只是男人受伤时抱着哭泣的对象，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安妮宝贝表现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大都市女性“游离者”的孤寂形象，以她个人的体验，让人得以窥视一个女性真实的自我。她笔下的女子是她观念中的漂亮，是寂寞而又美丽的，而男人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放弃从性别的意识对这个现象的关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此处理，最根本是源于对自我的坚持，是一种个人意志的形象化。
三
自叙传创作往往都以抒情小说为主。郁达夫和安妮宝贝在他们的自叙传创作中都不追求情节的复杂，不追求精巧的构思，而注重自己个人情绪的流动和心理现实的宣泄。他们也不着力描摹戏剧性的场面和人物的外在冲突，而是着力捕捉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情绪的起伏，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现实的因素较为单薄。郁氏认为文学作品的宗旨在于把真情实感和赤裸的内心袒露给读者，所以他大多采取直白呼喊的形式，极力迸发、尽情宣泄；而安妮则是靠激情、靠才气去写，但能真实地表达出现代人的心理困惑与无力挣扎。
在文体方面，郁达夫的自叙抒情，除《沉沦》的结构用了倒叙外，几乎都是按时间的顺序铺写，其结构非常单一。他大多数采取单线型的艺术结构，就是以一个固定的人物形象作为主线，如剥茧抽丝般把身世和情绪层层抽出，一线到底。只是郁达夫在结构的单线型的基础上，采用了回叙、插笔、内心独白、联想跳跃等手法，融情于景，融情于形象，使文气跌宕多变，显出单纯中的慰藉、直泻中的迂曲、凄厉中的委婉等较为深厚的艺术韵味。而安妮宝贝的自叙抒情，除在《彼岸花》中是平行的两条线，大多也是单线型的。但因安妮宝贝的创作是对死亡、宿命等命题的思考，而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又相对较弱，所以她做了适当调整。她常常采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使其作品总是纠缠着某种情绪；她还常常使用句子的反复这种反复吟唱的手法。安妮的创作中运用了这两种手法，使她的作品中一方面总是回荡着某种情绪的旋律，另一方面又能使人跟着进入她的那种情绪中，去倾听那种心灵的喧嚣。
伴随着自叙传的抒情，在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创作中大多都是单线结构，不重情节，而重情绪，为写情绪而写外在的客观事物。只是在具体的写作中，他们所用的写作手法并不一样。
四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都是处于都市边缘，他们也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去关注社会和人生，这在他们的自叙创作中也有所体现。
郁达夫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他是个小资产知识分子，他一直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郁达夫通过艺术化地袒露自己生活的隐秘和内心的隐秘，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他的爱国思想和对下层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同情。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强烈反抗精神，同时也表达了青年一代对爱情的渴望、个性的解放的要求，如在《沉沦》中是以爱情的苦闷为主线、实线，而以爱国忧愤作为辅线、虚线，既让它们交织在一起，又着重表现爱情的苦闷，这些在《还乡记》《海上通信》等篇章中可以感受到。
而安妮宝贝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的另类情感，展现了个体对生命的感悟，以及生活在大都市中的现代人的困惑。在世界上生存，尤其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社会中生存，女性往往比男性有着更多的难堪、更多的尴尬，因而她们常常会体验到那种虚无的困惑和自我迷失的焦虑，从而产生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感和飘零感。
郁达夫和安妮宝贝都关注社会人生，在他们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并不只是代表一小部分人，而是代表他们当时社会的，他们也反映了下层小人物的悲哀。郁达夫作为男性，将五四时期男性所具有的社会窘迫感生活展现在世人面前，且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都是随作者经历的思想感情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呈现出曲折向上的形态。而安妮宝贝则表现了现代部分知识女性、下层女性，不断地追求着自己真正的爱情和美好归宿，只是在不断的失望、不断的落空中，才变得玩世不恭、自我解嘲，即使这样，她们仍没有放弃，仍在寻找人世间的纯情，她们表现了作者和现代女性社会生活的窘迫感。
总之，郁达夫的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吸引着当时的青年们，而现代的安妮宝贝作品也能够在网络上盛行，这都与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有关。他们都是处于都市边缘的知识者，孤独是他们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他们都以其独特的视角去关注社会人生，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使人们能获得更多的自由。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有同也有异，本文试做一个小小的分析，只是想让人们更多地去关注郁达夫和安妮宝贝的自叙传创作。
参考文献：
[1] 钟海林.郁达夫小说和新女性小说的比较.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报，2004，（3）：30-33.
[2] 姚莉.绝望的歌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6）：73-76.
[3] 黄志刚.都市悖论下的人生困境——论安妮宝贝小说创作.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57-59.
[4] 唐毅.本真生命的释放与真实艺术的探求——郁达夫创作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17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