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出版的《艰难结晶》一书，该书是李国维、李国华等兄妹六人对父亲李逢春、母亲邓梅兰的回忆集。在李国华的丈夫、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的建议下，作者署名“陆仁”，谐“六人”之音，吕日周副主席并为该书写了后记。
　　
　　一、从台湾回到大陆
　　
　　1950年，妈妈从台湾回到大陆，迎接她的是三天两头抄家、无休止的审问。妈妈是爱国的，很相信中国共产党，她带着三个孩子从台湾回到大陆与爸爸团聚，自认为是无可非议的热爱新中国的表现。她这位从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的华西协合大学的硕士，在新中国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回到大陆，但她没有得到重用，反而在精神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巨大的压力和困惑使她的情绪变得很沉重，和我们讲话也很少。受到妈妈情绪的感染，我幼小的心灵也阴云密布。妈妈发现了我的压抑以后，蹲下身來，开始给我讲有趣的事，还教我们唱歌。
　　
　　二、妈妈教我一支歌
　　
　　妈妈教给我的第一首歌是《游击队歌》。在儿时会唱的很多歌曲中，唯有这首歌到现在我还能完整地唱下來。
　　当时妈妈深情地教我们唱着这首歌。我们那时年龄小，一面学歌一面向妈妈提问。我的两个舅舅和一个舅母全是国民党的高干，解放前夕跟随蒋介石撤退到台湾。我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教我们唱《游击队歌》呢？妈妈告诉我，《游击队歌》是贺绿汀在山西临汾时听了彭雪枫的精彩演讲后，激情奋发，谱曲填词，并在山西临汾刘庄八路军总部首演，在山西首先传唱，后來唤起全国民众抗日的热情。那时候，这首歌风靡全中国，唱遍了大江南北。妈妈说，每一位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都喜欢这首歌，你大舅和二舅也喜欢这首歌。
　　那时常常有一些疑团困扰着我，使我幼小的心里充满疑虑。比如，我上小学后问过妈妈，你是国民党员吗？妈妈如实回答说：“你两个舅舅是，我不是。但是你的大舅曾救过好多共产党员。他虽然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政治会议的秘书长，解放前也担任过山西省参议会秘书长，后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立法委员，但他个人没做过坏事。他人很正直，许多牺盟会员（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共产党员都和他有來往，比如薄一波、戎子和等，他们都是朋友，经常在一起研究抗日问题。”再比如，我常看着大舅、二舅与我们在台湾时的合影发呆，大舅他们穿着长黑袍，我在大舅身边站着，我妈说我好像“地蘑菇”。看着大舅、二舅伟岸的身材，我怎么也不能和小人书中的国民党员联系到一起，心里的疑团久解不开，常常问妈妈他们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妈妈说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全是抗日的，不过，后來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两个党都有精英在里面。中国共产党中她最佩服周恩來，对毛泽东的军事智慧和文学造诣也十分敬佩。
　　妈妈说：“你们的舅舅个人品质都很好，他们自己没干过坏事，但是他们站错了队，走错了路。”当时怎么说我们也不理解。妈妈只是说：“你们长大了会理解的。”妈妈不想多回答我们的问题，只是强调说：“咱们从台湾回來了，孩子们都要听党的话，政治上要积极要求进步。你们应该参加中国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共产党才是新中国的出路和前途。”我们兄妹六人中有五人经过比常人艰难的努力和考验，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并考取了大学，实现了妈妈对我们的期望。
　　后來我两次去台湾，两位舅舅对我们在大陆的发展都很满意。大舅说：“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汲取，但不能只停留在过去。常回忆过去，不面对未來的人出息不大。”
　　大舅对两岸的统一和国民党的热爱是始终如一的。这几年，为了增加国民党的选票，他让自己在美国的几个有选民权的儿孙全部回台湾给国民党投票。选举完之后，孩子们由于工作繁忙，在台湾住了一天后，全部又返回了美国。可是就这样也没有挽回国民党在选举中失败的命运。他叹息着。可见他对自己的组织，对自己的信仰的忠诚。为了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他都心甘情愿，他尽到了一个老国民党员的责任。
　　对于当时任总统的陈水扁，他的态度十分鲜明。看电视时，只要有陈水扁出现的场面，他就喊着要把电视关掉或让转到别的频道，此时大舅的神态和脸上的线条即刻严厉起來，态度之鲜明可见一斑。当时我被大舅那种神情震撼了，92岁高龄的大舅让人感到对维护“一个中国”的热切渴望。他对我说：“我们要永葆赤子之心，中华民族需要这种传统美德。”对于陈水扁，他说：“连祖宗都不要了，他的政权岂能长久！还有他那个水平很低的夫人吴淑珍，更是不知天高地厚，在美国的演讲还念念不忘标榜自己，事事想和宋美龄比高低，简直不知羞耻！”
　　现在我认为舅舅们和妈妈一样，都是正直的中国人。虽然政治立场不一样，但他们都能客观地面对现实，坚定地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是无可非议的优秀的炎黄子孙。
　　
　　三、抄家的困惑
　　
　　小时候，被抄家对于我家來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抄完家后，我虽然很小，也要帮着妈妈收拾东西。妈妈一脸被误会的忧伤、焦虑，常常在眼镜背后溢出一串又一串止不住的泪水。
　　“怎样能不让他们來抄家？”我幼稚地问妈妈。妈妈常常是沉默不语。妈妈有时也低声地告诉我，家里的收音机、沙发和较为贵重的家具全部贱卖掉了，免得被怀疑说咱们收听敌台或生活富有，咱们要过贫下中农的日子。妈妈还说她的学历是大学毕业，解放前曾当过中学教师，回大陆后，由于组织在爸爸的档案中规定不让妈妈参加工作，她只能做家庭妇女了。她决定多生几个孩子，那样就不会怀疑她搞特务活动了，因为要照看孩子，从时间上就没有了这个可能。
　　改革开放以后，两个舅舅把他们保存的父母的一些证件从台湾捎回來，看了这些证件，我们大吃一惊。我这才知道妈妈原來是华西协合大学的硕士，爸爸解放前也曾当过阎锡山政府的文职高官，在战区行营克难坡是少将待遇。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任命他为五台县县长，但爸爸未曾到任。一贯低调的父母亲为了不让我们担心，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很多情况我们全然不知。
　　妈妈为了减少抄家带來的不必要的麻烦，先是把凡是姥姥、大舅一家、二舅一家的照片全部烧了，解放前的照片一张不留，最后连我记忆最深刻的妈妈回大陆时带着我们三个小孩子照的一张四人照，也都剪成一个人一个人的分离开來，到后來只留下我们每人一张单人照。因为妈妈当时是烫发照的相片，她怕让人看着不太朴实，会被当成“四旧”，也没留下來。那时我年纪小，妈妈把台湾的姥姥、大舅、二舅的照片处理掉后，大舅、二舅的印象也从我们的脑子里逐渐模糊了，只是朦胧记得他们高大的身躯，穿着长袍站立着，中间有几个小孩穿插在他们旁边，虽然很不协调，但是很有时代特点。
　　没有了照片，我常常怀念妈妈带我们照的四人照片，照片上，我依偎在妈妈的右侧，四人照片中的妈妈永远铭记在孩子们的心上。
　　直到近年，我去台湾看望两位舅舅，觉得非常陌生，因为儿时对他们的印象一点也没有了。二舅说：“你坐飞机从大陆到台湾时，还是我一直从大陆抱着你來的呢，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仔细看來，哥哥和大舅长得一模一样，不仅面孔像，身材也像，一副挺直的男人形象。二舅则和妈妈长得极像，虽然90岁的人了，清秀的影子还写在脸上。我对大舅说：“大舅，你长得像我哥。”大舅笑眯眯地说：“是你哥长得像我，不是我像你哥。”大舅威严的神态、幽默的谈吐，让我立刻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有一个印着“美国制造”的帆布小包，是妈妈从台湾带回來的，当时由哥哥背着，装小吃用。这个小包引起了抄家人的注意。妈妈说本來没什么，只是上面用英文写了些产地之类的标签，懂英文的人一看就明白。但是抄家时作为重点带走了，并且一直审问妈妈。之后，妈妈方才感到，要尽快把台湾带回來的东西及家里的一些英文书籍全部处理掉，以免后患。
　　有一次，为了不让抄家的人为难我的妈妈，我曾决定和他们一起抄家。我把衣柜里的东西像他们一样扔在地上，学着他们的样子翻开让他们看，也表示出主动配合的意识。可是他们有时竟然把我推得老远。
　　他们走后，妈妈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如实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妈妈郑重其事地蹲下來摸着我的头说：“咱们是清白的，只是想回來和你爸团聚后为新中国出力，没别的。他们不相信，让事实去证明一切吧。你现在小，不懂事，但是你记住，当你没有做错事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要负责任地、如实维护事实的真相。”妈妈含着泪讲这番话，所以我记忆深刻。
　　妈妈铁骨铮铮，她把误会和痛苦埋藏在心里，展现给我们的永远是清新明朗的形象。妈妈用真理去启蒙、教育并灌溉着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心灵，告诉我们：“腰可弯，脊梁不能弯。”妈妈用自己的行动，在孩子们心里树起一根不能弯曲的脊梁，让我们站直了做人。她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做人一定要守住这条清晰的底线，一定要有做人的正气与风骨。”她的脸上，能看到生活的蹉跎带给她的沧桑和沉默，能看到拉扯我们八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夭折）带给她的辛苦和操劳，还有她为处于困境中的生活产生的焦虑和忧愁，跌宕起伏的人生让她看起來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衰弱很多。妈妈永远都默默地承受着，藏住艰辛，让我们尽可能快乐地拥有正常的生活。